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丨中央纪委恢复重建的前前后后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在这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重建。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委常务委员和委员。12月22日，三中全会公报公布了中央纪委成立的消息。12月25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一百名中央纪委委员名单。
陈 云
邓颖超（左上）、胡耀邦（右上）、黄克诚（左下）、王鹤寿（右下）
丨为什么是“重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什么表述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重建”?因为这不是中央纪委第一次成立，确切地说，是1969年九大党章取消了党的监察机关条款后，中央纪委恢复重建。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可以追溯到1927年4月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注意到党内监督问题，1927年4月底至5月上旬，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也是级别最高的党内监督机构，它健全了党的制度，使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及党的纪律的权威第一次有了相应的机构作为保证。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取消了监察委员会的条款，增设“审查委员会”一章，用以监督各级党部的财政、会计及各机关的工作。1933年，为了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况发生，中共中央决定，在党的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副主席朱德兼任中央纪委书记。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
丨为什么要恢复重建纪律检查机关?
党的纪检监察机构，虽然不同时期名称不同，职责范围有所变化，但在保证和执行党的纪律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35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五人党务委员会，较好地处理了陕北的错误肃反问题。1952年，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因严重贪污盗窃国家资财被处决，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集中制遭到极大破坏，党规国法形同虚设。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的主要机构公安、检察、司法等部门，被污蔑为“黑公检法”，被无情砸烂。1969年4月，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取消了党的监察机关的条款。7月，取消中共中央监察机关，善后工作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处理，从而彻底废止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饱尝民主法制被践踏的严重后果，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成为“文化大革命”后全党的共识。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重新恢复了设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条款。规定：为了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纪律，防止和纠正各种危害党和群众关系的现象，“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
丨100名中央纪委委员是如何产生的?
中央纪委从十一大提出恢复重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成立，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
负责考察中央纪委组成人选的是中央组织部。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中央组织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考察、提出候选人。1978年10月25日，中组部就中央纪委组成人员候选人名单第一次向中央提出报告。11月3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对中央纪委的组成问题作了指示。中央组织部根据他们的指示，对名单进行了调整。12月2日，中央组织部就中央纪委组成问题第二次向中央报告。中组部上报的这份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共88人，其中，书记、副书记14人，常委17人，委员57人。
中央组织部提出：“我们党已经多年没有设立纪律检查机构，林彪、‘四人帮’又把党的纪律废弛得不像样子，中央一旦恢复纪委，全党都要注意有哪些同志在这方面担任拨乱反正的责任。”报告提出中央纪委候选人的条件应具备三条：一是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较好;二是政治历史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三是思想作风较好，党内信得过的同志。中央组织部上报的这份名单，考虑较为周全，照顾到了方方面面。在年龄结构上，大多数是党龄较长、年龄较大而仍能工作的同志，也有二十几名年富力强的中年同志，包括同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以及各条战线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在民族构成上，除了汉族外，还有蒙古、藏、壮、苗、回、朝鲜、维吾尔等七个少数民族的同志。在性别上，女委员占了10人。考虑到中央纪委过去很多兼职委员由于本部门事情太多，无暇顾及考虑纪委工作，有的甚至连参加中央纪委的会议都很困难，到三中全会前，还有一批能工作而没有分配实职工作的老干部，中央组织部提供的这份名单中，中央纪委多配了一些专职委员，占委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中组部此时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还没有来得及征求有关部门和各地方的意见。根据中央指示，这份报告先提请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审看。1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将这份候选人名单批交此时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请到会同志分别征求候选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意见。
在中央工作会议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12月16日，中央组织部第三次向中央提出报告。报告指出：“经工作会议各小组认真讨论，基本同意12月2日上报的名单，同时提出了增补和调换的意见。”经过增补和调换后的候选人名单此时已增加到99人，其中，书记、副书记15人，常委23人，委员61人。女同志增加到12人。在候选人条件上，这份报告在表述上也较12月2日的报告更加全面。除重复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政治历史上没有什么大问题外，还强调“同时也注意了党性、组织纪律性较强，能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看问题比较全面，党内信得过的同志”。
根据中央组织部提出的候选人条件，中央政治局在对候选人名单作了反复的调整后，最终将候选人名单确定为100人，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和选举。其中，书记、副书记15人，常委24人，委员61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部候选人的名单、简历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到每个与会者手中，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让大家充分酝酿，充分讨论。22日晚，100名候选人全部当选。
当选的100名中央纪委委员中，聚集了许多德高望重、功彪青史的老一辈革命家，可谓规格高、权威大、阵容强。如第二书记邓颖超，1925年入党，党的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书记胡耀邦，1933年入党，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1977年年底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转任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宣传部部长。
在当选的中央纪委委员名单中，有一些人们并不熟悉的中青年干部，也都是具有坚强党性、作风正派的勇士，如刘丽英和汪文风。52岁的刘丽英是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四人帮”在沈阳市公安局的党羽进行了坚决斗争，遭到残酷迫害，丈夫李文彬被迫害致死。1978年9月7日，《人民日报》以《坚强的党性，顽强的斗争》为题，报道了她的先进事迹。49岁的汪文风，是1976年悼念周恩来《天安门诗抄》的集体作者“童怀周”的主要负责人，时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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