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郎平话语”看体育传播中的集体记忆嬗变
陈旭光
湖北理工学院
研究方向：体育传播、新媒体与青年文化
集体记忆研究近年来再次成为“显学”，但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极端事件和重大事件的记忆话语，而忽视了日常生活中寻常而持久的记忆运作。正如大卫·罗所言：“体育、文化以及媒体不羁的三位一体是权力角逐和无常形式的更动态的隐喻。”体育传播中承载着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现代与后现代相重叠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生态，是观察集体记忆独特的场域。
在此视域下，我写《角色模范与集体记忆：体育传播中的“郎平话语”研究》的起点有两个：一是由于“女排情结”。弗洛伊德强调早年经历对于一个人的巨大影响。我童年时期常跟父母同看女排比赛，又深受电视剧《排球女将》的影响，培养了对于排球运动的兴趣；多年来，中国女排仿佛是一位陪伴成长又极具正能量的朋友，总能顽强拼搏、触底反弹，给人以力量。高三紧张备考之时，恰逢女排雅典夺冠；读博焦虑毕业论文之际，见证女排里约重回巅峰。Thomsen说：“生命故事包含着对个体而言非常重要的记忆。”和诸多球迷一样，关于女排的故事和记忆给了我丰厚的“情感利息”。当所有的激动、紧张、失落和喜悦在时间里慢慢融化，个体的成长史似乎勾连了女排的拼搏史，写成了深刻的“女排情结”。
二是由于“问题意识”。我的学生是“95后”“00后”，极少是中国女排的球迷，但论及郎平这一角色模范时，他们不约而同地为其贴上了“铁榔头”“女排精神”等记忆标签；在众生喧哗的新媒体时代，传媒与受众大体沿袭了既有的集体记忆，关于郎平和中国女排的“记忆噪音”较少且很快被“收编”。这其中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在研究中我发现，职业分工和成就导向使大众形成了关于郎平较为一致的正向舆论和集体记忆，并在官方倡导、代际传承和大众传播的合力中逐渐稳固，由角色模范所凝聚的中国体育集体记忆，成为各方皆认可的文化资源，呈现出与时俱进的风貌。
为了阐释上述现象，我尝试使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进行解读。在哈布瓦赫看来，集体记忆具有建构性和社会性，并受制于特定的权力结构。福柯则将话语视为“一种陈述（statement）的整体”，事物和观念在话语中得以建构，话语包裹着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从“记忆建构-记忆泛化-记忆机制”的维度进行论证。记忆建构主要针对主流媒体对郎平话语的建构，记忆泛化指的是受众接受和被涵化的过程，记忆机制则探讨新媒体环境下出现的新变化，上述过程相互勾连，由表及里。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我选用文本分析法，整理细读了《人民日报》历年来提及郎平的报道七百余篇，各大媒体关于中国女排和郎平五十多个电视采访，四部纪录片，又阅读了郎平自传和郎平日记，以及其他关于中国女排的随笔集，以期了解官方和主流媒体如何建构角色模范，以生成和规训集体记忆。其次，我尝试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法，验证并深挖个体能动性对于上述集体记忆的影响。最后，由于我本来就是中国女排的粉丝，通过数十年的参与观察，窥探到粉丝与非粉丝间诸多的“记忆暗流”，这增强了本研究的可信度和文本质感，。
如果说集体记忆理论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某种程度上都将“权力”视为旨归，这契合了“结构-权力”的记忆研究范式。那么，在郎平这一角色模范的个案中，集体记忆的建构和泛化还具有特殊性。这表现在，“拿成绩说话”是竞技体育残酷但实在的标的，舆论对于一部艺术作品可能褒贬不一，但对于“五连冠”等卓越竞技成绩的评价会高度一致。专业分工与成就导向所带来的声誉，使大众的记忆包含着“理想自我与身份认同”的过程，借由郎平这一角色模范，记忆阐释体在互联网时代不断进行话语勾连、耦合与被统摄，“共同体”中的角色模范成为感召记忆的重要载体和“族群－象征”式情感的重要来源，集体记忆也成为“结构-权力”与“文化-认同”下的产物。
上述过程彰显了角色模范、集体记忆与大众传媒的“嵌入”与“互构”，这正是中国特色体育记忆的生动表征与重要机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郎平等角色模范话语以特定叙事被嵌入集体记忆的建构中，从泛政治化的单质文本，到多样化的文本，再到个体本位文本的嬗变，折射出中国体育集体记忆从“教化”到“共鸣”、从“社会动员”到“情感整合”、从“固化”到“流动”的过程。
文献引用格式：
陈旭光.角色模范与集体记忆：体育传播中的“郎平话语”研究[J].体育与科学，2021，42（06）：50-60.
体育与科学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CSSCI来源期刊
国内体育类核心期刊
投稿网站：
http://tyyk.cbpt.cnk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