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帝国转向——读《边缘与中心：帝国宪制的延伸》

对于帝国，国人既爱又恨，心态有些复杂。

现代汉语文献中“帝国”一词的由来，据金观涛、欧立德等学者的研究，大致属于晚清时的舶来品，是西文empire的对译。然而，对它爱也好，恨也罢，却也有着自身与国际关系的因由。

国人之所以爱帝国，因为它本身就是大国、强国，军事力、经济力、文化力都很强大。中国历史上，本来秦汉隋唐这样的大王朝，国号前从不画蛇添足地加一“大”字。倒是五代十国时期，有些地方割据政权，每每以“大”自居。如五代十国时期中的后汉，自称“大汉”，南唐自称“大唐”，等等。可见，国号前加“大”字，都是妄自尊大、不自信心理的表现。不过，秦朝以后大王朝的国号，自元朝开始，前面都加一“大”字，自称“大元”“大明”“大清”等。据说“大元”国号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事实根据则在于“舆图之广，历古所无”。也就是说，元朝版图之广大，史无前例，因此国号称“大”是名副其实的。按照“全有天下即正统”的观念，这个“大”也是中原士大夫接受元朝为中华正统王朝的标志。元朝既然开了头，明、清两朝就遵循沿袭。

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朝鲜，国号上也曾用过或正用着“大”字，表现出对“大”的向往。日本不仅在国号前加“大”，而且加上“帝国”的后缀。1889到1947年间，日本自称 “大日本帝国”（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生效。1936年始，官方文件通用该国号。1947年，《日本国宪法》颁布后，弃用该国号。）当年甲午战败后的谈判中，李鸿章为了保住点儿清朝的颜面，每每以“我帝国”自称。《马关条约》的中日文版本中，清朝都写作“大清帝国”。此后，“大清帝国”一词在晚清媒体和官方文件中流行开来（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载《读书》2014年第1期）。

意味深长的是，甲午战争后摆脱清朝宗主权的朝鲜王朝，也在1897年改称“大韩帝国”，以示自立自强。但这一国号仅使用了13年，至1910年8月，大日本帝国正式将其吞并，设“朝鲜总督府”实行殖民统治。

但是，帝国有着狰狞可憎的另一面，那就是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成为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的普遍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先生说：“帝国主义者，干涉主义之别名也。”到一战时期，“帝国主义者，杀人主义也”之类尖锐批判之词常见于报端（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因此，反帝成为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也引发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严重冲突，酿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帝国主义本身之外，二战中及之后广泛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最终埋葬了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体系。

在理论上，革命导师列宁曾将帝国主义断定为资本主义的最高级阶段，必然走向战争和解体。到今天，这一论断对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帝国主义仍然适用。但战后的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是大国力量更迭重组，苏联解体，冷战秩序崩溃，美国独大，中国崛起。另一方面是总体和平的世界仍面临不少安全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局部战争、恐怖主义、难民问题、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全球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等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科界发生了“帝国转向”的潮流，期待通过重新研究和估价帝国的历史意义，寻找建构当代世界新秩序的学术资源。由于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取得的独步世界的经济成就和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历史上的帝制大王朝，与近现代西方帝国以及古罗马帝国、中世纪的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近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莫卧儿帝国等等一道，也被纳入“帝国转向”话语的框架。

在世界经济和全球事务中影响力日著的中国，其学术界，对于这一源自西方的“帝国转向”学术潮流，显然不能置身其外、自说自话，必须积极迎接，争做弄潮儿，方能真正掌握话语权，建立软实力。

 近年来，国内法学、政治学、文学诸学科领域已陆续有论著和译著介绍、评价西方这一学术潮流。其中最具规模与雄心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为主的编委会组织翻译的《帝国与国际法译丛》。今年9月，已经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译丛》的第一种：

《边缘与中心：帝国宪制的延伸——大英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1607-1788）》

该书著者格林（Jack P. Greene，1931-），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1956年于杜克大学获博士学位，此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历史系工作超过40年，2005年退休，现为该校Andrew W. Mellon荣誉教授，在美国早期历史研究方面成就巨大，著作数十种，该书为其中之一。1986年，由佐治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首次出版。

该书堪称英美帝国研究的典范之作。其主要内容是探讨从1607年第一块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建立，到1788年美国《联邦宪法》的正式批准之间，美利坚合众国由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如何成长为一个具有同类结构国家——帝国——的历史。

其叙述和分析则紧紧围绕两国宪制秩序都面临的相似中心与边缘权力分配冲突困境及其相似的解决方式，却又迥异的结局来展开，其结语则将探讨的内容延展至南北战争后，更加凸显了结局的不同。

其分析方法，则贯彻了中心与边缘的视角。不过，别具一格的是，作者将表述颠倒了过来，写成边缘与中心，强调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并不仅仅是权威由不列颠向北美殖民地流动的结果，更是一种在北美殖民地宽松的人地关系基础上，殖民者获得更加强大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权能带来的必然，换言之，即边缘成长为新中心，具有了脱离旧中心的实力，于是新帝国诞生，旧帝国秩序解体。

其结语中的延展，侧重展示了英美相似的帝国宪制结构面临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冲突时，往往诉诸武力较量。

该书中译文出自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天骄之手，准确而流畅，为学界提供了一个优秀的中文版本，便于深入了解原著作者的见解、所使用的理论、方法和史实。对于笔者这样明清史领域的读者，嘉惠尤多。

国内明清史学界开始注目于“帝国转向”，大概是从近年来美国“新清史”的相关介绍和讨论开始的。但是，由于中国史学者英语阅读能力大多欠缺，再加上对帝国主义深刻的负面记忆，有些学者本能地反感西方学者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视作帝国的做法，在没有全面阅读原著、系统了解其话语背景的情况下，即匆匆做出激烈的意识形态式反应，淹没了“帝国转向”学术潮流可能给中国史研究带来的积极价值。《译丛》规模地、系统地翻译西方的有关著作，必将使这种状况逐渐改观。

笔者衷心希望强世功教授团队的工作能够顺利推进，《帝国与国际法译丛》后续著作能够如期出版，助力中国学术融入世界、引领世界，从而无愧于这个伟大的复兴时代。

作者简介：

罗冬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明清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明清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文化史，关注中华文明的复兴、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以及帝国视角下的新清史。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传记 雍正朝 乾隆朝”等项目。

本文由罗冬阳老师提供，来源于公众号“冬阳和你读历史”，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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