鲁迅也有过「不能写，无从写」的困境
我已经一周没有更新公号文了。懒当然是一个缘由，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对近来有些话题，也曾想下笔写几段话表达一下孔见，可转而再思，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在当下基本属于卖力不讨好的事，常被心中充溢正能量的年轻人嘲讽为“古墓派公知”——归于行将就木却还要饶舌的讨厌鬼；被嘲讽之余，很可能这些辛辛苦苦写下的文字突然消失了，让人沮丧不已。
于是，只能拉拉杂杂、漫无边际地看书。重读《鲁迅全集》时，大先生的一段话触动了我：
这段文字很美，描摹景物，抒发心情，恰到好处。把一个人在他乡晚上面对大海的孤独寂寥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1926年9月初，鲁迅应老友林语堂（时任厦门大学国文系主任）的邀请，从北京经天津、上海，抵达厦门，任厦大国文系和国学研究所教授。但来到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不久，鲁迅的兴奋劲消失了，他陷入了和顾颉刚等人的笔仗，厦大国文系的保守气氛亦令其不满意。四个多月后离开厦门，去了广州，开始和许广平一起飘荡江湖。
鲁迅站在厦大图书馆楼上那一段孤独感，和他那时个人的境遇以及大的时政环境颇相契合，45岁的鲁迅遇到了大约他一生中最大的心理和生存困境。从年岁上来说，这个年龄左右对男人而言是焦虑感达到了顶峰的时期，年轻时的梦一个个幻灭了，未来的路还看不得太清晰，而自己又未到完全放弃希望的暮年，还有种种不甘心。
于鲁迅而言，这种“中年危机”似乎更猛烈。因为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倒行逆施等原因，他和顶头上司章士钊闹翻了，断然辞职，离开栖身14年的教育部，用现在的话来说，即告别了体制。更令其伤心的是和二弟周作人反目，骨肉而成寇雠，八道湾那个兄弟共居的大家庭已不容己身。和许广平的关系公开，多多少少让他受到一些舆论的压力。在1926年的秋天，鲁迅于体制于家族，都成了不折不扣的“逐臣”。他不得不离开北京，一个人在厦门呆了四个多月。
再伟大的人，也有过犹豫、彷徨的时刻，鲁迅在南海的孤岛上，想必也曾如此。以他的才华和名望，生存下去自然不成问题，可毕竟离开了长达十几年的舒适区，对任何人都会有心理冲击的。鲁迅虽然只是教育部佥事兼科长，但当时部院的科相当现在的处，且没那么多下设机构和职位，中央政府是“科长治国”，日常政府主要由科长们在运作。所以鲁迅一开始并没有完全成为一位自由职业者，而是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有个被社会看重的身份。在厦门期间，时在广州的许广平写信给鲁迅鼓励他和原配妻子朱安离婚，但鲁迅又不能如此。朱安是母亲送给他的“礼物”，来周家二十年，尽心尽力伺候婆婆，鲁迅对朱安没有感情，但按照传统道德，朱安于周家有恩，他不可能恩断义绝到把朱安给“休掉”。
鲁迅到了革命策源地广州后，广州的政治气氛让其失望。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总是能秉承独立之意志，用自己的视角来观察、分析事物，而不被流俗所左右。其发表言论，不但不向权势低头，亦不屈从人情，不迎合庸众——很多时候，不媚众比不媚权还能做到。
对袁项城和北洋政府，鲁迅有过很多批评。如评论袁氏当国时的白色恐怖：“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伪自由书·〈杀错了人〉异议》）。”他嘲讽项城称帝的闹剧：“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呵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了。（《而已集·扣丝杂感》）”可他到了南方，特别是国民军北伐胜利迁都南京后，他发现新政府对中山先生的“造神”之势比北洋时期厉害多了。民国政府修建中山陵，南京市民谣传陵墓竣工时的石工将摄取幼童的灵魂，以合龙口。当地百姓家家在幼童的左肩悬一红布，上书“太平歌诀”以压胜之，其中一首曰：“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鲁迅对此评论道：“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罢，被遗弃了的现实的现代，在后面恭送你的行旌。但其实还是同在。你不过闭了眼睛。不过眼睛一闭，‘顶石坟’却可以不至于了，这就是你的‘最后的胜利’。（《三闲集·太平歌诀》）”这段文字对“国父”微含讥讽。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国民党对亲共的青年杀戮之残暴，远甚于袁世凯和北洋政府。1928年3月国民党在湖南杀死郭亮等三十多名革命者，其中包括几位未成年女子。杀戮后还有枭首、陈尸示众，引来当地百姓成群结队来观看女烈士的尸身。鲁迅批评道：
南开大学李新宇教授曾说过：“鲁迅一生经历的这三个国家：一个是帝国，一个是民国，一个是党国。他背叛了爱新觉罗家的帝国，拒绝了国民党的党国，唯一亲近的并且为之服务长达14年的是摇篮里的那个共和国，也就是五色旗下的那个民国，也就是被我们的教科书涂抹的一片昏暗的所谓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的那个民国。（《还原大先生》）”我赞同这段话的判断。在北洋时期，教育部佥事周树人这一官员身份和文学家鲁迅这一公知身份虽然也有冲突，但大致还能协调统一于一身。等到国民党定鼎金陵，鲁迅更不可能重回体制了，他只能选择自甘“边缘化”，在上海虹口地区的“半租界”做一位自由写作者。
从厦门孤岛突围的大先生，走出了“不能写，无从写”的人生瓶颈期，一直写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梦兰州，念兰州
最可怕的滥权是自以为在维护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