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荐| 体育强国：以关键词为视角的学术思想史叙事
本研究以“体育强国”为关键词，以过程社会学为理论基础，试图采用学者、政府两条主线互构的思路，以叙事的方式讲述体育强国研究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发现，从体育强国学术思想史演进的历时和共时性空间的视角来看，体育强国是社会文化表征于身体价值观念的镜像，在学者和政府两大主体之间存在自发演存与共生互嵌的动态逻辑关联。其思想史的演进具体表现为：（1）在学者对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的概念之争中确立了体育强国的主体性；（2）学者与政府两大主体共处于“体育强国”建设同一空间下，也分别有独属于自己的行动场域空间，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链条在偶然中生成，在有序中相互交织并延长；（3）在政府决策与学者实践的互构中，政府的“强制”和“服务”功能在学校体育和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中实现了型构；二者生存的场域空间中意见交叉重叠部分是政府与学者主要的合作空间，政府要整合“体育资本”，建构以学者研究思想为基础的区别化发展模式；（4）二者的认同与共生主要表现在以外制力建构的体育强国公共空间秩序和以内生力生成的体育强国文化语境，以及在分工合作中二者形成的相互认同和对体育强国产生的“强认同”；（5）二者的耦合以权威人物符号和权威政策为符号象征，以探究体育与群众体育的间性弥合、习近平体育强国思想体系和《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在新时代语境之下描绘出高质量的体育强国景观。
文 | 王智慧，赵妍，高一兵
（《体育与科学》2021年第2期）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 内涵与定位：“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
1964 年,“体育强国”一词出现在原国家体委主办的内部刊物《体育参考》上，其中一篇关于日本《朝日新闻》分析东京奥运会各项比赛的译文中提到“1952年,苏联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后, 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两大体育强国”。而“体育大国”一词则最早出现在1983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应邀出席第5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时指出:“中国已是一个体育大国, 全世界都期望中国将派出一支强大的队伍参加明年奥运会。”虽然在出现时间上“体育强国”要早于“体育大国”，然而从目标设定来看，“体育强国”则晚于“体育大国”。1980年, 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为使我国进入世界体育强国行列而奋斗”。1983年,国家体委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中提到“本世纪末要普及城乡体育运动, 运动技术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拥有现代化的体育设施, 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成为世界体育强国之一”。这是国家体委第一次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体育强国”的目标。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的定位之争是21世纪伊始的几年间学者们讨论的重点论题。周爱光认为，后奥运时期的中国只能称得上是“大国体育”，具有超越性、制度性和失衡性三个特征，受国情制约，除奥运成绩外，体育人口和体育产业值两个方面还未达到“体育大国”的要求，只是初步呈现出明显的体育大国特征。这一阶段学术界对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的内涵开始发生认知转向，并围绕二者之间的价值指涉展开了讨论。有的学者认为体育大国与最初体育强国界定的涵义相似，都以“唯金牌数量论”为主要意涵，随之便有“竞技体育大国”等下位概念出现。伴随国情、体情的变化，基于包容性思路，金牌不再是唯一评判标准，“重视金牌又超越金牌”，注重金牌背后的国际体育影响力和社会效益成为新时期的新目标。提倡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主张在“普及”基础上“提高”，通过“提高”带动更广泛的“普及” 。由此可见，“体育强国”建设的呼吁是特定历史、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大众心理诉求的结果，它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由多指标决定的综合性概念。体育强国内涵的动态演进要求国家体育发展以“符合时代特征的体育发展理念”和“高质量的体育发展成果”为思想基础，以“质优势”为主，兼顾“量优势”，实现综合实力水平的稳步提升。由于缺乏对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评判的统一标准，难免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纷杂阐释，价值选择上的差异是造成学界对体育强国产生不同理解的根源。虽然在内涵解读这一层面上，学者们莫衷一是，但也存在最基本的共识，即都围绕着体育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双向提升而展开。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是中国体育发展进程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重要阶段性发展概念。从本质上可将体育大国看作体育强国进程中的准备阶段，而体育强国则是体育大国内涵与外延拓展与深化的继续体。
3 制度与实践：顶层设计与学者实践的互构
3.1 政府型构，以学校体育和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为载体的“强制”与“服务”
3.2 探寻合作空间，维系体育产业的动态平衡性
3.3 整合“体育资本”，建构以学者研究思想为基础的区别化发展模式
4 认同与共生：以外制力与内生力共筑体育强国
在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体育的形变需要具有凝聚统一意志力的力量来加以维系，这一力量无疑来源于规则所形成的外制力和文化所形成的内生力。规则的外制力是体育强国的意志，体育文化的内生力是体育强国的灵魂。内外力共生，能够起到约束个体和群体行为，在思想规训中形成惯习认知的作用，从而对体育强国产生“强认同”。
4.1 分工有序，共同维系体育强国的公共空间秩序
体育的魅力在于能够“随心所欲”但又“不逾矩”，规则限定下的个体训练使自然态的存在成为人为的制造物，并因内心的充盈而产生对体育的认同，进而为体育强国建设形成广泛的个体认同基础。与规则的个体性相比，本研究主要探究规则的社会性，所提出的“规则”主要是根据学者们对体育强国的学术研究提取了两个要素：体育法治体系建设和各体育项目的评价标准构建。
霍布斯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宗教不是从国家的法律那里获得并建立起自身权威的”。法律可以作为宗教权威的来源，同样也适用于体育强国行动支配力的聚集和确立。法治建设是对每一位国民共同拥有的体育权利的强调和保护。体育强国法治建设以现代法治体系为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主导我国法治建设的要素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转为“社会发展”，即由单一主导指标向多元指标拓展，体育的价值和功能愈发凸显。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虽然对体育行为和体育活动进行了规范，但普及性和针对性较弱，使得法治工作的社会基础十分脆弱。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萌生的新的体育行为和体育活动亟需体育法治的修缮和确立，以维系社会秩序。在进一步完善我国《体育法》的进程中，诸多学者都提出了修订的建议。与此同时，伴随着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体育的法治化进程刻不容缓，北京奥运会作为迈向体育强国新征程的标志性事件，所践行的“人文奥运，法治同行”理念可认定为体育强国法治建设的发端。这一理念助推中国向世界彰显进退可度、和光同尘的大国风范。除此之外，有学者梳理了改革开放来我国体育法治在顶层设计、立法、执法、司法、普法五大方面的发展脉络，指出体育法治建设面临的困难，这些困难遍及体育的每一种形态，竞技体育、体育社团、体育产业等都存在法律建设的盲点和难点。对此，提出坚持依法治体的基本方针，进一步健全体育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建立体育仲裁机构，完善体育法治文化建设的策略，从而坚定我们在体育法治建设中国化道路上继续前行的自信与自觉。
体育强国是一个概念性存在，实体性表达是由一个个体育活动或体育行为构成的，为避免新体育活动的出现在无规则的自然态发展下发生偏离，制定相关的评价标准不仅具有规制性，同时也能激发从事体育活动主体的竞争性，营造具有向上性的发展氛围。指标评价标准的构建涉及体育产业、大众体育、体育强省等多个维度。与此同时，对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的评价指标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自2017年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环保部四部委发布《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后，由于是对新体育项目的尝试，具体规划模糊，导致在发展初期出现了盲目指认、过度房地产化等乱象，因此建立发展评估标准以规范不良行为、促使其健康有序发展被提出。这些评价标准的制定有助于厘清相关研究主题的发展思路、明确发展方向、破除原有的体系形态、搭建新的结构框架，从而清除体育强国建设过程中的危险因子，推动良性发展。
体育法治建设的最终决定者在于政府相关工作部门，学者们的研究建议能够起到警醒和呼吁的作用。而在评价标准的制定上，虽然掌权者依旧是政府，但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很大可能被政府采用。学者和政府都有着自己的话语空间，各自的作用范围虽然没有严格的界限，却也隐喻着对方不可跨越的“边界”。二者之间构成了共生互嵌的动态逻辑关联，在体育强国建设中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从而谋求更大的突破。
4.2 发挥互动仪式链的情感动员与连带作用，生成体育强国文化情境
生成体育强国文化情境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体育文化是什么？卢元镇认为：“体育文化是关于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 而体育情感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之一，体育情感上的共鸣、一致的情感取向有助于体育文化科学的产生。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正如韦伯所认为的，都是拥有文化的人类有意识地对世界采取的一种态度和赋予它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所以，能够达到体育情感共鸣的人大多是对体育行为有一定理解并能够控制自身情感行为的群体。与马基雅维利意义上将恐惧确立为君主驾驭臣民的情感技术不同的是，体育强国的文化结构性确立需要涂尔干所提出的“有机团结”所发挥的依赖性情感力量作为内生动力。共同情感的营造，有助于在体育文化活动中发挥互动仪式链的功能，带动群体自发地产生对体育强国的认同。
竞赛场是最容易使情绪受到渲染而产生认同的场域空间。尤其是在展现民族力的竞赛中，运动员的胜利会在极大程度上调动起观众对该运动项目的认同，进而使个体在竞赛情境中产生的情感比平常更浓烈。参赛者也因此而获得精英运动员的身份，这一群体所拥有的“卓越平凡性”的文化特质构成竞技体育的精神内核，在这一特质形成过程中同样需要以情感为基础，伴之群体参与和集体的关注焦点。在实现文化兴体过程中,要超越国家体育的“物化”和狭隘的“种意识”,追求富有神圣性的“类意识”，防止体育异化，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所具有草根性、民俗性和乡土性的原生文化特性的涵养。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原生特质的缺失将会截断体育强国的互动仪式链，为避免这一情况则要在服务力、生产力和传播力上寻找适当的战略途径。有学者将体育文化分为“根”“茎”“叶”“花”“果”5 大主体部分，传统化的体育文化作为“根”的部分，只有根基牢固才能保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由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变中，体育品牌赛事创建和国家形象建构作为体育文化的表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育在国家形象建构上，曾一度处于“失语”的状态，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为体育恢复应有之位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北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奥林匹克文化拓展了体育文化的意蕴，改变了体育文化的结构性构成。国家体育强国形象的建构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传播力，会使国民开始注重自身体育文化素养的涵养，而国民整体体育文化素养的提升是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前提，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性的重要因素，也是保障体育强国长存久安的重要力量。由此，也大致形成了体育强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弘扬民族性、表现时代性、立足社会性以及重视差异性。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的内在表现，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自信与尊严。习近平总书记曾说道：“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言论深刻反映了文化自信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以体育文化为根基的体育强国建设是国家文化自信建设的独特性存在。“文化一经产生，便别具一格” ，体育强国的独特性在于对体育行动赋予了文化意义，型构和过程强有力地塑造着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构造，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认同感。其实，体育强国认同本质上是体育精神再形成的结果，通过“浸没式”的体育传播打造特有的“体育映像”从而形成体育强国的“强认同”。
5 耦合与释放：权威性象征符号的感召力
国家体育权威的重要象征符号可以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可以是具有权威性质的体育政策。继1983年国家体委第一次提出“体育强国”目标后，2008年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又一次提及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这一次的提出是在非官方话语场域内实现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逐步将体育强国建设纳入治国理政的思想体系中，他的每一次讲话都留下了可研究的线索和痕迹。学者们以敏锐的洞察力迅速捕捉到可进行学术研究的关键信息，在部分偶然性信息的获取中形成了学者们的或然性学术观点。而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权威性体育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是在2019年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直指体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要义，提出了具体的发展要求和发展策略，给学者们提供了可研究的诸多议题。
5.1 寻找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间性弥合，促进共同发展
体育强国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体育强国的实现过程是一个涉及各项综合指标均衡发展的过程，其中包含竞技水平、民众素质等众多决定因素。需要明确的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并不是对立的，群众体育为竞技体育的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民众基础，竞技体育反过来引领群众体育的发展，二者之间应该是互惠共生、相辅相成的关系。由此可见，体育强国的实现离不开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协同发展。与第一次提出“体育强国”建设目标不同的是，第二次“体育强国”建设的情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到2008年，我国体育事业建设，尤其在竞技体育方面成绩斐然，北京奥运会的召开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对体育事业的关注和热情。由此，我国战略目标的性质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即由规范性向方向性转变，由强调为竞技体育服务向多元体育均衡发展转变。新的体育工作侧重点的产生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契机，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等多元并举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旨趣。
大力发展群众体育成为体育强国建设中的重点工作。从现实情况来看，群众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中的短板，与竞技体育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发展中受制于其发展地位、物质基础、体育文化等客观条件，存在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组织化程度较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发展理论不完善等问题。如何协调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的关系，实现共同发展是学者们关心的重点问题之一。对此，很多学者从关系视角入手梳理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认为自建国以来大致经历了“侧重普及-侧重提高-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三个阶段。早在2005年，就有学者提出了“互补关系学说”，认为性质相同、形式各异的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在功能上互补。功能上能够互补是因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是体育系统中相对独立的子系统，这两个子系统之间邻近的部分存在相互取予的关系。两个系统的独立运作与相互取予都离不开人的作用，人的介入导致了二者的分化，具体表现在强调体育的社会价值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发展，忽视了体育本体的价值导致了群众体育发展的滞后。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关系问题实则是体育多重价值的间性弥合问题，体育价值的显现有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尤其是具有权威力量的人的价值选择。马克思曾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为了满足形塑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形象、凸显中国的综合实力的需求，在制度设计上以体育的社会价值为取向。当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原需求之后，又萌生出新的需求，体育的价值意涵也在不断满足需求的过程中被建构。在建设体育强国、实现均衡发展的过程中，要遵循韦伯所倡导的“价值理性”原则，充分认识二者的发展规律，避免因追赶竞技体育发展进度而采取跨越式发展群众体育模式。同时要打通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之间的内在联系，立足于群众体育，以“竞技育人”的理念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开展体育运动。进入新时期，在为人民身心健康谋福祉的过程中，顶层设计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充分了解群众体育需求，发挥了社会体育组织的载体性功能，促进了体育社会组织以强基础、惠民生、高增长的形态，推动体育强国建设。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来看，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都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先实现自身内部的协调，解决各自发展中存在的矛盾问题，并从中发展出具有整合功能的方法，以把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在顶层设计上提出的“体育强国”战略引发了学者对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关系的热烈讨论，学者们的讨论为政府工作的开展明晰了思路，也使这两者在耦合实践中释放出各自的效应。
5.2 情境空间中探究习近平体育强国思想体系，实现体育强国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主线，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谋划体育事业发展的新篇章。体育强国建设联系着“中国梦”的实现轨迹，孕育着体育强国梦的远大图景。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的同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基本要义，具体而言是在继承发展中国特色体育思想的基础上，彰显其“立足整体抓体育、抛开体育看体育、围绕大局搞体育”的战略思维和哲学方法论。
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除了有理论根基外，还有着深厚的个人体育情怀和具身性实践基础，是一个严谨而又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个学科体系内涵包括人本体育、体育改革、世界体育和体育精神等全方位思想。人本体育思想是习近平体育观的逻辑起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向善向好发展，重视国民健康的要义仍未改变，因为“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国民体质健康的提升不仅需要顶层设计在制度、资源配置等方面做好保障工作，同时也需要唤醒个体的体育意识、培育个体的体育精神，才可能真正意义上实现以“人”为本。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夫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的本真性价值在涵养个体，助其实现自我提升的同时，其价值内涵也会延伸到个体对社会关系的处理。在顶层设计与个人实践的辩证统一中，丰富并发展着人本体育的内涵。在体育改革思想层面，习近平部分否定了既往的竞技体育锦标观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尽显体育本体价值。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以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以更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需要的方式来发展竞技体育，从而实现体育精神的返璞归真，形成新时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合力。中国体育思想以“亲诚惠容”为风格和基调，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主要载体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义利相兼”的体育外交立场和“友好共进”的体育外交诚意。习近平总书记对奥林匹克运动给予了高度重视，曾亲自指导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并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筹办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冬残奥会。2017年，在冬奥会场馆修建之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场馆的空间承载力以及赛后场馆利用等问题；并在2021年场地筹备工作基本完成后又亲临现场考察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冬奥工作的重要论述可总结为“五个统一”，即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统一、“四个协调发展”的统一、自然性与经济性的统一、“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统一以及全民共筑与成果共享的统一，是奥林匹克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推动世界体育发展的中国经验。体育精神作为向世界彰显中国精神的重要内生性输出，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在慰问运动员时鼓励他们不仅要“野蛮其体魄”，更要“文明其精神”，还特别将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联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借助体育精神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在国民中传播开来。体育精神的塑造是个体切实训练语境的回响，是“个体对其人格（Persons）的高度估价，指向的是心灵的愉悦而非肉体的享受”，也是对国家体育强国建设情境空间内涵的丰富。
在行远自迩、笃行不怠的前进过程中，习近平体育思想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学者们对其体育思想的梳理和阐释，厘清了新时代体育工作的重点难点、发展战略、价值旨趣、发展路径，进一步形塑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体育强国理论系统中的符号形象，为体育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5.3 新时代以《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为研究基准，建构高质量的体育强国景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变之际，体育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一部分。为了满足人民对体育的需要，学者和政府都在积极探索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学者们研究的视角千差万别，不同的视角会解读出不一样的意涵，进而提出不同的发展旨趣。例如：以剖析战略意义为视角，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在顺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推动体育实现多能全效等六大方面的重要意义；从体育综合实力的5个实力要素出发进行顶层设计，提出“1+5”的战略模式，具体以体育强国为总战略，外加全民健身战略、体育文化战略等5个子战略；从模式与路径的视角就转变政府体育职能、转变体育发展理念、促进发展均衡性、健全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相对全面的探讨，指出要重视体育发展规律、妥善处理好国家主体和社会主体在体育利益上的契合性。学者们的研究为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积聚了能量，2019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文件的正式发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应有之意，是政府与学者共同缔造的产物。作为体育强国发展历程中具有符号象征性的关键事件，其为学者提供新的研究方向、指引学者打开了新的研究思路。
对新政策的解读是学者与政府主体间性弥合的重要环节之一。《纲要》政策议程创建过程可视作政策的被创建性。陆海林运用了多源流理论对这一性质进行解读发现，我国体育事业不“强”、民众对“危机事件”的亲身感知到的客观事实等成为问题源流，执政者的执政理念、执政素养以及体育治理的目标等构成了政治源流，学者的理论探索、民意表达、政策实践成为政策源流，三条源流在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下实现耦合。而对人民性的解读则表现在，《纲要》以办好人民满意的体育事业为根本目的，根本目的的达成依托于高质量实践体育发展人民性的体育形态。有学者指出，人民满意的体育与既往体育发展形态的区别表现在公民本位、全面均衡、贯通发展、科技驱动、人民检验5个方面。另有学者通过实证搜集到了当前人民群众对体育改革发展的诸多期待，并对此提出要加快群众身边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体育组织化建设以及推动科技助力兴体等10项现阶段满足这些期待的举措。科技性的解读则认为《纲要》特别强调“体育+科技”的创新思路，科技力量的恰当使用对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激活体育产业发展主体活力和提升竞技体育整体实力等都大有裨益。而对《纲要》中提出，“到2035年，形成政府主导有力、社会规范有序等体育发展新格局”，部分学者对政府职能的解读是将政府与城市创建相联系，认为发挥政府在解决体制和民生问题方面的主导作用有利于城市体育的高质量发展。
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可以看到很多学者研究的影子和痕迹，学者们细致入微的研究生成了《纲要》的基本图式，在政府与学者研究双位主体实现耦合的同时，也给彼此的思想留下了可释放的空间。张弛有度的合作模式有助于提升体育强国建设的科学性，在耦合和释放中建构着高质量的体育强国战略景观。
6 结论与讨论
文献引用格式：
王智慧，赵妍，高一兵.体育强国：以关键词为视角的学术思想史叙事[J].体育与科学,2021,42(02):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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