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文物界来了一次“拨乱反正”

2016-08-18 文博圈

近年来，公众对于历史和考古的关注持续升温，一些原本非常小众的话题也逐渐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每次大型考古发现都能在舆论和民众中引起极大的反响。与考古和文物有关的学术著作乃至文学作品也是层出不穷。然而，众声喧哗伴随着泥沙俱下，很多我们今日常见的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甚至是完全错误的。

8月14日，著名文物学家、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机先生在国家图书馆作了题为《当前文物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对目前考古界和文物研究中常见的误区作了一次“拨乱反正”。

△ 讲座现场

中国古代有“图腾崇拜”吗？

孙先生指出，“图腾”原指古文明中部落所崇奉的动物形象，常见于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同一部落和氏族之间供奉一个动物，以其为图腾，认为自己的祖先由这一图腾演变而来，本质上是一种类似于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在祭祀或重大节日时，该部落还会宰杀图腾动物并分而食之，他们认为这一行为能够使自己祖先的精血转移到自己身上。总而言之，“图腾”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项社会制度，不同的部落之间通过图腾来确立彼此的身份认同。然而，近年来，不少人想当然地将“图腾”引入国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也有“图腾崇拜”。以商朝为例，《诗经商颂》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不少人据此认为，商朝以“玄鸟”（燕子）为图腾。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考古发现可以支持这一论断。在印第安人部落中，崇拜同一图腾的人之间不得通婚；然而，在中国，即使是上古时代，奉行的也只是“同姓不婚”的原则。

“玉器时代”存在吗？

“玉器时代”是中国大陆的一些考古学者命名的一个时代，介于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为中国所独有。从新石器时代起的不同文明都有不少玉器出土，考古学者认为玉器时代的特征是以玉作为主要的生产和生活工具。但是，孙机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玉器时代”。
孙机指出，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的上古时代，玉器的制造是非常困难的。当时磨玉一般是用马尾巴结成的绳，混杂着水和沙，在玉器上进行打磨。“三五天下来，能在玉上磨出个痕迹就不错了”，孙机说，“人都是要讲求一个投入产出比的，你花好几年时间才把玉打磨成一个工具，拿去地里耕地，刨了半天就碎了，这不是傻吗？古人会笨到去做这种事吗？”
孙机进一步指出：我们说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是因为石器和青铜是那个时代主要的生产工具。但是，玉因为它制作困难且价值连城的属性，在上古时代，绝不可能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玉器时代”也根本不可能存在。
孙机认为，在西周以前，玉因为它晶莹透亮的品质，被先民们认为可以通灵，因此主要作为一种宗教用具；而在汉以后，一直到南北朝，玉器主要作为一种佩饰，也因佛教的传入，作法器和佛像造像之用；到宋以后，玉的宗教意味逐渐被剥离，主要作为纯粹欣赏和审美用途的装饰和家中摆设。

△ 反山“王陵”出土的顶配玉琮

“金缕玉衣”的说法正确吗？

金缕玉衣为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所用，外观与人体形状相同。玉衣是穿戴者身份等级的象征，皇帝及部分近臣的玉衣以金线缕结，称为“金缕玉衣”，其他贵族则使用银线、铜线编造，称为“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从东周时的“缀玉衣服”，到三国时曹丕下诏禁用玉衣，共流行了四百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金缕玉衣”在河北满城的中山靖王墓中出土，吸引了中外考古学界的目光。
但孙机指出，“玉衣”的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古书上一般称“玉衣”为“玉匣”或“玉柙”。实际上，“玉衣”是“棺”而非“衣”。汉朝时，丧葬制度已经非常规范化，不同等级和地位的人，其墓葬有着严格的规定，决不能僭越或违背。达官贵人的棺材都有多个内棺，“玉匣”则是“亲身之棺”，是最内层的“棺”，类似于埃及木乃伊，其实是棺材而非衣服。如今大家都管“玉匣”叫“玉衣”，虽然是名不正言不顺，但是九讹成真、三人成虎，也只好默认这一称号了。

△ 徐州狮子山汉楚王陵出土的金缕玉柙

中国先民是印第安人的始祖吗？

持此论者认为，中国先民途径白令海峡和太平洋抵达美洲。证据是印第安人画的兽面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饕餮纹，有些印第安文字和中国甲骨文很像，商代中国已经能做出能航行到美洲的船。
孙机：白令海峡冷到结冰可以让人横渡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甲骨文；中国制造出帆船是汉代的事情，商代没有帆船，没有帆的船不可能横度太平洋。有人将甲骨文中的“舆”字附会成“帆”，实际上那是“肩舆”的舆。
所以，商人最早发现美洲并成为印第安人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玫瑰花纹样是否代表“华”？

持此论者认为，仰韶文化包括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多种类型，但以玫瑰花为题材的构图，在几乎所有类型的仰韶彩陶中都可见到。中国人称自己为华人，根源就出自仰韶文化的玫瑰花纹陶盆：玫瑰花是“花族”的图腾，“花族”就是华族，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自称华夏民族的由来。
孙机：图腾的概念来自印第安部族。在印第安部落，图腾不只是一个文化现象，也是一个社会制度，有严格的禁忌。中国古代先民也有动物祖先的说法，但仅止于“说法”，无制度性的约束。中国一直都是宗法社会，同一个姓、同一个宗族内部是不能通婚的。并不像有些说法说的：有了图腾制度才有了外婚制，有了外婚制人类才能够优化，才能够进步；图腾制固然是外婚，同姓不婚同样是外婚制。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国挖了上万座了，没有发现过共同图腾的标志。

日本茶道是否传承了中国茶文化？

孙机：中国茶艺最奢华的时代是南北宋之交。现在人喝茶喝的是茶叶，古人喝的是茶笋。茶笋是茶籽在地上长出的芽，只采这个芽中间还没发绿的一小溜。积攒几万个，由壮汉来揉，揉到里面成浆糊。把这个“浆糊”倒到茶模里——茶模有上下两层，有些刻龙纹，有些刻凤纹，上下一对，侧面箍上竹圈。干了之后从模子里倒出来，这是茶饼，有龙纹的叫龙团，有凤纹的叫凤团。
茶饼穿成串，最贵的一串值几十万钱。当时最便宜的米一升十来个钱。但好景不长，靖康之变，南宋国事衰落，喝茶方法简化。此时，日本的留学僧到浙江天目山，学习了在中国走下坡路的末茶法。中国的饮茶法自元以后有了很大变化，日本茶道一直沿用在中国已趋绝迹的末茶，却一直生产不出中国宋代那样高质量的茶饼。在讲座中，孙机调侃道，现在很多的文物研究者，在鉴定文物时基本只有两句话，第一句“真的”，第二句“两百万”。至于真在何处，贵在何处，则绝不多说一句，一般民众对此也并不在意。
在孙机看来，这种把文物简化为物的作派已经背离了文物研究的初衷，“研究文物是为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从文物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思想状况出发，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中去研究文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一个文物的价值及其背后所承载的意义。

“现今尊之为文物者在古代多数曾经是日常的生活用品，以其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自己的位置，若干重器和宝器也只不过将这种属性加以强化和神化。从探讨文物固有的功能和社会观点出发，他们如同架设在时间隧道一端之大大小小的透镜，从中可以窥测到活的历史。”《孙机谈文物》的作者后记如是说。

孙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学术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29年，孙机生于山东青岛，1949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总工会，业余师从沈从文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1955年，孙机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79年调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

文章:根据《澎湃新闻网》和《南方周末》相关文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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