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个被遗忘的老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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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4时许，日头逐渐西斜。百家村41号之一理发店外，老板杜荣传早已泡好热茶，等待着他的茶友。

而87岁高龄的龚洁，此时已收起案上的文稿，准备出门。自打退休后，离家不远的这处无名理发店就成了他的“话仙桌”，在这里和一帮退休茶友谈天说地，是他必做的功课之一。

步行十分钟不到，龚洁就远远望见理发店遮阳棚下的茶桌上围着五六个熟悉的身影，退休的省委副秘书长、厦文史学家、金融头家、航空精英、中学校长和百家村蚊香厂车间的老职工，正不温不火地聊着。

这些百家村的原住民，曾经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今都不约而同汇聚在杜荣传理发店的遮阳棚下。

一张简易小圆桌，配几把老旧的木凳，一盏茶的功夫就能聊上一段佳话。大到当今的国内外大事，小到百家村里的家长里短，都足以让这帮退休老茶友们津津乐道。

残阳西斜，傍晚的余晖洒在百家村花园的顶楼上，又有几位酒友，各自带着白酒、小菜、卤料，围坐在小圆桌旁，喝起小酒，开启百家村的夜市模式，酒至尽兴，才各自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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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村，这个被称为“厦门最后一个城市村落”的地方，却绝不仅是一个“村落”。那些色彩斑斓的历史，至今活在百家村居民的共同记忆里，成为茶桌上隔三差五就要聊起的谈资。

就连茶桌旁那间不起眼的理发店，都有一段让人津津乐道的过去。

这家传承三代手艺的理发店，从1980年营业至今，已有37年历史。杜荣传作为杜家的第三代传人，1997年从父亲那里接手了这家理发店。

虽然店面看上去相当简陋，还是三十年前的那副模样，但是每一件东西都算得上传家之宝。那张手动靠背躺椅和墙面上的镜子，都是从民国时期传承下来的。

这里曾是不少政要及商界人士认准的美发店，而杜荣传则成了他们的御用理发师。许多搬离百家村的熟客常常怀念杜荣传的手艺，开着奔驰宝马回到这里就为让他理个头发刮个脸，也有打小在百家村长大的小孩，出国留学回来仍会上门理发。

理发这事很奇妙，一旦认准了师傅就不会轻易更换。据杜荣传回忆，上世纪80年代，大大任职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期间也曾多次光顾过他的理发店，领教过杜氏理发的手艺。

那时他的头发比现在要长上许多，穿着十分朴素。他话不多，坐下来就剪发，只在偶然间得知杜荣传曾跟着父亲下乡劳动时，才会多聊几句。

久而久之，杜荣传也了解了这位贵客的理发习惯，只剪发不修容不掏耳，理完就径直走人。

此外，一些政府官员也都曾光顾过杜荣传的店。因为口口相传，不少媒体甚至找上门来进行采访，理发店的名声越来越大，却没个正儿八经的店名，人们只称他为“阿传师傅”。不少人曾建议他取个店名，而对于杜荣传而言，无名即有名，浮名如烟云，唯有这家店承载着自己所有的往昔回忆。

“从19岁开始，我的整个青春全在这家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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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杜荣传就坐在店外泡茶，听着这群老活宝们天南地北地聊，偶尔也会插上几句。龚洁话不多，但在茶友中却地位极高。

人人都称他是“一本活的厦门历史字典”、“查字典无需到图书馆，找他就行”，但凡关于厦门的历史、鼓浪屿老别墅以及厦门红砖厝，他都懂。

21岁那年，龚洁被分配到厦门邮电局做话务员，随后长期从事秘书及宣传工作，在百家村住了62年，这里无疑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任职期间，他曾在百家村的“观稼轩”内住过8年。

当时观稼轩作为市委机关的集体宿舍楼，龚洁就住在三楼东面的第一间，推开窗户就能望见路上的行人及不远处的厦门宾馆。在龚洁宿舍楼下，就住着当时的市委第一书记和市委组织部长、鼓浪屿区委书记。

龚洁曾在观稼轩度过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在这里的公家食堂里办过结婚酒席，宴请同僚们，这里不仅见证了龚洁青年时期的奋斗史，也见证了他和妻子的美好回忆。

观稼轩原址是清代建成的万寿宫，里面供奉着清朝历代皇帝的万岁牌位，是开宣诏书圣旨的地方，每逢初一十五，地方官员都要到此“恭请圣安”，远远就得出娇或下马步行。因此有“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一说。

万寿宫后来被一位华侨购买后，才造了如今这栋北欧风格的米黄色小洋楼，取名“观稼轩”。1939年，日军将观稼轩加建一层，内部以日本榻榻米风格进行装修，作为宿舍。解放后，兴亚院厦门联络部改为市委机关，观稼轩也就成了市委机关的宿舍。

观稼轩

四百年转瞬即逝，曾经是百官朝圣的万寿宫，如今只剩一块丹陛石，躺在厦门日报国际大厦的墙根。

而位于不远处的深田路42号“兴亚院厦门联络部”，则作为日军侵略的历史见证，被列为保护建筑之一。

百家村华侨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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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13日，日军侵占厦门，在百家村驻扎长达7年。

在此期间，日军建造了“兴亚院厦门联络部”作为统治厦门和汕头的最高权力机关。解放后这里一度作为中共厦门市委机关的办公大楼，龚洁也曾在这里工作了十四个年头。

如今坊间常有人说，当年兴亚院厦门联络部的日军凶如虎狼，甚至将抓来的人投入“水牢”“黑牢”施以酷刑，灌喝辣椒水、肥皂水将人活活撑死更是常事。

但龚洁经过多番考察，兴亚院厦门联络部大楼没有地下室，也就不存在“水牢”“黑牢”。

而观稼轩虽有个地下室，却是存放杂物的地方，从没做过“水牢”“黑牢”，更没有什么肥皂水，日军惯用的是电刑，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兴亚院大楼的二楼，就有一间5.6平方米的电刑室，解放后电椅一直置于仓库，文革后才彻底砸烂。

兴亚院

据龚洁描述，当年日军派遣一个中将作为兴亚院厦门联络部的最高负责人在此管理，供设立了5个部门，其中一个便是情报部，“他们将可疑人员抓到这里审问，如果不交代就会用电椅伺候”。跟谍战剧里如出一辙，抓来的人会被五花大绑在一个酷似老爷椅的刑具上，手脚用铁镣拴住，通电后电流通遍全身，让你痛不欲生。

亲历过当年日本侵占时期的百家村老居民们，如今大多不愿谈那段过往。传闻那时百家村处处弥漫着恐慌，天一黑，人们便躲在屋内不敢出门，也不敢睡觉，屏息听着日军的脚步声，吓得不敢说话。

“如果不开门，他们就会撞门进来，用枪抵住你的胸口，跟演电视一模一样。”曾接受过采访的郑秀英老人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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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2年日军撤销兴亚院厦门联络部，百家村村民的噩梦才暂时告一段落。其后国民党也曾在这里设立统治机关，解放后，这里甚至曾作为厦门市委机关大楼，直到文革结束。

也因此，百家村曾一度成为厦门的政治中心，日日出入着政治领导人及各种重要官员。

今日，这里成了厦门日报社的书画院，兴亚院厦门联络部的大铁门依然保留，但铁门中的“亚”字于1958年换成了“红五星”。

1960年这里设立图强小区作为政府官员及干部的宿舍楼，包括三栋别墅及两栋公寓。

当年在厦门任职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大大，就住在现今图强小区2号楼里一套不足80平米的两室一厅。1987年，他曾与夫人在这里结婚，只在宾馆办了一桌酒席，答谢同事好友。

那时住在百家村的居民们，偶尔会碰到在小区附近散步的夫妇俩。

此外，当年的图强小区里曾经也住过市委领导、市政府头人、海关部长、局长及多位体坛世界冠军，这些大人物为这里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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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百家村并不算繁华，甚至没有街市，失去政治职能后，它就像是一个被遗忘的老人，在繁华市区里不值一提。

直到改革开放后，许多生意人和手艺人开始涌进这里，才逐渐有了一些商业气息，渐渐地，年轻人开始注意到这个地方，在这里开起了青年旅社和民宿。

2002年，厦门第一家西餐厅“老别墅西餐馆”在百家村开业，许多人慕名而来，这里陡然间多了许多外国脸孔。

每当夜幕降临，百家村路上安静得只能听见树叶摇曳的声响。老别墅西餐馆里开始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他们喜欢带着爱人在这座安静的别墅里，感受着别处不曾有的宁静与惬意。

而不知不觉间，百家村的模范公厕旁也摆起了许多海鲜小摊，吴记煸豆干、阿牛章鱼、酱油芒果铺、兰色鲎肉及生鲜海螺铺……这里藏着各种稀奇古怪的“黑暗料理”，让饕客们趋之若鹜。

这个如今人尽皆知的“百家村公厕边美食圈”，与百米之外的街道就像两个世界，没有喧嚣的烦躁，却有市井的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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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家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龚洁，见证了百家村的历史变迁、起起落落。在他眼中，这个远离市中心的小村落，虽然平淡世俗，却处处上演着市井生活的本相。

街头的磨刀手艺人，公厕边的美食摊，以及安静的老书店，如果你不赶时间，大可拿着一杯龟苓膏奶茶，蹲在路边就那么聊起天来，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无论它曾经有过怎样的过往，都溶在一杯清淡适宜的茶水里，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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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公羽、老别墅咖啡馆提供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记者 / 公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