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信原生家庭毁灭论的高考状元
你写下的，是别人不知道悲欢喜忧
文 | 寂寞芳心小姐
编辑 | 刘成硕
我花了很长时间小心琢磨，该如何向梅丽问出这些长期盘踞在我心里的问题：你当初是怎么从清华退学的？后来是怎么考上北大的？为什么休学？在这学期结束之前，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才一个不漏地缓考了所有科目？你的抑郁症是怎么回事？它究竟是不是真的，什么时候才能治愈……
这些问题很早就出现了，它们不仅生长在我的脑海，也生长在我们宿舍所有人的关系之间，像幽灵一般日夜游荡在宿舍狭小的空间当中。所有人——当然包括梅丽——都看得到它们，但没有人愿意指出这些幽灵的存在。说出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相当于揭人伤口，而对梅丽来说，她的伤口似乎永远难以愈合，一碰就会渗出血来。
学霸传说
我第一次听说梅丽的事迹是大学报到那天，收拾完床铺后，宿舍四个人和家长们一起去了北大南门外的小豆面馆吃饭。席间，话题不可避免地被引到孩子的高考成绩上，有人说自己孩子“考得不好”，只是全省二十几名，也有说自己孩子侥幸考到了全省前五。这总归是一个互相吹捧的场合。先自谦“我家孩子运气好”，再赞叹一句“还是您女儿厉害”，然后用伯乐一般的口吻预言“将来肯定大有前途啊”，每个家长都在重复上述流程。
到梅丽妈妈这里，她羞涩地说“其实我们女儿还考上过清华”。听到这句话，大家一时有点疑惑，纷纷看向她，摸不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没等梅丽妈妈解释，有位机智的父亲果断发出称赞：“您女儿才是最厉害的！两所大学都考上过！”紧接着就是一片附和的赞叹。
赞叹消解了疑惑。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发自内心地认为梅丽是我们宿舍最强的存在，逢人就介绍“这是我室友，她先考上了清华，又考上了北大，是不是很厉害“。直到第一个学期快结束时，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劲。
梅丽一开始选的是光华（工商管理）方向，宿舍其余三个人选择的是人文专业。我们的课表完全不同，没有人知道梅丽在学什么、学得怎么样，只知道她有很多数学课。我们也不清楚她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下课，看到她长期呆在宿舍里，虽然觉得不太正常，却无法直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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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一门共同的课程是思修。在讨论课上，我和梅丽被分进了同一个小组。
轮到梅丽做展示，当她在电视屏上放出第一张PPT，我就知道我们组要完了。空白的背景上是几张叠放在一起、大小和清晰度都极不统一的图片，一排巨大的彩色艺术字标题压在新闻图片上，那炫彩的效果令人一时分辨不清标题写的是什么。坐在旁边的别组同学小声问我：“这就是你那光华方向的室友吗？”我点点头，他不留情面地吐槽：“她连光华最基本的东西都没学会，PPT做成这样，在光华都学了些啥？”听了一会儿梅丽的发言，他又补充：“说话倒真的跟光华一样，没什么文化。”
在这群年轻的、刚学了点各自专业的皮毛就纷纷用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专业知识去做阐释的大一学生之中，梅丽显得格格不入。她没有引经据典，没有理论思辨，只会毫无说服力地重复“我们都知道人要敬业”、“敬业是好的”、“那是肯定的啊”之类的话，辅之以几个道听途说、经不起推敲的故事，和其他小组的画风完全不同，仿佛一个路人被无端拉进学术会议，被逼迫发言。
我本想指责这个没礼貌的男同学背后说人坏话，可他说的话似乎没有问题，梅丽的ppt奇丑无比，发言也确实没什么内涵。于是我把所有的愤怒和羞愧都转移到了她身上。从此，她不再是我们宿舍的传说。
被清华退学，考上北大
梅丽是她所在县的高考状元，通过贫困特招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如果你在网上搜索她的名字，会看到两篇新闻报道。第一篇主要写了她如何考进清华大学；第二篇主要写她如何复读考上北京大学。
第二篇报道抓住“复读”这个点，大写特写梅丽重新高考的动机、她周围人的不理解和梅丽自己的心情。
文章先写了梅丽复读的动因：对选的专业不感兴趣。
然后又写了母亲和其他人的态度：得知她想要回来复读的消息之后，母亲选择支持她，但其他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最后强调了别人的“不理解”和梅丽乐观的心态：……刚回到高中班级的时候，同学们对她很好奇：为什么考上大学了还要回来复读呢？有的人很疑惑，有的人评论她很自负，这让她感到压力很大。但由于性格乐观开朗，她并不在乎这些非议：“越解释越说不清楚，我选择用行动说话！”
从头到尾都是瞎扯。
梅丽不是主动选择复读的，是挂了二十多学分的课之后被强制退学的。母亲也不是开明地支持她，而是被迫接受着她必须复读的事实。“越解释越说不清楚”，那当然说不清楚了，除非坦言自己被退学，不然怎么说得清楚呢？
荣归故里、衣锦还乡才是人们对高考状元的期望。如果说状元因为选错专业而复读的故事还有点励志的意味可言，那么状元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不得不回原籍复读的故事就显得不上台面了。于是，梅丽和母亲决定把这件事吞进肚子里，你知我知，至始至终对所有人都宣称，复读是因为不喜欢原来的专业。
一件很大的事情也可以变得很小。所有的邻居、亲戚、同学和老师都以为梅丽是为了重新选专业而复读的，梅丽和母亲不仅没有丢脸面，反而带上了几分理想主义的孤勇色彩。既然面子没有丢，整件事情带来的伤害就被降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无非是多读了两年书，这和因为想换专业复读的人经历的比起来，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所有人都相信梅丽是真的因为想换专业而主动退学的，母女俩又何必揪退学真正的原因不放，为难自己呢？
所以母亲在梅丽退学后表现得异常温和，没有责骂，没有哭泣，只是劝梅丽调整好心态，好好上学。之后的日子里，母女俩也默契地对被退学这件事绝口不提。
回到高中后，梅丽并没有开心起来。虽然这件事只有母亲和自己知道，但她还是忍不住想起自己被清华退学的历史，每一天都在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被退学。在复读的一年里，她把自己的人生脉络梳理了无数遍，把每一个不愉快的回忆都拎出来在脑海里反复播放。她希望从中获得自己被退学的解释，看到一些先兆或者缘由。
这些思考无法提供她被退学的真正的理由，而只能让她变得越来越沮丧。
她沮丧着进入高考考场，然后再次考取2016年她们县状元的。考取一个贫困县的状元，对于智力超群的她来说本来就不是难事，何况又复读了一年。
困难的，是停止回忆那些伤心过往。梅丽已经停不下来了，进入北大后的她仍然陷于翻自己的旧账状态里。学习上一遇到问题，就企图从过去寻找答案；越是沉浸在过去的伤心回忆里，越无法好好学习；挂科并休学后，伤心回忆就又增添了一笔。
新学期的一个晚上，她坐在教室的后排，再一次在心里悉数起这些荒唐过往，一时悲从心生，在人群中不管不顾地埋头哭了起来。
90%的时间在宿舍床上度过
到目前为止，梅丽的大学时光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在宿舍度过的。她可以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在密不透光的床帘后面睡觉或者玩手机，饿到不行了才下床吃个外卖，然后又爬到床上，重重地倒下去。
时间单位在她这里都失去了作用。日子永远是相似的，去年、今年、明年、昨天、今天、明天的她，醒来后都是同一个人——以同样的姿势躺在床上，身上是同一件睡衣，枕头边是同一只手机，而自己正要拿起它、打开同样的晋江网站、继续看昨天没看完的小说。
放弃了学业，不用上课也不用写作业，更不用准备考试，日子就变成了一条平静的河流，无声无息地流动着。
在床上躺的时间越久，下床就变得越难。到现在，下楼取外卖都成了梅丽的一个难题。她总是想办法让我们帮她取外卖，说自己头疼、脚疼、各种不舒服。等我们把外卖提进宿舍后，她又会让我们把食物直接递到她的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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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并非不知道整日闷在宿舍意味着什么。她比任何人都清楚“留在宿舍”和“自我毁灭”之间的关系，所以像个可怕的观察员一样密切监视着宿舍其他成员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寝、留在宿舍的时长。一旦有人睡过了早课，或者留在宿舍的时间太长，她就会做出敲打：“你最近很丧啊？怎么老留在宿舍啊？”
她有时候会在宿舍自言自语：“XX昨天没去上课，XX今天没去上课……”如果你指出“我昨天去上课了”，她就会反问“那你昨天下午怎么在宿舍呀”。如果你接着说“因为昨天下午本来就没课”，她就会意味深长地说“这样啊”。上述对话虽然没有什么问题，却总让人产生深深的负罪感，仿佛不管有没有课，留在宿舍就是罪恶的。
这让我们不得不早出晚归、避免在宿舍留太久。
“都是原生家庭的错。”
我曾找梅丽聊了一次。在这次谈话中，她试图表达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都是原生家庭的错。
她用枚举法罗列了原生家庭的种种罪证：
1）家境贫穷；
2）父亲冷漠；
3）父母离异；
4）奶奶恶毒；
5）母亲精神有问题。
顺带着还罗列了一系列不愉快的童年回忆：
1）被父亲的同事逼问父母离婚后的感受；
2）目睹母亲哭着要跳楼；
3）从乡下转学到县城后，新班主任公然在同学面前说转学生成绩不好。
我一方面惊讶于她枚举这些条目时可怕的理性，另一方面则对她的仇恨感到不解：“你的小学老师歧视转学生，可你不是老早用成绩证明自己了吗，为什么一直恨到现在呢？”她咬着牙说：“我就是恨，我可以恨她一辈子，到现在想起来还是气到肺疼！”谈话过程中，她一直捂着胸口，认为是过去的不愉快记忆一直困扰着她，让她每每想起这些就无心学习。
到底是怎样苦难的家庭和童年呢？
西部大省的贫困县出生，父母都是初中教师，每月拿着三千出头的工资，过去一直住在教职工宿舍里，后来母亲从农村中学调到县城里工作，带着她和外婆在出租房里住了三年，直到梅丽读高中的时候才真正在县城里安家——这是家境贫穷。
她的父亲，白天忙于工作，晚上就跟着朋友在外面鬼混，每次都要母亲打电话催促他回家。在家，父亲是一个沉默的形象，很少和梅丽说话，也没给她买过什么东西。梅丽说，所有的吃穿用度都是母亲提供的，从小到大关心她的人只有母亲一个——这是父亲冷漠。
父母感情不和，虽然不吵架，却长期在家里冷战。在梅丽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因为父亲疑似有了外遇，他们终于离婚了，梅丽跟着母亲一起生活——这是父母离异。
她的奶奶总是把儿子儿媳当苦力使。奶奶在中学旁边开了一家小店，经常要求在中学上班的儿子儿媳帮她去看守摊位，不顾这样做在学生面前有失身份。梅丽的母亲想要考研，准备去县城买考研教材，却被奶奶阻止了，为了让她留下来看店——这是奶奶恶毒。
而母亲在离婚之后，总是把压抑的情绪发泄到梅丽身上。梅丽每次去向父亲要生活费，回家后都会被母亲说是“白眼狼”。有一次梅丽去父亲家吃饭，闲聊中向父亲和奶奶提到了舅舅（母亲的兄长）家的一件糗事。母亲听说后，在梅丽面前大哭了一场，一边说梅丽没良心、把家丑说给外人听，一边走向窗台，挣扎着要跳下去——这是母亲精神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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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丽说，就是这样的原生家庭让她一直沉浸在苦难的回忆里，无法自拔。
“可是你已经离开了家庭，到北京来读书了呀？你毕业后还可以在外省找工作，离他们越远越好……”
“不，我的原生家庭已经这样了，我的命就不会好了。”
梅丽沉浸在往昔之中，以一种宿命论的悲苦姿态，把自己当做命运的弃子，从一开始就被丢弃了。
进入清华后，她在学业上遇到了一些问题，期中考试大面积挂科。紧接着在期中以后，她骑自行车摔倒了，右腿软组织受伤，于是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在这段休养的时间，她一直在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倒霉，又是挂科又是摔伤。
结论就是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带给了她一生的诅咒，让她即便人在北京，都摆脱不了糟糕的命运。
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后，她再也不想为改变命运做出什么努力了，因为“命已如此”。就算考进了清华，她们家依然是贫困家庭，父母依然没有和好，母亲依然是那么神经质，一切都没有改变。那么努力学习有什么意义呢？努力学习能改变一个人的前半生吗？对梅丽来说，答案显然是不能。
“那为什么不去努力改变你的后半生呢？”
梅丽痛苦地说：“你不懂。我已经被这些影响了，我会一直想这些事，一直悲哀下去。”
总裁小说和火箭少女
我猜，任何一所大学里都有这样的学生：长期旷课，每天呆在宿舍玩手机——大概率是躺在床上玩手机；不肯去食堂吃饭，严重依赖外卖，难得下楼就是为了取外卖；不听课、不写作业，一到期中期末就疯狂退课、缓考。他们往往被称作“问题学生”。
成为“问题学生”总是有原因的，有的人是因为沉迷游戏，有的人是因为沉迷追星一般人放弃学业总是以投入到另一项事业中为前提和理由。
但梅丽并不这样，她的因果链恰恰相反：别人是先沉迷于玩乐，然后放弃学习，而她则是因为放弃学习后无所事事，才有了大把的时间去玩乐。
梅丽打发时间的方式是看网络言情小说。不管是躺在床上还是下床吃饭，她都会举着手机，慢悠悠地拖动一行行文字，一天就过去了。从早到晚（或者从晚到早）日复一日地做着这一件事情，梅丽的阅读面终于覆盖了整个晋江网——出名的、不出名的，文笔好的、文笔差的，题材热门的、题材冷门的。在看遍了熟悉领域（普通言情）的小说后，她不得不转移阵地，去看耽美、看同人，以至于她还没有看过《哈利波特》系列的小说和电影，就已经熟读了这个题材的同人文。
我不相信像她这么聪明的人到二十四岁了还会发自内心地欣赏“霸道总裁爱上我”，并甘愿每天从早到晚沉迷其中。她自己也十分清楚这些小说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每当我们顺口问一句她在看什么，她就会地捂住手机屏幕，用不在意的语气说：“就是总裁小说嘛，看着玩儿嘛。”
有一次，她问我们有没有小说推荐。一个室友提到了屠格涅夫，我跟着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俩开始讨论俄国文学。我隐隐感觉这样做不太礼貌，但反过来，如果我们和梅丽聊网络小说，或者直接指出“对不起我不看网络小说”，又存在把梅丽的文学素养框定在网络文学范围的歧视倾向——虽然实际情况可能如此。
在我们讨论俄国文学的那个夜晚，梅丽插不上一句话，唯一一次发言，是她用自己惯有的不在意的语气说：“哦，你们这样显得我好没文化啊。”
在那以后，梅丽再也没有让我们推荐小说，我们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宿舍提到此类话题。这样的境况多少显得有点可笑：在人人都表现得立志“以学术为业”（不管这是真实意愿还是表面现象）的精英大学生群体中，我们为了保护一个人的感受，居然极力抑制学术讨论，极力让自己表现得不那么热衷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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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发现了另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休学的半年，在家无所事事、除了睡觉和看小说之外找不到其他消遣的梅丽接触到了一个叫《创造101》的节目。关注这个节目后，她迅速找到了一系列打发多余时间、消耗过剩精力的活动：观看每周一更的节目；买腾讯会员，每天收看额外更新的花絮；加入百度贴吧、豆瓣小组、微博超级话题，搜索偶像的“物料”（即新闻、视频、照片、八卦的统称）；加入后援会、打投小组，参与和动员大家集资、投票；在社交媒体上不遗余力地为偶像做宣传，为每一条与偶像有关的微博控评；和黑粉吵架、和管理不力的后援会吵架、和其他选手的粉丝吵架……
这些事情不仅把她的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而且带有强烈的神圣感、使命感，让她忘记了自己休学在家，忘记了自己一无所成的过去和无所事事的现在，让她不觉得自己正在浪费时间，反而认为自己在从事一项无私的伟大的事业，在帮助一个籍籍无名的女孩实现梦想。
“那你的梦想呢？”
“我哪有什么梦想，我过得太累了，不想追求任何东西了。”
鸵鸟策略
谁能有如此的魄力去直面“我亲手毁了我的生活”这一现实呢？对于那些涉及人生的错误，谁也无法做到百分之一百的诚实。就像人的眼睛遇到强光会闭上，人的手指碰到火焰会收缩，人的心灵面对巨大谴责就会逃避，这是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在清华挂科后，每次上课都会让她意识到自己在学业上不如身边的同学，而翘课则可以暂时让她忘记这种痛苦。并且，翘课为她的挂科提供了绝妙的开脱：我挂科是因为我翘课了，而不是因为我学不好。
进入北大后，她发现与她一起上课的人都比她小两岁。每次去课堂，身边的弟弟妹妹们青春洋溢的面庞都会提醒她荒废了两年。于是她不再去课堂，就不用想起自己已经比别人落后的事实。到现在，事情变得更加困难。她已经二十四岁了，在经历了退学、复读、重考、第一年转专业、第二年休学、第三年退课缓考之后，她要和十九岁上下的新生一起上专业基础课。这对她来说绝对不意味着学业上的轻松，而意味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意味着一次次接受生活的质问：你这几年都在做些什么？所以，她不想再去上课了。
如果你有事找梅丽，最好直接给她打电话。给她发微信消息，大概率是不会有回复的。她手机桌面的微信图标，右上角永远显示着99+，打开后是扑面而来的数百条未读消息——小组作业的同学问她怎么没来参加讨论，课程助教问她作业怎么没有提交，是各种各样的人问她怎么了，催她赶紧去上课。她不愿意看到这些出于关心或指责的询问，也不会去回复它们，所以把微信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连带着取消了一切社交。
她害怕社交，也不需要社交。因为每个认识她的人见面时都会问她最近过得怎么样，她能怎么回答呢？是如实地告知对方，“我每天躺在床上玩手机”，还是报之以谎言？她不想面临这样难堪的处境，所以断绝了与他人的一切沟通，甚至在宿舍里都极少和我们说话。
她就像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远离一切可以看到的伤害。
梅丽的鸵鸟策略在某些方面与学校不谋而合。事实上，没有学校的配合，她不可能扮成鸵鸟一直到今天。
在她来北大后的第一个学期，班主任曾找她约谈过一次。她当时的学期绩点只有2.5，对于这样的成绩，班主任没有给她提供任何学习上的建议，也没有批评她学业上的怠惰，仅仅是劝她赶紧转专业。
后来，她主动找教务沟通，向他们倾诉自己内心的痛苦，希望从老师那里获得建议。而教务的意见是“你最好休学，回家休息一段时间”。休学回来后，再跟教务打交道，就是申请退课、缓考，对方总能欣然批准。
梅丽很清楚，教务老师对她唯一的要求就是顺利毕业，不要退学。他们并不指望梅丽能保上研、申请上名校，因此并不在意她的绩点到底是好是坏。在这样的指望下，对教务来说最重要是避免让她挂科，因为挂科太多就会被退学。避免挂科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在期末到来之前赶紧帮她办理休学、缓考、退课，而不是苦心费力地做思想工作、分析她的问题、回答她的疑惑。
梅丽希望从教务身上获得一些生活上、精神上、人生发展上的指点，可事实上，他们并不能提供这些，只会用程序性的办法解决挂科的问题。她曾去北医六院，被诊断出轻度抑郁。有了抑郁症的诊断书，所有上述操作在程序上都没有问题。可是这一系列符合程序要求的操作对梅丽的困境没有一点好处，反而给她提供了继续怠惰下去、消沉下去的正当理由。
我有一次私下向班主任反映她的情况，希望班主任能劝劝她。班主任却对我说，她这是特殊情况，她有抑郁症，我们不能强迫她去学习，而要宽容地对待她。
她所说的“宽容”，大概就是无止境地批准梅丽的转专业申请、休学申请、退课申请、缓考申请。在这样的宽容下，梅丽已经有整整两年没有修完过任何一门课程了，用两年的时间生活在北京、躺在大学宿舍的床上，吃遍了中关村和五道口的外卖，却什么也没有学到，至今仍在和大一新生上同一门课。最终学校能否宽容地给梅丽颁发毕业证书呢？
迟来的考验或许会比之前她逃避掉的那些总和都要严峻。
失败的自我拯救
梅丽有过自我拯救的尝试。
为了减肥，她办过健身房昂贵的年卡，买过私教课，也上过一次健身课。但在第二次应该上课的时间，她睡过了。错过了课程后，她给教练打电话，求教练换个时间上课，教练同意了。然而，她又睡过了这次课程。连着错过两次课程后，她拉黑了教练的微信和手机，再也没有去过健身房。
为了早起，她买过智能手环。在最初使用手环的几天，她给自己设置了一连串的震动闹钟。每天早上，她的手环都会在七点到十点之间震个不停。而密集的闹钟并不能叫醒梅丽，每次手环开始震动，她就会把闹钟按掉，然后接着睡觉。在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周之后，梅丽把手环收进了抽屉里，再也没有用过它。
上学期开学的时候，她也曾试图努力完成课业任务，努力走出宿舍。
好景不长，她骑自行车摔了一跤，坐在马路上大哭了一场，觉得没哭够，回宿舍后又躺在床上哭了一场。她想起四年前在清华骑自行车被撞的经历——那是她认定的“一切的开端”——觉得自己过了这么都多年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悲壮地相信在清华“养病后抑郁，抑郁后挂科，挂科后退学”的历史又要重演了。她说，“这都是我的命运”。
事实上她只磕破了右膝盖的皮肤，并没有伤到其他，连校医院都没有去。可她还是忧郁地在床上躺了大半个月，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课堂上，期末办理了所有课程的缓考手续。她说这是命运的安排，是命运让她走上了过去的道路，让她再次放弃学业。
“可你这次没伤筋动骨，就磕破了点皮啊？躺两三天也差不多了吧？这次的命运还是不一样的吧？”我忍不住问。
她愤懑地表示我不理解她，说：“我的命运已经是这样的了，在一开始就注定好了。我已经生长在这种原生家庭里了，我将来还能怎么样，没有救了。”
“你的原生家庭和你磕破膝盖没有直接关系吧？”
她又牵扯出一套“运气”理论，说原生家庭不幸是运气不好的表现，骑自行车摔倒也是运气不好的表现，所以她这个人就是命不好，命不好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好。在她拉黑健身教练的时候，她是这么想的；在她搁置智能手环的时候，她也是这么想的。她觉得自己做不好任何事情了，因为她的命运就是如此。她沉浸在自己悲惨命运的预言之中，再也走不出这个怪圈。
很遗憾，在梅丽的故事里，没有离奇的情节，没有亲人去世、家道中落、天降噩耗，没有我们猜想的重大灾厄来解释这个人的不幸。
这是一个自己画地为牢，然后在漫长的心理战中再也走不出去的故事。
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曾提出“自我实现的预言”概念，指人们相信会发生的事终将成为现实。如果梅丽好好听课，那么她将会在社会心理学课上学到这个理论，并了解虚无缥缈的信念在某些时刻是如何把一个人捆绑在无形的轨迹上，如何推动着他背后的发条、让他一步步往前走的。
梅丽曾建议我把这篇文章写成“原生家庭是如何毁灭一个人的”。
我永远不会那样写的。原生家庭永远不会毁灭一个人，相信了原生家庭会毁灭一个人则会真正毁灭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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