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的无能》与《过时的恶》| 京特•安德斯
。。“‘魔幻学徒’之所以让我们羡慕，那是因为他与我们今天的人不一样，他所造成的危机可以让自己的眼睛亲眼看到，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而绝望，因为他可以做出尝试来摆脱自己造成的或将要造成的危机。与我们现在的情形相比，歌德‘魔幻学徒’所面临的灾祸，只是一个让人感到刺激的故事而已。”
。。“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将萨洛莫尼的'第二次将来时态'句式‘我们将成为过去’，用没有将来的句式‘我们将不会有过去’来做出超越。”
青年和老年的Günther Anders
《过时的无能》与《过时的恶》
[德] 京特•安德斯
（Günther Anders，1902—1992）
范捷平 \ 译
（选自京特•安德斯《过时的人·第二卷：论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生活的毁灭》）
过时的无能
（1975 年）
。。我在《过时的人》第一卷里将我们这个时代人的想象力和生产力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我们的想象落伍于我们的生产这个事实称为“普罗米修斯的差异”。
。。现在越是时间相隔久远，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我当年只是分析了现代人许许多多典型的误解中的一种特殊情形而已。我当时所采用的公式：“人比他自己渺小。”这个说法不仅通过当时出现的（人的想象力与生产能力之间的）差异而证明是正确的，同样重要的是它也说明了其他的差异，比如摧毁力与建设力之间存在的差异。我那样说并不像那些庸俗的、眼睛里只看到“肯定性”（显性）的人那样。他们会说：我们很遗憾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我认为恰恰相反，我们在一定的、非常重要的生存领域里非常遗憾的是建设有余而破坏不足。也就是说，我们借用一句俗语，并且反其意而用之：“建设容易破坏难。”当然，这祥的反其意而用之会激起某些人的愤怒，更有甚者，因为这句话是出自一个被公认为死脑筋的人之口，这个人三十年来不遗余力地在提醒人类，不要进行核武器自杀。如果说这个人就是我，并且从来没有中断过我的盛世警言，那么我在这里就要指出，我们人类的建设能力比破坏能力要强得多，这样说不单单是对我提出的主要论点的修正或者甚至是一个反逆。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尽管有着不可名状的困难，它们需要我们在原子弹爆炸之前去克服，我们的困难要大得多，甚至可以说我们没有能力将我们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销毁掉，或者取缔掉。我们之所以没有能力，那是因为假设我们（这个假设几乎没有意义）暂时不拥有核弹头，而我们的技术却无法摧毁掉。理念将永生，柏拉图胜利了。
。。同样在这里以下的一句话依然适用，“人比他自己渺小。”但是在这里人之所以是渺小的，那是因为人在丧失了核武器之后无法恢复拥有之前的无辜状态，之所以是这样，那是因为（就像我们先前定义过的那样）“想象力落伍于生产的能力”。简而言之：我们没有能力让我们已经会了的重新不会，我们缺乏的不是“会”，而是没有“不会”。
过时的恶
（1966 年）
§1
变异了的魔幻学徒
。。我在这里谈论的题目需要一个说明，当时有人请我去演讲的时候是叫“论技术时代的宗教”。我还没有写满两页纸就决定加上这个小标题“变异了的魔幻学徒”。而文章的大标题我在十三年之后重新审阅这篇书稿时也把它换成了“过时的恶”。
。。要讨论“论技术时代的宗教”这样的题目显得比较容易。比如只要通过具体现象，也许甚至通过统计数字就可以描述世界上的大宗教和其他小的宗教团体在超技术世界是如何变化的，或者在世界的超技术变化下是如何应对的即可，或者去讨论它们是如何在这样的世界中找到自己定位的，是如何面对“技术”现象采取自己的态度的，是否存在着一种宗教或者教会的技术理论，这种理论是否最终能够成功地或者无奈地直面工业技术成就，比如直面电视现象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成千上万的教会人士比我更加有发言权，因为他们知道的比我多。我的出发点则不同，我不去对现存的教会提出问题，我不研究教会对技术采取什么态度，我讨论的埋目非常直接，尽管我持有众所周知的非宗教立场。我要说的是，今天有两个变化我们可以确定：
。。一、人作为生产者成了他们所制造世界的一部分和牺牲者，他们经历了这个变化。
。。二、世界经历了技术化之后的变化。
。。在这样基础性的本质下，那些用来讨论这些变化的概念也许可以作为神学概念来表述，同时也许这也是必需的。
。。在我讨论宗教问题之前，我想先谈谈我们与今天技术化了的世界的关系问题。
。。歌德在他著名的叙事谣曲《魔幻学徒》里所描述的大概不需要我在这里作太多的重复：一个学徒在师傅那里偷偷地学到了咒语，他将一把扫帚变成了一个能自己动起来干活的助手。这个学徒没有想到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因为他所感兴趣的只是享受所获得的权力以及变成能自动干活的扫帚所带来的神奇好处。但是小学徒没有偷学到把扫帚变回去的咒语。小学徒用咒语命令自己的扫帚，就像命令一台机器人那样，让池水自己灌满。我们看到着了魔的扫帚非常听话，自动地听从命令干活，不，它太听话了，以致最后到了可怕的地步：它能自动地去干活，却不能自动地放弃干活，在这点上它不够听话。简而言之，它和主人一样都不太认识回头路，这个学徒让它走上了听话干活的道路。扫帚自动、盲从，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结果丝毫不关心，飞快地来到井边，飞快地往水捅里装满水，又飞快地把水倒在池子里，来来回回不停地运水，这时水漫金山，房子和街道都要被淹了，扫帚却毫不停步，扫帚对它闯下的大祸连看都不看一眼。这与它的主人、那个小学徒大不一样。小学徒开始建筑堤坝来挡水，他根本不知道，他让扫帚着了魔，却没有办法让扫帚祛魔。但是当小学徒认识到了这点，一切都太晩了，他陷入了恐慌。情况越来越糟，他拼命地扑向那把自动干活的扫帚，让它停止运水，他试图让扫帚停下来，用力将它劈成了两半，但是却得到了与预料相反的结果：灾难不但没有终止，反而加倍了，因为扫帚现在变成了两半，变成了两个助手，它们齐心协力地加速水灾的形成。几乎就要被淹死的小学徒这时才绝望地想起呼叫师傅。而师傅的确也在最后的紧急关头出现了，他口中念出了收回的咒语，让灾难在最后的关头停止了。最后的结尾是个好的结局，小学徒再也不敢也现在结局里了。我们在这里提前点出这个故事的隐喻：我们今天的人类也不允许出现在美好的结局里。
。。在半个世纪之前，当我们坐在学校的课桌前背诵歌德这首《魔幻学徒》叙事谣曲的时候，我们自然没有预料到，这篇叙事谣曲能够比当时写下它的那时候更加真实；我们也没有预料到，歌德的叙事诗今天读来比当时更加具有现实主义的力量；我们当然也不曾想到，歌德写了这个作品的150年之后，整个人类变成了“魔幻学徒”般的百万大军，而世界自身也演变成了千百万“着了魔法的扫帚”。当然，要相信我们今天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那肯定只是一个幻想。与此相反，我们今天作为“魔幻学徒”不仅不知道我们手上没有变回常态的咒语，或者这个咒语根本就不存在，而且我们还根本不知道，我们就像歌德笔下的“魔幻学徒”。我们之所以不知道这一点，那是因为今天的原则就是大量的“隐性信息”，这种信息数量无比巨大，大大地超过了“显性信息”，它们不停地以“显性”的形式向我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它们不会向我们透露，我们就是今天的“魔幻学徒”，也不会向我们透露，我们所制造的机器就是“着了魔法的扫帚”。接下去一步，只要这种区别还有意义的话，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点。因为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下命令去做那些疯狂的事情，我们还配不上当“魔幻学徒”，我们其实就是那把“着了魔的扫帚”。同时，“魔幻学徒”和“着了魔的扫帚”都被魔法驱使了，他们身上少了一点东西，那就是他们都没有“师傅”，只有他才能驾驭局势。而这点我们当然也不会知道。
§2
反理性主义成了伦理
。。有人可能对于我在这里引用歌德的“着了魔的扫帚”这个隐喻不以为然。他们也许会对我提出质疑，说我太幼稚了，他们会吿诉我“反理性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时代里，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质疑这个隐喻的人最终—定会自己拿起那把“着了魔的扫帚”，也就是说，那些属于没有本质的人们手中的理性最终一定也会被剥夺。事实上，取得胜利的是反理性主义，并且今天它是以我们劳动的方式取得胜利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作为劳动者在做些什么。如果这不是反理性主义（并且不仅仅作为哲学理论，而且是我们人类的处境），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反理性主义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了。这种反理性主义很明显并不是历史上理性主义出现之前的残留现象，而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的出现要归功于理性主义本身：也就是要归功于自然科学、技术和劳动分工与组织。因为我们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没有关联、两眼一抹黑地劳动，因为我们总是想到（要想到、应该想到、可以想到），什么东西在要求我们去完成具体特殊的、通过劳动分工落到我们头上的那些工作。与此相反，我们从来不会去做那些在此“之外”的工作，这个“之外”既是指空间的，也是指时间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就像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个时候，我们的反理性主义达到了高潮。
。。或者我们的行为看上去也许是“合理”（rational）的，假如我们在生产产品A的时候做出了贡献a，但是我们没有去思考一个问题，或者我们根本就不想知道，这个产品（因为道理很简单，这个产品已经存在了）会如何继续发展？
。。假如我们不去想这个问题，那会怎样？产品会不会影响我们、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影响到我们的后代？
。。世界作为整体在这样的存在状态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在这样的存在基础上还会需要什么其他的产品？
。。在这样的世界存在状态下，人类的存在是否受到了威胁？
。。由于经济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统治体制会因为中断生产这种产品而遭到破坏，这个外在威胁是否会因此而猖狂，或者因此而让人视而不见？
。。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假如我们（我指的这个“我们”是今天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完成我们的“责任”，我们不会去思考上面所提出的问题。我们的行为是合理的吗？我们中间有谁去面对过这些问题了？难道是我们中间的自然科学家吗？他们给技术和生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坚持并且强调，他们只是从事“纯粹”的科学的，也就是说，他们与使用和滥用他们的发明创造无关，绝对不能用哪种想法去玷污他们，难道他们不是在竭力地为自己无利害关系的体系进行有利害关系的辩护？毫无疑问，的确有那么一些伟大的科学家胸中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良心，但是他们的数量实在太少，远远不能代表整个时代。或者有工人去想这个问题？今天的工人只是为了完成具体规定的几个手上的动作，他们从来就没有与所生产的终端产品打过照面。假如他们对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本质，对于这些产品的后果、后果的后果完全不感兴趣，我们实在不能去怪罪他们。因为我们很难去怪罪他们的冷漠，他们清楚地知道，假如他们放下手上的工作，那么会有足够的人毫不犹豫地接过他们手中的活。难道那些人不会在他们的位置上接过他们的工作，继续他们的漠不关心，让别人来给自己付钱吗？
。。不！如果我们在这个彻底反理性主义的世界里生活，也就是作为“魔幻学徒”生活；如果我们没有目标，眼前漆黑一团地成了“着魔的扫帚”，魂不附体地去自动干活，如果我们糊里糊涂，那么这个咒符一旦附身，就不会再顾及我们了。其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极端合理化之中、生活在极端的劳动分工之中，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合理化的制度之中。
。。今天的反理性主义比历史上的反理性主义要恶劣得多。二十世纪初出现了—群不知天高地厚、没有多少教养的牛皮哲学家，其中有一个以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1872—1956，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提出灵肉一体说，著作有《抗拒灵魂的精神》三卷本。——译注）为代表的时髦理论，他们声称我们在理性的帮助下永远不会探索到“本质的内核”（严肃的哲学家永远不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当时反理性主义者是少数人，而今天我们时代所有的人，最起码所有与生产有关的人（谁与生产无关昵？）他们包括跨国大公司的老板，也包括物理学家，还有全世界的生产工人，都是反理性主义者。这种新反理性主义有一种观点：不是我们没有能力用思考解决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理性不够，而是（如果新反理性主义所坚持的可以成为观点）思考已经不合时宜了。可以用下面一句话来概括：“不要去用你的理性！”准确地说：“你不应该去考虑你的行为后果，即便这个后果符合你的思考，不要考虑后果，其原因是如果或者因为这个后果可能会符合你的理性！”今天的反理性主义不再是一种理论学说（反理论），而是一种禁令。并且（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从方法论上看是一种制造出来的、灌输给我们的禁令。今天的反理性主义告诉我们，不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或者那个，而是我们不应该知道这个或者那个。反理性主义经成了我们的伦理。
§3
令人羡慕的“魔幻学徒”
。。我们不要责备自己。歌德的想象让我分惊愕，他用一首叙事谣曲将这个灾难事件写成美妙的文学作品，而它却不断地在提醒我们，歌德诗中所描述的却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常事。我不知道这里是否可以用“发生”这个词来表达，因为只有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事件出乎平常，用这个词才有意义。而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却恰恰相反，疯狂的东西不再显眼，而变成了平常事。那把用自动化武装起来的“着了魔的扫帚”，也就是机器（无论是在管理意义上的，还是在物理和技术意义上的），这些机器比如发电站、核导弹、宇宙飞船，以及需要制造这些产品的大型工业设施，它们构成了我们的日常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靠这些而活命，这些机器所进行的生产成了独立的机制。如果这些机器的生产突然中止：那么欧洲大陆的经济就会崩溃。所有这些事实对于今天来说完全不是什么例外的情况，也不是骇人听闻的事情，也不再需要像歌德那样的诗人为此去写叙事谣曲。
。。同样也属于日常生活的还有：我们不再会想到我们如何去反抗这些“着了魔的扫帚”，不会抗拒它对我们的命令。与此相反，我们看到我们产品的这些独立自动的效应，在歌德的眼里这些都是令人恐惧的，对于我们来说却早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不，甚至是令人振奋的。也就是说它保证了我们自身的存在能够顺利地运转，我们所肩负的责任重担从此就永远卸掉了，责任在我们眼里无非是些过时的东西，责任是昨日的时尚。
。。此外还有一点，这些“着了魔的扫帚”有一种内在的企望，它总是要想不断地扩张，不断地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多。它们不仅仅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就像它们来到世上就是独立的一样，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独立：而我们则相反，在它们不断积累的权力和独立性下面，我们则变得越来越依赖它们。歌德在他的叙事谣曲中让扫帚劈成了两半，一把自动的扫帚变成了两把，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这种相同的权力积累现象。我们知道，机器完全有一种趋势，它们可以相互之间配合，可以组成机器网络（电子技术就是如此）（参见本书《过时的机器》）。组成网络的机器同样如此，它会不顾一切地继续在上一个层面上与别的机器网络组成新的网络。简而言之：歌德笔下的“着了魔的扫帚”只能一分为二，成为两把扫帚，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生活在一个不断密集化的扫帚森林里面。在那里没有可能去伐林，也没有可能离开这座森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
。。歌德的时代是幸福的时代，像机器人那样“着了魔的扫帚”只是个偶然事件，它是世界上天天发生的事。在那个时代，人们还可以用这样的事件来写文学作品。而今天（就像阿多诺对奥斯威辛之后的诗做出的评价那样）要写这样的诗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也许甚至根本就不再可能。在幸福的时代，人们不需要去冒险，假如有人来嘲笑作家没有水平，写得不真实，那么作家可以塑造一个师傅角色，可以让他来念咒语收回那把“着了魔的扫带”，只要动动嘴唇就可以把一切都复原。那是真实的幸福时代！与我们的时代相比，“魔幻学徒”面临自己造成的灾难，尽管他绝望地大声呼救，但是他仍然是一个让我们羡慕的人物。但是这里的“尽管”又是什么意思呢？“魔幻学徒”之所以让我们羡慕，那是因为他与我们今天的人不一样，他所造成的危机可以让自己的眼睛亲眼看到，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而绝望，因为他可以做出尝试来摆脱自己造成的或将要造成的危机。与我们现在的情形相比，歌德“魔幻学徒”所面临的灾祸，只是一个让人感到刺激的故事而已。
§4
核状态下的神学
。。现在您会问：“这与宗教有什么关系？”我的回答就像我们在本篇开头就预告的那样，是另一个形式，它也许会完全出乎您的预料之外。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存的宗教面临着我们的“魔幻学徒”身份变化，我们的世界已经变成了机器人的世界。在我看来，把这个事实说出来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所陷入的处境是一个“宗教”的处境。这从一个路人皆知的无神论者嘴里说出来听上去非常令人吃惊。我的意思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世界变化是一种本质性的变化，要想描述重要的变化，从神学那里借来的范畴不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那么我具体是指什么呢？
。。首先，我们在自己所创造的机器帮助下（不仅仅只是核武器）将自己变得就像神一样了，甚至就像上帝一样。我们说像上帝一样那是一种反面的意思，因为我们谈不上“从无到有”（creatio ex nihilo）的创造（此外，我不是惟一一个意识到宗教机构对科技批评的人，这不包括它们隆重地举行那些庸俗的仪式，它们也与发现其他社会问题一样，一百年之后才发现技术所带来的问题，不过现在再来布道也许太晚了。生存的问题严肃地放在宗教的面前，不能把这个问题交给长生不老的专家们。）。大概能说的是我们具有了绝对的“从有到无”（reductio ad nihil）的能力。我们作为破坏者的确已经变成万能的了，因为我们作为“万能”的人的确能够描述一个情景（或者准确地说，我们的那把“着了魔的扫帚”就是我们呼唤来的机器），我们可以将全人类以及人类世界化为齑粉。我们从亚当夏娃以来的所有历史、我们的过去都可以成为“无”。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将萨洛莫尼（Antonila Salamoni，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哲学家，著有《列宁与俄国革命》。——译注）的“第二次将来时态”句式“我们将成为过去”，用没有将来的句式“我们将不会有过去”来做出超越。事实上，有一百年历史的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所做的努力除了“虚无”之外无非都是纯粹的文化涂抹而已。尼采，还有装出极端认真样子的海德格尔，他们在我们所揭示的可能性面前变得十分搞笑。无论我们相信与否，无论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由于技术发展的原因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用其他宗教概念来表述我们的地位已经言不达意了。
。。其次，我们所面临的新的“万能之权力”（Allmacht）与一种新的“毫无权力”（Ohnmacht）相适应。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的耳边响起了一种责问声。有人称：“我们人作为会死亡的本质从来是并且永远是毫无权力的。”这没有错。不过这个观点虽然基于我们美好的、有保障的、有终结的生命这些常理，但是它出自那些机会主义者，其用意在于淡化我们目前全新的生存状态。我对这一责问的回答是：不是所有的“无权力”都是等同的，人的“可死亡性”也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一样的。它们绝对不是同样的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是上帝或者自然的造化物，因此我们没有权力，并且是“会死亡的”，第二种情况，上述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我们今天人的本质首先不是“会死亡的”，而是可以被“杀害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广岛所发生的事件虽然可以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前提是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记忆），而这点确实也是在现实中发生了。但是不能抹去的是这些事件的可重复性。也就是说，自从这两个事件发生之后的二十年来，“自然死亡”已经变成了过时的概念，它成了我们特殊的优待，而残暴的人类自相灭绝的可能性随时随地在蔓延。从那以后，我们被这些不断出现的可能性而不断地定义，以最可怕的方式不断地被定义。因为“我们最终被灭绝的可能性就是最终消灭我们的可能性，即便最终灭绝尚未出现”（参见作者《终结时间与时间终结》“座右铭”）。有尊严地死亡的最后信使是那些纳粹集中营里的囚徒，他们为了不让被集体地灭绝而釆用自杀的方式死亡（参见作者《墙上的字迹》）。
。。第三，属于新的“宗教”（或者难以忍受的魔鬼）特征的还有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假如我们今天遭到屠杀，与祖先不同，我们几乎不会被我们的同类杀害，不会死在“凶手”的手里（对我们来说凶手这个词似乎也是恩赐的了），他们的杀人最终还是杀的意思（不，事实上他们的杀人是可以看到的，不，他们的行为也让我们意识到了我们的存在）。“即便是死，也死在人的手里，这对我是一个安慰。”（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我们今天连这样微小的安慰也享受不到。因为我们不是在别人的行为中死亡，凶手离我们千万里之遥，他们的屠杀是以他们天职的形式实施的，或者是被没有头脑和眼睛的机器所屠杀。机器早就受到了它们制造者和操纵者的双手和意图的启发，早就完全独立地接过了清除人的工作，人的所谓文明化（无论在人类世界什么地方发生过）现在无可争议地成了客体的文明化，人成了它们的牺牲品没有什么悲哀。我的说法一点没有调侃的意思，而是非常恐怖，这样的命运非常愚蠢。说它悲惨最多只是它没有悲剧性，也就是我们面前等待着的死亡让我们死得莫名其妙。我把这种莫名其妙也称为宗教性。因为我们的存在变得丝毫也不重要，我们的存在几乎不再是上帝创造的人，是对上帝创造的否定。
。。第四，还有一点属于我们新的宗教（可怕的魔鬼）特征，同时，可怕的魔鬼特征也是一个神学概念。这是人类的生存状态，我们不再能够作为个体死亡，或者被杀害，而是作为整体，当然只是作为“整体”，而不是“一起”死亡。事实上，自从核武器成为剩余产品之后不断地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准确地说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全体将会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灭绝自己，尽管这可能是间接的。我说的全体不仅仅只是指我们今天活着的人，而且还包括我们的前辈，因为不会有人想到，他们将第二次死亡，彻底地死亡。最终还有我们尚未出生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他们的死亡在他们出生以前就已经确定了。
。。里尔克五十年前在一首婉转动人的诗中就曾经祈祷请求得到一份自已死亡的礼物，海德格尔也加入了这个请求的行列，尽管他不是乞求，而是带有一丝傲慢。但这已经是上个时代的事情了。我们现在的人假如还会祈祷请求，那么他们只会祈祷得到别的东西，而不会祈祷属于自己的死亡，我们今天的人不会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忍受共同的死亡。另外，在里尔克的时代，世界上只有极少的一小撮人才会对自己的生命提出自己的权利，会祈祷请求来宽容自己的死亡，完全撇开一点，人的个人性已经被剥夺，死的个体性也已被剥夺。
。。尽管在这些反思中上帝并没有出现，但是仍然可以描述为“神学的”反思，这点不容争议。这样我就进入了我原本要讨论的题目：“论技术时代的宗教”。众所周知，我已经说明了我无神论者的身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堂人员、神学家或者甚至是“宗教的人”（homines religiosi）通过我的身份确认而得到了我的认可。因为我在这里提出的“宗教性”不是一种肯定性的东西，面只是一种（违背上帝意志的）全部以人为本的、先验的人的行为之恶。舍勒与他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基督徒不同，这些基督徒虽然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却不相信魔鬼也同时存在。而舍勒相信魔鬼的存在，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容易想到舍勒的教导。总而言之，我在这里提出的“恶”与传统基督教神学中的否定性的东西（即原罪）是不一致的。我们今天情形的可怕，更不要说我们的行为以及结果了，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罪过，我们没有责任，我们没有罪过的理由，而这“恶”则是超越了我们的人类历史所发生的作用。
§5
真正的严肃
。。当然，上述四种意义上的“宗教”情形是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们的终结时间与基督教意义上的世界末日有着原则上的区别，在基督徒的眼里，最终的日子虽然是人的罪孽所造成，但是世界的末日并不是人可以制造的。此外，我们在过去曾经提到过的“世界末日”的说法今天在现实威胁下，似乎只是一种隐喻而已。这样说听上去当然有亵渎神灵的意思，过去基督教有一个期待最后末日和最后审判来临的信仰，我在这里再一次对我的言语请求原谅，因为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太严肃了，因此我们不能顾及忌讳。早期基督教的世界末日信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面前无地自容：宇宙对于面临的危险全然不顾，尽管已经有人早就提醒和不断预言。世界历史迄今为止没有受到过阻碍。人们所敬畏和恐惧的世界末日以及“基督降临”（Parusie，在古希腊语中是“在场”、“来临”的意思。柏拉图用这个词来表达“现在”和在物中的“理念在场”。亚里士多德用这个词表述物质的外形。而在基督教神学中，早期基督教用这个来表达耶稣基督在地球上的再现。——译注）并没有出现，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也并没有出现，面对这个尴尬，基督教至今还没有回过神来。因此基督教总是在提到不能避免的世界末日时候极力地掩饰这个错误语言的缺陷，基督教总是将“末日”、“天国”、“审判”这些概念蒙上一层（据说是从一开始就具有的）象征性意义，并以此来解救其象征意义的有效性。
。。而今天的世界末日却具有更加“广阔和实在”的方式。它并不需要什么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假如今天的世界末日与技术有关，那么它就是无法避免的了。对于这个世界末日来临的可能性我们拥有历史的例证：这就是广岛和长崎的亊实，以及众所周知今天核武器库中的核爆炸总当量。在我们的生存现状下世界末日还没有来临，这个事实却不能否定我们处在危险之中的现实，也不能反过来证明我们的时代不是最终的时代。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面临的世界末日危险比过去任何时代的末日危险都让人震惊，虽然它并没有披上漂亮的宗教语言外衣隆重登场。说让人震惊，那是因为二十年以来我们拥有了制造这个末日的手段，并且我们的手段还在与日俱增。
。。今天的世界末日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决定我们世界和我们的将来存在还是毁灭的大权落在了我们人的手中。这两个观点自然并不说明人类甚至整个人类希望有这么一个末日，或者计划这个末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宇宙虚荣狂妄”的个人和团体，当然他们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将灭绝人类的“罪行”（这个词词不达意）付诸实施的企图在今天笼罩着我们时代的无聊、破坏欲以及侵略性的情况下很难预防。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觉得如果我们面临的危险由凶恶的个人和团体亲手用罪恶之火点燃，其可能性却不如目前我们实际所面临的威胁来得大。这并不是说那些凶手知道（非常值得质疑）他扪在做那些罪恶的勾当，因为他们似乎是行为主体（同样值得质疑），但是并不是本质，他们让机器盲目地自动蔓延。假如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安慰，我们也许会跟那些个人和团体认同，会让自己异化，而伟大的科技，也就是埋葬我们的坟墓，却不会被认清楚面目，它们既不会受到发难，也不会被异化。
。。在过去的美好的时代里，“恶”被作为恶行或者作为恶的化身来表现.，那时人们还满怀期望通过斗争切除“罪恶”。而我们今天却不能再做这样的美梦了。我们的圆圈已经画完，我们新的“宗教身份”皁就已经有了定义。这不是因为我们天生或者通过某个罪孽而背上原罪。我们今天受到的威胁不是来自世界继续存在状态，而是：
。。因为我们都是“魔幻学徒”，也就是说，因为在我们好心好意地生产产品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行为的目的；
。。因为我们不淸楚当产品从我们手上离开的时候，它们会对我们有怎样的要求；
。。因为我们不会想象，这些产品假如开始起作用（其实从它们开始存在那一刹那起就已经起作用了），它们就会要求进一步地起作用，不，必须进一步地起作用，这些产品会自动地结合起来，其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最大的权力，也为了能够驾驭我们这些生产者、抓住我们这些生产者，而产品就像每一个具体的产品或者商品一样，贪婪地希望自己被使用、被消费，为了生产新的产品而捐躯，简而言之，产品自己为自己创造消费的机会，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极力地希望得到使用或投放，就像政治所宣传的那样。
。。当“魔幻学徒”意味着：
。。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不知道生产就是行为；
。。不会想象或者不会害怕、或者不会后悔，自己生产的、或者生产出来的产品会惩罚自己。
。。上面的这些公式也同样定义了我们的宗教身份，它们也描述了我们（今天）生存状态内部的矛盾，描写了我们精神和肉体之间、责任和欲望之间重要的落差，或者就像我们常说的那种差异，他们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却显得非常无足轻重。我们的能力究竟是什么呢？是偷窃？是婚外恋？还是亵渎上帝？或者甚至谋杀？我们的能力是进行种族灭绝吗？不！还要可怕，我们必须引进一个新的词汇，那就是“全球性的灭绝”（Globozid），这就是我们的能力吗？或者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去抵制那些行为尝试，准确地说，我们是否有能力（因为这些也许很少会起到什么作用）去与强加给我们的命运进行抗争？
。。魔鬼搬进了新的豪宅，如果我们没有能力马上将他驱逐出去，或者我们假如根本就没有把他驱逐出去的愿望，那么我们最起码必须知道，他现在躲在什么地方，我们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他。这样我们就不会在一个角落里厮斗，而他根本就不在那里，他反而会从隔壁房间里偷偷地出来从背后袭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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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希摩斯的话语”关于诗艺和文学、思想史、亚细亚现实观察，不定期更新，希望持续呈现一种文学传统和智识视野，也呈现当代中文写作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