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们也能唱“贝九”了 |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1959 年 10 月，中央乐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

文 | 陈茴茴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因第四乐章加入大型合唱而被后人称为“合唱交响曲”。以德国诗人席勒作品《欢乐颂》谱曲的合唱乐章，旋律优美、歌词朗朗上口，同时因具有极高的技术难度与艺术水准成为合唱经典之作。上世纪50年代，指挥家严良堃率领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前身）、中央广播乐团演出“贝九”,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演出该作品，全部由中国音乐家演出，且合唱部分全部用中文演唱。严良堃曾说：“（贝九）歌唱部分的难度太大，中央乐团成功演出了‘贝九’，大家就像过节一样。”

曾参与“贝九”首演及多次演出的原中央乐团合唱队合唱演员冯婉珍这样形容“贝九”对国内合唱的影响：“它给国内带来了‘合唱新概念’。”指挥家高伟是当时参与演出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合唱队一员，他说，“贝九”成功首演，标志着国内合唱借这部经典合唱之作，打开了通往合唱艺术的大门。

新中国成立后首演：全团“人人过关”

1959年7月4日至5日，由刚留学归来的严良堃担任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演奏，魏启贤、魏鸣泉，蔡焕贞、梁美珍担任领唱，中央广播乐团与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唱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北京首都剧场上演。10月1日，严良堃率原班人马在首都剧场演出“贝九”，此次演出是作为中央乐团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三大献礼演出之一，故被大家视为新中国成立后“贝九”的真正首演。

上世纪50年代，在国内上演西方经典作品并非易事，“贝九”合唱乐章难度之大在世界合唱界是公认的，严良堃曾提过：“解放前工部局交响乐团、南京国立音乐院也演出过（贝九），但声乐部分是降低了一个大二度演出的，因为歌唱部分的难度太大，（他们）克服不了。”《欢乐颂》四个声部演绎非常丰满，独唱、重唱、合唱部分相互穿插交织，和弦、复调、对位等技术运用复杂；歌词中包含的平等、博爱等哲学思想也是之前没有接触过的，翻译贴切同时适合演唱并非易事。在演出“贝九”之前，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唱的革命歌曲、抗战歌曲更多一些，西方合唱作品接触较少，多声部训练也刚刚开始。面对“贝九”这样一部高难度的外国作品而且要达到演出的水准，无疑是难度很大的。

87岁高龄的冯婉珍回忆，当时可谓是“全团动员”：由合唱队里精通外文的邓映易、章珍芳等为演唱译配中文歌词，为演唱能达到演出“贝九”的水平，团里采取了“人人过关”的战略，分别实行“单兵过硬”“小组负责制”“声部负责制”，从个人到小组再到声部，层层过关。每周，每个人都会有半天个人提高业务的时间，各人为解决自己演唱上的问题，各自“拜师”请教，暗下功夫。练习的效果要经过小组长、声部长、指挥层层严格检查。严良堃要求合唱队用科学的发声方法进行训练，在咬字、运腔上加强，力求合唱团发出统一、和谐、明亮的合唱声音。冯婉珍当时在合唱队里担任女高音，她说，为了让合唱队员能发出“理想之声”，严良堃想了很多妙法，比如“贝九”合唱部分第十六小节，是G调的女高音唱段，音域特别高，他不让大家生硬地“喊”，而是用合唱艺术的手段让大家发出来的声音轻、高、透。谈起当时，高伟说合唱队可以说是通过练习，“一个音一个音升上来的”。

学会“艺术地唱合唱”，是冯婉珍在唱完“贝九”后最大的感受。在她看来，《欢乐颂》是一首很好的合唱训练作品，无论是合唱手法还是和声部分都是一个典范。当时合唱队里的很多队员，包括她自己，都是通过排练这一部世界级的合唱作品，打开合唱世界的大门——第一次体会到艺术合唱的魅力，学习到合唱织体的概念。“大门”打开后，中央乐团合唱队在严良堃带领下，演唱了文艺复兴时期作品、世界歌剧合唱选段等更多艺术合唱作品。这也是冯婉珍将这部作品誉为国内合唱“新概念”的原因。指挥专业的高伟在自己的毕业音乐会上选择了“贝九”，首演时的演唱经历让他积累了合唱队如何更好演唱，合唱指挥如何与乐队、合唱队更好配合的经验，在他成为合唱指挥的道路上起到重要影响。“通过‘贝九’，我们借鉴、学习了国外合唱艺术作品的演唱，从以前的群众歌咏、‘齐唱’为主，到开始演唱更多真正的合唱作品。”高伟说。

“‘贝九’的演出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后来全国各地许多乐团都演‘贝九’，中央乐团的合唱团就不时地‘借’给这些乐团上演。”严良堃说。

传承：“我唱‘贝九’零事故”

1995年中央乐团演出中文版“贝九”第四乐章（四重唱：傅海燕、李克、李初建、田玉斌）

中国交响乐团男高音歌唱家李初建回忆自己演唱“贝九”的经历时，自豪地说：“我唱‘贝九’零事故！”“文革”期间，担任“贝九”首演男高音领唱的魏鸣泉在工厂发现李初建这个歌唱好苗子，把他招入中央乐团学员班。1973年，李初建开始跟随魏鸣泉学习声乐。当时，他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继承老师的《欢乐颂》领唱位置，而且一唱就是二十多年。

完整演出“贝九”，对于领唱与合唱队员嗓音和能力要求很高。演出期间，领唱与合唱队员需要在台上一动不动坐三个乐章，嗓音容易处于休眠状态，等到第四乐章站起来就有高音在“等着”，非常考验人。1986年，李初建第一次登台参与“贝九”演出，他紧张到觉得哪里都不舒服，乐团同事付海燕和杨洪基老师一直鼓励他，让他最终得以顺利完成。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央乐团《欢乐颂》的演出基本都是李初建担任男高音领唱。每次演唱这部伟大的作品，都让他感觉激情满满。他说，不同的指挥在指挥这部作品时，安排领唱的位置都不同，有时在指挥的正面，有时候在指挥的两边，有时站在合唱团的正中间。中间的位置尤其能听到合唱团震撼的声音，像一堵音墙在把领唱者推着向前走。但是这个位置也很考验领唱的音量，领唱的声音必须穿过乐团的声音，且不能被器乐的音量淹没。《欢乐颂》虽然演唱时间不长，但是难度很大。许多歌唱家唱这部作品就曾出现“事故”，比如音不准、华彩乐章对不齐、“错牙”等。李初建感谢魏鸣泉和严良堃对自己的精心培养。魏老师为他打下坚实的声乐基础，合唱团出身的他对音准节奏的控制能力则一直受到严良堃的严格要求。两者加持，才有了他面对自己二十多年“贝九”演出经历时，可以骄傲地说出“零事故”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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