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局势迅速逆转，出现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这时的武汉政府虽然还是革命政府，但内部情况日趋复杂，各种矛盾和危机相互交织，内部的分化瓦解开始加剧。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极为复杂险恶的形势和前所未有的考验。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
中共五大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召开的。从确定召开五大到何时何地召开、参加人数、议事日程再到大会纲领的起草，各项决议原则的确定，都是在共产国际参与指导下完成的。出席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项英、彭述之、谭平山、向警予；候补委员王荷波、张太雷、罗章龙、朱锦堂；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农民运动之王”彭湃；还有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罗亦农、任弼时、刘少奇、向忠发、方志敏、杨匏安等中央各部门及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人，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大多数都来了。也有一些本该来的人却没有到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4月6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此时被关押在狱中，中共五大召开的第二天被杀害；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等共产党人于12天前在广州惨遭杀害；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人还在上海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敌人周旋。实际参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82位代表，代表着全国57967名党员。这是建党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党代会。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苏联驻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罗易、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多里奥、赤色职工总书记洛佐夫斯基、联共（布）宣传工作者代表团成员米夫以及来自英、法、美等国共产党的代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武汉国民党要人谭延闿、徐谦、宋子文也应邀到会，使五大成为第一次有国民党人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可谓嘉宾云集，史无前例。大会先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宣言》等9个文件。
1927年5月9日是中共五大的最后一天。按照议程，当天的任务是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在大会主持人的安排下，与会代表们慎重地投出了自己神圣的一票。首先选举产生的是由3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14人组成的候补中央委员会。接着，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7名委员、3名候补委员共10人组成。他们是：中央监察委员王荷波、许白昊、张佐臣、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
中共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制度的开端。中国共产党从此树起了执纪监督、反腐倡廉的大旗。建立中央监察机构是中共党内上下一致的呼声。事实表明，在革命进入高潮的同时，党内的各种不良现象已影响到党的工作与形象，经费管理使用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中国共产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共产国际的援助和党创办的刊物收益以及党内外人士义务援助。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但究竟如何使用“则是一笔糊涂账”，甚至在中央机关也发生过携款逃跑事件。当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一笔援助经费。瞿秋白派年轻的工作人员盛某去位于汉口原俄租界的苏联领事馆取款，结果盛某一去不复返。党中央立即派人四处找寻。后来发现此人拿到钱后马上购买船票，离开武汉去了上海。盛某从此脱离革命队伍，后来他用这笔经费过起舒适的生活。这种人必须加以清理，各种违纪现象必须严惩。
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一些意志薄弱、信仰动摇者纷纷登报退党，甚至公然叛变投敌，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成为可耻的叛徒。严峻的革命形势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保障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急需建立一个维护党性党纪的专门机构。出席中共五大的陆定一曾回忆：在革命受挫的情况下，迫切要求成立党的监察机构，纯洁党的队伍，严格党的纪律。因此，空前地加强党的纪律监督，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到这一时期的必然选择。
加强和完善党中央领导机构是大会代表的共识。陈独秀在党的五大上的报告长达6个小时。该报告共11个部分，洋洋洒洒数万字。其中《关于党内情况的报告》一节共3000余字，总结了四大以来党的发展状况，指出“从第四次代表大会起到现在，我们党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得到了发展，党的工作有了进展，党员人数也有所增加”。报告列举了党员人数、党员成分、各地党组织情况。接着，陈独秀指出了中央机关工作存在的问题，他说：“9个中央委员是不够的，中央工作更感困难的是，甚至9个委员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只有一个委员。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陈独秀分析了中央机关各部门工作情况后指出：“中央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组织工作。”并对他自己主管的组织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没有人在组织部工作，组织部实际不存在了。在讲完上述问题后，陈独秀认为“党中央很不健全。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他强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决定，应当加强中央”，“在组织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党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陈独秀在此坦陈党中央机构不健全，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完善党的领导机构的必要性。这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产生的内因。
陈独秀的报告引发了持续4天的热烈讨论。不难想象，与会代表在谈到各地党员队伍迅速扩大、人数猛增的同时，指出党内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中央领导层存在的“独裁”“家长制”等问题提出批评，认识到必须建立监督机构和监督制度，完善党的领导机制，以保证党的方针路线的正确执行。同时，成立于1925年的广东区监察委员会在领导省港大罢工斗争过程中，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中央在全党实行执纪监督探索出一定经验。地方党组织的监察机构也迫切希望建立中央级监察机构，出台相关规章制度，加强对全党的监督。因此，在此次党代会上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全党范围内形成监督机制，是完全必要和切实可行的。这一议题一经提出，就得到全体代表的一致拥护。
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都是中共五大题中应有之“议”。因而，中央监察委员会应运而生。中共五大闭幕的第二天即5月10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新当选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亦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王荷波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杨匏安为副主席，并同时对其他人员进行了分工，明确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职责等问题。
王荷波
中共五大上诞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执纪监督历史的新篇章。
⭐ 本文节选自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监督执纪史话》。
本书以中国共产党监督执纪机构的发展演变为主要线索，在充分整理大量党史史料的基础上，梳理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演变过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严明党的纪律、加强执纪监督的历史全场景，总结了党的监督执纪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当前的监督执纪工作提供了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