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48期 吴莹：我的群际关系与文化心理研究

【作者简介】  吴莹，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2013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主要研究领域：文化社会心理学、群际关系心理学。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Intercultural Relations、《社会学研究》、《心理科学进展》、《青年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专著《文化、群体与认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2016）。曾担任CSSCI集刊《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九辑和第十二辑执行主编。

【写在前面】 接到石头君的邀请深感荣幸，同时也有几分不安，一直琢磨前几年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可以给读者带来怎样的启发与帮助。我个人的经历比较平常，没有海外留学的背景，没有惊心动魄的田野调查过程，本科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心理系，而后师从杨宜音老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接受硕士和博士的训练，现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混迹于社会学圈的社会心理学领域。

后来想，我的心理学出身，之后涉足社会学、民族问题的跨学科经历，也许还有点独特性，可以写一写。我也乐于与学界同行及正在念博士的师弟师妹们分享这些年接受社会心理学系统性训练的经历，曾经任性地跟随好奇心、追逐自我兴趣的过程，如何在专业训练中磨砺耐心和责任感的过程，以及作为女性研究者平衡工作与家庭的经历。如果这些可以起到正向作用，再能激起些共鸣就更好了。

一、绝非偶然：开题时的质性研究最终变成了心理学的实验研究

大名鼎鼎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曾在他的自传《绝非偶然》中非常“社会心理学”地诠释他的人生：人是情境性动物，个人自我的选择与观念都不是离开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的偶然。读后深以为然，回顾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也同样的“绝非偶然”。

2013年6月，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文化接触中的族际认知偏差与沟通：以回族与汉族为例》。论文的研究方法用近期较火的概念来说，是一种“混合式”研究方法：在预研究使用了访谈法，访谈了生活在城市中并有稳定工作的回族青年对文化变迁的态度；在正式的研究中，4个使用实验法，1个使用问卷法。这篇论文从方法与理论构念上看可以算做是社会心理学中的文化与认知范式，在研究对象与内容上是一个关于群际沟通与民族心理的研究。这个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选题，也开启了工作之后与民族心理相关课题的研究。 

图1 答辩后与赵志裕老师和杨宜音老师的合影

回顾开题到开启调查研究的过程，却充满转折。硕士毕业的四年后，2010年我考回硕士时的母校，重返社科院社会学所跟随我的导师杨宜音老师念博士。当时导师承担了一个雀巢公司的横向课题，题目是“当代中国人关于身体和饮食的基本观念及其传承流变”，一年结项。身体、饮食、文化、日常生活、价值观念这些主题我很感兴趣，博一那年，我一边学习博士的基础课程，一边在杨老师的指导下与其他师友合作开展这项研究。在设计问卷，组织访谈，与雀巢公司研究代表进行英文交流中大长见识，在与诸方愉快合作及导师的点拨中自感成长迅速，对完整做完一个研究过程清楚很多。

到了2011年11月，所里组织博士论文开题，和导师商量后，我交了一篇名为《家庭饮食中的权力协商及文化传递》的开题报告，准备延续雀巢课题的研究主题，探讨饮食与家庭中权力协商、文化传承与同辈群体中社会共识等主题的关联。这年底，在导师的牵线搭桥下，赵志裕老师被社会学所作为“千人计划”外国专家引进，兼职在社会学所工作三年。赵老师第一次来所时，导师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报告会，也安排我在会上讲述博士论文研究计划。我将给雀巢研究报告中的问卷数据部分切出来，在会上报告。

那是一部分关于对他人饮食观点的知觉如何改变个人饮食口味与食物选择的数据，看上去是问卷的数据，实际包含一个小的实验情境设计，检验对他人口味的知觉、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的密切程度能否改变个人的饮食选择，想用这个实验启动情境模拟一个小的文化变迁过程。赵老师听后建议设计一些有文化禁忌的饮食情境，尝试能否启动被试对文化变迁的不同态度。回来之后，我一直琢磨到哪里寻找有文化禁忌的饮食情境？该寻找怎样的被试？后来想到也许可以在回族被试中使用穆斯林的清真饮食禁忌实现这个实验设计。

但要是这样，博士论文就得发生内容上的大转变，从开题计划的定性研究转到实验法的定量研究，从以饮食与家庭为主旨的内容转变为偏重对文化变迁过程认知的文化心理学研究。导师从我的角度考虑，认为这一转变可以使我在研究方法与研究领域上受到进一步的训练与拓展，所以也认同研究主题的这一转变。

转眼过了春节，2012年春天赵老师开始他在所里为期三年的工作，我的博士论文也有幸在杨老师与赵老师两位功力深厚的社会心理学家的共同指导下开展下去。赵老师当时在南洋理工大学任教，每月要从新加坡飞来所里报到，我和两位老师的见面的频率也变成一月一次。这种一月一次非正式约定的导师见面，也在无意之中帮我规划时间，安排论文的进度。我通常在这一个月的间隙做好启动材料和问卷，收好数据，做好数据分析和PPT，攒下我的困惑和疑问等。

在赵老师那间标有“赵志裕”名牌的办公室曾留下过三人讨论的身影，两位老师的指导模式很特别也难得，讨论中他们并不把我看作学生，而是如同合作伙伴；好像也不是在做我的博士论文，而是做一个大家共同的课题，所以这篇博士论文也是老师们的心血、思考与创造力的凝聚。

完成博士论文后，再回首当时的选题过程，我一直在想当初为什么选择关注回族文化变迁的话题？是偶然还是必然？一方面是研究范式方面受导师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对他文化亲身接触与体验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2010年夏末，我参加了第四期社会心理学暑期班，这期是在西宁，期间去西宁大清真寺参观，至今仍清晰记得那幅画面：落日余晖的柔和光线中，无数身穿白袍头戴伊斯兰帽的回族男子从礼拜殿里走出，场面宏大，多数人面色红晕、精神饱满，干净的浅色衣着散发着“清真”文化的魅力，和着寺里阿訇为游客演示的悠扬而古老的唱经声，使人顿生对穆斯林文化的尊重与神圣感。也是在这个暑期班间隙，我和暑期班同学跟随杨老师去青海南部的热贡地区，住在杨老师的藏民朋友家，体验藏民的真实生活，参观原汁原味的藏传佛寺以及纯正的唐卡工艺，这个经历同样给来自汉族地区的我带来感官的冲击，切身体会什么叫做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与丰富性。 

图2 西宁大清真寺礼拜结束

后面再读到少数民族地区在全球化、现代化与城市化过程中遭遇的文化变迁及其带来的积极与消极效应，例如少数民族如何应对城市化问题、少数民族青年的教育、就业与文化适应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与文化保护等等，再结合上面两次切身文化接触，我对群际关系及文化变迁的探索超越书本与论文，成为一种牵动自我情感、具有使命感的关注。

二、在数据中寻找讲故事的线索

写好论文就是讲一个线索清晰的好故事，这是赵志裕老师在暑期班上讲到论文写作时强调的。好故事需要研究者奇思妙想提出创新性假设，更需要严密的论据来论证展开。不算预研究中的访谈，我的博士论文做了五个研究，也算是讲了五个故事。

五个故事之间存在递进关系，研究1探讨回族人在启动文化变迁情境时对本民族文化持何种策略进行保护；研究2启动汉族人面对其他民族（回族）文化变迁时，有怎样的情绪及策略反应；研究3启动共情模式，让汉族想象回族人面临的文化变迁时，回族人的反应，以此与研究1中回族被试的真实反应进行比较；研究4探讨文化意识形态（族群中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会聚主义）如何影响汉族人对回族人文化变迁的知觉；研究5探讨沟通能否减少汉族人在族群文化认知上的偏差。实验法也是定量研究的一种，如同社会学的定量研究一样，在设定好的问卷中寻找可靠可信的变量是讲好故事的难点，所以前期设计问卷，后期构建变量，然后寻求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显著性差异，是这篇博士论文的核心部分。

图3  答辩现场展示实验启动图片

博士论文完成后，又开始想如何将这些研究分成几个故事写成论文投出去发表。第一篇论文在导师和赵老师的指导下，变成了启动违反清真文化规范，将会激发回族人在政策与日常交往中更强烈的保护文化纯洁性倾向，消极情绪反应在其中起中介作用的故事，这篇文章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Intercultural Relations上，过程还算顺利。后四个研究我整理成中文论文，前后投给国内心理学与民族学里的两个大刊，都被拒绝了，事后总结原因，一则是题目敏感，再则就是缺乏鲜明的、清晰的故事线索，因为没有清晰的线索而使文章的论述显得松散，原本创新的角度也看不出创新之处。这篇论文至今还在厘清故事线索的修改之路上。

我的两位博士论文指导老师都是善于在数据及材料中寻求支撑论据的行家里手。杨老师当年的博士论文，“自己人：一项关于中国人关系分类的研究”，取材于丰富的日常生活，曾在一家婚礼上让主人根据彩礼礼单进行现场的关系分类，寻找中国人日常关系分类的依据。赵老师善于在一堆琐碎混乱的数据中，进行概念与变量的建构，常常使一堆低质量的数据派上用场，在暑期班的分享与文化混搭研讨会上也拯救了不少实验者的数据与信心。

我也从两位老师身上学到了一些在纷繁材料中寻求故事线索的皮毛。去年，我和杨老师、同事卫小将及同学陈恩合写了一篇论文《谁来决定生儿子?——社会转型中制度与文化对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这篇文章始于2010年博士一年级参与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刘中一老师主持的福特基金课题“倾听妇女的声音：中国计划生育口述史”，我做其中之一的访谈，访谈女性遭遇计划生育的故事。

整理好访谈资料，我发现自己陷入对女性生育选择的共情而产生的无力感中，很想把这个访谈资料写成一篇论文，表达一下个人的关注。2012年我以《村落文化的文化心理机制模型：共享现实性理论的视角》为题，写成论文投给了《社会学研究》，文中借鉴康萤仪老师的动态性文化建构模型，通过对70后女性及80后女性的生育选择及个人遭遇的对比，提出共享现实作为文化认知的基础是影响女性生育的主要因素。投出去后编辑老师的回应是理论模型与案例并不完全匹配，案例似乎不能充分验证理论，建议修改后再投。

当时夏传玲老师在给我们上研究方法课，我把这篇文章拿给夏老师看，夏老师一针见血指出理论与案例是两张皮，缺乏详尽的分析，和编辑老师的意见一致。夏老师在邮件里提醒到，写一篇论文应该是知识的创造者，而不该是知识的搬运者，搬运知识是教科书的事。夏老师是学生眼中的男神，文章得到男神这样的评价，我有些心灰意冷，这篇文章放在那里，再也不想多看一眼。

直到2014年，刚参加工作不久，备课之余我又把这篇文章翻出来，看了些女性与生育的研究文献，中国女性的“非自愿生育”、“传统文化与计划生育制度”这些概念在头脑中反复出现。后来看到彭玉生老师在《社会》上发过一篇定量研究的论文，分析传统文化与制度的互动对人们生育行为的限制，这时才对自己关于制度与文化因素影响女性生育的假设有些确定。接着开始着手寻找可以支撑观点的访谈材料。一次去内蒙开会的火车上，我和杨老师讨论了这篇重写了一半的论文，杨老师建议将文化-制度作用力的强弱程度，分成四个类型，强强、弱弱、弱强、强弱，然后结合已有材料进一步论证。

回京后很快写好再次投给《社会学研究》，编辑老师觉得文章还行，送出去外审。之后又经过三次评审专家的返修意见，补充了一种类型的访谈，对重要概念进行清晰化，删减增添无数文字，以1980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类型社区（村改居社区、曾经的单位制社区、当下呈空壳化的农村社区）为分析单位，在理论上分析女性生育决策受社区中文化与制度的影响过程，以及文化与制度之间此消彼长的互构过程。

在一次小范围的讨论会上，有位长期做农村研究的研究人员指出，这篇文章缺乏长期的田野观察与浸润，有材料拼凑之嫌。当时我直觉她的批判很武断，在琢磨如何回应时发现，“拼拼凑凑”寻找材料也正是这篇文章写作方式的新意，这篇稿子虽然不是长期田野调查的记录与总结，却是一个在诸多材料中建构理论、寻找故事线索的过程，建构观点再缜密谨慎地验证它，这也可以作为质性研究的另一种路径。

三、跨学科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与方法混搭

博士论文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次理论、方法与开展研究的系统化训练，也为之后工作开展奠定基础。博士论文中关心的族际关系、族群间文化沟通问题在进入民大工作后被拓展，关注领域逐渐放大。备课所需，我仔细读了民族社会学与政治心理学的相关著作，例如马戎老师的《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和国外学者编写的《政治心理学》等，有强烈的体会是：在某些问题的探讨上，学科之间的距离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例如群际关系是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的重要部分，大量研究围绕着美国种族问题、族群偏见、群际歧视、对弱势群体污名化与刻板印象展开，形成重要的群际关系心理研究范式，而同时族群关系、族群同化、族群互动过程却也是民族社会学与政治心理学中的核心课题。

工作后，我也接触了很多民族学领域的研究，在民族类期刊论文的阅读中受益颇多。也是在这种熏陶中，我把博士论文探讨过的抽象族群互动问题还原到日常社会生活及真实的民族互动中，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关注。例如对西欧穆斯林青年群体的关注，对极端主义与少数民族青年的关注，从民生、社会保障、政治参与等制度角度重新审视少数族群身份认同的问题，这一关注始于硕士论文、在博士论文中延续的群际关系研究一脉相承，却比之前从心理学范式着手的重视抽象概念与理论的研究上多了些社会现实性。后来我写了一篇较长的论文《文化会聚主义与多元身份认同》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九辑的文化混搭心理研究主题中，也申请到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探讨关于少数民族青年身份认同、不确定性认知与群际行为问题。

在写完《谁来决定生儿子?——社会转型中制度与文化对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这篇论文后，我对制度-文化两个维度如何个人心理行为更加关注。我又试着从制度-文化两个维度重新审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直至普通身份认同的影响。尝试将文化-制度等社会宏观因素应用在民族心理研究是未来的研究目标。

回顾起来，这段学术兴趣与认知的形成是一个跨学科的历程，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被激活。过去的跨学科研究实践，与如今在民大跨学科工作环境，与诸多社会学、民族学出身的同事交流的经验，使我十分受益，这些让我学会一种从问题出发，根据问题选择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习惯与思维。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就是实验法，问卷法，访谈法和内容分析法等各种方法的混搭。

四、玩乐态度与作为志业的研究启蒙

一直认为玩票的心态是学术研究的高境界，不为稻粱谋，不为五斗米折腰，纯粹好玩，出自好奇心，做个小研究，写篇正经的大论文或不正经的科普文章，抒发胸臆或记录下自己那点发现，人生就很美。玩票是学术大牛才有资格和条件做的，我自知做不到，但是玩乐的态度却一直在研究中实践着。

在每年研究生的开题报告会上，我常常追问学生，什么触动你想要做这个研究？然后让学生抛开他们本来的理论解释，在最关注问题上展开，帮他们循着自己的关注点寻找进一步研究的思路。这也是在杨老师和赵老师那里学到的独特方式。哪些现象最好玩，哪些方面可以启动你的学术热情、让你有非研究不可的冲动？自己的关注是什么，先把这些弄清楚，再想那些理论支撑与文献论据的事情。好的研究往往与研究者个人经历密不可分，这句话也可以说成，好的研究往往包含着研究者个性鲜明的自我，没有自我的研究没有潜力，也较少创新。

我和我的学生曾合作过一个小研究，后来写成论文《“玩耍”中的阶层区隔——城市不同阶层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发表，期间带有几分玩乐精神、自觉愉悦的经历却让我很受用。那时儿子两三岁，我常常给儿子买各种玩具，一边感慨玩具的价格不菲，一边又为他对玩具的短暂兴趣而烦恼。后来看到一个家教专栏作家三川玲写了关于玩具和玩耍的文章，我发现这位作者及其她的读者群具有明显的阶层特点，在玩与玩耍的主张中具有中产阶级特有的观点与行动，我觉得这个作者及其读者群可以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好好分析下。

后来安妮特.拉鲁的《不平等的童年》启发，作为一个小孩的母亲，我当时也深切感受这种阶层间养育观念的差异在中国社会更加明显，中产阶级结构化的协作式养育，与底层家庭放养式的养育在中国存在，同时重视能力多样化与将学业作为阶层上升与流动唯一通道的差异，在中国中产阶级与底层家庭中也有明显分化。在这个基础上，我和我的学生从玩耍出发，就做了那个探讨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家庭与城市农民工家庭的家庭教育观念的对比研究。

玩乐态度可以充分发育研究者的好奇心，但是对于学术研究这个严肃的、长期的职业分工来说，并不太够。学术研究更像是一种志业的追求，带有社会关注、职业道德的责任感、耐心与坚持。马克斯.韦伯在1918年《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稿中提到，热情与灵感对于学术研究很重要，但是专业化对于研究者来说更重要。这点在我十几年前最初踏入社会心理学领域中就有较深的体悟，没有系统化的专业训练，那些让人振奋的想法与灵感就是空想的泡泡，留不下一点痕迹。

我是一个天性散漫的人，念大学时一边逃心理系的课程泡图书馆沉迷在当代文学中，去中文系选修课程，读研时曾一度沉浸于电影世界，泡图书馆研读欧美电影史。就这样在专业系统化训练之路上捡着芝麻，丢了西瓜。这种状况直到师从导师念硕士才被改变。

社科院的培养模式很特殊，受招生名额所限，每位导师每年甚至几年只能招1个学生，大家戏称这是社科院特有的“师徒制”培养模式。我受惠于社科院这种独特的师徒制，从硕士到博士，在这种师徒制中我受到导师尊重学生兴趣，根据学生个性因材施教的系统性训练。

导师治学严谨，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们要求也很高。硕士论文开题后，我决定做农民工子女被歧视感的研究，在当时的2004年，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刚刚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他们社会心理层面的关注鲜有所见，也因而缺少这一题目的文献。当时导师指定我去看《美国社会心理学手册》（American Handbook of SocialPsychology），熟读里面《污名》及《刻板化、偏见与歧视》两章，学习美国人在种族歧视、族群关系研究中的新理论。该手册被研究者认为是社会心理学的圣经，涵盖社心的主要领域，每四年出版一次，每章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综述，主编与每章的撰写者均是该领域的大牛。当时对于一个不习惯英文阅读的文学青年来说，这本书实在难读，语言不通，内容也显得过于专业，用“啃”来描述当时的状态最形象。回忆起来，这每章几十页的综述我好像花了几个月才读懂，写在文献综述里。

后来读博前，我又参加了导师组织的群体过程与群际关系心理研究的读书会，在英文文献中仍然懵懵懂懂，甚至有点痛苦。几乎同时在2009年和2010年的那两年，英文文献阅读任务在赵老师与康老师主讲的社会心理学暑期班又被迅速扩展。这些比个人能力略显超前的系统性文献阅读，为后面读博期间打下扎实的基础，使博士几年较少因为语言产生畏难情绪，英文文献成为支撑论文论点、实验设计、变量选择的基础与利器，使接下来的研究游刃有余。

写作是专业化训练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也同样受益于开始于硕士的训练。2004-2005年我去北京太阳宫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AM小学做访谈，从校长到学校的孩子们，我搜集了很丰富的材料，态度认真，规矩地设计问卷，在问卷中筛出有强烈被歧视感的孩子，再对他们分组进行焦点组访谈。材料很丰富，却不知道如何落笔写，也不知该把那些材料放在怎样的讲述框架里叙述，如何安放看过的那么多关于偏见歧视刻板化与污名研究的英文文献。不落笔永远写不出来，那段基本是硬着头皮，挤牙膏般的写作过程，写出来拿给导师看，再被骂回来修改，就这样一点点地熬过去。

毕业答辩前在一个报告会上讲述硕士论文，当时做农民工子女社会心理及身份认同的研究很少，反响还不错。之后论文答辩在系里也得了优秀，在场的罗琳老师和吴小英老师建议我将论文拆成两部分，投给两个社会学好刊物试试。因为惰性，磨蹭了几年，只改出来一篇，算是第一篇学术论文，算是在导师严厉敲打与拉扯下迈出的第一步。

我佩服很多同行在本科期间就有意识写文章发表，在作为志业的学术之路上早早开蒙、主动写作，而我始终如同被揪着耳朵懵懂行进的学童，是一个被动的开头。

总的来说，好的研究者犹如商人与手工业者的结合体：要有发现研究问题的独到视野，如同商人寻找商机去寻求好的idea，还要有如同中世纪行会手工匠人吹毛求疵的雕琢功夫。这样学术研究才能称得上一种志业。

五、大环境与小圈子

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可以作为中国社会学的试验场，这是很多社会学家的共识，对研究者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同样，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在这样的社会转型中也面临机遇，这与社会心理学重视社会情境的学科诉求密切相关。社会转型与变迁催生无数群体，作为行动者人们也在不同群体中流动，对身份与认同感的确认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主题。

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研究，虽然研究被试群体不同，但却有着对群际关系这一主题的连续性关注，硕士论文对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及污名身份认知的探究侧重于社会认同理论，偏向于欧洲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博士论文对回汉之间文化认知及沟通的研究偏向于近些年发展起来的文化社会心理范式，但群体类别、群际关系的主线却贯穿始终。追根溯源，这与作为研究者的我同样身处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中密不可分。

2004年开始做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研究时，正值农民工子女作为城市弱势群体进入公众视野的开始，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就业问题、未来的归属，是农民工父母的担忧，也是政府社会治理重要日程问题之一，甚至是作为对照群体的城市居民的关注。所以在那时农民工、农民工子女的研究成为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焦点。2012年开始着手做实验收集数据，等这个民族间文化认知与沟通的论文完成，也发现民族关系问题在国内也逐渐成为热点，民族关系与认同问题的探讨超越民族学的边界，进入心理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等学者的视野中。到了2015年我申请关于少数民族青年的不确定性认知、民族国家认同与极端行为的课题时，西欧穆斯林青年带来的危机、中国内地出现的暴恐事件、一带一路的发展规划等热点与焦点已经将民族关系研究摆在研究者面前，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无法绕开的课题。

回顾这些历程，我发现自己的研究无意追逐热点却追逐了热点，这不是因为我有预见性，而是因为研究者作为社会的普通一员脱离不了社会情境的约束与限制，同时作为研究者的我个人也很享受这种社会情境带来的启发与思考。

作为职业研究者离不开专业共同体的启发。博士论文及之后的研究深深受益于杨宜音研究员、赵志裕教授与康萤仪教授三位老师组织的“中国社会心理学高级暑期班”，这个暑期班始于2007年，2015最后一期结束，历经八年，学员针对国内社会心理学界年轻学者。我于2009年和2010年分别参加了在昆明第三届和西宁的第四届暑期班。在暑期班中也受到系统的文化社会心理学训练，接触到众多丰富有趣的文化社会心理学前沿研究，掌握了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在暑期班中深刻体悟到三位老师“立足于社会现实、问题导向”的研究理念和老师们培养年轻人，塑造学科共同体的责任感。2013年“中国社会心理学高级暑期班”又以“文化混搭心理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形式每年两次延续至今。

图4  2010年第四期暑期班部分学员和老师在坎布拉合影，前排左二是杨宜音老师，第二排左三是康萤仪老师

在暑期班这个共同体中，不仅学习知识，也收获友谊，与暑期班多位同窗好友的切磋琢磨，研究得到长进。今年年初我与暑期班好友韦庆旺、邹智敏合写的《文化与社会心理学》一书的出版，也算是在暑期班共同体中受益的见证。暑期班作为学术共同体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延伸其知识无偿性的合作，《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作为CSSCI集刊，以每年两年的频率出版，至今有12期。也算是暑期班共同体的结晶。从八年的暑期学习到如今每年两届的文化混搭研讨会，学术共同体的公益、无私、共享、互助的精神不断从上一代研究者那里传递下来，作为一个受益者，在“坐享其成”的同时，我也愿意继承前辈研究者的奉献精神，为之服务，我有幸与赵志裕老师合作，主编第九辑与第十二辑的文化混搭心理研究专题。

图5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九辑文化混搭心理研究

六、作为社会人的研究者

对比硕士与博士的论文写作经历，发现这两个过程有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博士期间因为生了儿子，时间分割成零碎的小块，需要在家庭与学业之间平衡精力与时间，与硕士随意散漫的状态完全不同，我常常在儿子睡着的时刻偷空读读写写，博士三年除了完成毕业论文，还写了几篇文章，毕业后陆陆续续发表出来。

女性在家庭中的承担大于男性，女性对家庭投入的时间与精力使之在职业上升中也远远落后于男性。工作家庭平衡是每个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职业女性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女性研究者更甚，研究、思考、写作本是耗费精神，需要长期沉浸其中的工作，而这些思考与沉浸与琐碎的家庭生活又相互冲突。有段时间我困惑在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中，但是另一方面看，自从儿子出生，自觉工作效率被大大提升，在每天有限的2-3个小时的有效工作时间里，却高效率地完成博士论文和发表的论文，一边佩服自己，一边感谢儿子让我有做母亲的责任感，摆脱掉不少学生气与书生气，接受社会人的角色，主动规划，勇于承担。研究者也是一个普通人，关掉电脑、合上书本之后，日常的琐碎才是生活的大部分。

在一个研究者长期的职业生涯中，博士论文仅是个开头，较多的成果与创新是在博士论文研究之后发酵与酝酿出来的。对我个人来说，研究者这个角色是让我快乐的身份之一，观察、验证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然后把这些过程写下来，没有比这更合心意了。其中遭遇到的挫折、失落、困惑与等待，衍生出的成绩与荣誉，与研究本身的探索之路相比都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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