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 心理援助：部分人处于崩溃边缘的“第二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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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全国援鄂医疗队、20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地市……截至2月10日，全国顶级医疗资源已经陆续到位，新冠肺炎疑似患者与确诊患者的临床需求逐步得到满足。然而，在新型冠状病毒横行的定点医院之外，还潜伏着一个“第二疫区”，光靠本地和外援的精神科医生完全无法胜任，连求助者的来源和身份都无法识别。这些没能陪同家人走完最后一程的去世患者家属，以及身穿厚重防护服、寝食无常、连续奋战多日且见证一个个重症病例离去的一线医护人员，都处在心理崩溃边缘，迫切需要心理危机干预。

据《环球时报》10日报道，部分民众将李文亮医生之死迁怒于武汉市中心医院，甚至在捐款时直接点名“物资不捐给武汉市中心医院”，这已经“对一线医护人员造成了身体与精神的二次伤害”。对于这类困境，2月7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陆林院士团队在国际期刊《柳叶刀》杂志在线发表通讯文章提到，卫生健康工作者遇到的挑战和压力可能引发常见的精神障碍，包括焦虑症和抑郁症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其危害程度超过了2019-nCoV流行病本身的后果。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2月10日24时，新冠肺炎已在我国造成1016人死亡（武汉市疫情爆发后不能确诊新冠肺炎病亡者未见统计数据——编者注）。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祝卓宏教授表示，以一个去世患者家庭平均4-5名直系家庭成员计算需要哀伤辅导者超过5000人。上述数据显示，全国（不含港澳台）确诊病例37626例（其中重症病例7333例），累计密切到密切接触者428438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87728人。祝卓宏说，各地因为发烧、咳嗽而担心、恐惧的感冒者更是难以计数，另外还有因为疫情被隔离无法得到子女照顾的老人、因为疫情无法管理的孤独症患者及其家庭等，全国各大疫区需要心理援助的人群至少在50万以上，随着疫情的发展，这个人群还会增加。

2月10日，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地坛医院开远程视频会议时强调要加强社会治理，把生活保障、医疗救治、心理干预等工作做到位。当天，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要求，抓紧出台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的政策措施，加大对家属的人文关怀。

多位接受学术访谈的心理学家呼吁，湖北、武汉各级政府应团结当地广大的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健康管理师、精神科医师、律师等志愿者，为疑似患者、留观者及住院感染者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社会心理疏导服务。

心理援助：互联网的力量

武汉“封城”以来，心理援助的多学科团队（MDT）始终没有停歇。1月24日，武汉“封城”第二天，江汉区本土社工、武汉高校老师、青年志愿者和社会爱心人士，横跨社工、医学、心理三界，开始通过微信群服务居家隔离居民。如今，由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师郁之虹牵头，已200余人志愿者参与线上服务，覆盖北湖街、花楼水塔街等社区街道，服务对象总人数900余人。

“体育馆灯光太亮，夜晚难以入眠。” “我有糖尿病，套餐中的优酸乳糖分太高了。”……自武昌方舱医院（洪山体育馆）入驻患者之后，据湖北省肿瘤医院官方微信号介绍，该院探索建立起医疗队临时党支部、病友临时党支部协同共建的新模式。此外，引入武汉之外的社工志愿者，加入方舱医院病友群，采取“医务+社工+心理”三位一体的线上协作模式，分为三个小组，每组由医务、社工、心理和信息收集四位组员组成，每位组员分组轮班，服务时间从早上9点至晚上9点。

在线上社工的引导下，舱里的病友从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变成相互扶助的集体，部分轻症病友也主动承担医院内部志愿者工作。线上社工还负责识别出精神高危病友，通过接入精神卫生、心理健康领域接受专业培训人员，在个人微信和电话上进行心理危机的个案干预。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部分互联网医疗平台（春雨医生、京东医生、微医等）、互联网心理咨询平台（连信科技、壹心理、壹点灵等），以及坐落在湖北的华中科技大学、武汉政法委“微邻里”等，陆续针对新冠肺炎疫情专门开设了十余个心理服务渠道（主页、热线、功能模块等等）。

祝卓宏教授介绍，自从大年初一，他就协调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联合微医集团、中国网，并动员3000多名心理咨询师志愿者、200多名心理专家参与公益行动。截至目前，“微心战疫”心理测评、网络一对一心理咨询服务人数5万多人次，“爱心战疫”网络讲座服务达百万人次。

2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强心理疏导 做好人文关怀》，提到“面对疫情，积极乐观的情绪、健康向上的心态，也是一种强大的免疫力。”

“《辞海》里面写了，身强曰健，心怡曰康。‘健康’本来包含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任苇表示，在疫情出现拐点之前，湖北省、武汉市既是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的重点疫区，也是心理危机高发的“第二疫区”。

一位受访的心理学专家学者表示，在疫情暴发初期，湖北省、武汉市一度承受心理恐慌所带来的管理混乱局面。在“封城”实施之后，武汉市出现了持续数日的恐慌性就医局面，导致各大医院一夜之间出现“医疗挤兑”，不仅挤占了疑似、确诊患者急需的医疗资源，而且带来了密切接触者交叉感染的高风险。

面对这一突发心理危机，当地心理援助力量远不能胜任。一是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人手紧缺，甚至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该中心出现至少50名患者和30名医务人员集体感染新冠肺炎。二是外地援鄂医疗队通常只配备1~2名精神医生。三是一些外地提供的电话、网络心理咨询如果缺乏及时的线下干预措施，仍然无法避免重症精神病患者出现自我伤害或伤害他人的紧急情况。

突发事件应对历程：心理学界的身影

2003年，SARS爆发时，祝卓宏还在解放军301医院心理科工作。当时，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卫生部在北京小汤山创纪录地在一周内建成SARS定点收治医院，祝卓宏和同事曾经主动请缨参战，但被告知暂时不需要。不过，不到一周，小汤山医院就紧急建立心理科，因为出现患者愤怒失控撕扯医护人员防护衣的情况。“个别情绪不稳定的患者被确诊后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容易出现恐惧、愤怒甚至绝望心态，容易产生攻击医护人员的行为。”祝卓宏分析道。

17年后，这一幕不幸重演了。据澎湃新闻报道，在武汉某三甲医院内，一患者向急诊科索要口罩、温度计想带回家给家人用，遭到拒绝后追打护士。另有同医院医生反映，遇到有病人CT结果显示是“病毒性肺炎”后，故意在诊室脱下口罩对其猛咳。

祝卓宏建议，在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全面建立危机干预中心，由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心理社工联合组织成小分队，在医院统一管理下，对于新住院患者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充分利用智能手机、微信群、QQ群等组织患者开展小组心理辅导，组织轻症患者开展力所能及的团体健身活动，如太极拳、八段锦等。并在患者出院时，组织团体辅导。

作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主任，祝卓宏很关注公职人员的职业心理健康问题。他回忆道，十七年前，小汤山医院曾经出现护士精神崩溃的现象，这是因为医护人员长期不能休息，不能轮换，可能出现职业心理枯竭，甚至出现急性应激状态——同样的，武汉的医护人员连续处在高压状态，需要外援力量顶替他们，让他们可以好好休息，实现心理重建。正是在社会各界联合呼吁下，在中央及时决策部署下，多个国家医疗中心、省级医疗中心的援鄂医疗队驰援武汉，才让湖北、武汉当地医务人员有了一丝喘息之机。

此外，祝卓宏提到，小汤山医院曾有患者因过度紧张，出院前出现体温上升的身心反应，不得不继续留观延期出院。后来发现，原来医护人员在通知他们，出院时也是穿着防护衣隔离着，导致患者担心出院后会不会感染亲友、被人排斥等等。17年后，2020年2月10日，祝卓宏一大早就为一位武汉求助者开展心理危机干预。他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体温上升到37.3-37.5摄氏度。吓得睡不着觉，焦虑发作，感到自己快要疯了，甚至出现了如果确诊就要自杀的极端想法。

从克拉玛依大火到大连空难，从SARS到汶川地震，从“七五”事件到新冠肺炎疫情，每一次突发事件应急机制都在磨砺着中国心理学界和心理咨询界。在此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SARS）、突发自然灾害（如：汶川地震）应急过程中，一度出现官员自杀问题（如：北川县农办原主任董玉飞、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报复性伤害问题（如：患者暴力攻击医生、精神病患者持刀上街砍人）。

不过，拥有着连续30年、2万多个小时心理咨询经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任苇认为，本轮疫情的心理援助，无论在行动速度、精准度、执行力上，都比汶川地震强了不是一点点。

1月26日，在国家卫健委将新冠肺炎按照甲级传染病管理4天之后，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简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对重点人群分级管理。并要求干预重点应当从第一级人群开始，逐步扩展。一般性宣传教育要覆盖到四级人群。

▪ 第一级人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住院治疗的重症及以上患者）、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疾控人员和管理人员等。

▪ 第二级人群：居家隔离的轻症患者（密切接触者、疑似患者），到医院就诊的发热患者。

▪ 第三级人群：与第一级、第二级人群有关的人，如家属、同事、朋友，参加疫情应对的后方救援者，如现场指挥、组织管理人员、志愿者等。

▪ 第四级人群：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的疫区相关人群、易感人群、普通公众。

随后，在国家卫健委疾控局指导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据此撰写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心理自助与疏导指南》，便于公众自行缓解心理压力，提高心理免疫力，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

2月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设立应对疫情心理援助热线的通知》，要求各省向公众提供心理支持、心理疏导等服务，预防与减轻疫情所致的心理困顿，防范心理压力引发的极端事件，各地要在原有心理援助热线的基础上设立应对疫情心理援助热线（以下简称“心理热线”）。

该通知专门强调，地方政府应整合社会各界原有的心理服务能力：“要尽快评估卫生健康、教育、民政等部门、学会、协会等社会组织已开通的心理热线的服务能力，依托有条件的热线设立专席，开通疫情应对心理援助专线。”“鼓励有心理咨询和心理危机干预经验的精神卫生、心理学专业人员、符合条件的社会心理服务志愿者，共同参与热线服务。”

协同治理：心理援助是系统工程

“一接通电话，（一线医护人员）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连续哭泣几十分钟；最后，接线人员崩溃了，接着打电话哭诉。”任苇说，光是无法言语只能哭泣这个指标就足以说明，部分疫区一线医护人员处于心理崩溃的边缘。

1月26日，作为200多位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心理督导师一员，任苇接受征召，加入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湖北心理援助督导组，为华中师范大学心理热线提供义务的督导服务。该机制由注册督导师为一线心理援助工作者提供培训与督导，再由注册心理师、助理心理师在一线直接或间接参与抗疫心理援助工作。

任苇在开展心理督导时听到许多类似的故事：有的新冠肺炎患者被救护车强制带走，集中收治或集中隔离，如果全力抢救后不幸去世，按照防疫要求需要快速火化处理——从头到尾，家人都没来得及和患者好好告别，最后从医院送回来的只有他的遗物（如：围巾、手表）。有的患者家属当时一声不吭，但过几天之后，因为丧亲的哀伤整个人就崩溃了。“这种情况下，患者去世的第一时间，家属就需要大量、紧急、长程的心理危机干预，拖得越久，疗愈效果越差，有些恶果甚至是不可逆的。”

然而，上述专家学者说，面对巨大的心理援助需求，我国出现各地、各类公益组织各自为战的局面，大部分民间公益组织和当地政府缺乏互动。比如：民间公益组织难以从当地公安部门（核销户口）、民政系统（社会救助）及时获得去世患者及其家属信息，甚至连长期深耕本地的医务社工都获得不了这类信息。

我国《精神卫生法》第十四条规定，发生突发事件，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按照应急预案的规定，组织开展心理援助工作。然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时，由于《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缺少心理危机干预和社会心理援助的相关条款，全国31个省（市、区）对心理援助的支持度参差不齐。祝卓宏建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应当在各地指挥部（领导小组），由当地卫健委主管精神卫生的疾控局（疾控处）组建心理援助专家组。

祝卓宏提到，政府在制定和发布有关疫情防控的公告（如：封城）时，除了咨询传染病学专家、疾控专家和公卫专家外，还应咨询精神病学、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危机干预及应急管理方面专家意见，从社会群体心理、个体心理行为及应急管等理角度制定相应的支持性策略，避免疫情防控策略引发社会情绪失稳，群体心态失衡，个别人行为失控，导致更多继发性社会问题。

“无论是‘八年抗战’还是抗击疫情，群众路线都是我们党的基本法宝。”上述专家强调，有的地方政府的基层管理者没有树立协同治理的现代理念，非常担心社会组织参与会带来问题。在心理援助方面，不能靠政府一家包打天下，要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充分利用社工组织、心理学组织、公益组织的积极力量，一不能阻断心理援助各种社会力量的连接，二不能压抑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的意见。相反，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卫健委应该积极组织和协调各地心理援助力量有序、持续、有效、专业地开展心理援助。

心理援助也离不开应急管理系统提供的物质支持。任苇提到，吃饱穿暖睡足这些基本的生理需求既是完成工作的前提和保障，也是心理安宁的基础。媒体给一线医护人员喊多少次加油，恐怕都比不上让他们喝上一碗热粥、吃得一碗热干面。还要有人督促他们及时睡觉，让他们看到家人发来的安全小视频。这一切给他们的内心带来基本的“稳定感”，先让这些奋战在一线的中流砥柱回到日常的生活，然后才能开展心理援助的专业支持。

据健康智荟证实，10日晚间，湖北省委常委决定，由8日“空降”至湖北省担任省委常委的王贺胜，兼任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和主任。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宋树立兼任湖北省卫健委宣传处处长、宣传中心主任。这一人事布局为湖北疫区的心理援助提供了一定的组织保障。

不仅是湖北，任苇呼吁，为有效控制疫情，全国人民禁足了10多天，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再加上疫情拐点尚未到来，又要面临跨省人员流动、复工带来的工作压力，以及发现各地疫情防控措施参差不齐引发落差感、不安全感，一定要及时做好心理疏导。特别是要让专业干部管专业领域，让专业人士做专业的心理干预。

梁嘉琳 | 作者

胡宏伟、谢宇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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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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