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泽刚：14年后孩子才找到，收买孩子的犯罪是否“过期” ｜学者评论
需要提示的是，将养父、养母加上引号，是因为本案中的所谓收养，不符合我国民事法律规定的收养条件与程序，且他们对于“收养”的孩子来源（很可能是拐来的）是明知（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的，这种收养非但不合法，还可能已涉嫌收买被拐卖儿童罪。
由于案发至今已过14年，有必要探究本案刑事责任的追诉时效问题。追诉时效是指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超过期限的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法律规定这一制度，主要是考虑到一个人犯罪后由于种种原因经过一定期限未被追究，也没有再犯新罪，就可推断其已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且因时过境迁，犯罪证据可能灭失，司法程序难以推进。设立时效制度，既符合刑罚经济原则，又有利于集中力量办理现行案件。
就本案而言，若以收买被拐卖儿童罪追究孙卓“养父母”的责任，因该罪最高法定刑为3年有期徒刑，其追诉时效仅为5年。追诉期限一般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有观点认为，“养父母”的收买行为造成的不法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应视为一种持续性或者继续性犯罪。但犯罪造成的危害状态不等于犯罪行为本身，就像盗窃财物后占有使用该财物，不等于盗窃行为还在继续。孙卓“养父母”的收买行为早就完成，因而不能认为是一种继续状态的犯罪。
而且按照司法解释规定，非法剥夺、限制被收买儿童的人身自由情节严重的，还要与收买被拐卖儿童罪数罪并罚。显然，现在不能证明本案还存在涉嫌非法拘禁罪。
但追诉时效是有例外性条款的，即《刑法》第88条：“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本案案发之初公安机关就已立案，历尽艰难才于今年9月将被拐人员找到。由于当年犯罪嫌疑人尚处于未知状态，故而本案中“立案侦查”的应有之义包括追查拐卖人、收买人和孩子下落。只要孩子没找到，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就在侦查范围之内，尚未开始计算追诉时效。
需要重视的是，刑法第88条同时还特别规定了“不受追诉期限制”要有“逃避侦查或审判”的行为。据现有报道，孙卓的“养父母”虽然一直在原地生活，但将四岁的孩子带回家时谎称是自己在外面生的，并为孩子异地办理落户，具备涉嫌“逃避侦查”的行为特征。目前，对被拐孩子的户口问题也已展开调查，结论应该很快明朗。如果最终认定，孩子“养父母”的行为尚不构成“逃避侦查或审判的”，本案就很可能不适用刑法第88条的规定，而受到法定追诉期限的限制。对此，社会公众要有理性认识，毕竟情感不能代替法律。
对于孙卓的亲生父母而言，过去的14年是异常煎熬的分分秒秒。刑法之所以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行为规定为犯罪，就是因为收买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儿童的人身自由与安全，而且严重侵害儿童父母的合法权益，乃至影响社会的稳定。不严厉打击收买行为，在客观上势必助长拐卖儿童的犯罪活动。
而对于孙卓来说，十四年来“养父母”将其视同己出，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这毕竟是建立在“养父母”涉嫌违法犯罪的基础之上。对其“养父母”的追责的确存在情与法的冲突，如果孙卓的亲生父母对其“养父母”能够予以宽恕，本案存在从轻处理的余地。孙卓是否回到生身父母身边，主要取决于孙卓本人意愿。
若最终结果令人遗憾，我们所有人都该明白，法律非万能，不能掌控人世间所有的悲欢离合。唯有坚决举报犯罪，迅速打击犯罪，才能让这种亲人离散的悲剧不再发生。
（原文刊载于《上海法治报》2021年12月10日B7版“学者评论”，责任编辑：徐慧）
作者 | 金泽刚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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