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典与中国共产党丨毛泽东对于孔子、《论语》态度的几番变化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论语》是毛泽东最为熟悉的，也是运用最自然、最自如的。
1936年毛泽东在接见埃德加·斯诺时说：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的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13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则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回忆他识字便是从“‘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学来的。《论语》可谓是毛泽东读书的童子功，他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谈话中说，“小时候读孔夫子的书”是“背的，可是不懂”。
从青年时代开始懂孔子、懂《论语》开始，毛泽东对于孔子、《论语》的态度经过了几番变化。毛泽东在湖南一师上学时尊孔子为圣人，五四时期对孔子有所否定，之后对于孔子的态度总体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虽“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但承认孔子的历史地位，尤其强调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宝贵精神财产。毛泽东在晚年则对于孔子更多的是批判的态度，不过这也没有表面这么简单，对此依然也要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时期，对于孔子、《论语》的运用可谓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是政治家、战略家读《论语》，而非本本主义、腐儒、考据式地读《论语》。我们从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论语》运用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政治家毛泽东的“时中”智慧。
“不逾矩”之“矩”则是毛泽东本人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对于孔子、《论语》时而肯定，时而又有否定，时而态度严肃，时而态度幽默，并非没有章法、前后不统一。毛泽东对于孔子、《论语》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在最根本上都是对于孔子真精神的把握，是对于孔子精神的真继承与真发展、大发展。循此，则对于毛泽东与孔子的深刻精神联系具有豁然贯通之感。
1949年9月16日，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毛泽东在批判美国白皮书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充满自信地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又说“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毛泽东对于共产党要比孔夫子要高明一些的期望，代表着建设新文化、新文明的文明抱负，这并非字面上的要与孔夫子一较高下，而是要在精神实质上最大地在现代中国发展孔子的精神，可谓是“时中”的智慧。设想孔子若活在现代中国，很大可能也会赞同、采用我们的很多做法。由此，我们才能对于毛泽东说孔夫子是革命党有深刻的理解。毛泽东1954年在一次讲话中说：“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毛泽东一生中对于孔子的态度完全是历史主义的，除了看到孔子在历史上的贡献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于孔子在现代的精神继承以及现代的改造、发展。
孔子、《论语》较之道家的《老子》《庄子》以及法家的《韩非子》，具有“下学而上达”的特点，毛泽东对于孔子的“下学”与“上达”这两面都有深刻的把握。1964年2月，他在出席春节座谈会时指出：“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他的传统不要丢。”
毛泽东具体解释说：
孔夫子出身贫穷，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做过会计，会弹琴、射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他学会了“六艺”。孔子的教育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了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现在的课程就是多，害死人。
这些对于孔子的叙述都是结合《论语》中包括“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等多条的语录，深刻地把握了孔子“下学”的面向。
1938年初，毛泽东出席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次干部大会，勉励在座者要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这是对于孔子“上达”的期望。
我们还看到毛泽东对于孔子的批评中寄寓的现代改造。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孔子虽是圣人，但却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不耕地。几天后，他又引用《论语》更进一步批评孔子及其弟子不实行劳动。他说：
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劳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新道德。1939年毛泽东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提出了对于孔子的“知仁勇”的道德论的现代新诠释与现代改造。他说：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毛泽东基于人民的历史观与道德论对于孔子加以现代的改造，这一现代改造的精神与毛泽东所表彰的六祖慧能《坛经》的精神也是具有多方面的内在相通性的，一则是《坛经》对于佛教的改造，其中包括平民化，二则是平常心的立场与文风。
毛泽东视孔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并通过深厚的历史意识、文明意识让“圣人”贯通古今。（本文作者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节录自《文化经典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略有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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