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打卡圣地藏着《游击队歌》手稿 |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

游击队歌手稿原件 （ 一大会址纪念馆/供图）

文 | 孟绮

上海市黄浦区兴业路76号，如今是无数国人访沪的打卡圣地。兴业路两侧高大的梧桐树枝繁叶茂，远远地还没看到建筑本身——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三三两两聚集的人群便涌入视野。一百年前的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馆藏藏品超过12万件，国家一级文物121件(套)。这其中，就有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手稿。

3月11日，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布了上海市首批革命文物目录，《游击队歌》手稿被列入名录，成为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光辉历程的重要见证。

游击队战术带来灵感

贺绿汀（上海音乐学院/供图）

《游击队歌》由音乐家贺绿汀作词作曲。该曲于1938年1月1日在八路军干部晚会上，由贺绿汀指挥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首次演唱。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文化界成立救亡演剧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到中国各地宣传抗日救亡。从小热爱音乐并于早年就投身革命的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沿着沪宁、陇海、同蒲铁路一线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于1937年底到达晋西南的临汾，住在城郊的一个八路军办事处（临汾尧都区刘村镇）。在这里，敌后环境异常艰苦，但游击队员们却始终保持着乐观与昂扬，对革命充满自豪感。贺绿汀深受感动，便创作了这首《游击队歌》，献给全体八路军战士。

据贺绿汀的小女儿贺元元讲述，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贺绿汀在上海积极参加歌咏活动，创作了很多抗日歌曲。他所在的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当时有崔嵬、丁里、王震之、欧阳山尊、塞克等将近20人。因为人手有限，贺绿汀当时除了音乐创作，还担负着跑龙套、调试音响等各种杂活。救亡演剧队演出之外，还会去学校、工厂教唱，每到一地，便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况编演节目，唤起群众的爱国之情。在南京演出时，有一次演到一半敌机来轰炸，他们赶紧躲到防空洞里，警报解除再出来接着演。之后，救亡演剧队乘船到武汉，又到达开封，当他们离开开封时，当地的宣传队也可以一队队下乡演出了。

到达临汾进行休整的时候，贺绿汀等人学习了游击队作战用的战略战术，还参观了炮兵部队。战士们告诉他们：“我们是没有炮的。这些炮都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然后才组成炮兵团。”贺绿汀脑子里马上就出现了“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一句，旋律也自然生成。先有节奏，后有旋律，然后再配上歌词，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他一气呵成完成了这部作品的词曲创作。由于曲调上口，便于行军演唱，《游击队歌》很快就传遍全国。

歌曲比演剧队“跑”得快

在创作《游击队歌》之前，贺绿汀从各个角度考虑了很久，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一回事，如何把这些战略战术的方针体现在具体的群众歌曲中，又是另一回事情。必须通过生活形象，赋予其一定的感情趣味，才能使唱和听的人有兴趣。歌词方面要强调英勇、顽强、机智、乐观的一面，在音乐处理方面则应侧重愉快、活泼的军队行进的节奏。

为使歌曲上口又有趣味，唱的人容易记忆，曲调就必须既有一定丰富的变化，又要照顾到全曲的统一。因此，他采用了西欧民歌“AABA”的形式，这种形式也完全符合我国唐诗绝句“起承转合”的布局原则。

1938年《游击队歌》首演后，当救亡演剧队出发到八路军各部队演出时，歌曲早已在他们到达之前就传唱开了。他们只好“放马后炮”，可见当时革命歌曲传播之快。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之《游击队歌》

自从《游击队歌》传唱开，贺绿汀就将原稿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1943年，贺绿汀随身携带《游击队歌》原稿，辗转来到延安。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举行的文艺晚会上，贺绿汀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赞扬他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后来，贺绿汀因肺病住进中央医院。1946年冬，党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日理万机的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也没有忘记贺绿汀，还给他专门配了担架。

1949年全国即将解放，贺绿汀身穿解放军军装，从北京坐火车返回阔别12年的上海。火车途经昆山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贺绿汀带的衣物、乐谱全部丢失，《游击队歌》原稿却因为他贴身珍藏而躲过一劫。

峥嵘岁月的永恒印记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游击队歌》手稿静静躺在气密柜里。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游击队歌》手稿按要求进行专人专柜保管，恒温恒湿。

1961年，贺绿汀将手稿捐赠给该馆。手稿为薄薄的两页纸，长38厘米，宽27厘米，用钢笔书写，纸质已泛黄，这是长期保存留下的印记。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1995年11月，《游击队歌》手稿经由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革命文物鉴定确认专家组鉴定，确认为一级文物。为了珍贵文物的安全，《游击队歌》手稿极少对外展出。

1961年8月13日，贺绿汀在《解放日报》第4版上发表了《〈游击队歌〉创作经过》一文。陈绍康当时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从事征集文物工作。读了报上文章后，陈绍康想这首《游击队歌》在全国影响很大，若能收藏原稿，将是一份难得的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于是，陈绍康打电话向贺绿汀说明征集要求，贺绿汀一听立即爽快地说：“我先找出曲稿，然后请你到我家来看看谈谈。”几天后，陈绍康应约到贺家，亲眼见到了贺绿汀当年创作的几首抗日爱国歌曲的手稿。其中就有1938年创作的《游击队歌》，是用钢笔书写的，纸质已泛黄，但字迹和音符仍很清晰。接着，贺绿汀还讲述了他当年创作这些歌曲时的深切感受。贺绿汀慷慨地说：“《游击队歌》曲稿捐献给你们，由国家收藏好。”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研究员陆米强曾于1990年秋前去拜访贺绿汀。贺绿汀居住在上海泰安路一幢小楼内，当时他已经93岁高龄，但身体健康、口齿清楚，举步稳健，就是听力不好，戴着助听器。回忆起创作《游击队歌》的经过，他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游击队歌》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使贺绿汀激动不已。他意识到作为一名音乐工作者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他把《游击队歌》看作自己最有价值的创作之一，并找到了自己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位置。

1997年，老院长贺绿汀出席上海音乐学院建校70周年纪念活动。 （上音/供图）

“战争是残酷的，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必须动员全体人民为自己的生存战斗。因此，一首群众歌曲如何通过艺术想象来感染和激励群众，在群众中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必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考虑。”在贺绿汀看来，文艺工作者在抗战中做了不少工作，记录这些工作对今后的文艺工作者是有教育意义的。《游击队歌》诞生于战场一线，是抗日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鼓舞了八路军的士气，也促进了军民团结。它不仅是抗日战争峥嵘岁月的永恒印记，更唱出了机智勇敢、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2020年10月29日下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传来熟悉的旋律。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中心组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党总支联组学习会在这里举行。

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徐旭表示，上音与一大会址渊源深厚，除了新中国成立后上音首任院长贺绿汀的《游击队歌》手稿收藏于一大会址纪念馆，在2016年一大会址纪念馆整体修缮重新开放之际，上音师生也曾送上特别节目；2019年在院长廖昌永率领下，上音师生以“音乐快闪”的形式，在一大会址唱响了《我和我的祖国》，拍摄了MV；2020年，上音更是带来一支文艺小分队，让贺绿汀的音乐与乐谱手稿在此相会…… 

手风琴独奏《游击队歌》（演奏：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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