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纪念改革开放暨中关村创新发展40年系列之纪世瀛：敢“吃螃蟹”的中关村第一村民

这是海淀·故事第788篇文章

纪念改革开放暨中关村创新发展40年系列人物之六

从一名饱经磨难的农家少年到中国科技界泰斗严济慈的关门弟子；

从跻身中科院殿堂到投身商海创办北京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成为“中关村创始人”和“中关村第一村民”；

再到创办第一家民办研究院、第一家企业家大学和第一家民办科技园……

纪世瀛的经历独特而传奇， 游走于科技界、企业界、教育界的他集科学家的缜密与务实，企业家的智慧和气度 ，教育家的胸怀和抱负于一身，备受媒体赞誉和企业界拥戴。

数十载沧海横流，多少同辈元老级闯将都已折戟沉沙，而他依然屹立不倒，高调代言中关村，试问人生胜算何在？他直言：学富五车，不如人生一悟！

从“学院派”到弄潮儿

解放前，纪世瀛出生在昌平九里山下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四岁随父母逃荒到张家口外。1949年，共产党解放了家乡，他才回到北京老家。1962年，纪世瀛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一起汹涌。中关村一带本来就是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密集的地区，这里聚集着大量的科技人才，此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传统观念的影响，陆续走出大院，下海弄潮！

1980年，纪世瀛和陈春先一起，在半间库房里成立技术服务部，以准企业方式尝试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此后，小人物和大历史，每一步的探索、前进、曲折和奋斗，都契合着改革开放、科技创新的脉搏。

曾有人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称为中国新技术革命的摇篮和心脏，这条街所发生的一切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关系重大，这条街创造的观念、模式以及文化将直接和间接影响中国21世纪的进程。

纪世瀛与陈春先

憋在大院里的“硅谷”心

步入老年的中关村“第一村民”纪世瀛，依然拥有一颗沸腾的心。闲暇的时候，他会来到中关村大街，走上天桥，远眺1980年下海创业时的旧址——当时第一家民办科技企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当时的中科院半间库房，就在如今四通和科海的大楼之间。

他会追忆起某一年，自己和已去世的同为中关村“创业斗士”的陈春先在这座天桥上照相，两人遥望着旧址抚今追昔，唏嘘不已。“想起他，想起另一个战友崔文栋。”

纪世瀛和陈春先第一次创业开始的地方

纪世瀛有很多头衔——中关村最早“下海”的弄潮人，民营科技企业的代言人，“中关村第一闯将”……当年，38岁的纪世瀛和陈春先身处中科院的“深宅大院”中，他是中科院最年轻的工程师，陈春先是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

“那时候，中关村就是一个农村小镇，中科院大墙里头科技范儿十足，大墙外却是刀耕火种，天天都是农民的吆喝声，鸡鸣犬吠，马嘶驴叫声中，种小麦、种玉米、烧秸秆，墙内墙外两重天。”纪世瀛陷进了当年的回忆中。

当时还不允许公职人员下海经商，中科院的研究成果档案灰尘满布，大墙外的社会却看不到一眼，更谈不上推广应用。

在这种旧体制下，作为科研人员的纪世瀛压抑、苦闷，“浑身是劲使不出来，我觉得很悲哀，为什么墙内墙外差别这么大，不能像美国一样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我特别想闯出一条路子。”与此同时，等离子专家陈春先考察了美国128号技术公路和硅谷之后，倡导也要搞中国的“硅谷一条街”。

1980年10月23日，中科院物理所的半间库房里，我国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创立，无工商注册，无法人代表，中关村的“科技游击队”就此开始“游荡”。正是在这间小小的库房里，几个创办人立志要把中关村打造为“科技特区”，建设成中国的“硅谷”。

小小的服务部，如同中关村大街上一排排的白杨树，在人们没留神的当口，已有绿叶“沙沙”作响。

今天，中关村每天都在“翻篇”，创新生态圈日新月异，已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这群下海“吃螃蟹”的科学家们偷偷成立的小小服务部，正是燎原之前的星星之火。

“干不成宁愿卖大葱”

1980年“下海”，纪世瀛抱着“豁出去”的念头，舍弃了平坦舒服的科研之路，选择了前途未卜的实验小径。这里头，有个“大葱的故事”。

那时候，纪世瀛就想，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创新”了，我们就试一把，大方向、大政策总是没错的，最坏也就是不让干了。

“我发现，中关村商店的大葱一毛多一斤，菜市场才几分钱一斤，我早上3点半起来，蹬一板车大葱去卖，就能活！”这就是纪世瀛的“豁出去”理论，干不成，无所谓，宁愿卖大葱，也无法忍受现在旧体制下的压抑。

下海创业是为了发财？面对这样的问题，纪世瀛的回答是：发什么财？连饭都没的吃了。

如今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百花盛开、万马奔腾的景象，令纪世瀛异常感慨。在走访了创业大街后，他表示，这条大街的创业氛围正印证了大街运营者双创街投资的口号“让创业更轻松”。

“现在创业是光荣的事儿，宝贝儿一样，含着怕化了、捧着怕飞了，就连总理都来关注创业大街。回想起我们那时候犹如身处黑暗隧洞之中，四面楚歌，查账、封门、盯梢，冰火两重天，现在太幸福了。”

创业初期的技术服务部，政策没有，开账号不行，刻章不成，由于太“超前”，没有国家法制环境来保障这小小的新生事物，被人认为是个“怪物”。因为服务部提供咨询服务挣了3万元，每人发了15块的奖金，惊动了中科院，服务部于是被查账、封门、盯梢、甚至立案调查。中科院认为服务部有经济问题，扰乱了科研人员的思想，搅乱了科研秩序，腐蚀了科技队伍，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到1982年，服务部被彻底封门。

敢为创新先遣队

1983年1月25日清晨，纪世瀛被邻居拍门喊醒，“你们可以翻身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你们在探索一条新路子，肯定你们了！”1月29日，《经济日报》发表文章说：“为尽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研究员陈春先扩散新技术，竟遭到阻挠，国务院领导同志说陈春先的做法完全对头，应予鼓励。”随后，中央批示肯定了中关村科技人员对新生事物的积极探索。

之后，纪世瀛又和陈春先创办了北京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但同样遭到厄运，物资被查封、牌子被摘掉。即便如此，纪世瀛的创业精神并未死去，而是继续在中关村扎根、发芽。

1986年，这帮不死的“华夏”人创建了北京市理化应用技术研究所，顽强地延续着第一个民办科技企业的生命。1987年的《光明日报》报道说：“北京理化应用技术研究所完成了30多个社会急需项目，使科技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但顽固的保守思想总是惧怕并不断抵制新生事物，民营企业再次陷入低潮。“骗子一条街”、“资本主义的温床”……民办企业界阴影重重。

1987年成立的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成了民企在危难之时的“阵地”，作为会长的纪世瀛在政协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番“狂言”，他认为，民营经济将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预言10年之后，民营经济将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15年后将会三分天下有其二。这个预言在当时一切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总方针政策下，颇为“逆潮流”，听得一些人一身冷汗。

纪世瀛说，自己和战友三十多年来的沉浮命运，都“踩”在中央政策的点上，呼应紧密。“党中央说改革开放，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就做‘游击队’、‘先遣队’。说白了，这种领先还不就是创新！”

“我要用一生写好七个字：民营科技和中关村。”纪世瀛说。中关村的本质是什么，中关村的希望在哪儿，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中关村，纪世瀛认为，这是每一个“执掌”中关村的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答案就是：中关村是中国改革创新的排头兵。

要问今天的中关村何以硕果累累，追根溯源，一是坚持解放思想，把握时代脉搏，“敢为天下先”。从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科研人员敢于下海“吃螃蟹”，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再到引领今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关村大跨步发展的几个节点，都是解放思想、突破体制束缚的结果。

二是坚持独特的创新文化建设与创新精神的传承。一代一代的中关村创业者，从陈春先、纪世瀛，到柳传志、段永基，再到张朝阳、李彦宏、刘强东，他们勇于创新，不怕失败，在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感召下，广纳世界英才，扛起中国创造的大旗，勇往直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三是坚持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推进政府转型，营造创新创业环境。体制机制的配套改革，创新创业环境的改善，使得“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迎来了勃勃发展的春天，民营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先后建立；使得更多的科技人员敢于采取辞职、停薪留职或调离等方式，在社会上承包领办企业，实现了科研与生产的结合；使得世界各地的创业者能够来到中关村，发挥特长，挑战自我。

中关村，原本是一个纯地域概念，同北京城任何一个地名一样古老、普通。不同的是，今天这里已经成为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创新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劲的区域。一路走来，中关村用自己的发展历程诠释了创新之意，它是中国创新之路的最好见证。

朗读者：刘晓晨

因为做培训的缘故，发现透过声音可以实现生命对生命的影响。在时光岁月中，那些力透纸背的呼喊与倾诉总能引起共鸣。

我是爱旅游和美食的八卦王，有故事有酒，大家一起快意人生~

编辑 / 李敏

审校 / 冯焕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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