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荐| 疫情下竞技体育如何可能？——“没有赛事的训练”与“没有观众的赛场”工作坊综述
病毒蔓延给世界格局带来巨大变化，同时也给竞技运动带来了冲击。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举办以及东京奥组委不接纳外国观众现场观看比赛，引发了体育界对没有赛事的训练组织实施如何安排的思考。没有观众的赛场又将给体育赛事、运动员竞技状态带来怎样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对“表演”“观看”“看台文化”等运动竞赛学以及体育学本身的基本概念范畴的思考。3月27日《体育与科学》编辑部以线上线下办会的方式组织了学术工作坊，邀请五位主旨发言专家就“没有赛事的训练”与“没有观众的赛场”主题进行了研讨，他们从执教经历、参赛切身感以及体育社会学、体育表演学的理论视角入手，深入探讨疫情所带来的大型赛事运动训练组织实施重构、现代体育发展之路、体育本体论以及奥林匹克精神内涵的延伸等内容。主旨发言者有《体育与科学》杂志主编程志理编审，江苏体操队高级教练赵山成，奥运会冠军黄旭博士，《解放日报》主任记者吴驷先生，上海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路云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智慧教授。
文 | 吴国栋，殷怀刚
（《体育与科学》2021年第3期）
1 “无赛”之练与“无人”之场
2020年3月30日，国际奥委会做出了“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的决定，2021年3月20日，为降低新冠肺炎传染的风险，日本政府决定不接纳外国观众前往东京观看奥运会比赛，东京奥运会成为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观众的赛事。这一系列的决策引发了训练界对运动训练与竞赛的思考，如恢复比赛时间的不确定性、训练的规划与重组、运动员隔离带来的心理问题、失去观众的赛场上运动员竞技状态等，这些问题成为思考的焦点。
1.1 目标与实现：运动训练组织实施的重构
众所周知，马特维耶夫训练分期理论自创立以来，虽在发展中饱受质疑，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训练学及训练实践的组织安排。上世纪50年代以来，训练分期理论长期主导着国内运动训练，从各级赛事赛程的安排，到训练计划的组织实施等等，均以分期理论为指导。东京奥运会延期而导致一切训练计划紊乱，周期性安排也变成了“再出发”前的训练重整策略。为此，竞赛目标的设定和实现，势必要从原经典周期性的安排变为短周期或“重整周期”的安排。训练负荷的变化以及“以赛带练”的训练模式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运动员“最佳状态”的保持也是训练团队面临的新课题。
一是“无赛”之练的再认识及训练周期的新安排。赵山成认为，没有赛事的训练，是竞技体育在疫情下所经历的一个特殊时段，是暂时的无赛事，疫情过后，赛事又将重新恢复，因此，在无赛事训练的阶段，竞技训练“练为赛”的主题不会改变，仅是对备赛训练计划的延长。在此阶段的训练需加强四个方面的措施。第一，训练应持之以恒。运动员的训练无论是处于有赛事的备战期还是无赛事的训练阶段，均要保持良好的训练节奏、心态和毅力。疫情防控期间的无赛事是暂时的，而疫情过后的首赛，训练持之以恒的运动员将更胜一筹。第二，对原有训练计划进行精密化重整。由于竞赛不定期延后，运动员的备赛计划被打乱，这需要客观认识运动员竞技能力的优劣势，适时调整训练负荷与内容设置，以便制定出科学的赛事延期训练计划。第三，加强体育情报收集。竞技体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极强的竞争性和对抗性，为了在比赛中不断提高竞争实力，训练团队需要利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对对手和竞争环境等因素予以充分关注。因此，没有比赛的训练，训练保障团队应充分收集并分析竞争对手竞技能力发展的相关信息，以便科学、合理地调整有利于运动员竞技能力展示的训练计划。第四，开展多途径的赛事演练。疫情期间，大量项目的比赛取消或延迟，运动员面临无比赛可打的局面。运动员之间的技战术协作和默契也往往受到无常规比赛和对抗性集训的影响，因此需要采用多种替代性途径创设良好的竞赛环境，以保持运动员良好的竞技状态。一方面，可以加大各项目队内比赛的组织频率，以赛带练，运动员在不断参赛对抗中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为运动员保持和提升竞技能力水平提供平台；另一方面，将各类替代性比赛融入日常训练，尽可能创造条件设立模拟对抗赛，利用互联网媒介进行视频直播，使处于封闭中的队伍实现联动，增强运动员之间的多方位交流；最后，对于没有比赛条件的运动员，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将比赛移至线上，通过举办网络视频对抗赛进行演练，为运动员提供更多的实战机会，以提高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由于不同项目具有不同的专项性特征，运动员在不同的训练阶段中所需达到的能力目标也各不相同，没有赛事的阶段正处于准备期延长的阶段，技术性项目应充分考虑难度动作的发展，以提高技术实力。体能性项目应考虑改进技术与提升专项能力，以提高竞争实力。另外，在训练中需要重视“专业性也是强调有效性”的理念，因为不同项目所应具备的能力各不相同。
黄旭认为，运动员始终将比赛作为训练的最终目标，无比赛的训练变得无意义。由于疫情的原因，大型赛事的停摆以及东京奥运会延期，打乱了运动员的备赛训练计划，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正如赵教练所说，疫情是暂时的，疫情过后比赛就能恢复，因此，需要对备赛运动员的训练计划进行调整，以保持或提升运动员的竞技能力状态。运动员备赛的延期可以让训练备战工作更加充分，可以继续完善和解决训练遗留问题，也为恶补短板提供了机会。正如在延长了的备赛阶段，运动员可以强化体能的储备，保障难度动作的发挥，同时也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因疫情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针对黄旭所提出的“体能储备”以及赵山成提出的“专业性也是强调有效性”的观点，程志理认为，赵山成与黄旭似乎是表达了两个观点，但这两个观点也可归为一类，即体认的问题。黄旭所提及的体能可以储备，不要理解为吞入体内的维生素，或者骆驼过沙漠前喝水而在身体内存储了大量的水，体能储备是训练形成技术稳定性的方式，构成肌肉主动记忆，以及在动作技术表达上的身体协同能力，这也是运动竞赛中能量释放的有效性问题，赵教练提到的专项技术表达的专业性也是强调运动竞赛中能量输出的有效性。同样是短跑的100米与200米，运动员的肌纤维数量以及动员率各不相同。关于动作技术表达的有效性问题，应从技术能力的有效性视角分析，以球类项目中的“弹速”为例，罗德曼篮板球好，但他不属于跳得最高的人，然而与比他跳得高的运动员抢球，他的成功率更好，因为他触及这个球的速度更快，罗德曼篮板球好，弹速快，是他技术表达的一部分。所以在运动技术表达（包括运动训练）中，不能从功能因素来讨论，而是得从技术本身来分析。篮板球好是“抢点合理性”问题，这就是技术能力的有效性。
王智慧从社会学理论的视角，基于福柯的权力观，把这个主题讨论上升到疫情背景下的身体规训与再造问题。他认为, 疫情下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危机对运动员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比赛和训练之中。在共识危机背景下，以技术为主线进行身体的规训与再造将产生新转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同于以往周期性、阶段性的封闭集训，基于防控需要而采取的隔离举措，在原有封闭集训的基础上，更增添了封闭时间的不确定性。当运动员、教练员所在的运动队共同身处封闭的场域空间进行生活和训练，这一群体共同面临着诸如何时能够结束封闭集训，何时能够正常参加比赛，运动员会不会因为“无赛可比”而错过发挥竞技水平“黄金期”的最大价值等困惑与压力。面对诸多的困惑与压力，在技术嵌入与训练团队的共同支持下，运动员身体的主动兼被动规训与再造成为破除其自我怀疑的方式之一。这时的身体再造既包括运动员的自我认知与参与意识进一步觉醒后的主动再造，即主动实现身体展示、身体反馈和“理想的实现”等多元符码的填写，也包括在国家、社会、文化等所赋予的“争光使命”下的被动再造。第二，健康码在疫情防控中不仅成为健康、安全的标识，同时也蕴含着运动员数字化身体兴起的一个状态。虽然因训练需要而开展的封闭集训对运动员来说并不陌生，周期性、阶段性的封闭集训成为其训练生活的一部分，但当疾疫危机打破了常态化的训练与参赛秩序，面对赛事恢复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由疫情所带来的诸多影响，运动员所承受的生理、心理等压力将更巨大。此时数字化等技术的嵌入，将不仅为运动员的身体机能与动作技巧等提升提供支持，同时也将进一步提升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监测与辅助技术。既保持运动员良好的训练水平与竞技能力状态，又缓解运动员焦虑不安心态，同时也达到防护身体安全的目的。第三，“科技助力”是备战奥林匹克赛场，实现身体规训和再造的重要抓手。疫情下奥运会延期，是全世界奥运参赛国家和运动员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备赛延长期间，科学训练、潜能激发的背后实则蕴含着各国科技的较量，智能设备、数字化追踪等技术应用对运动员技能提升的作用是巨大的。运动员训练效率的高低和运动员能力提升的幅度取决于训练的质量，而训练质量又取决于训练科学化水平，新兴科技开发与运用有助于提升运动员的训练科学化水平、更好地实现运动员身体规训和再造。
二是“无人”之场的再认识及运动员最佳状态的再调整。赵山成认为，无观众的赛场，仅是赛场的场景发生了变化，运动员勇夺金牌的目标没改变。因此，训练应贯彻“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竞技训练方针，并将“实赛性模拟训练”作为贯穿训练过程的指导思想。当今体育竞赛环境风云变幻，尤其疫情下体育竞赛蕴含着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因此，运动员不仅需探索训练的有效性路径，还需考虑体育竞赛中时空变化等未知因素。而实赛性模拟训练可作为应对体育竞赛诸多变化的有效手段。何为实赛性模拟训练？是指通过设置出真实比赛中局部的一个因素或多个因素的赛场情景来进行模拟训练，在模拟训练中也需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因素的模拟训练，如体操比赛上场前3分钟的时间因素的模拟训练和在体育馆中平衡木训练的空间因素的模拟训练。没有观众的赛场，运动员该怎样进行模拟训练？将无观众赛场的场景设置到实赛性模拟训练中。此外，实赛性模拟训练又可分为“实拟”和“虚拟”的训练。实拟训练是指运动员在没有观众的赛场上进行具体的竞技比赛，虚拟是指运动员在大脑想象当中进行具体的竞技比赛，这里的虚拟训练在心理学层面也称为念动训练。在模拟训练中需重视“实拟”和“虚拟”的结合，结合的形式应多样化，包括实景实拟、实景虚拟和虚景虚拟。比如运动员在一个空旷的赛场上进行竞技比赛动作、比赛流程的模拟训练，称为实景实拟；运动员在一个空旷的赛场上进行念动训练，称为实景虚拟；运动员在大脑内部想象比赛场景并进行训练，称为虚景虚拟。
在竞技运动能力大幅度上升的今天，运动员尤其是高水平运动员之间的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比赛变得更加激烈，在竞赛双方身体能力和技术水平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竞赛的胜负已经不单纯是体力和技术的比赛，大多数情况下也取决于心理因素。赵山成认为，在疫情下备赛，应充分考虑比赛中可能发生的心理因素，有针对性进行心理训练，如没有观众场景的心理强化训练，要模拟没有看台噪音与呐喊鼓励声音下如何提高运动员心理，动员激发竞技能力。另外，心理训练应考虑运动员个性的特点，比赛心理上的变化受个体差异的影响很大。以“人来疯型”运动员和“安静型”运动员为例，人来疯型的运动员可以从现场山呼海啸的观众声浪中汲取巨大的兴奋性能量，超强应激，提升技术表达；而对于安静型的运动员，这种山呼海啸的观众背景反而会成为影响比赛技术发挥的干扰因素。因此，没有观众赛场的场景心理模拟训练模式应根据个性特点进行设置，日常训练应具实景虚拟、虚景虚拟等多元模式。这就好比戏曲演员的“身体模拟”和中医“一医一方”的具身化。黄旭认为，运动员比赛心理上的变化受个体差异的影响外，还受项目本身特点的影响，比如竞技体操项目更多的是自我展示，不需要观众也能很好地完成，观众的存在反而会影响竞技比赛的发挥，而足球比赛，观众场上的呐喊助威声更能促进运动员场上出色的表现，因此心理训练也需要充分考虑项目特点，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训练。此外，赵山成认为，竞技比赛具有高度的专项性和专项局限性，与“应试教育”有内在相似性。因此运动训练可以参考应试教育的一些理念和方法，这种理念可称为“应赛训练”，即根据比赛的需要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针对赵山成所提出的“虚景虚拟的模拟训练”，程志理认为，这种模拟训练可看作运动行为的“表演”，这个过程可以引进一个描述性概念“内心视像”。在心里建立一个场景，去扮演和体验。这种模拟称为“内模仿”，借用了美学上的“移情”学说，我们看悲剧不由自主地掉眼泪，就是自我虚拟，投射于观看角色，因移情而身临其境产生共情。内模仿是“身体在场”，就像我们看到了若隐若现的风景，其实并不一定是真看到了“风景”，与你曾经阅读的“相关”写风景的诗句有关，那些有“相似性”的诗句早已嵌入你的心中，是这些诗句重新把这些“风景”呼唤出来了，并在“风景”中验证了诗句，或许是在诗句中验证了风景。所以“身体在场”就是“文化在场”。
关于赵山成所提出的“实战模拟”“运动训练要向戏曲、中医学习”“应赛训练”等观点，程志理给出了他的观点“虚拟逻辑叙事逼近真实”，在人的运动行为研究中“虚拟逻辑叙事”就是“实战模拟”。程志理从体育学的研究对象“人的运动行为”视角，对运动训练研究中忽视运动情境中运动者运动行为的真实性关注予以分析，他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说，我们更关注的是运动行为中从专业的学科角度给出的数据关系，当然生物力学、运动医学、运动生理生化以及运动心理学的各种专业数据分析，有各自的“学科合理性”，但是这种合理性并不能有效回答在运动训练与竞赛中发生的“具体”问题，“具体”问题是身体表达中的切身感，某个动作做不出来，技术表达不到位，赛场环境干扰对技术稳定性的破坏，等等，这些真实发生的具体问题，是数据关系无法逼真呈现的。如若真实地去获得人的运动行为的判断，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学科研究获得的学识，更得依赖于“运动行为虚拟逻辑叙事”，叙事模拟运动情境的逼真性。
1.2 观看与表演：运动竞赛的看台文化
程志理提出运动竞赛学中“观看与表演”的基本理论问题，从运动员视角来看，运动竞赛是面向观众的运动技能展示即表演；从观众的视角而言，竞技过程是观赏的对象。观众和竞技者形成双向联系的互动统一体，并在统一体的互动中形成了运动竞赛看台文化。观众和竞技者双向性的看台文化中，竞技运动的本真性是什么？体育表演与文娱表演又有哪些区别？疫情下，观看与表演互动关系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吴驷认为，竞技运动的本真性就是体育表演，法国作家乔治·维加雷洛的《从古老的游戏到体育表演》这本书对竞技体育的本真性有着更好的诠释，古老的竞技游戏本身就诞生在表演中，现代体育运动更是离不开表演的特性。
此外，运动场作为人类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城市文化焦点，其空间就是体育表演展示的文化空间。然而体育表演有一个重要的本质属性就是体育的严肃性与可围观的表演性。正如伽达默尔在《游戏说》一书中提出“谁不严肃对待游戏，他就是一个游戏的破坏者”。体育表演亦如此。体育与文娱均为表演，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体育有固定的观众粉丝群，而且有队歌，有表演，体育胜负是进行时，结果是未知的，存在一定的悬念，文娱表演却截然相反。第二，观众观看体育比赛的激烈程度，正如钱钟书的《管锥编》一书中的“当局者”，这里当局者是指战争和戏剧，而体育是战争和戏剧的融合。在书中所描述的“性命相扑”，战也；旁观者“云端里看厮杀”，戏也。可以理解为，当战争的时候，双方性命相搏，而旁边的人就像在看戏，但看戏犹如亲临战争场景之中，戏也战也。因此，体育比赛如同战争，而看比赛的观众也几乎性命相搏地观看，正如戏也战也。第三，体育迷的出现几乎塑造了一个新的体育文化的竞技魅力，这也是区别体育与文娱表演的观察指标。另外，体育表演具有两个特征。第一个是可量化特征。可量化的体育表演里最成功的要数竞技体操，竞技体操堪称美学比赛的典范，然而中国竞技武术却很难创造出体操这样的美学规范，因为武术之“观看”具有隐蔽性观看、展露性观看和评价性观看的特点，难以获得切身感。第二个是对称性特征。比赛是一对一对抗，其中最强者对抗是比赛追求的最终目标。但东方世界不能习惯平等者的竞技，他们把打斗视为奴隶们可笑的表演，而希腊人将最强者对抗而赢得比赛视为一种不带有任何敌意的高贵胜利，具有崇高感和荣誉感。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大的成就正是塑造上述荣誉感的典范。
程志理认为，“观看”与“表演”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观看”是因为有“表演”，或者说“表演”是针对着“观看”。“表演”并不是伪装，往往是非常真诚的行为叙事，它是在创造或者说“成为一个人”。“运动员形象”正是在运动行为中呈现并建立起来的。正如乔丹之于篮球，李小龙之于武术，博尔特之于田径，等等，都是如此。
王智慧认为，在常规化的竞技场域中，看台上的观众与赛场中的运动员共同构成了赛事景观，运动员之间、运动员与观众之间、观众与观众之间在赛事中保持着活跃的互动关系。然而，当出于疫情防控需要而导致赛事观众普遍不能“现实在场”，观众更多通过媒介等渠道而实现“虚拟在场”时，运动员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必然也将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独立”与“聚集”，互动与欢腾的景观新转向。运动员在场的“独立”与观众在线的“聚集”，赋予了运动员既是赛事的竞技者、又是屏幕中的表演者双重角色的互嵌。虽然在常规的奥运会等体育赛事中，运动员和赛场观众之间的互动要比运动员和运动员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但在疫情防控下举办的奥林匹克比赛，赛事现场则将可能更多呈现的是运动员身体聚集的现场互动。运动员身体聚集的现场互动该怎样理解？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进行了完美的诠释，理论中描述足球运动员进球后的庆祝由早期简单的握手演变到肩膀的碰撞，最后成为贴脸颊。这种足球运动员之间的互动方式正是对运动员身体聚集的现场互动的理解。此外，赛事中的互动不仅包括运动员身体聚集的现场互动，同时也包括基于共同兴趣、爱好、情感等而产生连接的观众在线互动。不同于“现实在场”的观众与运动员所表现出的热烈的、带有呼喊与肢体接触等互动回应的人类集体狂欢，观众的“线上集体欢腾”将成为赛事新景观，当声音与肢体动作被“弹幕”、表情包等所替代，这种集体互动与集体欢腾本身就蕴含着新的景观转向。第二，单向的互动与多元的反馈。与传统的观众与运动员共同“现实在场”相比较，东京奥运会将出现运动员比赛场上的互动和观众之间线上的互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仅给赛事转播者和运动员数字化身体的展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且促进了“线下互动”向“线上互动”的延伸。当观众与运动员不共同“现实在场”时，赛事互动将更多表现为单向互动与多元反馈，即虽然运动员与运动员的在场互动可以得到即时反馈，但运动员与观赛主体间的互动则呈现出滞后性和多元性。运动员并不能即时得到在线观众的观赛反馈，也不能第一时间产生多元主体的情感同时共鸣。且在运动员完成身体展演、实现单向互动后，由其赛事表现所带来的多元主体如观众、品牌商等多元反馈也不一而足，而这种单向互动与多元反馈的形式很有可能会常态化于以后的赛事活动中。第三，符号解码与动员。随着“镜像”态的身体投射到现代媒介中，运动员的身体实现了比赛场域中运动员身体向表演者身体的转变。同时兼具个体、国家等多元符号的运动员身体，在现实赛场与虚拟播放的互构下，形成了新的多元符码结构，赛事主体间的“看者”和“被看者”也由此形成一个新的互动关系。带有国家符号的着装、国徽、国歌等象征物在新的互动关系中也将产生一种民族精神的新展现形式，并进一步激发出运动员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国家荣誉感，同时提升共同体的凝聚力，实现符码的新解码与再动员。
2 “竞技先于体育”与现代体育定位
体育活动早在上古时代大多数都以运动竞技的形式出现，这在古希腊《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中都有描述，且当时的竞技活动还没有固定的场所与日期，只是在祭祀、宴会等时候，偶尔举行。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演变出若干体育项目。体育运动发展的过程经由了“争斗-游戏-文化-竞技-体育-传播”这一过程，尤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以职业体育为主体的现代体育的诞生，更是推动了体育全球化发展。
2.1 生存与发展：竞技的缘起与现代体育之路
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一场人类共同体的盛宴，运动竞技承载着奥林匹克带给人类发展的意义，了解运动竞技的缘起，梳理现代体育发展之路，能更好地了解奥林匹克运动内涵与意义。
路云亭认为，竞技体育的起源需要从运动员的身份谈起，以推导人类起源的角度而言，运动员身份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就是失落的孤立主义者。以李泽厚先生进入北体大观察到运动员训练结束后在操场长时间静坐的故事为例，李泽厚看到操场上安静休息的运动员形象后，终于弄懂了古希腊的雕像的高度静默感的生发原理。李泽厚认为雕像是无言的，但在雕像脸上显现出沉默的表情。这种沉默的表情正体现出运动员身份，即失落的孤立主义者。
从体育诞生的原始时代开始，观众便是一种泛大众的存在，而运动员是失落的孤立主义者，运动员可以看成一位失去家园的人，或一个被放逐的人，这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体现得最明显。从民族志的角度来看，运动员的身份如同“浪子、游侠、出位者、放逐者、失去家园人士”，属于没有身份的人，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性人物，如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游侠武松、鲁智深、杨志、燕青诸人，西方当年的骑士、古罗马竞技场上的奴隶，也都是放逐者，均是没有身份的人。而观众则如同“接纳者、家园、故乡、母亲河的合成体”。运动员要想获得身份，需要获得观众的认可，如同古罗马角斗士决斗后，获胜者可以在观众的认可或不认可的表情表达中得以确认是否获取自由，这便充分说明了运动员社会化身份的得与失与观众态度的关联性。
其实，运动员的身份认证是一个隐喻。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它源于世界上所有被放逐的族群个体或群体重新回归人类主流的现象，这里不妨列举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独特的族裔，如吉普赛人、放逐出伊甸园的人以及二战之前的犹太人，他们酷爱自由游浪，甚至超过生命。第二种则是一些流浪的艺人、运动家，此类人以游动卖艺为主要生活习惯，川端康成的《伊豆的歌女》就写过这样的人群。第三种则是以体育为身份符码的各色移民，如美国、澳洲、加拿大之类的移民国家中的新移民群体。就体育领域而言，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五种类型的体育。它们分别是中国体育、美国体育、欧洲体育、其他体育以及残障人体育。中国体育是道德体育，中国体育对世界的贡献并非获得了多少块奥运会或其他锦标赛的金牌，而在于体育为道德服务的独一性类型。换句话说，道德体育是中国“国家的文明”的显性证明。欧洲体育延续的是雅典以及后来的英国的户外体育的路子，它高度关注身体的自然性，属于自然体育。其他体育指的是模仿美国和欧洲体育模式的体育类型，属于欧美体育的附庸，而残障人体育则属于人类体育类型中的高度变异性的类型。值得一说的是美国体育。美国的体育属于超权力的凝胶式体育。美国的宗教、意识形态、信仰都是碎片化的，但是，美国的体育是“独裁者”，具有凝聚人心的超威权作用。新移民进入美国很难获得身份，而体育为他们打开了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通道。这就是美国体育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换句话说，体育是新移民获取美国身份的最理想的手段。它延续的是古罗马的观众寄予优胜者合法身份的传统，同时也是民众决定竞技者自由与否传统的现代翻版。
吴驷认为，现代体育运动发展离不开大众媒体的传播，两者是一种共生关系，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起始阶段。从十九世纪体育革命关键因素开始，托尼·柯林斯在《体育简史》一书中非常明确地描述十九世纪体育革命发生的三个关键因素，即产业工人阶级、统一的民族文化和大众通俗报纸。由于十九世纪报纸业处于初级阶段，广播和电视尚未出现，通俗媒体（媒介）如何对体育产生重要影响呢？英国的学校体育是现代体育产生的一个重要源头，《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这本小说展现英国公学在知识学习与体育之间的完美平衡，顾拜旦从小深受英国公学的影响，英国是真正带动人类体育发展的根基，于是他看到法国体育落后于英国，这也成了他办奥运会重要的动力。第二，发展阶段，作为报业媒体举办的环法自行车比赛，是共生关系的标志性飞跃，实现了现代体育运动和审美以及体育运动的崇高价值，这也是开启媒体主办者赛事的时代。“吴清源与日本的桥本宇太郎围棋的世纪之战” 是媒体主办赛事最典型的案例，也是完全由媒体制造出来的。第三，高潮阶段。20世纪60年代，由于电视和体育的完美融合，媒介和体育的共生关系达到了高潮。60年代电视的出现开创了一个新世界，并创造了新的体育。电视的根本价值回归竞技体育的本质属性——“围观”。社会学家布迪厄，通过电视看奥林匹克运动会得出结论：每一个电视观众认为看到了真正的奥林匹克盛会，其实不是，电视创造了一个新的奥林匹克体育，电视满足国家民族自尊心，它不是简单再现，而是将世界运动员比赛变成各个民族冠军之间的较量。吴驷对布厄迪得出的结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布迪厄仅从电视视角感受而来，其实赛场和电视在这个意义上是没差别的。第四，飞跃发展的阶段。1956年，电视与体育融合的前夜，布伦戴奇写道“过去的60年没有电视，国际奥委会也发展良好，接下来60年也一样”。但事实却是竞技体育经历了一个飞跃发展的阶段，并形成了职业商业化和竞技项目魅力之间新的关系，即媒体和体育之间新的共生关系。以“乒乓球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为例，在球类项目中，乒乓球的运动规则会因大众传媒、电视的需求而改动较大。同时，乒乓球运动从每局21分制到每局11分制，以及在比赛中随意插播广告，均对比赛节奏产生负面的影响，从而产生负面的共生关系；以“中国职业足球与媒介传播的关系”为例，通过《体坛周报》《足球报》等媒体的互相竞争关系，最能呈现完美的媒体现象，从而产生互动的共生关系。
2.2 共存与共享：竞技传播方式与智能呈现
体育比赛的传播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是以报纸为主导的近代单一发展时期；二是以通讯社、广播、报刊等为主导的多元化发展时期；三是以电视为主导，广播、报刊等媒体多元竞争的时期；四是现如今新媒体涌现，各类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时期。那么在当下的新媒体时代，数字技术革命和互联网的兴起催生出哪些新的传播方式？疫情下，新媒体时代又将为体育竞赛带来哪些智能呈现？
吴驷认为，电视的诞生将体育带入全新的发展，而互联网将体育带入更广阔的空间。20世纪60年代电视诞生，体育运动进入崭新的传播时代，电视媒介铸就现代体育神话，将贵族奥林匹克运动拉入千家万户的荧幕上，促进了现代体育的发展。然而随着互联网用户的逐年增长，信息技术的革新使各种媒体不断发展和繁荣，各种新兴媒体也不断涌现。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介在奥林匹克文化传播中占据主导的局面已被新媒介改写，而新媒体的发展使得体育竞赛传播的渠道更加多样化，传播方式愈加灵活，传统媒体垄断赛事传播的地位逐渐松动，越来越多的体育竞赛的播出渠道开始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移，同时，媒体数量的增加加剧了媒体间的竞争，促使观众对媒介化体育比赛消费呈现日益多元的趋势：一是通过在体育现场直播中加入网络在线互动、现场连线、微信留言交流等内容，让观众更近距离地参与到节目中来；二是通过在网络视听节目中加入网友留言提问、相关内容专题链接等内容，让观众从不同层次了解感兴趣的内容。这些新颖的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电视节目不能重复观赏的缺憾的同时，还具有加深表达效果、拓宽表达范围的作用。
王智慧认为，数字化的到来，为体育比赛集体欢腾带来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智能时代与身体数据，健康码中的健康影射。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物态的身体、生命特征与生理指标实现了云数据终端的数据化呈现。在此期间，运动员的身体进一步被数据创造，在训练竞赛甚至公共空间中的每一个场合，健康码不但成为对持有健康码的运动员等主体的身体合法性唯一确认，而且使得获取了身体合法化认证后的运动员能够聚集在一起产生新的集体欢腾。第二，信息接力与线上集体欢腾。运动员“镜像态”的身体在媒体传播中具化了神圣性，运动员身体的每一个动作和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作为一种图腾崇拜。运动员身体仪式的互动，不但为观赛个体带来了关于身体美、竞技感染力等的视觉、情感冲击，而且促进了个体对集体力量和情感能量的再感悟，并以此建立起道德和秩序的“超个人性”。“线上”观众在这个构建的“象征意义体系”中，产生了由“我”到“我们”的群体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并在解说员的引导和摄像师的观赛视角选取与影像空间传播中实现了“滚雪球”式的情感聚集。在信息接力中，情感能量不断增强，情感表达的共鸣促进了集体欢腾的产生。第三，智能传播与具身互动。智能传播技术使得赛事与观众实现了连接。人们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移动终端设备进行线上观看，与在场观看不同，此时的观看虽然因无法传播声音而呈现“无声静默”，但并不影响集体欢腾的文字化聚拢与表达，此时集体欢腾所呈现的新图景，带来了具身互动的新转向，也彰显了赛事意涵的再赋予。
3 体育运动的本体性与人类共同体
体育运动作为其最初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出现的一个表现形式，体现出其应有的肢体性语言、情感等表达、交流的一种功能之外，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开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形成，时代也赋予了体育更多的审美性、生活性、时代性等内涵特征。在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体育运动更是赋有了新的发展内涵和寓意。
3.1 个人与集体：勇攀高峰的竞技运动本质
疫情到来，深刻影响竞技体育的训练、赛事等方面，然而不管怎样变化，勇攀高峰的竞技运动本质没有改变，运动员均将此作为训练和比赛的目标。疫情下的备战阶段，运动员和教练员如何在封闭式场所朝着勇攀高峰目标前进，如何采用科学、合理的手段与方法以保障运动员训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当前运动员训练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赵山成认为，运动员竞技训练最终目标为摘取桂冠，所有的训练工作均围绕此目的而展开，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正常开展的训练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当前绝大部分国家都处在封闭式训练中，封闭的环境、高强度的身心负荷、赛事目标的中断以及对不可控因素的过多关注，可能引发运动员和教练员心理疲劳，尤其一些背负冲金夺银重大使命的重点运动员，容易在训练中产生焦虑，难免会影响训练和备战效果。如何保障当前训练和备战效果？运用运动训练激励机制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保障当前备战训练目标的重要手段。运动训练激励机制以激励理论为基础，其中激励理论包括需要层次理论、期望理论和公平理论。第一，需要层次理论运用。疫情备训期间，运动员面对诸多困扰，如运动员退役安置、上学和运动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影响运动员是否能够全力以赴投入备战训练中。如果运动员困扰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生存层次上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得到消除，运动员能更加安心并全身心投入训练过程中。此外，运动员自我价值实现也是重要的因素，关注并尊重每位运动员，组织各类形式的比赛，帮助运动员通过自身努力不断突破竞技目标，在比赛中全力拼搏战胜对手，赢得别人的尊重，实现个人价值。第二，期望理论运用。期望一般是指个人预测特定行为所达到特定的结果时的认知,而不是客观现实的。疫情备战期间，设定合理的期望值是运动员保持良好心态参加训练的前提，也是提升训练效果的必要条件。在延长的备赛阶段，根据训练计划的安排设置不同阶段的合理成绩的期望值，通过阶段性训练并以比赛形式，检验期望值的实现，以此促进训练效果的提高。第三，公平理论运用。激励理论中的公平理论指在高水平运动员激励活动中,应努力维护激励价值的公平、合理，使激励作用得到应有发挥。备战期间，自我的努力和价值是否得到公平的评价,是运动员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公平的评价给予运动员努力训练和成绩的肯定，也是激发运动员积极参与训练，提高训练效率的重要动因，然而，不公平的评价会导致消极行为的出现，影响训练参与和效果。此外，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由精神、思想所支配的，运动员在竞争中只有充满着胜利的信念,才会产生增力感。因此精神激励也是激发运动员全身心备战的重要手段，而爱国主义教育属于一种精神激励方式，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让每位运动员拥有着强烈爱国主义感情，从而能更好地将为祖国争光作为精神动力，刻苦训练，科学训练，不断提高竞技能力，攀登世界体育高峰。
3.2 体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人类不屈服精神
习近平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而体育就其自身的本质而言，是一种涉及人类生活各方面、涵盖人类文明各领域的关乎“共同体”的社会活动。疫情下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举办，将给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奥林匹克精神价值带来哪些改变？
王智慧认为改变之一是：东京奥运会的延期而非停办反映了奥运精神由个体不屈服到全人类不屈服的精神延展。无论是古代奥林匹克倡导“和平、友谊、公平、竞技”，还是现代奥林匹克倡导“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均表明了奥林匹克从古至今不仅鼓励竞技精神，同时也注重人类内部和谐。纵观整个奥林匹克历史，虽然出现过因战争而停办的情况，但在此次危机中，东京奥运会的延期而非停办显然有着不同的意义。其中，战争属于人类种内之间的竞争和博弈，而由疫情导致的共识危机，则属于种间的或者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竞争。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种内之间的竞争是极为激烈的，从微观的奥运赛场竞技中便可略见一二，奥林匹克的演绎实际上是人类种内竞争中的隐喻及微缩化的呈现；而当面对灾害等共识危机时，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则选择了共同对抗外部挑战，疫情下奥运会延办，实则呈现了人类由个体的不屈服精神转变到物种不屈服精神的延展。当然，做出这一延期而非停办的决定，是综合衡量奥林匹克在疫情下能够举办后所做出的，但也正是“即便延期也要举办”的表达，反映了人类不屈服的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价值的融合。
针对王智慧“生命政治”的观点，程志理认为，疫情造成的危机，似乎产生了某种悖论。公权力在市场力量的全球化背景下出现多年退缩，面对疫情公权力又在太多层面上重夺控制权。这种控制权最明显地体现在经济的决策和分配上，更不用说被重新定义的“安全”和社会控制，随着东京奥运会的推迟以及成都世界大运会顺延至明年，崭新的体育政治范式得以产生。
4 结 语
程志理在学术论坛接近尾声的时候做了总结，他感慨中国的强国体育得益于有这么一批致力于体育学学科前沿阵地的前行者们，不遗余力，探索求真，将体育事业的发展作为己任，乐此不疲。最后，他还提出，本次论坛没能展开讨论“体育场”这个空间概念在疫情下引发的思考，体育场与博物馆是当今具有“文化重叠共识”特征的两个空间，这个能让我们获得狂欢与希冀的空间，激发了人类的智力与想象力的欢愉，也短暂地触碰到天堂，那是寄予某种希望和梦想的地方。
文献引用格式：
训练、竞赛、观众：疫情下竞技体育如何可能？——“没有赛事的训练”与“没有观众的赛场”工作坊综述[J].体育与科学,2021,42(03):1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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