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寄语丨白长虹——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

白长虹，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管理评论》主编，现任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

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

管理世界充满了智慧。在管理理论与实践这两个领域，学者们追求理论智慧，管理者探求实践智慧。管理研究的实践转向其目的之一就是促成这两种智慧的融合。

爱智慧既是对哲学的一种解释，也是人的普遍追求。智慧可以被看作世界上最丰富的资源，人们大都认为自己不乏智慧，但面对着那些杰出的思想成果，人们还是会肃然起敬，表现出对这些人类智慧结晶的倾慕和渴望。据说古希腊时期的智慧一词有着丰富的含义，从哲学家、诗人、政治家到工匠，从知识广博的人到只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可以说是有智慧的人。因此哲学家要对智慧进行分类也就不足为奇了。亚里士多德对两类智慧做过区分，他认为理论智慧关注的是事物的本质、必然性和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实践智慧关注的是人的行为、社会活动和伦理道德。这两个概念流传至今，人们大体上沿用了理论智慧的含义，而把实践智慧融于生产智慧、技术智慧等实践活动中。

美国哲学家费雷德里克•费雷曾详细地比较了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异同。他认为，理论智慧是为了知晓或理解，实践智慧的一般目的是为了生存或兴旺发达。它们的相似之处是都能表现为思维敏捷性、识别力、推理的深入程度以及整合的能力，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不同：（1）理论智慧总是要摆脱具体环境因素的束缚，追求普遍的适用性，实践智慧则要紧密联系环境，追求解决问题的特殊结果；（2）实践智慧追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好方法具有可靠性，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目标，理论智慧会追问为什么这样的解法会成功，继续探究解的存在性；（3）理论智慧追求对问题认识的深度和精确度，实践智慧在能够达到目的的前提下，其思想则是越简洁越好；（4）两者成功的标准不同，实践智慧以解决问题的效果来评判，理论智慧则要用在一定规则下的论证方式、方法和论证的结果来评判。概括地说，两种智慧的动机、效用、使用方法和评价标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以管理持续改进为例：对具体条件下既定问题的解决方法，实践智慧要把解决方法改造得更精准、更可靠，或者在获得同等结果时成本更低、时间更短；理论智慧则要努力把具体条件换成一般性条件，使解决方法有更广泛的适用性。理论智慧也会追求“理论解”的精准性，但这与实践意义上精准的含义并不相同。

17世纪的科学革命引动了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也让这两种智慧得以相互交流、相互理解。《怀疑派化学家》的作者英国科学家罗伯特·玻意尔就认为科学家应该从技术的经验和实践中学习很多东西。伽利略和牛顿都对科学和技术的双向联系感兴趣，他们希望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充满希望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两位科学巨匠都曾自己研制望远镜，这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也是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结合。时至今日，当代科学为技术发展提供了理论说明与一定的预测，当代技术为科学探索提供了物质装备和手段，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有了更多的相互支持的机会，但它们依然在各自领域中独立发挥作用，彼此不能替代。

管理学原本就是实践学科，管理理论的抽象程度，远远低于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许多管理理论可以直接应用于管理实践之中，经由实践经验升华而成的理论也构成了管理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管理理论生成过程中，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不仅独自地发挥着作用，也会互动与共振，从而促进管理学科的发展。在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中，人们至少可以看到三大促进效应：

第一，以理论智慧分析实践经验，发掘出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实践智慧广泛地存在于各种领域之中，其成果以经验、传统或其他形式存在于世。在管理学科诞生的初期，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中就指出，“每一代人的智慧，都曾想出一些更快更好的方法……目前所采用的一些办法，从广义来说，正是进化、演变而来，标志着适者生存和包含着各业创始以来所形成的最佳思想……每十年的智慧和经验甚至无疑会把更好的办法代代相传。”但不是每一项经验都有理论价值，理论研究追求的是更大范围内的可复制、可推广性。泰勒对“最佳管理模式”的存在性证明，就是以理论智慧梳理实践经验的一个例证。在管理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如财务管理中杜邦分析法、宝洁公司的品牌管理方法、丰田生产方式，乃至颠覆性创新理论，都是学者们用他们的理论洞察力和学术研究方法，从管理实践中提炼出来的重要理论成果。

第二，以理论智慧启发实践智慧。理论智慧在寻求对现实事物的原理性解释的过程中，有可能启发管理实践的行动者，直至改变管理实践的内容。在管理学科的早期阶段，梅奥对霍桑实验的解释向人们展现了理论智慧的作用。在管理学科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样的事例也经常出现。例如，作为战略绩效分析工具的平衡计分卡就是由毕马威旗下的诺兰诺顿研究所资助的研究项目，“该项目受到了这样一个信念的启示，现有的以财务会计指标为主的业绩衡量方法已经跟不上时代”，该项目聘请哈佛大学的卡普兰教授作为学术顾问，邀请了不同行业12家企业的代表参加。经过为期一年的研究，于1992年发表了他们最初的成果，并立即引起企业界的注意。据贝恩公司关于企业中最流行的管理工具的调查，这种方法在2005年的报告中排在18位，在2015年的报告中已升至6位。至此，这种新型的组织业绩衡量工具，已经在实践中展现出了它的效力。

第三，以实践智慧检验已有的理论成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复杂多变的管理世界，更需要对已有理论成果进行经常的、多视界的检验。原因不仅在于经济、技术与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会改变已有理论的适用范围，也是由于一种理论被推广到更广阔的领域时，需要对其适用性进行必要的验证。但这种检验并不是拿着教条的框框生搬硬套地把理论模型与现实情况简单对照，而是研究原有理论的基本逻辑在现实情境中的适用性。在这一过程中，根据管理环境的变化灵活地调整行动方案，不仅可以有效地检验理论逻辑，还有可能以实践逻辑对理论逻辑进行补充，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再以平衡计分卡为例，在这种方法的推广过程中，有的单位报告了方法的种种问题，如费时费力、指标繁复；也有单位报告了对方法的修正以及取得的积极成果。这恰恰说明，要有效地检验和推广理论成果，需要以实践智慧对既有理论成果进行必要的再创造。

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必然相遇。只要人们能够理解两者在动机、目的、方法等方面的不同之处，以宽容之心相互对待，完全有可能实现两种智慧的互动与共振。更何况这两种智慧还有共同的追求，理论成果在扩散时，其内容通常会发生一定的调整与修正；实践经验在一定范围推广时，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把隐形知识显性化，对实践经验进行必要的抽象化处理；两种智慧都有深化认识、否弃肤浅的共同努力方向。可以预想，一旦理论之光透射到实践深处，两种智慧交相辉映时，管理学科的进阶之路便会展现在人们眼前。

原文刊发于《南开管理评论》202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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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李萱

审核丨徐芳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