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体育在国家顶层政策议程中的地位愈加突出。2019年9月，《体育强国建设纲要》颁布；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自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国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既有了清晰的“路线图”，又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彰显出党站在历史的新方位，于新征程中立足中国发展的现实国情，引领体育强国建设，服务国家社会大局，满足人民体育需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道路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与新表达。体育强国作为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核心话语，承载着巨大的集体记忆，并引发国内体育学界对体育强国的研究热潮。围绕这一重大历史命题，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归纳总结体育强国研究的基本内容，反思研究存在不足，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可为后续理论探索提供支撑借鉴，为深化体育强国战略推进提供参考启示。
文 | 张剑威，刘东锋
（《体育与科学》2021年第2期）
1 什么是体育强国——关于体育强国的基本认知及其演进
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对体育强国的概念认知与基本界定是开展体育强国相关研究的基础。通过近40年的体育强国概念界定与范畴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我国体育学界对体育强国这一概念界定可谓是多样丰富，诸多学者站在全球化视野中，从竞技体育成绩对比、目标发展定位、特征维度描述、现实评价判断、辩证统一认识、抽象学理探讨、战略推进思路等不同研究视角、层面和范畴进行理解、解释与阐述，详见表1。显而易见，体育强国是一个动态的、综合性的、与时俱进的范畴, 学界迄今为止尚未形成明确、统一和标准性的体育强国概念界定，其缘由主要在于学者们的视角分歧、理论出发点和侧重点不一。受时代性等因素限制，初期相关研究对体育强国的认识过于强调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忽略了“竞技体育强国”与“体育强国”在“质”上的区分，而随着认识加深，对体育强国的认识经历从狭义的“单维型的竞技体育成绩主导理解”“双维度的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向广义的“多维化的体育强国系统认识”的转变过程，表明体育强国的概念要义具有历史发展性。肯定的是，相关研究都富有启迪、视角宽广，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反映出不同时代背景下学者们根据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客观现实，对体育强国概念的基本认识和把握。
1.2 体育强国作为战略构想推进的构成要素、标志特征
体育强国不能仅是一个名词概念、学术命题，对其作为一项战略构想具体理解，学界依据视角不同，对这一内涵的研究，大体上是以“构成要素”“标志特征”等命题形式进行阐发的。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构成要素，学者们大都对其进行宏观把握，突出了整体性，表现出体育强国建设内容、构成要素的多样系统性特点。代表性观点有“五内涵说”“六支撑论”“八综合实力观”“八维集合说”。如黄莉借鉴综合国力理论，认为体育强国的内涵主要涉及大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科教、体育产业、体育文化5个领域。杨春艳认为体育强国代表的是一个整体，体育强国的支撑系统主要由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法制和体育管理六个方面构成。王智慧指出体育强国综合硬实力主要涵盖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科技、体育产业、体育教育实力五个方面，软实力则包括体育文化、政府管理制度和执政能力三个方面。汲智勇从体育强国认识的演变历程梳理出发，理解多维化体育强国汇集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国际交往、体育法制、体育科技和体育教育。新时代，关于体育强国作为任务推进的建设内容，2019年9月国务院《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已对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及措施作出最为官方的明确说明，包括“三个阶段目标”“五大战略任务”“六大政策保障”与“九项重大工程”。 关于体育强国达成的标志特征。对体育强国作为战略构想达成的判断标准、具体表征可分基本标志和核心（显著）特征两个层次。一是在基本标志上，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将体育强国正式作为体育发展目标加以肯定、明确表述；1985年制定的“2000年的中国体育”文件中提出我国成为世界体育强国的6项基本标志——第一是全国有近5亿人参加体育活动，第二是青年一代的身体形态、机能、素质有明显提高，第三是在奥运会上名列前茅, 大多数运动项目达到和接近世界水平，第四是出现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体育科研成果, 在重要领域有所创新和突破，第五是普遍增加群众体育活动场所, 建成一批现代化的场地设施，第六是拥有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 彻底改善体育队伍的人才结构。诸多学者都是基于此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代表性观点如多元达标论，冯岩认为真正的体育强国需要在群众体育人口、社会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竞技等多个方面达标。此外，王衍榛等参照世界上的体育强国，总结出体育强国的5个达成特征：大众体育普及程度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强、学校体育受到政府重视、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以及体育软实力强。可见，“多元论”主张体育强国达成的特征标志应当尽量包含体育强国建设涉及的所有方面。二是在核心（显著）特征上，“一元论”几乎成为共识，诸多学者都认为特征标志应该是最为突出的重点或特点，例如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认为体育强国最主要的标志在于世界重大综合性比赛的运动竞赛中名列前茅（一般指3-6名），即以竞技水平为最鲜明、最主要的标志。田麦久也指出世界级赛事成绩可以用来衡量国家（地区）竞技体育水平发展状态，这是首选指标，具有较高效度。总而言之，“一元论”集中突出了体育强国的核心特征，强调“竞技体育强”。
综上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认为体育强国建设的构成内容是一个体系性存在，涉及体育事业的诸多具体领域；在其达成的标志特征方面，尚没有设定统一指标，但在基本标志上，基本从“多元系统论”去全面把握，而在核心特征上，则普遍从“竞技体育强”去衡量。除此以外，像体育强国的基本内涵等基础理论问题，则以鲍明晓的相关观点——“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强国体育以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体育”最具代表性。
1.3 体育强国作为意识形态引领的哲学基础、基本意涵
制度是流, 思想是源。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思想基础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风向标。部分学者在阐释体育强国思想时，根植于马克思哲学观立场及价值引领的理论土壤，面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道路的现实向度，代表性观点主要从以下几维度进行探究。1）“内涵说”维度。李庚全等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出发，从局部与整体的辩证统一关系挖掘其体育强国思想内涵：以自强不息为内核、以全民健身为抓手、以大型赛事为依托、以三大球为重点, 全面推进中国体育走向强大。布特则以建设体育强国战略定位论、发展目的论、结构功能论、动力机制论、发展方式论为重点内容，系统归结习近平新时代建设体育强国思想的科学内涵。2）“架构说”维度。郝家春等认为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主体性架构在于“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发挥竞技体育引领作用、筹办国际重大体育赛事”。3）“价值说”维度。周学政等指出，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基础的价值选择在于“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服务和服从于国家战略;重在发挥体育的综合功能”。4）“精髓说”维度。柳鸣毅等从体育公共治理的角度论析习近平总书记“体育强、中国强”思想精髓体现在“全民参与、全民健身、全新形象、全球地位和全面发展”五个方面的发展思路。5）“立场说”维度。赵富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系统演绎与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本体论、唯物主义内外因辩证关系立场的创新性继承、发展和运用，并进一步把握其思想蕴含的人民群众根基论、人民群众主体论、人民群众立场论和全面发展论意蕴与导向。以上观点对“什么是体育强国”的概念厘定、内涵解读、构成要素以及理念定位是多视角、多维度的, 基本呈现出对体育强国基本概念、本质属性等认知逻辑起点若干核心问题的研究图景，也为本文进一步深入探讨体育强国的出场逻辑提供基础与参考。2 为何提出体育强国——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
体育强国的提出和建设是国家富强和体育发展的必然需要。体育强国的思想生成、话语建构与战略推进体现了我国体育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梦征程中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
2.1 历史逻辑
体育强国的出场有其历史和逻辑必然性。从更广的意义上而言，体育强国的历史逻辑就是近现代我国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从纵向时序的发展脉络维度看待百年以来我国体育发展价值观的历史嬗变及其意义，是学者们解读体育强国何以产生的首要前提。徐国琦认为体育强国理念提出的起点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代面对救亡图存的历史现实，国人从民族主义和政治出发为体育下定义，志在雪耻图存和复兴民族而提出的“体育救国”救亡主张和思潮。陈玉忠提出我国体育强国概念缘起于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发展中心的转移与竞技体育的初步成功，将体育强国作为目标加以肯定的明确表述最早被使用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从体育强国的涵义演进看，曹守和等指出从1980年体育强国目标确立开始，经历了1983年“奥运会上名列前茅”到1988年“奥运会上名列前茅为主”，再到2001年“奥运会上名列前茅、基础性大项的水平与其他世界大赛的成绩”，最后到2008年“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群众体育发展水平为主”共3次历史演进。概括而言，从体育救国到体育强国的观念变迁映射出百年来中国体育近代化进程的曲折和艰辛、当代体育事业的演进与发展，并烙上了不同的时代印记。应该说，“体育强国战略”“体育强国思想”“体育强国梦”等内容提出不是新时代才确立的体育价值目标，而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进程中始终在探索的一系列基本价值取向。
2.2 理论逻辑
体育强国的生成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理论视角做出阐发。1）理论基础之一：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是体育强国思想生成的理论基石。在马克思那里，体育已经被赋予了一定的阶级特征与政治意涵。按马克思的代表观点：对男性青年一代实施体育和军事训练，是“作为向新制度过渡的重要条件”,主张生产劳动同教育和体育结合起来“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以阶级性框架理解“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按不同的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 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结合起来, 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沿着这样的思想指引，马克思摆正了体育在国家、社会中的价值定位，可见，马克思的体育观是把体育、政治、军事以及造就未来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统筹起来一并考虑的。其关于体育观的系统论述，孕育了社会主义政党体育强国观的历史基因，是新时代强国体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哲学根源。2)理论基础之二：近代革命先驱关于“尚武救国”“强种保国”的丰富论述是体育强国话语建构的理论宝库。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提倡“尚武之风”，通过军事体育训练以强民救国，在《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一文中疾呼“若夫当列国争强之世，尤重尚武”；梁启超寄语“少年强则国强”，将强身健体与振兴中华相提并论；孙中山主张“夫将欲图国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等。这些来自近代革命先驱强体强民以实现民族独立的体育思潮，对体育具有强身救国的价值呼吁，对当代体育强国话语建构有着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3）基础理论之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是体育强国战略推进的直接理论来源。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并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将其郑重地作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载入宪法。也就是说其思想是新时代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根本方针，是我国迈向现代化强国最为基本的理论遵循与行动指南。而体育强国建设作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内在逻辑与核心内容之一，遵循着习近平对我国体育发展的基本构想与价值指向，融入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逻辑体系中。这就意味着，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主要构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不仅是新时代我国推进体育强国战略的直接性理论来源，而且也为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新格局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实践支持。
2.3 现实逻辑
体育强国的深化推进，来源于其对新时代的关切和回应，具有面向现实的向度。第一，是新时代体育在国家发展中的价值定位。十八大以来，中国步入和走向努力实现“强起来”的新时代，这一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方位判断要求中国体育必须紧密围绕国家发展战略转变的脉络, 对接“五位一体”的国家建设布局，发挥体育的多元战略价值。第二，是化解体育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思路举措。新时代背景下，体育各领域内部发展、地区间体育发展、体育发展资源及其他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要求从宏观角度给出新时代体育工作的主要方向，厘清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体育发展间的关系。第三，是解决当前体育治理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体育强国建设中所勾勒出的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是解决当前体育有效供给不足与低端供给充盈、体育发展方式形成瓶颈堡垒、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乏力等当前体育治理突出问题的有效实现途径。第四，是新时代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理念策略。我国体育发展方式正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局部赶超”向“全面协调”、“灰色单向”向“绿色人本”、“内部封闭”向“对外开放”、“效率优先”向“共建共享”发展方式转变，这都首先需要明晰应坚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第五，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压力与机遇的必然要求。“十四五”时期，在全球对抗新冠肺炎疫情新形势下，国际体育组织对全球体育掌控力下降、奥运会或将遭遇全球危机、全球体育产业增长乏力等问题或将难以避免。回应全球性挑战，把握时代变革机遇，要求体育充分发挥在大国战略竞争中的平衡和缓冲作用，以体育的方式传播和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为“疫后”全球体育发展提供中国模式。
3.1 主客体影响因素
3.1.1政府与体育强国
作为我国体育治理的关键主体，我国政府既是不同时期体育强国战略的关键阐释者，亦是体育强国实践的主导推动者。在深化推进体育强国进程中，既依赖中央政府的统筹协调，也需要省市县各级政府的贯彻落实。从体育强国建设与政府职能的理论基础看，政府职能是体育发展的服务基础。具体而言，政府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职能包括宏观管理、保护产权、发展竞技、资源配置、社会保障、培育市场、促进体育社团发展等8个方面，还包括体育主管部门提升话语能力及其效果、主导优化公共性结构进而加强体育非正式制度建设等。
3.1.2 群众体育（全民健身）与体育强国
群众体育是体育强国的基础与基石。体育强国扎根于全民健身，就体育发展的最终目标而言，没有全民意义上的体育普及，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就无从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建设体育强国的根本标志，就在于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以提升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进而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就是说群众体育的基本任务与体育强国的主要标志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这种关系体现在它们的最终落脚点都在于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提高。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城乡二元结构等客观社会背景及建国初期实行竞技优先战略，我国群众体育在一个长时间的阶段里走的都是一条“伴随发展”的道路，在发展定位、效果、层次、质量、延续性上都与经济社会建设现实脱节。当前我国群众体育发展中城乡差异显著、区域不平衡以及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的现状成为了体育强国建设中的瓶颈所在。而群众体育所具有的基础性特征又决定了体育强国进一步迈进需要全民身体素质的提高以及人民对体育内涵、文化更深层次的理解、认识与投入。新时代，全民健身推进中战略思维、逻辑进程、目标设定、实践形态及社会功能发挥的理念内涵与路线图，都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有着本质的联系，为2030年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身体素质和健康保障。
3.1.3 竞技体育与体育强国
竞技体育强是体育强国的直接表现之一。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直观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综合体育实力，是衡量体育强国的基本标准,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回顾历史，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重登国际体坛、亚运申办成功以及这一时期乒乓登顶、女排连冠等竞技体育成就的取得是我国制定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主要原因。北京奥运后，就我国国情、体育现有基础以及奥运金牌价值在国人当中的特殊地位，竞技体育理所应当走在前列，保持和扩大竞技体育的优势，率先向强国目标迈进。新时代，体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功能发挥不充分、运行项目结构性缺陷、创新驱动不足、后备人才萎缩及治理能力受限等是体育强国建设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作为体育强国下的子系统，通过改善我国奥运会金牌结构、提升金牌含金量，打造竞技体育强国，是我国实现体育强国目标的必然要求。在这之中，在奥运会上取得的奖牌数量和质量仍是竞技体育强国的一项必要条件。
3.1.4 学校体育与体育强国
学校体育是体育强国的根基所在。国家发展体育的根基在于学校，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突出的表现也在这里。一方面，中国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的重中之重在于改善、提高中国儿童与青少年群体的身心健康素质，尤其是面对我国青少年体质20年间持续下降的糟糕现状，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学校体育教育新格局，把更多青少年吸引到学校体育当中来十分紧迫。另一方面，新时代破解“青少年健康发展面临的体育与教育关系问题”“运动员文化素养和全面发展问题”“如何把竞技人才的培养（体）融合到国民教育体系（教）之中”等“学训矛盾”的关键就在于发挥好学校体育在体教融合中的基础性作用，确立学校体育主体地位发展理念、体教协同育人价值理念以及多元开放融合治理理念的更新革新。而就目前建设体育强国实际中面临的“如何在普及层面提升民众的体育参与意识”与“如何在提高层面夯实竞技体育的后备人才基础”两大复合型难题，这都只能依托学校体育从普及与提高两个层面为其提供有力支撑。未来，需按“国际镜鉴提供参考经验、中国方案谋划未来蓝图”的逻辑探索体教融合新模式，让学校体育为体育强国建设持续赋能。
3.1.5 体育产业与体育强国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体育强国的标志之一，更是实现体育强国的有力保障，可为体育强国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撑。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体育产业是提升体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与基础保障，也就是说体育强国必然要求是体育用品制造强国和体育产业强国。缪伟舰等认为我国体育产业起到高效率优化配置体育资源的功能作用，为体育强国迈进提供强大的经济驱动动力，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基础与重要支柱。王子朴等探析体育产业发展通过提升整个体育事业物质基础，推动体育强国建设良性循环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逻辑。刘扶民则详细论证了体育产业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管理改革步伐、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以及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的价值所在，从而构成体育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此外，郭彬等指出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体育产业在我国体育发展新格局中，从市场供给角度可以反哺和丰富体育事业,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
3.1.6 体育外交与体育强国
体育外交是体育强国对外展示的一张重要名片。体育作为一种具有跨地域、跨语言、跨文化的世界通用语言，可为我国强国建设搭建展示平台，打造中国体育朋友圈，进而提升国家软实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下，体育外交在我国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的位置更加凸显。张德胜等聚焦体育外交“政府与公共外交”的二元属性与交互作用，深入揭示出体育外交参与我国强国建设的具体作为方式和实施路径。钟秉枢认为新时代我国体育外交紧密围绕助推体育强国建设，发挥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有效整合和利用体育资源、实现国家复兴“催化剂”的重要作用。赵富学指出建设体育强国进程中，尤其是面临三大球发展道路受阻、冰雪项目短板、高端体育用品研发设计受限等现实困难时，势必要积极寻求国际体育交流，汇集国内外体育界的智慧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体育外交承担着吸收国外先进体育经验、提升我国体育事业综合发展水平的重任。王莉等则提出达成被国际认可的体育强国，唯有通过外交手段，将我国体育发展成果与世界共享，从而塑造出“负责任体育强国”的国际体育形象。同时，在体育外交理念更新、战略设计及具体操作层面也应以负责任体育强国的角色定位去认知与作为。
3.1.7 体育法治与体育强国
体育法治是实现体育强国长效化推进机制的根本保障。于善旭认为体育体制、机制和模式的改革创新是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与动力源泉所在，因此决定了体育改革发展对体育法治进路的制度依赖。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指出体育强国战略背景下全面推进依法治体为新时代体育事业有序运行提供了根本循序与制度保障。王家宏等以法律视角审视我国体育深化改革中的本土性、复杂性和渐进性，无论是体育强国建设，还是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都需要体育法治和依法治体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此外，朱麒瑞认为着力推进体育治理法治化是新时代体育强国的系统工程之一，是其建设推进的基本方式与最终旨归。
3.1.8 体育文化与体育强国
体育强国建设离不开丰厚的体育文化土壤。体育本身的一个向度便是一种精神文明或观念文化，体育文化更是一国体育软实力的重要象征，处于体育强国的核心地位。黄聚云认为文化自觉是建设体育强国的思想前提，亦是进行体育强国内涵建设的关键、第一要务。任海指出长期以来, 赶超体育文化作为我国体育的主导文化，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为制度基础，集中体现于“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保卫祖国, 建设祖国”和“为国争光，顽强拼搏”。面对我国体育文化“虚化”“窄化”与“浅表化”的既有局限与不足，刘媛媛等透过人文关怀视角观照体育强国之路, 认为体育强国实现成功与否的重要衡量标准在于人文关怀实现与否及实现程度。刘彬等则指出体育文化自觉是体育强国这一工程的设计前提,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抉择在于“文化兴体”。此外，布特等论述了文化自信是建设体育强国的文化深层内核，体育强国则是文化自信的体育展示的辩证观点。
3.1.9 其他相关因素、议题与体育强国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总是同其他事物客观联系在一起，具有着普遍性与多样性。“体育强国”也不例外，在与众多相关事物、议题的关系中体现。除上述主要的主客体因素外，关注度较高的相关研究还有以下几方面。1)高校与体育强国。高校在建设体育强国中发挥着人才保障、理论支持、技术支撑以及公共服务、对外交流等的独特优势与战略价值。钟秉枢、舒为平、陈林会、张黎等对此都有着深入的思考。2）职业体育与体育强国。职业体育是竞技体育的高级形态，是体育强国的核心竞争力。体育强国符号特征在职业体育赛事上体现极为明显，职业体育赛事在促进群众参与、竞技水平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优势、持续创新创造能力等方面促进体育强国的功能价值。3）其他议题与体育强国。如《民法典》与体育强国，《民法典》对人的生命健康权设置的至上地位与体育价值理念完全契合，《民法典》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权利保护和全面的私法规则指引。值得关注和新颖的议题还有体育强国的国际观念与结构重组、区域体育发展战略与体育强国、振兴足球与体育强国、科技强体与体育强国、文化强国与体育强国、体育标语与体育强国等。
3.2 关于体育强国的实现策略
3.2.1 宏观性思想引领与价值指引
体育强国凸显着新时代体育的新理念新定位新使命，是党和国家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所做出的新战略选择。因此，体育强国的思想指引、价值选择、战略目标、实现模式必然凸显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指引方向。学界也正是多基于此语义展开研析：黄莉指出体育强国的整个战略设计，要以“十九大”报告中的国家大战略为导向, 明确实现体育强国目标的战略途径和手段。李龙阐明五大发展理念确立了体育强国的历史方位、顶层设计与逻辑进程。刘盼盼也认为新发展理念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风向标、助推器, 明确指引和标识出我国体育发展的思路、方向与着力点。此外，还有学者审视了体育强国建设中的价值选择，提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社会选择与个体选择、兼顾全面与优先发展、主动引导与强制促动相统一的原则，来有效推进体育强国。
3.2.2 系统性政策设计与路径优化
体育强国的战略实现既需要宏观性的思想引领，也需要系统协调的策略设计与路径优化。这里主要包括两个层面。1）纵向上从理念原则到实施路径。代表学者如鲍明晓认为体育强国建设需以新时代改革开放为统领，并着力从坚持改革开放引领到创新创造发展、改革和完善举国体制和强化体育发展的人文使命等方面予以展开。贾斌等认为体育强国建立的根基在于“体育纵向的融合发展”，建设路径可概括为:夯实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基础工程，科学发展体育产业，繁荣体育文化及形成崇尚体育的社会风气。2）横向上从协调发展到综合施策。张强从协调发展角度,提出实现体育强国梦的“人科、城乡、体教、供需、中西协调”五大主要策略与路径,类似的观点还有“四途径说”“四策略说”“四模式说”“六思路说”“六路径说”。
3.2.3 客观性评价与指标体系创建
为定量测度、客观评估体育强国建设达成效果，便于进行国际比较，树立正确的体育政绩观，构建科学的体育强国评价体系指标是关键。当前学者们针对体育强国的判别标准与指标体系已有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产生：齐立斌和邱雪依据社会发展和评价理论，按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筛选原则，初步从横向和纵向、综合和单项指标分类上确立体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刘志民以国际竞技理论界通用的指标评价为原则、以个案专家、多输入加权优序图等为方法，展开我国竞技强国的价值判断和指标评价论述;王智慧、邹德新、李崟等进一步运用德尔菲法、聚类分析、数理统计等方法,从结构体系、省域推进、五位一体入手构建体育强国综合评价三级指标。
3.2.4 本土性实践阐释与域外经验引介
深化推进体育强国从战略理念到制度层面推动的真正落地，要求必须考量体育强国建设现实中的瓶颈问题、薄弱环节，进而提出针对性、实效性的意见。基于此，从实然角度去讨论相关议题成为体育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就国内体育强国的实践路径而言，翟寅飞等采用专家调查、五级评分法找出了制约体育强国建设的几个主要瓶颈性问题，并针对性提出对策。钟秉枢等紧扣具体工作，系统梳理我国体育发展短板，提出实际操作性较强的10个战略举措。王家宏则聚焦江苏体育强省建设揭示新时代体育强省建设过程中的相关实践问题。需要关注到的是，外国鲜见“体育强国”这一具体提法，体育强国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情结的词。就域外而言，任海认为英、法、苏联、美、德、日本是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强国。相关学者也多引介这几个国家的经验为我国体育强国建设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4.1 研究不足
上文基于“2W1H”知识框架进行爬梳，可见，当前学界已对“什么是体育强国”“为何提出体育强国”以及“如何推进体育强国”这三个基本问题展开多维探究，初步形成与呈现出体育强国的知识谱系与研究图景，其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体育强国的理论溯源、发展历程、核心内容、基本特征等，研究学理性特征逐渐强化、议题演进转向多元主题、方法的实证取向更为鲜明。但由于受历史限制、自身认知等主客观条件影响，既有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与不足。前提基础不够扎实。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辨析体育强国，要从理顺体育与国家的关系开始入手，但现有研究成果缺失从“静态有机整体说”和“动态互动结构说”来全面认识“体育”与“强国”二者的关系，对牵涉的基本概念把握不够到位。未充分重视基本界定。诸多研究基于不同视角理解体育强国，但体育强国是作为一种战略理念、制度安排、价值追求还是具体的实践指向尚未形成相对共识的定义，造成了学界对体育强国的概念界定模糊繁杂，微观层面上难以分辨出其差异性所在。对概念内涵元素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目前学界对体育强国概念内涵的阐释较为丰富，但就内容本质而言，竞技体育强、体育产业强、学校体育强等均属其中，体育强国概念内涵元素之间的关系研究、框架体系研究等方面依然较为薄弱，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够辩证，且不系统。缺乏统筹、全面性研究。体育强国涉及体育工作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由若干个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目前学界对于体育强国的研究关注局部性较多，而对于整个框架体系的研究匮乏，比如不少学者仅仅关注体育强国形成缘起、概念内涵、价值意义、以及推进策略中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部分研究”多，“整体研究”少。历史逻辑上，当前，对体育强国在我国提出的概念由来、逻辑起点尚不清晰，关于体育强国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方面的研究不足，史料支撑较为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育强国的学理支撑。此外，当前研究对体育强国话语变迁的层次性挖掘不足，既有文献尚未梳理出“体育救国”“体育大国”“竞技体育强国”“体育强国”在我国历史各阶段的具体使用与语义变化的逻辑演进关系。体育强国这一概念的由来、形成和确立过程的回顾与语义变化脉络尚未通畅，也即对体育强国思想生成、话语演进过程的逻辑梳理不够深入。理论逻辑上，从以往成果看，一些研究已展现出对体育强国的理论阐释，但多是一种局部的因果概括或是重在分析党的主要领导人体育强国观的内涵论述，停留在就体育强国论体育强国的阶段，研究深度不够，对体育强国理论基础的探究不足。尤其是关于体育强国的整体研究的学理性尚觉不足，缺乏史料和学理支撑，理论解释的说服力有待提高。因此，在整体性的理论关怀和视野下，从学理上深入论证体育强国，科学分析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依据及其实践源泉，变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现实逻辑上，学者们多是关切和回应体育领域自身的实践指向，还未能立足于基本国情和时代背景，去把握体育强国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关键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等时代事件的关联性，例如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与体育强国建设、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质”的跃升与体育强国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完善与体育强国建设、美好生活生成与体育强国建设的内在线索、逻辑关系都值得去深入探求。关于体育强国推进的路径选择、推进策略的文章相对较多，目前主要基于宏观层面或者只集中于《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某一个具体方向提出有效推进体育强国的建议，而对推进体育强国主客体影响因素中地方政府、市场以及个人主体等层面的探究比较少。此外，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推进体育强国的路径策略，但各种路径之间缺失紧密的逻辑联系，都相对分散，没有形成体系。而总体上，相关研究的实现策略都是从宏观视角提出，过于理论化，较为空泛，并没有提出具体细致的措施，缺乏实践上的可操作依据，实现路径的针对性、实效性有待商榷，客观上造成了体育强国理论与实践出现断联状态。
4.2 研究展望
针对以上研究存在不足，笔者认为未来体育强国相关研究至少可以从“挖掘深度、拓展广度、突出效度”这三个向度上探索新的研究议题，寻求出新的学术生长点，故作以下几点展望。核心概念的基础性与阐释论证的辩证性。前文已指出从直观的字词语义理解，于“体育强国”这一特定名词的结构认知而言，“体育”和“国家”双要素在体育强国这个有机整体里相互关联、彼此支撑。所以首先，从整体结构出发，阐明“体育”和“国家”这两个概念至关重要，这是管窥“体育强国”意涵的根本前提。展开而言，一方面，体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有着狭义、广义之分，作为身体文化的核心概念，体育一词随时代发展与人们认知，发展出竞技体育、社会体育、体育产业等一系列下位概念，并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联系密切，在国家语境下其社会属性也为政治和经济服务。另一方面，国家本身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有机系统，其客观复杂性包含了现代意义上的体育。于我国国情实际而言，体育一直就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是社会总文化的一部分，“体育能使国强”理念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次，探寻体育与国家的协同效应及其机理。一方面，就国家对体育的影响来说，我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决定了我国体育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达什么目标。更何况，我国体育起初是在举国体制的环境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就体育对国家的重要性而言，体育对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人民体质的价值毋庸置疑。两者具体的影响作用机制如何、有着怎样的转移关系、体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内生作用与协同效应等机理尚待深入研究。再次，在厘定“体育”“国家”普遍规定性、连续性基础之上，厘明其他相关概念。如与体育强国具有阶段关联性的“体育大国”“竞技体育强国”概念，与体育强国产生发展互动性的“体育高质量发展”“体育发展新格局”“体育梦”概念，并辨析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从而厘清体育强国概念在词源上的来龙去脉，务实体育强国概念的词源学考证。总结而言，今后需要在对体育强国概念进行严谨学术性阐释的基础上，加强对体育强国的内部结构、特征及外延的学理分析认识，推进相关基础性研究的规范化与系统化发展，最终构建起体育强国的理论体系。生成逻辑的系统性与话语建构的完整性。体育强国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体育强国是现阶段我国体育发展理念的一种创新，同时于我国整个体育发展历程而言是一个渐进达成的过程。显而易见，体育强国建设不是一个自发的历史进程，需要追根溯源去探讨我国体育强国话语是如何生成的。按笔者的自身学术背景理解，体育强国作为一种体育治理模式、思路，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多方面条件影响下的发展产物。不同历史时期，顶层意志与决策者们对体育强国的基本内涵与实践路径的认知存在差异，相应的，体育强国有其自己的历史生成逻辑，如何在历史演进中追溯体育强国的文化根基以及思维观念是全面认识体育强国的重要前提。从历史逻辑看，一方面，作为体育后发生成国家，要深入体育强国的本质必然需深入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体育观念中，去理解其发生的历史土壤，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具体表现，从而深刻认识、比较出体育强国的中西治理逻辑异同所在。故，从历史和比较的视野中去理解体育强国，探寻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体育发展模式的差异会塑造出不同的体育强国发展模式，是一个值得努力开拓的新课题。另一方面，于我国自身体育发展实践而言，从发展逻辑上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所形成和秉持的“为劳动阶级争取体育的权利和条件”“锻炼体魄，强身卫国”等体育价值认知都是我国体育强国思想形成与战略推进的逻辑前提和必要准备，又如苏维埃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所建构的体育强国观的革命向度与实践形态，都是值得深挖的历史理论资源。在生成逻辑上，要明确体育强国思想的历史根基是无产阶级政党体育价值观以及中国共产党引领下社会主义体育道路一路前行的百年历史。同时，要继续从历史资源中挖掘与整理不同历史阶段中“尚武救国”“体育救国”“体育兴国”等话语建构与历时性演进，并注重总结各阶段内在机理衔接关系，强化体育强国出场逻辑及话语建构研究的系统性。综上，从静态视角很难全面揭示体育强国的深层次本质，也即要重视体育强国从纵向、动态上的概念由来与思想认识过程的“元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增加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多样性。已有文献的研究方法较单一，多以逻辑演绎与辨证阐释为主，研究方法同质化严重。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增强研究的问题意识，拓宽研究方法路径，提倡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如采用微观、个案研究法着重考察典型的“体育强省”“体育强市”个案，在此基础上提炼经验；又可运用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去搜集、考证出各个历史时期我国政策文本中对体育强国的话语建构，增强对体育强国战略提出的史料支撑。在研究视域上，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视域融通。体育强国的理论视域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客观上需要借鉴哲学、管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适当摄取其他学科的阐释话术，以“百家之言”烘托体育强国的深刻奥义，以学科交叉的广域视角丰富和提升体育强国的理论体系。研究内容上，积极探索体育强国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及交互作用。当前研究普遍以政策解读为研究取向，阐释宣传类文章多，而对体育强国系统外部环境探讨较少。上文已指出，体育强国的建设达成，受多个主客观因素影响。因此，未来应该加强对体育强国的内部构成要素与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关注不同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外部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可尝试构建一个体育强国研究的整体解释框架。那么，从横向视野看，体育强国的理论特色问题、体育强国思想的具体指涉问题、体育强国战略的内在动因问题、体育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价值贡献问题、体育在实现民族复兴梦当中的历史地位问题、体育强国和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关系等等议题都可进一步予以深化和拓展。就此来说，为打破体育强国研究在内容上的“冷热不均”格局，这类关于体育强国更为宽广的论题亟须学界进一步去厘清、深化和审思。总体来看，现有研究成果更多聚焦于体育强国的理论阐释，针对目前宏观的规范研究与微观的实证研究割裂分立的情形，未来需注重基础理论与实践对策之间的上下融通，更多从现实维度出发开展研究，增强体育强国研究效度。1）加强地方政府对体育强国战略推进创新的实施效果研究。对各级政府对国务院《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政策创新和实施效果进行实证调查。2）对典型个案进行深入考察和调研。一些较发达地区如浙江在“体育强县、强镇”项目创评中，经中央批准，已有大部分乡镇成功创建“省级体育现代化县（市、区）”，值得借鉴和开展经验研究。3）健全体育强省（市、区）创建标准及评审机制。从地方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现状看，当前多数省份缺失地方体育强省（市、区）创建标准、用质化指标“达标”的方式来进行综合评定、对政策实施效果评审缺乏反馈机制，为此，对地方体育强省（市、区）建设工作进行定期考核、抽查判定、成果评估等相关课题研究需引起重视。4）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体育强国推进带来的严峻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如何消解2022年北京冬奥或将遭遇风光不再的境地、我国体育产业增长乏力等不利影响，化危为机，并针对性、前瞻性地提出应对策略，为疫后全球体育“重建”贡献力量，是当前一道放在所有体育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概观现有文献，虽然关于体育强国的探讨日渐丰富，但尚缺乏针对已有研究的系统性梳理与整合，因此不利于形成对体育强国的全面认知。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基于“2W1H”知识框架形成综述，运用系统性文献回顾和内容分析法对近40年来体育强国的研究热点进行归纳和梳理。总体来看，体育学界对体育强国的概念内涵、提出背景、当代价值及推进路径几个方面尤为关注，已形成初步的体育强国研究图景。整体而论，当前研究阈限和薄弱之处在于体育强国研究前提基础不够扎实、未充分重视基本界定、对概念内涵元素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研究、出场逻辑梳理不够深入、路径对策较为空泛。由此可以看出，以高度的哲学自觉、宽广的研究视角、科学的研究范式去挖掘深度、拓展广度、突出效度，将是体育强国未来研究的学术增长点所在，这就需要研究者们不断去分析研究、深入实践，系统辩证地认识体育强国，要求我们以历史与现实、整体与局部、内涵与外延、宏观与微观、具体与一般相统一的眼光来对体育强国进行分层面、广视角、全方位的研究，以更好地发挥新时代体育强国在实现民族复兴梦征程中的巨大价值。
文献引用格式：
张剑威，刘东锋.体育强国研究：综述与展望[J].体育与科学,2021,42(02):12-22.
体育与科学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CSSCI来源期刊
国内体育类核心期刊
投稿网站：
http://tyyk.cbpt.cnk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