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信诈骗重镇，年轻人逃不掉的十年劫

你写下的，是别人不知道悲欢喜忧

文 | 王若虚 陈也是

本文系“澎湃·镜相”非虚构写作大赛参赛作品

投稿原标题：《电话那头的克鲁苏：来自电信诈骗重镇》

大赛由澎湃新闻主办，复旦大学、今日头条联合主办

克鲁苏：美国小说家霍华德·洛夫克拉夫特创造的克苏鲁神话中的一个邪恶存在，形象为章鱼头的巨人，下巴上很多触手。

一

2019年春节前夕，飞崽回到广东的麻岗镇老家。镇子上的气氛和普通小镇截然不同：马路上随处可见关于打击电信诈骗活动的布告口号和标语，以及12月1日刚张贴出来的对112名电信诈骗犯罪在逃人员的悬赏通告，举报悬赏金额是一万元。

在某户人家的住宅大门上，比春联还高的地方贴着五个红色大字：“电诈逃犯户”。左下侧春联的横批是“恭喜发财”。

飞崽家也是电诈逃犯户，父亲和哥哥被通缉，他自己则半年前刚出狱。

微信朋友圈里有人为这种贴字的行为忿忿不平，为什么经济受贿犯、杀人犯、毒贩家的门口没有这种待遇。飞崽对此的反应却比较平静：“我们这里的电信诈骗太有名了。”

麻岗镇归电白县管辖，隶属茂名市，地处粤西，西侧是湛江，东面是阳江。镇上人口八万左右，有21个村委会，其中一半村子都围绕着镇中心，紧邻325国道。麻岗最有名的特产是芥菜和狗肉，香精制作曾是电白地区最火热的生意，电白首富就是做香精的。

随着香精行业日趋饱和，生意越来越难做。上世纪九十年代（一说本世纪初），有个在福建做香精生意的麻岗商人在当地学到了电信诈骗的手法，将其带回家乡。一传十，十传百，诈骗的产业链在家乡生根发芽。

起步之初，诈骗的“谈话剧本”是经典的“猜猜我是谁”：打电话给受害者，让对方猜自己身份，受害者猜到是谁就是谁。第二天再打电话给对方，以出车祸、嫖娼犯事等借口找对方借钱。

当大众对这种电话有所警惕之后，诈骗团伙相继开发出了“孩子出车祸”（冒充孩子老师）、“明早来我办公室”（冒充公司领导）、“涉嫌洗钱/快递违禁品”（冒充公检法）、“信用卡盗刷”（冒充银行工作人员）等，合称“五大剧本”。

诈骗的分工则有四块：买卡（买资料和手机卡）、办银行卡、打电话、取钱。

电白电信诈骗行业的发展初期，多是兄弟、家人、亲友等几人组成的小作坊式运作，提前商定分赃比例，岗位轮换。随着手机的普及，电信诈骗跟着规模扩张，逐渐演变成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集团。此时，集团骨干无需亲自上阵，而是招聘外人入伙，各司其职，骨干只管钱和后勤，老板们更是神出鬼没。

其中，打电话是整个犯罪过程的关键，即能否让受害者上钩，是一项风险最小、技术难度最大的环节。诈骗集团偏爱雇用十几岁到三十岁以下的人来打电话，因为在当地，年纪大的人普通话说不太好，脑子反应也不如年轻人。

打电话的人是当时的紧缺资源，青壮年都在外打工，老人不堪用，诈骗集团遂将目光对准了本地唯一的中学：麻岗中学。

麻岗中学

集团的人会开车到学校附近，见有学生路过，便上去问：“想不想发财。”回答想的人，会被带到他们的据点，了解一下这份“工作”，然后再给学生一点小钱。白送的钱往往有毒，受不住金钱诱惑的学生就会加入这些团伙。

飞崽就是其中之一。

飞崽父母一共生了四个小孩，两男两女（计划生育在当地基本没用）。父亲在外地打工，母亲在镇上打工，加起来工资六千多，要养活一栋简陋平房里的四个孩子和家中老人，勉强维持开销。一旦有人生病，或者要供哪个孩子上大学，就会承担不起。至于造房子，想都不敢想。

诈骗集团提供给这些初中生手机、电话卡、剧本、受害人信息资料，很多人逃了学来打电话。但初中生毕竟年纪小，声音嫩，在电话里的可信度很低，有些人一个月都没能成功一次。飞崽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嗓音变声早（电白人讲普通话口音重，20岁听起来也像30岁），脑子活络，很能讨取对方信任。

根据行规，打电话的人可以分成50%-60%。只要骗的钱到账，后面不管是被冻结，还是追回，老板都要把说好的分成给打电话的人。

没多久，飞崽就戴着金项链出现在学校里，周末出入酒吧、KTV等娱乐场所，还学会了抽烟和赌球。有些羡慕的同学跟他打听发财致富的渠道，也加入了进来。

2008年，麻岗中学每个年级13-15个班，每班50-60人。后来的统计数据表明，在电信诈骗的高峰期，麻岗的初中辍学率最高达到3.8%，而全县初中生辍学率才0.67%。这就意味着那几年里，麻岗镇比其他小镇多出80到90个辍学初中生。

也是2007到2008年，电白的电信诈骗进入巅峰期。

和飞崽不同，阿东出生在电白县另一个镇子——电城镇上。见到我们的时候，他穿着黑皮鞋、黑裤、黑皮外套、白衬衫，戴金项链，手上两个金戒指。朋友调侃他，在工厂拿几千块的工资，看起来几千万身家。

09年初中毕业后，阿东先在工厂打工，嫌累，跑去理发店做洗发小弟，还学会了吸K粉。2011年到12年他辞职在家，游手好闲之余问亲戚朋友借钱买K粉，直到众人避之不及。

此时仍是电信诈骗的巅峰期，各大小集团急需新鲜血液加入。某天一个在树仔镇的朋友跟他说起了搞电信诈骗的生意，不累，还来钱快，阿东欣然应允。
树仔镇毗邻麻岗，同样紧靠325国道，虽然树仔镇的人从事电信诈骗晚于前者，却是后起之秀，几宗特大金额的诈骗案都是树仔镇的集团做的。

树仔镇

阿东最开始是负责打电话，内部话叫“生佬”。

早期“生佬”们是在老板租下的民居、厂房里工作，随着集团警惕性的加强，渐渐都转移到山岭或者鱼塘附近。粤西这一带山岭遍布，有很多果园，树林茂密，人烟稀少，环境安静，既不怕被偷听，万一警察来了也方便撤离。

阿东就是在树仔镇一个山里开始了电信诈骗生涯。

打电话的地方很简陋，用木头搭几个棚子以遮风挡雨。棚子里专门拉来了电线，给“生佬”提供照明和手机充电。

早上或中午，他们就来这里打电话，到了饭点会有人送外卖过来，或者一起到外面吃（距离镇子只有五公里）。晚上大家就回家睡觉，似乎跟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没什么区别，只是工作比较随意，想赚钱，就要多打电话。

这样的据点在周围山岭里面有很多个，当地居民上山干活，或去自家的果园，总是能在路上听到有人在打电话。

阿东他们打电话的手机、电话卡，对话剧本，均由集团提供。但受害者资料要自己掏钱跟中介买，且分类很细：五毛钱一份的，只有姓名、手机号码；一到两块钱的资料，就有详细的家庭住址、职业；十块以上的资料，包括姓名、手机、职业、住址、身份证信息、亲属关系以及他们的姓名。

这些资料一般是几百人的名单。新资料比较贵，重复卖得多了，价格就会降下来。阿东听中介说，资料大多是从电信运营商、银行、公司入职表格这些较官方的地方流出来的。

新人都买五毛钱的资料来练手，熟练后再去买一两块或者十块以上的。

也有人专用方言骗当地人，买那种资料非常全的，比如冒充受害者的外甥（在酒吧被警察抓起来需要几千元保释金），可以准确说出受害者的妹妹的名字和岁数。

阿东刚开始打电话时很紧张，话也说不利索，有时候聊着聊着，自己主动把电话挂了。打了十几通电话之后，失败的情绪积累在一起，也不管那么多了，一旦对方揭穿他，他就用脏话骂回去。

他第一次成功的诈骗，对象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他冒充孩子的老师，说孩子发生车祸，在医院急需钱做手术。受害者听到孩子出车祸，整个人慌了，完全没想到要验证阿东的身份，所有对话都由他来主导。

整个过程只有三通电话，时间加起来不到30分钟，阿东就骗到两万块。一开始他说要一万多的手术费，但听到对方完全信任他，又改口说还要一些乱七八糟的费用，让对方转两万给他。

这一单，阿东分成60%。

第二次诈骗，对象是五十多岁的妇女，也是出车祸的剧本，只不过这次是她的丈夫“出车祸”，他的身份是同事。他说手术费要两万块，对方说卡里暂时七八千块，要问别人借。他让对方先把卡里的钱都打过来，预支手术费，剩下的后面再借。之所以这么说，是怕人家去借钱的时候说起出车祸，一传开来，容易被揭穿。果然，收到第一笔款不久，这位妇女打电话过来追问阿东的信息。阿东知道她是缓过来了，立刻挂掉了电话。

阿东初次上岗打电话，一共打了二十天左右，成功三次，都是出车祸的剧本，诈骗总金额三万多点，他分成将近两万。

每次诈骗得手，他们都会把手机卡销毁掉。一般是积攒了很多之后，和石头一起放进麻袋、沉到附近的湖里。几年后，这个湖泊污染严重，政府派人清理，打捞上来好几袋电话卡。

二

2009年春节前，飞崽的父亲从广州回到麻岗老家，惊讶地发现儿子出手如此阔绰，一问方知，都是电信诈骗搞来的钱。一番长谈和沉思良久之后，父亲做出决定，飞崽辍学，和哥哥、父亲，再拉上几个亲戚，一起做这一行。

这绝不是什么个别现象。

电白人有一个性格特点，即别人可以做，我为什么做不得。这种性格成了一柄双刃剑，敢打敢拼敢干的同时，也容易将法律意识践踏在脚下。事实上，早在电信诈骗兴起之前，电白的假鱼粉便是该地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鱼粉，即养鱼户投喂的鱼饲料。

麻岗镇早在九十年代以前就因制造假鱼粉被整顿过，当时造假是往鱼粉中掺泥巴。2000年广东省有关部门组织200多名执法人员，在粤西湛江和茂名地区联合打假，查获了大量掺有“皮革粉”的“鱼粉”。在麻岗镇，沿公路两侧共有39家“鱼粉”生产企业，在抽查的8个厂家中，全部发现堆满了可用来制做鱼粉“掺假”原料的“皮革粉”：将废置的皮革制品经过硫酸浸泡、蒸煮后制成粉状。

皮革粉富含不可降解、不可吸收的高蛋白，不容易检查出来，危害性更强。由于皮革制品经过化学加工，富含“镉”等可引起慢性中毒、致癌的重金属，购买了假冒鱼粉的鱼虾养殖户，所养鱼虾会慢性中毒，往往在收成之前不明不白死去。就算没死，卖到消费者手中又形成第二次毒源。

2000年的那次行动中，查封和没收了发现的20吨假鱼粉原材料和14件生产设备。

现在，电信诈骗替代了鱼粉，成为了新的发财致富的超车弯道。

当地诈骗集团有很多都是类似飞崽这样的“家族式企业”，兄弟带兄弟，父亲带儿子，甚至儿子带父亲，辅之以平时的远亲、好友。集团有大有小，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但超过一百人的就没有了，目标太大。这些大大小小的集团，犹如植根于山岭间的巨型怪物，通过电话信号将无数触角伸向全国各地。

飞崽家这样的小集团，只负责打电话——办卡、买卡、取钱，需要依靠较大规模的集团来操作，俨然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后来因为电白关注度太高，有一些小团队没有待在电白打电话，而是跑到其他城市，主要是珠三角地区。当然更多人还是留在电白，不单是麻岗镇和树仔镇，其他小镇也有，特别是电城镇，也就是阿东的老家。

除了亲人，飞崽还邀请了几个以前的初中同学加入。在麻岗，参与电信诈骗的初中生（麻岗没有高中）非但不会遭到家里人的阻止，还会受到鼓励，允许辍学专门干这一行。飞崽回忆说，这些“出来混”的小男孩，特别早熟，也喜欢讲义气——在当地，男人之间感情好，被叫做“喝血”关系，意思类似歃血为盟。

飞崽带着这帮“喝血”兄弟打电话，每人平均一天要打100通电话。他们休息的时候，闲极无聊，会比赛猜猜看受害者的手机和座机号码归属地在哪个省市。那些电话打多了的老手，看一眼号码（区号）就能说出是哪个地方的。

在2009年前，大部分人会接通“生佬”的电话，也愿意跟他们聊下去，相信他们身份的人也不少。但是第二次通话说出目的后，大部分人会有警惕心，去验证身份。而相信他们、愿意转账的人非常少，能成功转账的更少，整体成功率往往不到1%。2009年往后，成功率更小。

可是只要成功一次，就是至少四位数的收入。如果赚到三四十万，就会停工休息很长一段时间——一是看看外界什么动静，还有就是赚这么多钱，必须要犒劳下自己。

诈骗集团内部都流传着一个故事，某个“生佬”本想骗对方几百万，谁知对方汇过来几千万（也有说一个亿），集团的人前思后想，最后都不敢去动那笔钱。

赚到钱的人一般会有两种消费习惯：单身的会把钱花在金项链、金戒指、汽车和各种花天酒地的娱乐场所里，不少人还沾染了毒品。县城水东镇和电城镇是最繁华的两个镇，镇上的酒楼饭店、KTV、酒吧、会所，一度依靠这些诈骗集团的人作为大客户。

树仔镇某个大排档的老板后来感叹，这帮搞诈骗的人都是坏到骨子里的，害死人。不过以前有这群人，不是什么节假日，大排档每天晚上都爆棚，现在只有春节大家回家过年才有这种现象。

那些结了婚的人同样也会以上花销，但主要是用钱来盖楼。

早期麻岗和树仔不流行买房，都是自己改建住宅楼。飞崽一家在2011年住上了新造的三层小楼，家中两台车，还经常请亲戚朋友来家里办宴会，令人羡慕。不少邻居和远亲纷纷上门打听，是什么样的发财渠道，让他们几乎一夜爆富。

政府通过喇叭24小时播放反诈骗录音

更受刺激的是那些之前在外打工的人。

2009年飞崽一家开始入行时，当地的服务员和普通工人每月工资是1000到1500元，建筑工、技术熟练工每月3000元，散工每天是50到80元工资，普通五口之家每天买菜花费大约三十多元。那时造一栋三层小楼，精装修的要70到80万，普通装修的要花费40到50万——在诈骗集团里属于业务尖子的“生佬”，一年就能赚到这些钱。

在外辛辛苦苦打工的人回到老家，不但发现自己攒下的积蓄并不能给脸上增光添彩，反而春节期间当地的物价水平飞涨（甚至会超过广州），心中的不平衡是不言而喻的。当知道有这样一条不甚光彩的致富路时，不少人索性辞了职，留在老家跟着从事电信诈骗。

曾经时刻高悬在飞崽父母头上的“生病怎么办”已经不是问题了，至于孩子上大学的学费难题，也已经解决——根本无需再上大学了。

网上至今流传着一段电话录音，骗子采用“猜猜我是谁”的剧本，打给一个刚睡醒的广东男子，交流了几句之后，对方反应过来，问：“做你们这行挺累的吧？要打那么多电话。”

骗子默默挂了电话。

三次诈骗得手后，阿东觉得打电话的难度太大，成功率低，再加上每天要打几十到一百多通电话，的确挺累，就跟老板申请，要去办银行卡。

办卡是整个流程的第二环节，风险中等，是用买来的身份证（中介跟无业游民或急缺钱的人买的）去银行办理账户，诈骗时让受害者将钱汇入该账户。

阿东拿到一万多的赃款后，请朋友出入各种娱乐场所，一起吃K粉。有个叫黑仔的朋友看到他突然富裕起来，也跟着他去办卡。

办卡，要事先跟中介买别人的身份证，这些身份证的价格几块钱到一百都有。年纪在18岁到30岁的是最值钱的，跟办卡人年纪相差不大，方便冒充。其次，名字越简单越值钱，例如张三李四，两个字的，好记。因为转帐要核对账户姓名，受害者如果年纪偏大，骗子用的卡号名字就要越简单，就越不会横生枝节。

搞到身份证，就是去银行，要办完一整套卡才有钱拿。一套就是“五大”银行的卡：工商、农业、建设、邮政、农商。有时候也要办“八大”银行：工商、农业、建设、邮政、农商、招商、交通、中国。

办一套“五大”的提成是1800到2000元，“八大”的是2500元左右。这个价格是老板给阿东的提成，阿东分给黑仔，“五大”就是1500元，“八大”是2000元。

阿东跟黑仔刚开始是在电白县内办卡。电白县是诈骗重灾区，拿着别人的身份证去办卡有点困难。那些柜员看到身份证头像跟他们有不少差距，会直接拒绝。有次在县城，银行柜员直接让阿东赶紧拿身份证走人，“不然报警抓你。”

刚开始去办卡，他们会取好几个排队的号，然后在银行外面抽烟解压，为的是给自己一个缓冲。什么时候放松下来，再进去办。

他们花了一个多星期，才每人办好四张卡，都还差一张农行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他们回到电城镇的老家办。阿东先进去，虽然身份证不是当地人，但软磨硬泡之下柜员终于给他办了。

过了一会儿，黑仔拿着同一张身份证进同一家银行。虽然找的柜员不同，但对方发现黑仔跟身份证不符，不给办。黑仔生气地大喊大叫，威胁柜员：“不给办卡，我就办你。”

柜员被吓到了，只好给他办掉。

他们都不知道，一张身份证，是不能在同一家银行办两张卡的。柜员后来交接工作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就拨打阿东留存的电话，阿东不接。柜员不知道通过什么办法，查到这个号码的通话记录，发现阿东用这个号码给他妈打过电话，于是联系上阿东妈妈，阿东妈妈又联系上阿东，让阿儿子赶紧把黑仔那张银行卡还回去。

可此时阿东已经把这两套卡都寄到广州了（取钱的人在那里）。他深知问题严重性，只好让广州那边的人通过回电白的大巴客车，花了四个小时把卡送回来。卡一到手，阿东就送回给柜员。通过这事，他才开始警惕，办卡用的手机号码绝不再给认识的人打电话。

同时他也发现，虽然在电白可以通过恐吓让柜员办卡，但效果还是太慢。最终在2013年春季，两人决定去珠三角地区当“车手”，也就是做取钱的环节。

一般诈骗到两万元以下的脏款，在银行账户里转一两手之后，老板就直接让“车手”去ATM机子上取。如果是两万到一百万的，会分转到多张银行卡，让“车手”分别去取钱。一百万以上的，会转到缅甸、柬埔寨的赌场，让赌场的人帮忙洗出来交给诈骗集团。

还有一种常见的取钱方式，就是转了几手之后，让“车手”去金店刷卡买黄金。如果金额比较大，就到香港那边的金铺买，然后再把买到的黄金交给当地的联系人处理。

当“车手”的提成是5%，虽然提成低，但效率高，来钱快。取一次两万元，就有一千块给到本人。阿东他们刚开始当“车手”，有时候一天能取好几次，只需要戴个鸭舌帽和口罩去取钱就可以。

有时候老板那边不方便搞太多现金，也让他们去买黄金洗钱。阿东记忆中最疯狂一次，是在香港买了价值四十多万人民币的金饰品，这是他花过最大的一笔钱，“感觉自己像个土豪一样，在金店里买买买。”

阿东当“车手”，平均一个月能赚三四万。每次他赚到一笔过万的，或者攒到一万，就要停工，去花天酒地，嫖娼，吃猪油（当地管冰毒叫猪油），等钱花得差不多了，又回去当“车手”。用他的话说，来钱快，去钱也快。

取钱是四个环节里风险最高的。2013年末，有几位他们认识的“车手”在取钱时被抓了。他们有点害怕，决定不取钱，再回去办卡。

三

电信诈骗团伙给这个物产丰富的地区带来了难以预计的恶名。

某位初中老师在课堂上跟学生说，以后出去无论是读大学还是打工，都不要说你是来自电白的。

在电信诈骗高峰期那几年，很多电白出生的人去广东的大城市银行办信用卡，柜员看到身份证，直接拒绝办理。

连飞崽的父亲也说，做这行，搞坏了镇子的名声。

早在2009年，电白县被广东省公安厅确认为“全国打击电话诈骗重点地区”。麻岗镇和树仔镇，开始有警车频繁地在路上行驶。

电白论坛上有一个帖子，转自2011年《南方农村报》的数据统计：麻岗镇总人口7万左右，就有903人被当地警方监控。

为了打击诈骗，茂名市公安局在树仔镇的325国道旁边建了一栋楼，成立反诈骗工作小组，即侦查直属一大队（也叫反电信诈骗直属一大队）。飞崽的初中同学说，经常能看到信号车停在树仔镇的街道上，据其猜测是用来监听当地人的通话。

所有那些并未从事养殖业、香精生意却忽然暴富的家庭，都受到了警方的密切注意。镇上和村子里铺天盖地地张贴了打击电信诈骗的标语。

但是几乎没有当地人会去举报别人从事诈骗。飞崽说因为这个行业的人在当地实在太多了，一旦举报被发现，“后果会很严重”。

2013年秋天的某个夜晚，飞崽所在的村子被警方包围搜查，飞崽被带走配合调查。他的父亲和哥哥当时正在水东镇，逃过了这次抓捕，从此以后一直销声匿迹。

这只是警方多次包围搜查中的一次。

通过老板的牵线，阿东和黑仔来到广州三元里，找到一位中介买身份证。这个中介生意兴隆，一般随身都带着几百上千张身份证。

在这个行业久了，阿东也知道，在广东办银行卡是较为困难的，最好去广西、湖南、江西等地。虽然以前的办卡经历不是很顺利，但步骤他们还是轻车熟路的：进银行，取号，排队，给办就办，不给办就马上换另一家。

阿东办卡最多的一个月，是五天在广西玉林办了六套，一星期在湖南娄底办了八套，然后回广东，两天办了两套，平均一天至少能办一套卡。但是他要玩，要吃“猪油”，一个月办十六套卡是极限了，再多就会耽误他去玩。

此外，到省外办卡，去一趟办太多，全拿在手上，风险非常大。不把卡送回广州，老板也不会给他钱。他在每个城市都不会超过一个星期，时间长了有风险，也不好随身带毒品，因为在外地人生地不熟，很难搞到毒品。

办卡，是阿东在这行干过最久的岗位，期间又有个叫阿森的朋友加入他们的队伍。

阿森先跟着阿东在广东办了几次卡，熟悉了业务，然后三人转战广西，办得很顺利，回广州交完差，拿钱玩了几天，接着又去江西。

这时候是2014年了，公安对电信诈骗打击的力度越来越大。

有一天，阿东带着阿森出去办卡，黑仔留在酒店睡觉。他们办卡，都会故意错开，不会一起去同一家银行。

在一家农业银行，柜员对阿东说身份证头像和本人不符，不给办。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阿东都会直接走人。但那天他情绪上来了，跟柜员闹，问哪里不符，懂不懂流程，不懂就喊经理来。经理核对了身份证，告诉阿东可以办，但是要多填一点资料，然后就拿了一堆表格让他填。

三分钟后，几名警察冲进银行，把阿东按倒在地上。

这时阿森已在另外一家银行办好卡，想起附近有一家爆米花很好吃，就过去买。买完又在附近逛，看到有家农业银行，就进去排队。轮到他拿出身份证说办卡，柜员看身份证跟真人差距太大，直接去喊警察过来把他逮住。

此前阿东被抓起来，先被押在银行里审，问有没有同伙，他都坚持说没有。不到一个小时，阿森也被抓进来，警察问他认不认识阿东，阿森说认识。

就这样两个人都进去了。

阿东出生于1993年，但因为本人身份证是1996年的，被抓时显示他还未成年，罪名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初犯，只判十个月；阿森判决书的罪名也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初犯，从犯，但成年了，被判两年。

在宾馆里睡觉的黑仔一觉醒来，等了很久还不见他们回来，意识到出事了，立刻收拾行李跑路。他仍旧从事办卡的行当，期间还换了一个老板。阿东和阿森被捕一年后，黑仔在南京一家银行落网。

阿东出狱后，没有再从事这一行，说内心其实是很反感这个的。但他还会吸毒，后来又因为吸毒被抓过。如今他在一家工厂打工，从朋友圈的照片看，仍旧时常出入酒吧等娱乐场所。

阿森出狱后，也没有再从事过诈骗。他现在待在家里，搞微信群抢红包——类似赌博，开始是群主发一个固定金额的红包，所有人都可以抢，谁抢到最低的就再发。如果是群主抢到最低，那就是第二低的人发。

阿森说如果当时没有贪吃去买爆米花，就不会看到那家农业银行，也就不会被抓了。说完这句话，他又叹气：“都是命，命中有这一劫，逃不掉。”

飞崽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在狱中表现良好，减刑两年，提前出狱。此后他都不愿留在老家，在外打工。至于父亲和哥哥，仍旧在逃通缉中，去向不明。
潜逃在外的诈骗犯并不能高枕无忧。

2019年年三十开始，电白警方开始新一轮严打涉嫌盗抢骗等违法犯罪的攻势，对麻岗、树仔两个重点镇开展集中清查，先后抓获了8名饮酒作乐的在逃人员。
此前，更多在逃人员在家人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劝说下投案自首。

飞崽服刑的那几年里，针对诈骗的手段层出不穷：银行加强了办卡的严格性，如果不是和身份证上的人长得非常像，基本不可能办成功。很多城市的ATM机和自助客户端都有了提示语音：请不要相信假冒银行工作人员的转账电话和短信。

手机卡也已经从2015年开始实行实名制。这项政策实施后，残存的诈骗集团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购买200元到300元一张的“黑卡”，但这种卡打不了多久就会作废。其次是使用网络虚拟号码，但广大群众已经对这种号码提高了警惕。

飞崽的朋友跟他透露，三大手机运营商似乎出台了一个政策，本地号码如果拨打外地不同的号码太多次，会被限制通话。

电信诈骗集团在本地生存空间越来越少的同时，很多人选择了“跳槽”去其他行业：从事网络博彩，或者在微信上冒充美女和人聊天，骗取信任后谎称爷爷生病没钱医治，借机推销爷爷的画作，成本价几块十几块，卖到几百元上千元，一个人同时可以和几十个人聊，一个月下来也有个几万块。

但这一切已经和飞崽无关了，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父亲和哥哥能够回家。

粤西有做年例的民俗，特别是茂名，从正月到腊月都有，大部分集中在正月里。这是一种群体性的祭祀活动，有游神、游灯、摆宗、走公、抢炮头、唱戏、舞狮等活动。每个村每个地方的活动不尽相同，有一些地方的活动从早上搞到晚上，有一些则比较简洁，只是弄几桌饭，宴请亲朋好友。

飞崽希望能再次一家人团团圆圆，坐在一张桌边，哪怕粗茶淡饭也好。

他去电城镇上办事的时候，看到七八个男孩在某棋牌室里打麻将，最大的不过20岁，最小的大概才12、13岁。马路上飞驰而过两辆警车，后排各坐着三个少年，都是他当初走上那条路的年纪。

飞崽昔日的母校、麻岗中学的主楼外，挂着一条巨大的红色横幅：“电诈一日不止，打击一刻不停。”

斩断怪物的触手，从来不是一项容易的勇者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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