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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胜|“ 味论” 传统与新时代散文理论话语建构

王兆胜 东南学术
2024-09-04



作者简介



王兆胜,文学博士,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摘  要


  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是一个宝藏,它重视趣味、人生味、文学味、地理味,既受到中国古代“味论”的影响,又有自己的探索创新。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主要是向西方看齐,并从诗歌、小说、戏剧这些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文体获得理论资源,少有人关注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当然,目前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还比较零散,标识性不强,缺乏古代“味论”的经典性,需要通过辨析和强化“散文味”等,建构新时代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主要是从西方寻找理论资源,有时还把诗歌、小说、戏剧作为“中转站”进行借鉴。从“现代性”角度看,这一做法无可厚非,因为中国现当代散文毕竟是“现当代”的散文,它已融入世界并取得突破性创新发展;不过,也要看到,散文是传统性较强的文体,与中国文化、文学、文脉有着很深的关联,忽略甚至离开传统的研究极易出现偏差,甚至会变得舍本逐末。朱光潜说:“虽说‘天下之口有同嗜’,而实际上‘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尤其是知中国之“味”更难。本文拟从“味”这一概念入手,讨论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探索与价值,尤其是从中国传统“味”的角度思考散文理论话语的建构问题。


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


如果将诗歌、小说和戏剧的理论比成绿洲,那么散文理论就是沙漠,至少可说是理论贫瘠和荒芜的土地。不过,在散文理论的沙漠中,也会遇到片片“绿洲”,而“味论”为其一。在散文理论的“绿洲”中,就其数量和规模看,“味论”虽不能与受西方影响的散文理论相提并论,但也是相当诱人的,这是一道充盈着生命绿意的亮丽风景线。

  

与许多用叙事学、形式主义批评、陌生化理论、精神现象学等进行的散文研究相比,相关的“味论”并不显眼,它们多散落于具体的散文作家作品研究与批评中。这或许并不系统,也可能不是有意为之,但因为有“味”的存在,所论往往带着灵光,透出明丽,使散文理论带着色泽,有着某种独特的魅力。如丁玲说:“我把写散文当作一项严肃有趣的工作,是到了延安以后,那时,我经常下厂下乡,接触很多人,了解很多人。我想象《聊斋》那样,一个人物写一篇,要写得精炼,有味道。”在“严肃”的散文中,丁玲通过《聊斋》想象出“味道”,于是,散文的“味论”有了灵光和韵致,不至于将“人物”变成刻板的素描。臧克家说:“抒情文字,要作到情真句美,字已尽而味无穷。”这是抒情之味,可达到“无穷”的程度。余光中在评张晓风散文时说:“几篇写人物的散文之中,我认为味道最浓、笔意最醇的,是《半局》和《看松》。”“我认为这种用散闻轶事串成的人物剪影,形象生动,意味隽永。”“散文天地的广阔正如人生,淡有淡味,浓有浓情。”写人物有浓味且能做到“意味隽永”是很不容易的,可见余光中对散文的深入理解和形象把握。一般说来,以“味”论散文易走上玄虚,这在西方理论视域下往往不以为然;但从形、神、意、态、情、韵、风、姿等角度看,又是深入肌理和入心即化的,更容易达到心领神会,有一种会心之顷,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的独特魅力。其实,在阅读一些散文理论文本时,随处可见以“味”论“文”的例子,这让人感到一种通透、融化、点染、升华之美。但比较起来,有一些具有创意的“味论”更值得注意,它们往往超出一般性的用词,而具有显著的个性化特点,也是具有新意的提法,有助于理解其散文理论的现代感与时代性。

  

一是趣味。由于散文的实用性,其极易趋于平面、平常、平淡,甚至显得平庸、板滞、无聊,因此,如何使散文有趣味就变得非常重要,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多由“趣”生。周作人说:“能够表出一点当时的情思与趣味的,也还有三五篇。”“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这个“趣”是在有个性的“叛徒”中生成的。丰子恺强调独立之趣味:“意志、身体、时间既能自由矣,若无独立之趣味,则或流于卑下。”以“卑下”衬托“趣味”,有助于理解散文之格调。朱自清在论人和论文时,倡导“趣味纯正”,反对“低级趣味”:“纯就是不杂;写作或阅读都不杂有什么实际目的,只取‘无关心’的态度,就是纯。正是正经,认真,也就是严肃。严肃和真的幽默并不冲突,例如《阿Q正传》;而这种幽默也是纯正的趣味。色情的和玩笑的作品都不纯正,不严肃,所以是低级趣味。”这与丰子恺的“趣味”比较接近,但谈得更具体细致,有光明正大之美。余光中从“品质”和“境界”谈“趣味”,以反衬外国散文的“平庸乏味”,他说:诗和散文有别,“在英文中,正如在法文和意大利文中一样,散文的形容词(Prosaic,Prosalque,Prosaico)皆有‘平庸乏味’的意思”。他还说:“所谓‘质料’,更是一般散文作者从不考虑的因素。它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的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甚至境界的高低。”显然,这样的“趣味”更难达到,看似简单实则不易。梁实秋赞赏鲁迅的《两地书》:“当做一束通信来读,是有趣味的,对于喜欢看鲁迅文字的人或是格外有趣的。”与此同时,他认为:“‘趣味主义’在任何时代是都存在的,因为人群里总是有好讲究趣味的人。在革命时代在流血时代,也偶然有趣事趣人趣文。”所谓“趣味主义”,是将“趣味”主义化,以“趣味”为人生之最大价值,这让我们想到梁启超是从澎湃的生命激情和英雄主义来理解“崇高”,“他的美学思想以‘趣味主义’为核心,将趣味作为人生的价值和动力,并以建构健全人格与理想生活作为充满趣味、诗性的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散文理论的“味论”由“趣”生发、生成,形成一个由简单到复杂、普通向高级迈进的过程,显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学术的主体性和自觉自为状态。

  

二是人生味。在散文中,最丰盈饱满的往往是人生,特别是大写的现实人生。换言之,离开人生的文学特别是散文几乎是不可能,也是难以想象的。散文因人生而精彩,因贴近人生本相而感人,因人生的复杂况味而充满魅力。散文理论也是如此,其中的“人生味”以不同方式诠释着散文的广度、深度和厚度。其一,人情味。曹聚仁说:“朱氏(指朱自清,笔者注)是温文敦厚的,最足以代表他的风格的,便是那本流行得最广的背影集,和那篇人情味最重的《背影》。”因为朱自清《背影》中的父子情深是含蓄的,是人性与人情的最内在表达。与此相似,丰子恺提出“人生情味”:“我对文学,兴趣特别浓厚。因此我的作画,也不免受了文学影响。我不会又不喜作纯粹的风景画或花卉等静物画;我希望画中含有意义——人生情味或社会问题。”也是在此意义上说,情之一字粉饰乾坤,真情实感是散文的生命。其二,烟火味。钟敬文说:“今天回头去看那些带着火药味的文章,虽然它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种种不足的地方,但我还是重视它。因为作为民族革命时期军民奋斗情形和民族所受深重灾难事实等的留影,它是具有历史文献意义的。”“我觉得前期所写的那些文章大都局限于个人的兴趣和哀乐,在颜色上是比较苍白的。而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动人心魄的艺术,必然是充满血色的。”有人用“烟火味”概括王慧骐的散文,“家常味、生活的烟火味,朴质天然,活色生香,真正做到了‘够味儿’”。也有人认为,汪曾祺散文除了人情味和书香味之外,还有家常味。这样的人间烟火味,既温馨又有时代感,还有一种内在性,使散文富有感染力。其三,幽默味。一般说来,幽默是一种情绪,但实际上它更是一种文化与智慧,所以特别具有深度、张力、韵致。郁达夫曾用大量篇幅谈“幽默味”,他说:“最后要说到近来才浓厚起来的那种散文上的幽默味了,这当然也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而且又是极重要的一点。幽默似乎是根于天性的一种趣味,……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向就是不懂幽默的民族,但近来经林语堂先生等一提倡,在一般人的脑里,也懂得点什么是幽默的概念来了,这当然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他又说:“所以散文的中间,来一点幽默的加味,当然是中国上下层民众所一致欢迎的事情。”“总之,在现代的中国散文里,加上一点幽默味,使散文可以免去板滞的毛病,使读者可以得一个发泄的机会,原是很可欣喜的事情。不过这幽默要使它同时含有破坏而兼建设的意味,要使它有左右社会的力量,才有将来的希望;否则空空洞洞,毫无目的,同小丑的登台,结果使观众于一笑之后,难免得不感到一种无聊(Nonsense)的回味,那才是绝路。”郁达夫谈到鲁迅、周作人的散文,认为“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鲁迅的是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比较起来,幽默味具有现代意义,也是中国传统散文理论所缺乏的。其四,哲理味。在人生中,被升华的“味”往往是形上的,也是比较难得的。这在散文理论的“味论”中更少见。郁达夫称赞丰子恺的散文是“富有哲学味的散文”。陈剑晖认为,禅与散文有不解之缘,“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也是一篇富有禅意的作品。这篇散文虽只有八十三字,却十分耐人寻味”。“苏轼之后的许多散文家也写出了许多颇具禅味的散文小品。”还有人看到贾平凹散文的“禅味”,从中可见以“禅”说“文”的内在韵味风范。当然,在人生味中,还有余光中称朱自清有“中年人的味道”,梁实秋说徐志摩没有“教训的气味”,贾平凹自称为文是在“玩味”,等等,所有这些都强化了散文理论“味论”中人生的丰富性与多样化。

  

三是文学味。作为文学文体之一,散文离不开文学性,这就要求它有“散文味”和“文学味”,这是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的另一重要方式。有人认为,汪曾祺散文中有“文学味”,然而在翻译过程中容易失去,有的甚至说是译者的“有心之失”。也有人说,要在郁达夫散文中读出“散文味”,“‘散文味’或者可以说就像一个人所散发出的气质。作家本身的气质会决定他的散文所散发出的‘味道’”,进而表示:“读出散文的散文味,去读林语堂的广博,去品谢冰心的清新,去了解陆蠡的自我剖析,去感悟史铁生的艰难成长。”贾平凹甚至提出散文的“史诗的意味”,认为散文要“强调平常心”,更要“使散文也产生出史诗的意味”。这显然需要有雄心,也要对散文的“散文性”和“文学性”有初心,才能如此这般重视和强调“文学味”。还有人提到“诗味”“小说味”“戏味”,认为这“其实就是对一定文学体式所激起的欣赏者独特的美感的认知”。周作人推崇“涩味”之于散文的价值,认为“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并以此赞赏俞平伯,“我平常称平伯为近来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这类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别地多”,“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这对于散文的过于顺畅和甜腻是一种修正与超越。林语堂可能是最讲究“味”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他除了反复强调“品味”“美味”“滋味”“情味”“味道”“趣味”“况味”之外,还专门写过《文章五味》。在此文中,林语堂不喜有的文章“多带酸味”,也不爱“令人读得如见歌伎苦笑”的“其味苦涩”;却喜欢“其味奇酸”的“俏皮语”,觉得它“隽雅幽妙,耐人咀嚼”。林语堂明确表示自己的“文章五味”观,他说:“尝谓文章之有五味,亦犹饮食。甜,酸,苦,辣,咸淡,缺一不可。咸淡为五味之正,言论要以浅显明白晓畅为主,可以读之不厌。大刀阔斧,快人快语,虽然苦涩,常是药石之言。嘲讽文章,冷峭尖利,虽觉酸辣,令人兴奋。惟清甜文字,其味隽永,读者只觉甘美,而无酸辣文章读了肚里不快之感。”“然五味之用,贵在调和,最佳文章,亦应庄谐并出。一味幽默者,其文反觉无味。”这是对文章“五味”的辩证理解,既尊重每一“味”,又审视其优劣高下,还强调“五味之正”,并重视“贵在调和”,可以说这是真正的知“味”之论。

  

四是地理味。近年来,文学理论界越来越推崇文学地理学,并将研究引向更开阔的境地,也使得文化学、历史学、时空学、文学等得以延展和深化。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也关涉于此,往往给人不少启发,有着不一样的感受。有人将艾雯散文概括为“苏味”,并认为:呈现地域的人、事、物、文化,只是表层的“味”,深层的地域文化之“味”要表现在艺术上,即“创造了带有前现代贵族雍容华贵气质的‘苏味’‘性灵’散文”。这显然与一般意义的苏州“味”散文有所不同,也与小说创作大相异趣。也有人将孙犁的散文概括为有“俊秀多姿”的“津味”,称老舍散文是“风趣幽默”的“京味”。事实上,每个散文家身上都不可避免地带着他的出生地印记,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于是,从地理、地域品出“味”来,是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的一个重要趋向。

  

从“味”的角度看散文是一个独特角度,这有助于打破“理论”的生硬板结,也增加了更多思想文化内涵,还强化了散文与散文研究的主体性,进入一个能不断增值的境地。当然,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还不至于此,但通过如上的梳理、整理、阐释,也可以打开一个新世界,开启具有潜力与魅力的新视域。



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传统与价值评估


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也受到西方理论影响,如“有意味的形式”就成为人们分析研究散文的理论依据;不过,真正有内在关联的还是中国传统的“味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宝藏,其中的“味论”多种多样,除了文论还有诗论,也包括书画艺术论,从中可见其历史沿续传承以及发展变化脉络。

  

首先,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继承了传统。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悠久、丰富、深厚的“味”论历史,具体到诗论上最为突出,像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辨味说”“韵味说”等。有学者认为:“司空图的‘韵味说’是跟他的‘辨味说’分不开的,只有在‘辨于味’的基础上才能感受到诗歌的‘韵味’,创作出有‘韵味’的诗歌。”因为司空图的“韵味说”强调“味外味”,所以有人概括说:“从诗的‘滋味’到诗的‘味外味’,意味着论诗以味的视阈和思路的扩大和深化,从而使诗的内涵更为丰富、深刻和扩展。”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显然受到此方面影响,不少人在探讨鲁迅、朱自清、丰子恺、柯灵、冯至、汪曾祺、王鼎钧、莫言、贾平凹、陈建功、肖复兴、李佩芝等人的散文时,都从“滋味”入手。如有人在用“韵味说”分析朱自清散文《荷塘月色》前,梳理钟嵘的“滋味说”与司空图的“韵味说”,并表示:“‘韵味’说到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范温《潜溪诗眼》指出:‘韵’是作家作品的特殊审美品格,‘味’则是创作主体特定的审美体验,因‘韵’而得的特殊美感就是‘韵味’。范温之后‘韵味’概念运用日广。”由此可见,中国传统诗学的“味论”不仅影响后来的诗歌,对于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也有深远影响。另外,“味外之味”也是如此,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多受其影响。余光中认为:“桐城派的文体以‘味淡声希,整洁从容’自矜,也难怪表情较平,节拍较缓。”贾平凹也表示,散文“平淡中有奇创,清空中有浓厚。一般平淡语要有味,壮诘(应是“语”,笔者注)要有韵,秀语要有骨。否则,淡者无味,壮者力竭,秀者纤弱”。这样的“滋味”“韵味”“味外味”是需要仔细琢磨和细加品味的,这为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注入新鲜活力。不过,另一面,中国古代的“文”之“味论”更重要,对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构成更直接影响,也是内在化的接续传承。如陆机《文赋》中有“阙大羹之遗味”,刘勰《文心雕龙》多处用“味”,较有代表性的有“道味”“精味”“义味”“滋味”“馀味”“遗味”“辞味”。其中,刘勰有“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馀味日新”,也有“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还有“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的说法,强调“馀味”与“滋味”的重要性。如有人谈周作人与钱歌川散文的“余味”。当然,也有人以王充《论衡》提出的“大羹必有澹味”,强调散文的质朴,无味之味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文章五味》也是出之有自。如老子有“五味令人口爽”(《道德经》),荀子有“口好之五味”(《荀子·劝学》),庄子有“性于五味”(《庄子·骈拇》)的说法。荀子《正名》篇说的“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就与林语堂的“五味”颇为接近。可见,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有着很深的渊源。

  

其次,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也有不少新探索。毕竟时代不同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文学意识和散文理想也就有了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和选择上。第一,对于“涩味”的理解有所推进。应该说,关于中国古代“涩味”的研究甚多,这包括茶、橄榄、菜根、诗文、书画等方面,如汪涌豪的《涩:对诗词创作另类别趣的范畴指谓》(《文学遗产》2010年第6期)、王向远的《东亚茶道与“涩味”美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8期]、蒋寅的《“涩”作为诗学概念的意味》(《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等。但是,从“涩味”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者并不多,有所深化的更少,其中,席扬对俞平伯的研究较有代表性。席扬从周作人评俞平伯的“涩味”入手,认为“周作人的‘涩’论,显然属于上述这类东西——从这样的角度来探讨‘涩’的来源很重要——一方面我们可以得知关于散文的‘涩’,在感觉之外还有一个极大的有待大规模梳理建构的理论空地;另一方面,这一‘涩’悟,从文学的基本性质上道出了俞氏一派散文创作的内在属性”。由此,席扬进一步探讨俞平伯从“诗”到“散文”所发生的“味”之变化,提出:“如果我们细细品味,‘诗’与‘散文’的差别真可说难以道里计。”俞平伯的“‘散文’之于‘诗’,尽管是成熟多了,但也日渐充满了‘老气’、‘做作气’与‘正经味’,反倒失了最可贵的五四时代的理性精神——以自由和抗争、毁灭和创造为基底的朝气”。这就与周作人的评价不同,也使俞平伯散文的“涩味”获得了新解,尤其是置于从诗到散文的创作历程,是一种动态的“味”变过程。而且,席扬觉得俞平伯散文写得“太正经”,这与倡导散文“纯正”的味又有所不同。这样的研究也是对传统“涩味”的丰富、补充和发展。第二,对“诗味”与“散文味”的个人化理解。到底什么是“散文味”,它与“诗味”有何不同?这些问题在中国传统“味”论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需要进一步研讨的较大的空域。王剑冰在此作了一些思考,他说:“有些人主张读文章应该像读诗一样的产生美感,我觉得这个诗,是那种快感,是读完以后在内心里的那种喊叫、那种滋味。”“我们不赞成你把它写得很‘诗’。”“现在大有一些人以前在诗歌的营垒中混事,混没混出名堂不好说,一转脸他又出现在散文的阵营里。”“一些时光过去,就会发现这些很诗化的作品就像尼龙、涤纶衣料,不贴身,用来用去还是纯棉的好。光‘丝光’不行,滑腻、平展、板正、光鲜,却缺少一种舒服。这种舒服还是来源于散文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质朴、纯正、实在。”在此,作者对于“诗味”和“散文味”进行了有差异的理解,不认为将诗随意甚至多多加入“散文”就会增强“散文味”,因为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文体,其“味”的范围、性质、本质也就不能一概而论,应有所区别。这也是笔者所说的“不能简单地将散文当‘诗’来写”,这对于杨朔、余光中等人的诗化“散文观”有纠偏作用。第三,给文章“五味”以更辩证的认知。中国传统的“五味”,按《黄帝内经》的说法是指“酸、苦、辛、咸、甘”,但更多的时候,这个“五”是统称,是“多”的意思。如“甘、苦、咸、淡、辛、酸、奇”是“七味”,有时还加上“涩”与“鲜”两味,变成“九味”。但无论如何,这“五味”“七味”“九味”往往都比较单一,缺乏内在的逻辑性,显得有些芜杂混乱。林语堂《文章五味》讲的是“酸、甜、苦、辣、咸淡”,此处的“咸淡”是“一味”,并认为这“五味”各有特点,都不能简单否定。而文章真要显出“五味”,则“贵在调合”,突出“咸淡为五味之正”,这就将散文理论的“味论”提升到一个高度。在此,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更有时代感、科学性,也显得更加辩证。

  

最后,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也有局限。虽说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有一些突破和创新,但整体还显得薄弱。范培松在肯定胡竹峰散文的“味”时提出:“在当今散文作家中,如此自觉把‘味’作为散文的创作理念,实属少见。”“回顾百年散文”,“同时暴露了它们的共同毛病:少‘味’。现在有论者把‘味’作为现代散文发展的标杆,是完全有道理的。散文文体理论的贫乏也表现在人们对‘味’的忽视”。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第一,与丰富多样和已经成型的传统“味论”比,当前的散文理论尚未实现根本突破。这既与时间有关,也离不开观念意识,对比数千年的传统,百年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毕竟还很年轻。在观念上,许多“味论”显得比较笼统和模糊,主体意识、创新意识、整体观都不强,难对散文理论起到真正的决定性影响。以中国古代“味论”为例,除了著名的“滋味说”“韵味说”“辨味说”外,还有很多标识性概念,如“义味”“可味”“味深”“寡味”“讽味”“玩味”“味象”“味外味”“味无味”“味于心”“奇味”“馀味”“遗味”“涩味”“金石味”等。然而,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却没有多少创新性概念,更不要说标识性、典型性、科学性的称谓。第二,散文理论的“味论”相对较弱,没有在与“诗论”等的比较中形成自身的文体特点及优势。目前,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虽注重“散文味”,并在“文学味”中显示散文性,有些看法也有启发性;但整体而言,何为“散文”特性,“散文味”到底有何独特性,仍处于模糊不明中,未形成鲜明的特点和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是因为至今还很难对“散文”进行概念界定,也就无法真正把握“散文味”的真义。或许这是一个难题,也是需要加大力气进行突破和完成的系统工程,但一定要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否则,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就只能停留在较低层次,甚至变成原地踏步或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比如,何为散文?至今很难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不少著名散文家都含糊其词,这极不利于对“散文味”的理解。如冰心说:“散文是我所最喜爱的文学形式。但是若追问我散文是什么,我却说不好。”“我想,我可以说它不是什么;比如说它不是诗词,不是小说,不是歌曲,不是戏剧,不是洋洋万言的充满了数字的报告。”余光中更以不讲理的方式说:“至于散文呢?散文就是散文,谁都知道散文是什么,没有谁为它的定义烦心。”这样对待散文定义,既不科学也不合理,最主要的是以儿戏态度无视散文的特性。不仅如此,散文理论界也少有人认真为“散文”下定义,导致难以说清楚什么是散文,什么是好散文。可见,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还缺乏“散文性”的研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第三,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还缺乏话语建构,有体系的“味论”话语建构更为薄弱。与中国古代的“味论”有一定的传承发展体系不同,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基本上各自为政,是一盘散沙。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整体缺乏“味论”探讨的氛围中,现有研究多是个人化、随意性、简单化和一般化的,不要说整体性构想,就是单个的研究也没有形成规模,致使当前散文理论的“味论”难以进行梳理、归类、概括、总结,更不要说有前瞻性的话语体系建构。没有建构意识,特别是话语体系建设作为内在引擎,散文理论的“味论”就很难获得整体性突破、创新、发展,更谈不上站在传统的肩头建构新时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这可能是当前面临的最大困境和最难突破的瓶颈问题。

  

“味论”视角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已打开视野,取得的成绩是显见的,也有一些探索创新,这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特别是将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与传统打通,形成对接、继承、发展,显示了巨大的生机活力和发展空间。与此同时,要看到存在的困惑与难题,这是保持清醒头脑并在今后努力进行建构的可靠保证,也是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迈上新台阶,真正实现脱胎换骨和超越发展的关键。



新时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话语体系建构


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已有一定基础,也打开较为开放的时空,但如何突破当下局限,进入更有潜力的发展轨道,特别是建构新时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话语体系,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和系统工程。毕竟理论是基于时代现实的,也要超越具体的实践经验,还需进行高度概括、提升和抽象。这虽为新时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话语体系建构增加了难度,但也是令人期待的机遇。

  

一是确立中国传统文化自信与散文理论自信。应该承认,“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新文化与新文学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一扫中国古老传统特别是封建专制主义的阴霾,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了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性。但也要看到,随着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大胆引进,怀疑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声音不断高涨,并形成西方崇拜和以西方文化与文学“唯马首是瞻”的趋势。这在五四时期和新时期之初最为明显,以至于形成用西方文化与理论作为衡量标准的突出现象。某些时候甚至出现这一状况:只要是西方的,不好也是好;如果是传统的,好也是不好。具体到文学理论,人们争相学习、借鉴、模仿西方,以至于形成对于西方理论的照搬照用和过度依赖,没有西方理论就不会说话,探讨中国文化与文学也离不开西方理论,我们为西方理论进入中国铺设了一条坦途,而中国向西方的理论传播之路却是堵塞和闭塞的。以中国文学理论为例,仅有《文心雕龙》等有限的理论被有限地承认,于是中国文学研究被转换为以西方理论作为开启和求新法门。文学文体也是如此,原以诗文为尚的中国传统被改写成为以诗歌和小说为主,于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也被简化为“散文”。在这一情势下,更为传统的散文理论面临尴尬的处境与悲剧的命运,散文研究从西方拿来或借助诗歌与小说的理论进行阐释往往难以奏效,向中国传统理论取法又不合潮流,于是,散文理论变得左右为难和进退维谷,其落后与滞后也就变得不难理解。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话语建构必须确立中国文化自信和散文理论自信,从根本上改变对西方文化和理论的崇拜,这样才能避免陷入西方化过程的路径淤堵,进入同中国传统文化与理论贯通的轨道。其一,坚信中国文化与理论的优势地位。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理论置于近现代,它确实不占优势,因为在强权与科学面前,古老文化与感性理论处处被动;然而,从历史的长时段看,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文化、文学、理论有着悠久的生命力,用辜鸿铭的话说,是既古老又年轻,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是充满人生和生命智慧的。其二,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化与理论。确立中国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并不是回到封闭保守状态,而是继续敞开心怀,大胆地向世界学习优秀的文明、文化、文学理论,近现代中国的被动、落后、挨打就是封闭、保守、自大的结果。文化与理论既要有“自知之明”,又要有“知人之明”,这样的自信才是开放和有价值的,就像汉唐、五四时期、改革开放一样。只是要避免在向外国学习时陷入盲目崇拜的陷阱。其三,融通与再造新时代文化与理论。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更重要的是要落在创造上,要在坚持中国文化与理论本位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外国所进行的价值“重塑”。这既包括现实,也离不开历史与未来,是一个既以古今中外为基,又不简单进行区分的超越性意向。换言之,如何在保持中国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时,“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这样,“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从而实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这是新时代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正确方向。事实上,中国理论不仅成为维系中国社会数千年绵延不绝的精神纽带,也对世界作出过巨大贡献,这在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中都有很好的例证。

  

二是高度重视传统“味论”资源的整理、发掘、编辑工作。目前,关于“味论”的资料是比较分散的,它散落于各个学科、领域、文体、文类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整理、结集和推广。换言之,当前的“味论”虽有一些成果,但不够集中、不为重点、没有聚焦、受到遮蔽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是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如何在中国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的基础上,加强“味论”的资源整合,发挥其整体优势,并参与到新时代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话语体系建设,是一项重要任务。其一,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对中国古代“味论”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中国古代“味论”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影响深远,这笔文化与理论遗产应得到全面、深入、细致的发掘。这里既包括饮食、音乐、书画等方面的“味论”,也包括诗学特别是文章的“味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进行系统化研究和整理,使之呈现整体规模、做到条分缕析、进行科学分类。这个工作需要雄心、耐心、恒心、细心、初心,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和取得实效。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味论”具有根本的性质,是源头活水,后面的所有工作都有赖于此。其二,从世界各国的“味论”中吸取养分。虽说中国古代有着悠久丰厚的“味论”传统,但这并非中国所独有,事实上,世界各国也有自己的“味论”,如印度的“味论诗学深受印度宗教哲学和民族性格的影响”,这与中国的“味论”可谓同中有异。“诗味论就实质而言是一种‘具中国特色的诗歌美学理论’,‘味’在古代诗论中就作为‘美’的代名词,是诗歌的审美特质。印度古典味论诗学以情为基础,味就是通过艺术表现的情,始终以情感为核心,相比较于印度味论诗学,中国诗味论虽然也极为重视情感,但没有完全围绕情感来做文章。”另如,日本是个讲“味”的国家,它既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又有其独特的民族偏好,这在“禅味”上与中国形成了一种内在关联与区别。有人对日本俳句的禅味进行研讨,可见日本“味论”的特点与风尚。林语堂曾写《哈佛味》一文,其中透露了外国但主要是哈佛之“味”,他说:“文章有味,大学亦有味。味各不同,皆由历史沿习风气之所造成,浸润熏陶其中者,遂染其中气味。然大学之味,应系书香而已,外此如牛津之口腔(Oxford drawl)、剑桥之蓝衣、耶律之拍肩、哈佛之白眼,皆风气既成之后之皮毛形态而已。”林语堂说自己“初回国时,所作之文,患哈佛病,声调太高,过后受语丝诸子之熏陶,始略明理”,还批评有些人“以为非哈佛毕业者不是人,非哈佛图书馆之书不是书,知有俗人之俗,而不知有读书人之俗。我见此辈洋腐儒。每每掩袂而笑,笑我从前像他”。由此可见,美国文化也有“味”,林语堂用“哈佛味”作为比喻,既具有代表性,又融入中美不同文化的接受、转换、调适,充满智慧的启示。从这个角度说,关于外国文化与理论的“味论”也是异常广阔、博大、深厚的,可与中国的“味论”形成一种内外关系予以整理和研究。其三,强化文学理论特别是散文理论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味论”的资料广博繁盛如海,但其中对散文理论的“味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文学、散文,这就需要在整体构想中,分理出文学理论与散文理论的“味论”。以中国古代“味论”为例,“文”之“味”论如何在联系与独立中显示自身的个性特点,需要有一个搜求爬梳的过程,因为以往不重单独论,而是将散文理论的“味论”寓于诗论中。其四,运用新科技特别是互联网、数字化技术加快资料库建设。以往,“味论”潜存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只靠一般阅读来整理是很难的。如今,互联网和数字化为之提供了极大便利,可充分借助新科技彻底改变过去,通过大数据建立数据库提升“味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表面上看资料整理是个烦琐事,但其价值意义不可低估,需要在新时代有大动作和高标准,以实现新的超越性意向。

  

三是辨析和强化“散文味”的特性、价值与意义。就目前来看,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是缺少独特性的,它主要被置于整体上特别是“诗味”中予以研讨,这就带来其主体性不彰、个性不明、深刻性不够等局限。因为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毕竟是以“散文味”为主,否则就会有被整个“味论”淹没的危险。其一,在文学文体中凸显“散文”的特性。纵观散文理论的“散文”论,有一个普遍特点即含混不明,有的笼统讲,有的看法前后矛盾,还有的认为根本不需要弄明白,也没法甚至不必给散文下定义,于是导致何谓“散文”仿佛成为一个伪命题。这严重影响对散文理论的“味论”的理解,也无从探讨“散文味”。在此,林非、陈剑晖等人的散文定义具有代表性,李广田的“散文”辨析值得注意,有助于理解和认知“散文味”。李广田在认真分析散文与小说、诗歌的联系与区别后,认为:“散文的语言,以清楚,明畅,自然有致为其本来面目,散文的结构,也以平铺直叙,自然发展为主,其所以如此者,正因为散文以处理主观的事物为较适宜,或对于客观的事物亦往往以主观态度处理之的缘故。写散文,实在很近于自己在心里说自家事,或对着自己人说人家的事情一样,常是随随便便,并不怎么装模作样。”“我们还是再打一个比喻吧:如把一个‘散’字作为散文的特点,那么就应当给小说一个‘严’字,而诗则给它一个‘圆’字。如把散文比作行云流水,那么小说就是精心结构的建筑,而诗则为浑然无迹的明珠。”这样的细分辨析,虽然没有给散文下一个具体定义,但把“散文性”与“散文味”烘托出来了。其二,通过“散文味”对散文理论的“味论”进行深化。何谓“散文味”,目前已被作为重要问题提出来,但它的实指仍不明,更多被“文学味”遮蔽和代替。更多人采取的是绕道走,并不回答实质问题,如周冠群认为:“什么是‘散文味’?要准确深入地厘定和解说也许相当烦难。因为它不感受得到却很难表述清楚——不过,一些有趣的作品现实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我们所谈的‘散文味’,即是散文独有的文体特质在欣赏者心中唤起的一种特有的美感。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文体的美的意味。”显然,周冠群到最后也没说清楚“散文味”的独有文体特质是什么。因此,如何在与“文学味”“诗味”“小说味”的关系中研究“散文味”,对于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的“味论”至为重要,也是根本问题。那么,怎么理解“散文味”呢?林语堂认为,真正的好散文在于“本色”二字,淡而有道才能成为天地至文。他说:“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运用之,便成为天地间至文。”在此,林语堂虽没有以“味”来谈“散文味”,但“平淡”与“本色”成为散文美与散文味的关键。而这也正与中国古代“淡中味”“味外味”联系起来。笔者认为,“散文味”可在与“文学味”“金石味”的比较中进行理解。“金石味”透出一股古朴雄浑。金味,充满刚直圆润;石味,包蕴苍然拙朴。“文学味”是优雅、含蓄、青春、幻想。那么,“散文味”就是有着散淡、自然、平和、从容、超然的韵致。当然,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真正展开,“散文味”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需要不断丰富、深化和发展,以获得更令人信服的结论。其三,应从散文的具体分类中更细致有效地发掘“散文味”。众所周知,“文学味”不能简单概括整个文学,“散文味”也不能对丰富复杂的散文一言以蔽之,而应进入更具体的文类中。比如,刘勰《文心雕龙》中有赞、铭、诔、诏、檄、论、表、启、封、记等各体,在《体性第二十七》中又进一步细分,这显然就代表不同的“味”。刘勰用“体性”表示说:“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褥,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镕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同理,散文虽不如古代文章那么繁富,但也有随笔、小品文、杂文、诗的散文、书话、演讲、辞呈、说明、书信,以及写景、叙述、抒情、议论等多种分法。这就决定了要突破笼统的“散文味”,进入具体的散文体式充分体会其“味”,形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分的“味”。如席扬将中国现代散文分为十个流派:“直派”“辣派”“闲派”“涩派”“真派”“感伤派”“乡土派”“‘仙’派”“幽默派”“科学派”。他进而说:“举凡现代文学史上散文名家,如鲁迅、胡适的‘直’,周作人的‘闲’,废名、俞平伯的‘涩’,徐志摩、郁达夫的‘真’,冰心、朱自清的‘纯’,何其芳的‘精致’等,无一不是个人人格的写实与自然的流露。”在此,虽划分标准不统一,也无内在的逻辑,但其“韵味”还是突出的,有助于深化理解散文理论的“味论”。还有,诗的散文、小说化散文等跨文体的“味论”,也是值得深入研讨的,因为在文体之间的“味”如何做到融通,又不串味和保持独立性,是相当困难的。这从“诗”和“小说”往“散文”中注入不同的量,可进一步理解不同的“散文味”。如杨朔的“将散文当诗写”和余光中的让散文的诗意浓得化不开,都容易“串味”,影响“散文味”的纯正。所有这些都关涉到“散文味”以及散文理论的“味论”的纯度与深度。

  

四是构建新时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话语体系。应该说,一个个散文理论的“味论”,具有分散、孤立、一般化特点,如无一定体系,尤其是缺乏理论话语体系,那无疑于一盘散沙,无法发挥合力凝聚增值作用。要构建新时代散文理念的“味论”话语体系,主要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其一,将一般的“味论”上升为理论话语。当前,作为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更多的是一般性概述,且停留于表层与呈现出表象,还没有进入话语层面,这就带来理论的薄弱与空乏。因此,新时代散文理论的“味论”先要进入话语,强化其标识性,形成理论话语共识,内在地反映“味论”的内涵。当前,像“散文味”“禅味”“幽默味”“澹味”等都具有话语形式,但更多的“味论”还远没有达到,这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其二,需要为“味论”的理论话语赋能。许多“味论”的理论话语因缺乏关联性、贯通性、融合性,导致能量增值与交流受限,因此如何在更广阔、内在、深厚的基础上实现散文理论的“味论”增值,就具有非凡的价值意义,也是“味论”理论话语得以激活的前提。以“至味”为例,有人以苏东坡镶有此词的诗句为出发点来探讨杨绛的散文,将“味论”的话语延展和激活了,这比只从杨绛的散文谈“至味”重要和深入得多。另如“义味”一语,它在中国古代处于边缘状态,远不如“滋味”与“韵味”常见,但也是一个重要的“味论”。为此,马茂军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值得给予高度重视,特别是用于理解和阐释中国现当代散文。还有,与许多诗论不同,“义味”为“文”之论,即“宋诗有理趣说,宋文有义味说”。与此同时,“义味即意义,即意味”。这种通俗易解的“味论”更有助于对现当代散文的阐释,可惜的是当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只有在历史会通、现代呈现、未来指向上达成共识,在相得益彰中,散文理论的“味论”话语才会焕发出生机活力。其三,在实践特别是散文创作与研究中验证“味论”的话语价值。活的理论必须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并进行理论与哲学的提升,才能实现价值增值。“味论”的话语理论也是如此,只在空对空中进行理论操练是没有意义的,必须与现实实践相结合。如“涩味”之于俞平伯的散文批评,在周作人等人那里获得了发展性,内涵与外延得以拓展深化,其应用性得以推广,这在席扬的论述中也有所反映。还有,要使“味论”变得“纯正”,避免陷入“低级趣味”,就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先进文化、红色文化、革命文化的作用。这样,反映国家宏大叙事、博爱情怀和英雄主义精神的“国体散文”就会成为“味论”话语的重要资源。其四,关于“味论”的话语理论体系建设。关于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不少人往往仅停留在语言层面,从遣词造句上进行理解,这当然是必要的,因为风格即人,语言是精神的家园;但语言毕竟更多的是形式和技巧,“味论”还要扩展到作家、文本、时代、环境、读者,以及与历史和政治相关,是与范畴论、本体论、创作论、鉴赏论、批评论等相关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味论”的理论系统,特别是话语体系之中。当然,“味论”的话语体系建设也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直接相关,只有在“三大体系”中才能突出话语个性,让话语体系建设落到实处。如当前的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都不重视散文理论,与普遍设置的小说、诗歌课程和研究中心相比,散文呈式微状态,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散文理论话语体系建设。散文理论的“味论”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是最令人担忧的。



结 语


当然,中国新时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话语体系建设并非易事,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很多条件、前提、准备、努力、探索、创新,也是一个系统的理论工程。这就需要强化主体性、历史感、时代性、前瞻性,同时要有建构意识和整合能力,特别是在散文研究比较薄弱,话语体系建设还缺乏坚实基础的前提下,更需要保持冷静思考和理性认知,并付出艰辛努力和进行大胆创新。古今中外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味论”资源异常丰富,大量散文创作包含了不同的“味”意识和艺术表达,新时代对散文创作与理论的审美趣味和精神品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还不够重视,需要及时作出调整和进行纠偏,这也是中国新时代散文理论的“味论”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新机遇、新起点、新希望。

  

  〔责任编辑:廖先慧〕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4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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