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首发｜党治社会与党制社会？（二）
法意 | 导言
一党专政，以党治国是20世纪20年代末高唱入云的口号，但实践过程中存在党治社会与党制社会两种不同的治理取向。执政初期的国民党在实践过程中，就经历了由党制社会的跃进，向党治社会的撤退这一转折，本文拟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民族主义运动为切入点，观察天津反日运动过程中复杂的权力博弈和治理模式转换，考察在国民革命结束后国民党地方处理民众运动的思想脉络、运作机制及实践困境。
上周一法意公号推送本文的前两个部分，为响应读者阅读的需求，今日特将《党治社会与党制社会－－以1928—1929年天津反日运动为中心》的第三、四、五部分呈现于此，本文章选自《政治与法律评论（第六辑）》，其它精彩文章欢迎点击文末链接查看。
党治社会与党制社会
以1928—1929年天津反日运动为中心
党制运动的特点不仅在于由群众组织负责运动群众，而且这种运动具有排他性。换言之，未被认可的群众不能算作群众，未被认可的群众组织，亦不被允许运动。但如天津商人这类具备组织资源的社会阶层，不甘于被打入另册，失却运动的参与资格，冲突便在所难免。
反日会规定11月1日至15日为日货登记时期，登记在册的日货按品类和价值缴纳救国基金。大多数商家观望游移。国民党天津市指委不得不出面，命反日会将日货征收救国基金数目，减去十分之九。但各行商仍旧消极抵制。售卖日货的商人，已大多数停业。登记进行至第3天，北马路及竹杆巷一带，停业者已多达五六十家，逃避缴纳救国储金，谓“非不爱国，实则无力量”。同时，还有部分日货商人将货物运进租界，逃避登记。
各日货行商联合向党部请愿，由耿日初代表呈递请愿书。然而这次请愿代表耿日初，乃是商民协会的成员。他的请愿书内容有承认救国基金一项，与行商诉求相悖。所以第二天，耿日初不得不从各机关撤回请愿书。
商人对于抵制运动的“不登记，不买卖（日货）”的不配合行为，令市指委和反日会倍感压力。反日会不得不宣布延期十天，“惟各商虽来会登记者颇不乏人，而意存观望或未遑登记者尚所在多有”，因此反日会不得不再次向市指委求援，得到展期十日的指令。
1928年11月24日，登记检查的日期临近，各方力量都在为最后的博弈作准备。反日会一方面，向商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迅速登记，倘仍执迷不悟，本会定行检查，严重惩罚”；另一方面，则同市政府、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交涉，希望“予以保护及援助”。
鉴于总商会已形同虚设，各日货同业公会决定成立“十七行联合会”，以整合力量，应对抵货。次日，刚刚成立的联合会，赴反日会询问三项事宜，“一、登记是否可以延期，二、救国基金是否可以不收，三、对于现在日货如何设法销售”。 报社的记者深谙商家拖延之道，分析云：“盖反日会人员众多，经费浩繁，而底款毫无，将无持久能力，前途危险颇多，具普通眼光者，亦必洞悉此中困难，而老于经商者，即装糊涂，亦无所用起狡滑也。”
反日会对联合会所提要求一一回绝，并命各日货商速来登记。11月26日，反日会组织检查队和学生，分三组正式开始检查日货。不少商人采取积极或消极的方式，予以抵抗。消极者，多在门首张贴“停止营业”、“齐帐收市”、“清理账目”、“周年纪念休息一日”等字样，罢市观望。而积极者，如成记纸庄，则以武力相向。当反日会检查员来到成记纸庄时，刚入门就与伙友产生冲突，伙友争呼闭门殴打，并将玻璃砸碎，请照相馆摄影。检查员将该号伙友吴又隆，李丽泉二人押回反日会。
冲突发生后，各方反应不一。反日会显系准备充分，次日便向全国发表公告，说明抵货运动的重要性，及不得不取强制态度的初衷：“我天津为日货输入咽喉，更不得不严厉从事”。在国民党市指委领导下的各民众团体也力挺强制行动，并将矛头指向日货商人，“近闻内地有不肖奸商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甚至被日人利用而与反日会反对，有停业之举动，此种奸商殊属有失国民之资格，尤为我商界之污点”。
日货商人事先未预料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事已发生，只能徐图挽救。27日，五千余日货商人及店员，以新成立的联合会为组织依托，齐集于总商会，各持白旗上书 “营救被架商人”“保护商权”“护保商人生命财产”“商人自办反日工作”等。游行队伍分别到市政府、市指委、警备司令部、公安局请愿，并派代表呈交七项要求，其中核心内容是以恢复营业的条件，换取自办抵货和放人。
当晚，市指委的代表到反日会磋商意见，后返警备司令部继续商议。决策之前，已有倾向，结果可想而知。次日，市指委召见日货商人代表，否定了商人自办抵货的权力主张，但在救国基金及放人问题上，有所缓和。日货商人企图用请愿运动“反抵制”抵货行动的尝试，全部宣告失败，只能闭店以待事件平息。
反日会的目标显然不仅限于如此，而是要进一步消灭制衡抵货运动的组织力量。27日发生冲突的当晚，反日会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其决议第一项就是将联合会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认定“联合会既有反动痕迹，应请市指委明令取消”。随后，市指委在27日公布的事件处理意见中提到，十六行商联合会员，虽暂予备案，但基于昨日请愿举动即种种“栽诬口号”，“认为狂妄”，应予撤销，以示惩戒。惟一尚能发挥日货商人团体职能的组织，被宣布非法，予以取缔。从组织上，日货商人已无所依托。
双方围绕政治话语权的争夺，也颇值得玩味。游行队伍到市指委示威时，称反日运动“紊市面之秩序，扰社会之安宁”， 而市指委委员莫子镇则反诘问道，谁是共产党。而反日会称日货商人为奸商，商人表示爱国不爱国，绝不在是否纳基金，“何以不纳基金即诬为奸商”。双方都深知政治符号的重要性，一旦被打入政治另册，便失去了活动的正当性。
天津日货商人与反日会的矛盾核心之一，便是政治身份的确定问题。商人强调自己并非日货厂主或商人，更非买办，而反日会任意栽污，所以“日来检查货物，十错八九”。以纱场为例，均系华商，裕元曾向日行贷款，有一日本债主在场监工，该厂即被目为日厂，货物遭到查扣。商人在抵货运动中的权利和待遇，全系其买办身份确否而定。但商人在这一问题上却没有发言权。而反日会在划定身份的过程中，一无实际经验，二持反对立场，全凭政治判断，凡是抵制运动的，皆以“买办”视之，商人在运动中的境况便可想而知。
同时，反日会围绕成记纸庄案作文章，以严厉的惩戒手段震慑其他日货商人，“盖欲儆一戒百，以利工作之进行”。成记纸行是天津近代纸行中资金最雄厚，规模最大的字号，且与日商三井洋行过从甚密。所以市指委和反日会必须严办以立威。成记纸行求减罚款而不许，只能乖乖认缴罚金。
日货商人在与市指委、反日会周旋的较量中，无论是从组织上，从心理上都落入下风。日货商纷纷前往反日会登记，缴纳救国基金。截至12月10日，在天津反日会登记的商号共有1800 余家，租界中的日货商有20余家登记。而之前在11月1日至25日的日货登记工作中，登记者仅中等以下商号300余家。直到1929年8月天津反日运动基本结束，天津日货商人有组织的维护自身利权的活动，都未再出现过。
时人曾有观察：
现在党的力量，真可谓强弩之末了。何况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买办阶级，是站在一条战线，他们有共同的目标，便是扑灭革命势力。所以日货商的反抗举动，表面上虽甚简单，背后未必没有土豪劣绅作帷幄中人，而军阀官僚未必不予以同情，作无形的赞助。区区反日会和几成军阀附属机关的党部，又何足与抗？
就反日运动的政治格局而言，天津的党政军系统，并非铁板一块。晋军入津，实以天津警备司令部为权力重心，以市政府为其辅佐。而国民党市指委成员，则以天津本地的知识青年居多。两者对于反日运动，对于新旧商人组织的态度，都有相当出入，明则联合，暗存隔阂。有学者指出，地方党政冲突系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普遍情况，地方政府在冲突中往往占据上风。
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与总商会关系十分密切。晋军之给养，仰赖总商会代为筹办。总商会与银行公会接洽，为傅作义部筹洋10万元。截至1928年7月31日，共计为天津警备司令部垫款16万余元。而反日运动期间，傅作义部正为粮饷犯难，亟需商界借贷。据报载，傅作义部已欠饷五个月，而由商家借贷之给养六万九千元，“逼索甚急”，故而态度消极暧昧。
反日运动中，行商联合会与反日会产生矛盾，军政机关往往充当第三方居间调停的角色。11月5日，行商联合会向天津警备司令部和市政府请愿。傅作义允为调停，要求在未有折中办法之前，反日会暂缓办理日货登记。而当11月底双方爆发激烈冲突之时，商人再次向市指委请愿，请愿要求发还被扣店员和货物。天津市长崔廷献亲自接见，表示因市党部已有答复，不便有所主张。但各代表见状而跪地泣求，崔廷献只好派科长张友渔率代表赴天津反日会接洽。反日会稍示退让，允许延期登记。
晋军在津之目标，首求市面稳定，次求饷源充足。反日运动所为，实与之相悖。故而军政机关对反日运动的态度复杂。傅作义、崔廷献曾电话请示阎锡山，阎锡山也表示，希望天津自商安全办法，“官厅既不便促进反日，亦不好禁止排货”。但作为国民党的革命同路人，晋系的不支持态度，多少也有反对的意味。
有学者根据对上海商人团体的观察，认为新旧商人团体的矛盾背后，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党部的矛盾。而天津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不仅市党部和市政府貌合神离，而且中央党部和地方党部也矛盾丛生。
天津市指委的成立，本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天津地方党员妥协的结果。但随着中央党部势力的日益扩张，天津市指委就愈发显得不服管束，目无中央。市指委的表述，也体现出与中央时隐时现的张力：“举凡对中央施措，认为党务上之失态，及内政外交，有违反建国大纲或方略者，靡不率先抗议，直陈得失”。中央则批评党部“领导乖方”，致使党员“彷徨歧途”。1929年初，中央派员接收市指委，开始了中央党部与地方党部围绕党权的拉锯。党权的争夺持续了近6个月。1929年7月，国民党中央派员，联合阎系军政要员，共同组成整理委员会。
组织重整仅为一端，1928年至1929年这段时间，正是国民党中央对于民众运动态度转向的关键时期。国民党撤销农民、商人、青年、妇女等五部，改立民众训练部，对民众运动采取防范和遏制的政策。整理委员会的出现，客观上适时配合了这一政策转向。因此，无论人员构成，还是政策指向，整理委员会都与之前大相径庭,趋于保守。
1929年初以来，天津市党政格局的持续变动，国民党中央反日政策的更张，晋系军政机构不满情绪的发酵，复杂交织，合力作用于反日运动。曾经的“外交后盾”已成为“屡滋事端”之所在，反日运动在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的合力遏制中渐趋息止。反日会、妇女协会等民众团体对市指委的解散反响强烈，致电中央称“津市指委会奉令解散，民众团体一时缺乏领导，恐有停顿”，足见市指委与各民众团体的密切关系。反日检查员也频遭反抗，甚至有被当作共产党而被捕的事件发生。检查员随后被释放，但反日会内已是人心惶惶，与1928年底的鼎盛规模相去甚远。
《济案协定》签订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主席蒋介石及外交部分别于4月18日、4月22日和4月25日致电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和北平市市长何其巩，责成2人迅速设法制止平津的反日运动。天津收到代理平津卫戍司令商震来电，电文令反日会改为救国运动会，同时停止反日运动，并规定了制止反日运动办法4项，分别为：1.取消反日会名称；2.取消反日标语；3.停止检查日货；4.已登记之日货不得封存。该办法遭到了天津市党部的反对，天津市党部于5月6日致电商震，请求在全国反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前，暂缓实行此4项办法，未获允诺。
尽管如此，反日会仍坚持决不停止反日工作，而且试图加速进程，在6月15日之前封存市面所有日货。日货商指责此举与国民政府的命令“适成反比”，且市面萧条，金融困顿，短期内无法全部销尽，因此希望暂缓封存，待已购日货销尽，“换下资本，另谋他业”，得到市长崔廷献的同意。
1929年6月28日,天津反日会已改名为天津特别市废除不平等约促进会，但仍坚持延续反日会工作，以激烈手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7月18日，天津市政府接到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传达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指令：禁止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援用旧反日会组织条例，检查封存日货条例，进行反日工作，倘有违反前项决议，着由当地各省市政府制止。
1929年9月，国民党中央下令，反日运动的善后工作将以国民党和地方政府为主，商会及反日会原有成员为辅，以中央命令到达前后为界，之前作价征收部分作为救国基金，而之后则全部返还。而国民党整理委员会成立后，废约促进会人心涣散，业务停滞，最终被勒令停止活动，反日运动渐趋息止。
国民革命以来，列宁主义政党逐渐成为政治领域的核心环节。政党不但承担操纵国家机器之责，同时也负责治理社会。而其治理社会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控制各阶层的代表性群众组织，完成其对社会分类型，分层次，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精准把控。这种以群制群的治理模式，并不会因治理环节的增加，而削弱治理的强度和深度，却可收节省组织成本，扩大治理规模，事半功倍之效。
国民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力图仿照苏俄模式，将各群众组织置于党的领导下，将社会运动纳入到党制的框架下，真正做到以党训民，以党驭运。如此一来，运动的起止兴衰，就与政党的政治意愿和政治能力密不可分，息息相关。运动本身承担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这点毋庸置疑，更深层面的问题是，政党意图通过运动达到治理群众组织的效果。正如一位当事者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言，“掀天的大风波已告平息，反革命的商人被反日会征服了”，而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一次风潮，市民认识了党的权威”。
政党作为治理者，也在同时经历被治理的过程。政治会因治理对象的顺从、沉默、异议、反抗等形式的反馈，而被迫调适治理强度，调整治理方式。同时，政党还会受到来自政府、军队、地方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和约束，使其治理意图和治理实践之间出现偏差。治理过程是一个多方参与的过程，共同构成动态的历史图景。
清党后的国民党走到了政治选择的分岔路口，是继续坚持党制取向、完成对群众组织的分化重组，还是转向党治思路、与群众组织寻求妥协。天津市指委无疑选择了前者，但国民党中央则与后者愈发接近。30年代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的成立，彻底宣告了国民党由党制社会向党治社会取向的退却。我们常常将国民党的训政视作一党专政、一党独裁的同义词，但事实上训政时期国民党从社会领域逐步撤退，采取更为妥协的方式管理社会组织，造成党力削弱，社会离心，社会组织不再是政党的有力助手，反而时常与政党针锋相对，大唱反调，这些现象，恰与一党专政南辕北辙。
与之相对应的是，共产党按照苏俄的专政理念，架起了一张体系严密、数量庞大的社会组织网。社会组织为社会动员提供了充分的组织基础和人力资源。国共之争，不仅仅是两种政治、军事集团的拼杀，同时也是两种社会治理取向的碰撞。两种取向，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也非水火不容，国共两党的实际治理过程可能更像是两种模式的混合体，只不过各有侧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适宜的社会治理取向，会体现出一定的政治优势，国民党在需要动员政治社会资源的历史环境中，选择了不适宜的治理模式，因而常处于有独裁之心，无独裁之力，既紧密又疏离，有体无质，控而未驭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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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马思宇。
责任编辑：韩笑 技术编辑：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