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建筑与新技术应用
博物馆建筑的文化表达 博物馆建筑本身就是文化景观，如何增强其内外空间中的文化要素，进行文化表达，使其具有文化感召力和创造力。
博物馆建筑空间与新技术专委会主任委员、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认为：作为服务于社会与公众的博物馆，能够拥有正确的发展定位、良好的文化产品、环境及服务，将使博物馆更具亲和力与感召力。好的文化产品在兼具创造力与吸引力的基础上，还应注重营建包括展厅空间、室内公共空间和室外空间的良好展览空间。好的文化环境除了建筑环境、绿化环境外，还必须重视包括传统文化符号和人文关爱在内的文化空间，以及博物馆内自然和人文结合而产生的文化景观。而文化景观的意义在于通过人们的创造性劳动，使自然要素和文化要素结合所产生的景观效果远远大于自然要素与文化要素之和。
中国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曹晓昕认为，在设计博物馆建筑时，不必纠结于传统的“范式”。而建筑师在选用外观材料时，也应象其他设计门类一样对材料进行根本、深入的研究。运用“手作”的方法，不仅可以开拓建筑师获取知识与创意的渠道，还可以摆脱形式的抽象性而与建造对应。用“手作”的方式还原本质，发现真正的表现力，不仅会使博物馆建筑具有很强的文化指向性，也会大大增强博物馆建筑的文化表现力。
博物馆内外空间营建 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在设计建筑过程中，应注重考古界、博物馆界和建筑界的协作，综合考虑各方的诉求，根据实际需要，找准设计理念，理清工作思路，保障博物馆建筑的综合效果。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景观委员会委员张谨认为：对于城市中的遗址博物馆，建筑物的设计很少被作为研究过程来对待。建筑设计很少考虑遗址价值的阐释提升、观众的理解认知、参观路线的组织以及遗址本体保护与建筑物本身所需的良好稳定的环境。其原因在于，在文化遗产领域存在着不同的学科。
文物保护专家关心的是遗址材料的腐蚀退化过程以及环境条件对遗址的影响；建筑师关心的是美学形式、教育与展示以及建筑文脉的呈现；而考古专家则关心建筑对考古遗址整体性的干扰以及必须采取的应对措施。建筑师、考古学家、博物馆人、城市管理的决策者在不同的诉求下，很难形成共识。因此，在设计中需以体验代替形式，以遗址本身叙事，而非仅仅依靠建筑形象进行冲击性表达。同时，还需构建多学科合作的文化背景，搭建更广泛的对话平台，积极发挥专委会的作用。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仲德崑在发言中谈到，各行各业的跨界协作是好作品诞生的必要条件。仲德崑结合该窑址的保护与展陈设计案例，阐述了建筑界、博物馆界、考古界如何通过协作，完成“隐于竹林、和谐共生”这一设计初衷的过程。同时，他着重介绍了该项目的设计亮点——“竹结构”的应用，详细展示了原竹建筑在取材、节能、造型、抗震方面的诸多优势。
博物馆中的新技术应用 当前，博物馆的智慧化建设和发展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各个博物馆都在努力探索运用新技术，通过多种多样的途径来推动和实现这一目标。
北京市文物局信息中心主任、图书资料中心主任祁庆国谈到了新技术应用的需求和产生的意义。他认为，优化、梳理、整合分散且质量不一的资源；开放、共享基本资源服务；对丰富的数据资源进行深入的价值挖掘，开发更多的教育产品和内容产业；借助先进的技术、更广泛的业务协作和信息共享，更好地解决信息安全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促进博物馆服务形态和模式的创新，提供更好、更生动、更有效的服务，特别是更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定制服务；从分散建设、独立应用，向集成化发展，重组业务流程和业务体系，实现跨馆、跨区域服务。
原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办公室设备部主任郭远锐，详细介绍了智能建筑的定义及体系构成，并结合博物馆应用中的实际需求对智能建筑体系中的暖通、空调、给排水、供配电、照明、电梯、消防、安防等模块的自动控制系统进行了解读。他结合实际经验，从基本建设和博物馆的使用运行角度针对博物馆信息化、智能化的顶层设计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建议。
博物馆及其信息化建设 在“互联网+”理念的推动下，博物馆驶入了信息化建设的快车道。信息化建设对博物馆的发展意义重大，但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互联网+”博物馆应该呈现怎样的状态？如何运用“互联网”的思维，破解博物馆及其信息化建设的困境？
区域博物馆专委会主任委员、陕西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强跃阐明了博物馆管理中引入互联网思维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他认为，近年来我国博物馆运行体制遭遇瓶颈。对博物馆而言，互联网思维中的用户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为破解这些制约瓶颈带来了全新的视角。用户思维就是要解决“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 的问题。社会化思维就是充分利用社会媒体、微信、微博、朋友圈等，建立并维护呈“网”状分布的观众群。大数据思维为博物馆运行创造了全新的基础与无限的视野。平台思维就是鼓励博物馆开放、共享、共赢。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文物保护实验室主任、 国家文物局智慧博物馆建设调研组组长杨晓飞，列举了国家级层面的一系列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的指导性规划、意见和报告，强调了博物馆智慧服务的构想和目标；分析了博物馆知识体系与知识库现状中的不足，明确了文物知识组织的必要性及需要开展的具体工作。在参考欧洲、日本、美国在文博数据、知识组织服务案例的基础上，杨晓飞提出了关于文物知识组织的方法设计的目标、技术路径和设计原则。
南京博物院图书信息部主任张小朋谈到：“互联网”+代表了新的经济形态，具有对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优化、集成的作用。他梳理了博物馆、商业企业和科研院这些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于“互联网”+博物馆的发展所面临的困惑，继而以博物馆的核心精神文化产品——展览为线索，从四个角度出发，分析了在“互联网”+博物馆的技术融合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鸿沟并分享了他理解的以信息技术、文化内容和观众需求为基础，三者相互交叉结合后产生出融多媒体辅助的展览、技术新奇的展览和基于学术的严谨展览于一体的“互联网”+博物馆。
河北博物院院长罗向军首先回顾了智慧博物馆的内涵，并概括性地提出智慧博物馆是一个能够实现在空间和时间上不断自我感知、自我判断、自我纠错、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的博物馆。她剖析了智慧博物馆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并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提出了智慧博物馆建设的途径，并介绍了河北博物院在智慧博物馆建设中的组织机构建立、文物数据APP和一体机采集、3D数据成型等方面的经验。
博物馆信息中心的角色 博物馆的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信息中心这一机构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博物馆数字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胡锤在总结发言中强调，随着博物馆信息化建设的推进，信息中心更应该成为数字技术和文博人员、社会与博物馆业务的项目桥梁，它在无形中起到推广信息化博物馆应用的示范作用，这是信息中心赖以生存的核心作用。他认为信息中心不仅是个实操型的团队，还要成为学习型的团队。
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有责任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权衡信息化的优势和劣势，从而为博物馆的决策者提供参考。最后，他提倡博物馆的信息中心应将“学习思考 、努力宣传和认真参谋”作为工作的指导原则，充分发挥自身在博物馆信息化建设中的责任和担当。
文：《中国文物报》2016年11月22日7版｜原标题：创新融合 跨界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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