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法典化”并非立法的最终归宿 ｜学者评论
人类法典化的早期史证明，法典化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最重要成果，也是现代国家走向法治之路的最佳选择之一。去年颁布的我国民法典在新中国立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催生了其他法域加速推进法典化的热潮。
说法典化是最佳选择之一，首先是因为法典优于法律的其他表现形式：单行法律、法令、习惯和判例。世界上除英国以及英美法系成员国之外，其他国家的立法进程都选择了法典和法典化之道路，甚至英美法系各国现在颁布的成文法律和法典也越来越多，就说明了人类在探索将自己的意志表述为治理国家和政府的规范时，法典和法典化是一种共同选择。
其次，从人类的思维习惯和思想感知来说，需要将社会上的法律关系，用一种规范（规则）的方式，予以概括、表述、公示以及实施（执行）时，体系化的、成文的、将所有需要调整处理的事项排列组合在一起，集大成式的法典，肯定比那些排列无序的、碎片化而分散的、不连贯甚至互相有矛盾的判例法要更加符合本性。世界各国至今没有一个国家自发、自动地学习、模仿、移植英国判例法，进而成为英美法系成员，而成为英美法系成员国的全部国家原来都是英国的殖民地，甚至像中国这样最早被英国侵略、最早受英国法律影响的国家，都没有去学习、移植英国判例法，反而主动学习、移植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的成文法典，就是最好的例证。
更为重要的是，法典和法典化的优点在于，经过法典的编纂过程，以及法典颁布、解释（注释）和实施，可以将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各种因素（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为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乃至法治社会服务，这是完全符合公开、平等、公正、透明、阳光和民主的现代法治文明之根本宗旨的。而判例法体系，虽然也有诸多优点，如比较机动灵活，适合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它的动态属性使它的社会救济功能要强于一部相对静止（静态）的法典等等。但其最大的缺陷，是它主要掌握在法官等审判人员手里，因而它的运作只是调动了专家，主要是法官的积极性。当然，法典和法典化立法也有不足：法典一旦颁布后就是静态的，而社会则是动态的；法典化试图将社会上所有事项都纳入法典的规定之中，事实上也无法实现。
因此，为了弥补法典和法典化的不足，建议采取以下方法：一是“立法宜粗不宜细”，法典的框架体系尽可能的多留修改增补空间；二是法典制定应适当超前一点，不会刚刚颁布就马上面临修改的问题；三是法典应以特别法和单行法来补充；四是发挥法官的积极能动性，运用“违宪审查制”等方式，通过创设判例，使法律适应社会的发展；五是加快法律包括法典的废、改、立、释的步伐；六是采用制定法律修正案的方式，使基本上不变的法典本体，适应动态变化的社会进步。
考虑到社会生活的无限繁复，仅靠一部法典无法穷尽种种社会关系，因而在二战以后，西方出现了曲折的“解法典化”和“再法典化”的立法运动。因此，治国理政比较好的法治模式，应该是法典与法律，综合法与单行法，基础法与专门法的结合，共同组成一个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典规定社会关系的基本领域、主要方面、根本事项，而单行法、特别法等则紧跟形势，拾遗补缺，随机应变，满足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和多元化。换言之，法典化虽然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最重要成果，也是现代国家走向法治之路的最佳选择之一，但它不是立法的最终归宿，立法的最终归宿是走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法治体系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立法工作者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在传承人类法律文明的经验和智慧的基础上，终于形成了以法典为核心，由单行法和特殊法为辅组成当代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的立法思路，并在民法领域获得成功，于202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现在正逐步推介至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域。
（原文刊载于《上海法治报》2021年12月24日B7版“学者评论”，责任编辑：徐慧）
作者 |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导，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曾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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