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丨中纪委为何选中刘丽英和汪文风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12月24日，三中全会公报公布了中央纪委恢复成立的消息。12月25日，《人民日报》公布了100名中央纪委委员名单。
丨一头雾水的刘丽英和汪文风
这些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的同志，事先根本不知道当选的任何消息。正在沈阳因病住院治疗的刘丽英对此毫不知情，她是在12月28日接到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并要她到北京参加中央纪委全会的通知时才知道的。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汪文风更是一头雾水，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孙萍把汪文风叫到办公室，拿着报纸问怎么回事，汪文风连连摇头说“不知道！”孙萍亲自打电话问中共北京市委，市委领导告诉他，报纸上的汪文风就是二外院的汪文风。即使这样，汪文风和家人什么都不敢说。直到中央纪委的开会通知发到手里，看到通知上的大印，汪文风才确定这一切是真的。
如何当选中央纪委委员、中央纪委是干什么的、他们要去做什么，两人一概不知。
据统计，这一届中央纪委常委以上40人中，平均党龄49.3年，党龄最长的是时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方志纯，为54年，最短的是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的阎秀峰，为42年，党龄在49年至54年的高达31人，占77.5%。他们中，新中国成立前曾被捕入狱的有16人，曾担任过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有12人。这么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出生入死、经受过各种艰难困苦考验的老同志进入中央纪委领导层，这在党的纪律检查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是特殊形势下的特殊形态，是老干部大规模复出的先声，也是党的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具体体现。为中央纪委的恢复重建以及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础。
在常委和委员中，还有不少引人注目人的人。如帅孟奇，“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中央监委常委，当时年逾八旬，到正式选举为止，被中央专案一办定为“叛徒”尚未正式改正；多吉才让，时年39岁，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日喀则地委第一书记；李之琏，中央宣传部原秘书长，被错划为“右派”20多年，确定改正但尚未最后正式改正。
在考虑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整体格局时，陈云提出，应该选一些同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同志到中央纪委来工作。刘丽英和汪文风就是作为他们的代表而被选为中央纪委委员的。
丨从“女斗士”到“女包公”的刘丽英
刘丽英出生于1932年，1947年参加东北民主青年同盟，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沈阳市公安系统工作，她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工作敬业，对干部情况非常熟悉，有“活字典”之称。在“文化大革命”中，刘丽英遭受迫害，她不畏强权，不怕打击报复，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持不懈、英勇顽强的斗争，刘丽英的丈夫、父亲、母亲，三个亲人先后被折磨致死，她的腕上至今还留着铁铐的痕迹。1978年7月，刘丽英被评为市公安局优秀公安干部，28日，辽宁省公安厅发出《关于向刘丽英同志学习的通知》，《人民日报》等报道了她的事迹。1978年10月，她被任命为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
接到当选中央纪委员和开会通知后，刘丽英与同时当选的辽宁省委副书记徐少甫于1979年1月2日晚乘火车去北京开会，3日报到，4日开会。到京西宾馆后，刘丽英见到了许多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在小组讨论会上，她发言揭发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砸烂公检法”、残酷迫害广大公安干警的罪行，以及她在斗争中遭受到的严重迫害，被整得家破人亡的事实。听了她的发言，大家都很同情，有的还掉了眼泪。
会议后期，刘丽英还和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一道，跟随中央纪委副书记魏文伯同志（曾任华东局书记等），参加为中央纪委选调干部的工作，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进行考察并审查档案等。
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启龙与刘丽英进行了谈话，说经组织研究，决定调她到中央纪委工作。刘丽英感到很突然，考虑到自己长期在基层工作，不一定能适应中央机关工作，自己身体不好，独自带着3个孩子，负担较重，所以没有当即答应。过了几天，中组部副部长赵振清找刘丽英谈话，中央纪委现在正在组建，很缺人，现在老的多，缺少中青年干部。中央纪委任务很重，缺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要刘丽英尽快到中央纪委工作。1月22日会议一结束，张启龙让秘书送给刘丽英一个纸条，说中组部已通知辽宁省委调她到中央纪委工作。
回到沈阳过了段时间，虽然刘丽英不愿意离开沈阳、离开公安局，但还是服从组织决定，于1979年2月25日晚上乘火车上路了。
调入中央纪委工作后，刘丽英先是担任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还参加了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法庭，之后，又担任纪检检查室副主任等职，1983年10月当选为中央纪委常委。当选常委后，陈云同志特意嘱咐刘丽英说：“你是我们中纪委常委中唯一的穆桂英，要为纪检工作做出更大的成绩。”2001年，刘丽英当选中央纪委副书记。
刘丽英领导查办了一系列大案要案，她铁面无私，耿直无畏，被人们称为“女包公”。
丨从“写诗的”到纪检组长的汪文风
汪文风1929年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后迁居重庆。在旧社会当过纤夫，做过学徒，卖过报纸，后入重庆社会大学学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1952年入党。1976年，汪文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
《扬眉剑出鞘》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几个小丑嗷嗷叫
“蚍蜉撼大树，摇又摇： '我的力量大，知道不知道？'
大树说： '我知道，一张报，两个校，几个小丑嗷嗷叫' 。”
许多从1976年过来的中国人，都记得那一年的清明节，那些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诗篇。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3月19日到4月4目，数百万人自发到天安门广场集会,到处张贴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诗文标语。4月5日，这次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遭到镇压。汪文风收集了很多天安门诗抄，是他的学生、同事、孩子们抄回来的。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汪文风和他的同事们将先前藏匿的天安门诗抄搜集在一起，油印了近两百份，并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以童怀周的名义将诗抄贴到天安门广场，即刻引起轰动。人们记住了这个勇敢的名字：童怀周。童怀周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个教师群体，领军人物正是汪文风。
接到开会通知上的大印后，汪文风才敢相信自己确实当选了中央纪委委员。他当时对中央纪委的职能不太了解，只知道中央纪委是处理犯了错误的干部的。他拿着会议通知，怀着忐忑的心情，经过一番打听，乘公共汽车到京西宾馆参加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
大会开始后，胡耀邦同志一一请参会的当选委员站起来，向大家介绍情况。当介绍到汪文风的时候，还把他的名字错叫成江文风。邓颖超大姐立刻纠正他说：“不是江文风，是汪文风。”胡耀邦同志又拿起名单，仔细查找，才笑着说：“对对对，是汪文风。”“这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编印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童怀周’小组所在的汉语教研室主任……”对汪文风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全场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会议期间，中央纪委副书记、秘书长魏文伯找汪文风谈话，告诉他组织经慎重研究，决定把他留在中央纪委机关工作。汪文风感到很意外，他对中央纪委的工作应该说完全外行，他的兴趣还是在搞文学，而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陈荒煤同志要他到文学研究所去，已经谈了话。魏文伯同志告诉汪文风，把他留下来，是黄克诚同志在中纪委常委会议上提出的，是经过常委决定了的，中央纪委工作任务很重，需要比较年轻一些的同志。听到这些，汪文风打消了顾虑。
到中央纪委工作后，汪文风与同期调入的刘丽英担任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开始了纪检监察生涯。后来他还担任过中央纪委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职务，1990年3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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