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我们的共和国比作一个巨大的钢铁巨人,这位东方巨人的每一个举动,都需要有无数小人儿在其中工作让其运转,钢铁巨人每向前迈动的一小步,就需要无数普通人漫长的一生。
最初人们烧煤使蒸汽发动机运转,钢铁巨人才能冒着嘶嘶的蒸汽向前运动一小步,再后来,到了某些历史的关键性节点,钢铁巨人长出了钢铁双翼,发动机内填进了核燃料,头顶爆发了蘑菇云,才摆脱了周围虎视眈眈的阴霾。
在祖国两弹一星这枚巨大的荣耀光环下,我的家庭就是巨人步伐间那小小的尘埃,我的祖辈和父辈都为共和国的核工业发展做出了微小的贡献,因此家里一直在迁徙,其中产生的裂变和创伤几乎都与核工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我度过童年的核工业家属院里,有个神奇的定律,那就是:无论你最后大学学什么专业,最后都会被家长叫回来,安排到工地上去。
虽然我是核三代,但我并没有像父辈一样成为土木工程师,而是成为了一名作家,核的威慑只能体现在我的作品里,下面,让我开始讲述两个家族的故事吧。
19岁,爷爷去西伯利亚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1964年,而我们的故事要推回1953年,原子弹爆炸的11年前。
1953年9月29日苏联代表团来访华,那是苏联自成立以来,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访华,也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出国访问。
在会上,赫鲁晓夫突然提出,西伯利亚地区足有1200万多平方公里,苏联只有2亿人,没有苏联人愿意去那儿劳动和生活,而中国人口有6亿多,中国可以派劳工到苏联的那些地方去,一举两得,当时他的提议是100万人,突如其来的建议把中苏两国的领导人都吓着了。
中方想起了远东华工的悲惨遭遇和百年屈辱史,觉得伤害了民族感情和自尊心,认为对方有些侮辱的意味;苏方以米高扬为代表,觉得100万华工开到西伯利亚,有可能以后就占领了西伯利亚,那次会议不欢而散,双方心里都有了块垒。
那年我爷爷只有16岁,还在山东临朐县的山里,是个健康活泼的少年,早先年扛家里闯关东,他刚从东北回来没几年,一进山就坐在地上哭,“这个地方这么穷,我们回来做什么?”
但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次不愉快的会面,改变了遥远山村里一些青年的命运,大人物的蝴蝶效应,往往对小人物,起到了决定一生的作用。
后来中苏经过多次沟通,赫鲁晓夫方面又反悔推脱了几次,一直到1954年5月4日,才同意中国派1000名从河北选出来的华工先去西伯利亚。
中国又在1956年7月,往苏联派了1000名从山东、河南选拔出来的工人,这其中就有来自山东临朐,已经19岁的爷爷,和我奶奶的大哥一起,被选了出去。
这中国支援西伯利亚建设100万人的计划最终不了了之,从始至终,在1954年~1963年期间,只有这2000工人去了西伯利亚。
他们坐了四天四夜的国际列车,自山海关出关,一路向北直奔西伯利亚。火车上有黄油和大列巴,似乎坐上了那辆开往远东的列车,他们就与过去贫瘠的生活划清了界限,过上了足以温饱的共产主义工人生活。
事实上也是如此,爷爷在那边的生活非常快乐,年轻而瘦削的青年们在伊尔库茨克重工业基地里当工人。那时他就已经参与苏联的保密工厂的建设了,一个月平均下来工资26个卢布,最多30个卢布,那时候的卢布对人民币大概是1:1.2左右。
当地的中国青年们相处的都比较融洽,在异乡很快就找到了同乡好友,无论是从这里培养的业务能力,还是青年们的革命友谊,都直接为后来为核工业服务的几十年打下了深厚基础。
中国工人和苏联工人的工作关系也比较单纯,斯拉夫人的性格直来直去,相处起来比较简单直给,大家都是共产主义的螺丝钉,哪里不对拧哪里,相处也算融洽。
工厂宿舍楼里还有苏联女工,和一些单身的中国男青年在朝朝暮暮的相处中有了爱情,最后他们结为了夫妻,后来那部分中国工人都留在了苏联,仅我爷爷奶奶住的那栋楼里,留下的中国青年工人就有30个。
后来1989年,有个中国工友回国探亲,还帮我们用外汇券买了一个抹茶绿的电冰箱,冰箱质量过硬,我们用了许多年都没有坏。
西伯利亚的冬天来得很早,十一后就开始变冷,次年五一才缓缓迎来春天,爷爷他们8点就要准点到单位上班,太早了没有电车,只能6点起床,徒步走向郊区的工厂。
冬天的西伯利亚,大雪常下到大腿深,几个人搭伴儿赶到工厂,穿着工厂发的厚棉袄,戴完毛绒手套再戴塑胶手套,把头用厚厚的两条毛巾围起来,只露出眼睛,到了工厂,身上已经结了一层冰碴。
下午4点下班再坐电车回来,在外顶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穿着厚棉袄干活,往往人都被吹僵了,好在集体宿舍里中央暖气烧得足够暖,他们在赫鲁晓夫式红砖楼内穿着秋裤,喝着啤酒吃炒菜,就可以度过长达七个月的寒冬。
19岁,奶奶在水库搬砖
爷爷在苏联的单身生活很快乐,相形之下,我奶奶在山东的生活是水深火热,家里重男轻女,她作为长女,从小都要干许多农活重活,父亲不让她上学,导致了她终身的文盲,落下了严重的腰椎疾病。
大哥去苏联以后,她正好赶上大跃进运动,临朐县从1958年5月28号开始修冶源水库,从全县30个乡调集民工11000人,筑坝所用的土石,大部分都靠人力小推车和肩挑、人抬运送。
公社大队轮批派人去山顶修水库,我奶奶是第二批,从1959年正月里就开始去山上搬运沙石。
1959年,奶奶只有19岁,早晨4点就得起来和大家一起列队跑操,然后再去干活,爬到山顶又热又晒,在弥河里扛石头,天天鞋袜都是湿的,泥浆滚滚沾满了双腿,每天干到夜里12点以后才能歇工,只把湿袜子塞到贴身的棉袄里捂干。
本来他们规定她在上面干满一年,才能挣到适应的工分,然而她干了半年就实在不想去了,她宁可每天回家扛12垛麦子,也不愿意再看见弥河了。
于是我奶奶回了家,换了她父亲继续工作,做了各式各样的农活,后来冶源水库仅用了一年多就修建完成了,水库总计完成土石方418.5万立方米,用工日604.8万个。
在那个人人都吃不饱的年代里,全靠农村青年们的精神和毅力支撑着,这个速度不得不说是赶英超美。
转眼到了1960年春,奶奶骑着一头毛驴翻过了一座山,嫁给了回乡探亲的爷爷,爷爷那时逢年过节就寄回家50块,全都被家长拿走给弟弟盖房了,自己结婚时一分钱也没有剩下,他很难过。
那桩媒是奶奶的父亲做的,他觉得我奶奶干活又累,饭量又大,正值大饥荒,如果不送出国,家里孩子多,怕饿死在家里。
半年后,我奶奶通过了出国体检,也坐上了通往西伯利亚的列车,我爷爷在她上车前给她寄了100个卢布,她在车上都用来买吃的了,下车后只剩了几个卢布, 爷爷问她:“听说大家都在挨饿,我怎么看你没变瘦,反而还挺胖乎的?”
她说,“全被我花了,车上的大列巴,我一天吃三个!”
20多岁,爷爷奶奶在伊尔库茨克
奶奶到了苏联以后,做工地的抹灰工和其他工作,从开始一个月十几个卢布挣到22个卢布,挣的钱刚好够交房租。她怀孕的时候去买饭,前面排队的苏联人看见她挺着大肚子,都纷纷把她让到了最前面。
生了大女儿(我大姑)以后,奶奶还得4点起床,喂完孩子吃过早饭,把孩子送到苏联老大妈那里去,就得踩着冰碴走路去上班了,为的就是8点准时走到单位上班。
当时周末还有参加扫盲班的机会,然而有次女儿无人照看从床上摔下来了,奶奶就放弃了这个宝贵的契机,这个可能完全改变她命运的机会。
不料,大女儿几个月的时候,由于不明诱因,得了小儿癫痫,必须随时有人守着小孩以防万一,爷爷只好借了钱买了一辆摩托车,每天早晨送奶奶去上早班,下午三点半去接她回家,然后自己再骑着摩托车去上晚班,半夜12点下班再开着摩托车回家。
斯拉夫人以酗酒闻名于世,苏联有一喝多就发酒疯的男人,更有甚者还会斗殴杀人,为此1958年,苏联还发布了《关于加强同酗酒斗争以及引导烈酒类饮品售卖秩序的决议》。
喝多了的苏联醉汉让中国工人提心吊胆,醉汉常常喝多了跑到宿舍楼里挨户踹门,叫嚷折腾一晚上,谁也不敢出去,有次一个醉汉还闯进了楼道的厕所,中国人让苏联大妈给他轰了出去,大家才平静了下来。
因为爷爷上夜班,奶奶经常独自一人抱着女儿吓得心惊肉跳,婴儿很乖,不让她哭,她也就静静地睡去了。
那场景常常让我奶奶想起,她出生不久,日本人就进军到村东岭了,她的小脚母亲只好和邻居一起拖着她藏进芦苇荡里,躲了几天几夜,让她不哭,她也就不哭。
很奇怪的是,像是一种代际遗传标志似的,每个年代都有相似的情景。
1962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渐降温,工人的合同期满,大部分人都坐着火车回到了中国,行李太多带不回来,奶奶把棉被和工装全扔了,回来的路上,火车绕着贝加尔湖走了一天一夜,那景色永远地印在了她心里。
爷爷却执意地要带着那辆摩托车一起回国,到了济南以后,他们把那辆苏式摩托车卖给了公家,挣了800块,用400块买了头驴,剩下的都借给了亲戚,补贴了家用,还有没借到钱的亲戚,对他们一直耿耿于怀。
我能明白爷爷对于那辆摩托车的感情,还是来源于一张老照片。
在一张黑白照片上,25岁的爷爷梳着偏分,穿着写着“北京”两字的高领毛衣,灯笼裤子和皮鞋,骑在摩托车上,阳光洒下来,影子偏斜在右边,年轻又潇洒,他的背后,是那座方方正正的赫鲁晓夫楼,楼的二层是我奶奶抱着婴儿,阳光透过老式的黑白照片洒向现在,似乎一切被定格了。
在这张老照片的背面,是他好朋友的赠言,“在苏联生活着是多么幸福呀。王友人,我给你洗的像不好请你原谅我。这张像片请存,万年长青,永久长青。——1962年6月9号,高星友草。”
而那头毛驴在1962年被买回家后,非常听话,一直勤勤恳恳地拉磨,直到1970年左右的一个早晨,那头毛驴被家里亲人拉着磨完煎饼的面子,就被牵到山上杀了。
奶奶他们一口都没有吃,都分给其他人了,当奶奶回想起这头毛驴子的时候,就会说:“卸磨杀驴,这个词,真是一点也不假。”
随着1962年,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1982年改名为核工业部)把援苏工人召回原籍,又重新下放回农村,我爷爷又去找领导申请,调到了青海金银滩的原子城。
爷爷到青海时,正是1964年春,那年他大儿子(我的爸爸)刚半岁,也就是在同年的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年轻的爷爷万万想不到,他未来的亲家也在青海原子城的工地上,但是彼时,距离他们成为亲家还有28年。
在这里,让我们稍作休息,把视线从山东转到河南,看看那边一位姓董的青年,他后来成了我爷爷的亲家,也就是我的姥爷。
19岁,姥爷和姥姥去青海支边
共和国的步履不停,1959年,19岁的奶奶响应政府号召去修冶源水库,也就是在这一年,同样19岁的姥爷和姥姥,也响应国家号召,去大西北支援核工业的建设。
姥爷和姥姥所在的221厂就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发制造地,也是它们诞生前的所有模拟爆炸和冷试验基地。
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际形势较为险恶,美国频频对我国发出“核威胁”,当时国家不得不开始筹备发展核工业以及核武器,然而经过了上文所述的中苏交恶,苏联早已撤走了所有的专家,并婉拒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
幸好我国早在建国前就引回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科学人才:王淦昌,钱学森,钱三强,赵忠尧和邓稼先等等。除了上述这些著名物理学家和两弹一星的功勋等高科技人才,还有成千上万的基层施工人员,也是当时金银滩上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为了建设好221厂,领导们带领着率一O三建筑公司与一O四安装公司一万多人,又从河南支援青海建设的支边青年中挑选了2000多人,用以充实施工的力量,我的姥爷和姥姥就在这些支边青年里。
姥爷的父亲是乡村教师,当时微薄的薪水根本无法支撑一大家人的生活来源,姥爷当年19岁,还在上学,公社就来了支援边疆的招工通知。
当时听说要到遥远的边疆,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回家了,他有些犹豫,但每个月能有工资,还可以补贴家里的用度,于是他就在学校义无反顾地填写了公社支援边疆的报名表。
接到通知要走的时候,姥爷的家里父母哭成一片,以为此去就再也见不到儿子了,但虽然心里不舍,但还是含着泪把儿子送到了公社。
姥爷和一帮热血青年坐着几天几夜的火车来到了青海,那里是平均海拔3100米的高原牧区,低压缺氧。不仅如此,气候还比较恶劣,一年的平均气温不到0摄氏度,经常风雪交加,刮冰雹下大雨,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要穿棉袄。
工人们都是刚刚成年,已经抱着扎根边疆,一辈子不回老家的决心,开始抢建221基地。当时的金银滩上,什么都没有,全都是他们用人力挖出来的。当时,中央还特意调拨了130辆当年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和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用过的汽车,解决运输力量不足的困难。
那时,天天早晨广播一响青年们就得起床吃饭,当时青海气温很低,霜冻期都长,土地总是结冰的冻土,挖土刨镐下去地上就砸出一个小点,震得手都发麻,眉毛和头发上都结了冰块,和大地死磕,终于建设起来的一个个核实验工厂基地和厂房。
据资料记载,自1958年5月31日到1964年6月,经历了60年初的自然灾害,苏联撤走相关领域的专家,克服了种种困难,国家投资3个亿,占地570平方公里(原禁区面积1170平方公里)的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终于基本建成投入使用。
当时的221后来被成为“原子城”,对外称青海矿区,拥有8个厂区和4个生活区,一切生活设施都比较全面,甚至还有面积为5500平方米,当时堪称西北第一的影剧院,原子城的地位和省会西宁平级,公检法司法一应俱全。[1]
年轻的人们也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在荒原上只能吃青稞面和野菜,脸和腿都是浮肿的。在墙上鲜红的标语宣传下,没有人当过逃兵,全凭一腔爱岗敬业的精神,把荣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甚至生病了也不舍得休息,生怕自己比别人少干。
最初,工人们大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具体身处何方,做的是什么保密工程,他们只知道埋头苦干,心思非常单纯。他们4年才有一次探亲假,为了不耽误连队的建设,他们陆续都把孩子送回了各自的家乡,继续战斗在工作的一线。
当时的青海属于11类地区,艰苦地区特殊工作,工资比较高,但是大多都寄回了老家,姥爷寄回很多钱帮老家盖房子,结果倒欠了一堆借款,这些借款让他们还了大半生。
就在那样单纯的热情中,姥爷和姥姥在日常相处中,相识相恋并结婚了。
就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整整一年后,他们的大女儿(我的妈妈)就出生在了青海金银滩上,当时青海已经很冷了,简易的房间里只能烧牛粪取暖,接着女儿就感冒得了肺炎住进了医院。
姥姥只能在风雪天里,一天跑到医院几次去喂奶,但是由于没出月子,身体也十分虚弱,每天还是咬着牙坚持跑来跑去,不料就在月子里,赶上了集体大搬家。
四川,伤心故事地
此次大搬家是指在1965年10月,因为中央战略需要,1964年中央专委批准,确定在四川绵阳和广元山区建设代号为“902工程”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因为四川山很多,前方的负责施工的铁道兵和工程兵部队用炸药炸开山洞,打开道路之际,这些原青海221厂的院士,从事核试验与制造的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家属就陆续来到这里,前后有几万人。按照“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的原则,开始投入试制原子弹以及其它军工产品。
绵阳和广元是中国核工业的心脏,那里有着包括核物理研究所在内的一系列研究机构,仅仅国家级别的科学院院士就有27人,姥姥、姥爷所在的中核建筑公司给核工业研发制造和核废料处理一直做配套的基建工作。
姥姥和姥爷带着未满月的婴儿和全部家当,随大部队一起搬到了四川山里,住在当地农民家里。四川的冬天也时常下雨,房间里更是阴冷潮湿,尿布晾不干,姥爷只能找些当地的木炭想把尿布烤干,有天一家三口全都一氧化碳中毒了,被工人送到了医院。
为了让婴儿铺上干燥的尿布,姥姥把半干的尿布系在她的腰间靠体温暖干,不久就累病了,婴儿还不到40天,他们实在没办法,就把女儿送回了河南老家,一直到她上小学才接回了四川。
妈妈在河南老家,仗着她奶奶的宠爱无法无天,小学上学要早起,她想不去就不去,躺在床上睡到日上三竿,奶奶从小惯着她,她6岁之前的日子可谓是快活似神仙。
由于她不好好上学,姥爷一听不行,就从河南把她给接到了四川。
我妈妈6岁才回四川,四川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陌生的,甚至连父母也不熟。可能是有了这种地域的亲缘隔离,加之在青海和四川照顾女儿时受过的那些苦,姥姥总是看妈妈不顺眼,对于妈妈总是非打即骂,对于儿子们却都很亲切,让妈妈感觉自己是家里多余的人。
她只带了她奶奶给她缝的一条小棉被子,每次挨打的时候,妈妈都会抱着那条被子不撒手,哭着喊奶奶,觉得那上面有她奶奶的味道。
每天晚上她因为思念奶奶,哭得肝肠寸断,枕头上都是大片晕开的泪痕,第二天就会因此被不知情的母亲责骂,如果我姥爷帮着妈妈说话,姥姥姥爷又会大吵一架。
妈妈只好开始闷不做声地干活,她每天都拿着红领巾给她的弟弟们占校车的座位,隔壁家的小孩因此跟她打架,从此她留下了用一条红领巾把三个小孩打趴下的佳话,对方去她家里告状,她放学吓得不敢回家,躲在外面又被揪回去揍了一顿。
姥姥姥爷在抢建工地,工作十分忙碌,妈妈最小的弟弟比她小10岁,妈妈每天都得给弟弟洗尿布,手都冻裂了,还是孩子的她就这样一手把小弟带大,小弟弟聪明灵秀,长得最好看,大家都很喜欢他,寄予了他很高的期望,希望他成为一个核工业的科学家。
不料,在小弟弟5岁时,他不慎从高处摔了下来,侥幸捡回一条命,但从此总是生病要住院,性情大变,最后这个城市工人家庭的希望,又重新回到了农村去养猪。
记得我小时候,妈妈回老家去看望小舅,十分感叹,“我最漂亮的弟弟,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
那时我的小舅,已经不再是照片上那个英俊灵动的少年,也不再是在北京会拿整个月工资去听崔健的摇滚青年,而是一个被太阳晒得黑胖的油腻大叔了。
按理说,双职工家庭,工资个人一个月70多块,生活应该算可以,但他们一直在贴补双方背后的大家庭,养活家里的四个孩子。由于工作非常辛苦,条件又恶劣,姥姥和姥爷身体都不太好,也总是生病,全都靠着彼此支撑着,在四川的山里爬上爬下,生活一直都很艰难。
工人们每天干的都是体力活,姥爷的工作服里面穿着姥姥给他打的毛背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至少穿了几十年,现在妈妈一闭眼,都还是姥爷下班时回到家,脱掉工作服,露出毛背心,打水洗脸洗手的情景。
白天他们上班,晚上就给孩子们用缝纫机做衣服和织毛衣,妈妈的一条蓝裤子穿了很多年,每当裤子不够长的时候,姥姥就拿蓝布给接上,连续接了两年,裤子的颜色是不均匀的,她也就这么穿着。
姥爷的连队里有个上海人,当时从上海给妈妈带了一件黄色的条绒外套,妈妈穿小了,颜色也洗白了,但是并没有坏,姥姥觉得可惜,就买了颜料,在大锅里给染成了咖啡色,接着给儿子穿。
因为工人之间关系很不错,姥姥姥爷也特别热情好客,虽然自己不富裕,但是对于做客的人来,从来不吝啬。每当有客人给他们带了奶糖或者饼干之类的,姥姥就把这些锁起来,一人分一块,孩子们就放在兜里,一点一点掰着吃。
人们在四川,由于工种十分特殊,因此十年风波中,他们还是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物质供应相对稳定。,那时基地上孩子们会去看夜场电影,在白龙江里尽情游泳,在山里追打嬉戏,我的小舅还在高中时离家出走,坐上火车周游全国,到了西安被流氓抢了钱还揍了一顿,被铁路警察送回了老家。我姥爷找了他两天就不找了,心就是那么的大。
如果生活就像这么下去,虽然贫苦,好在一家人也算能过得下去。
但就在1986年,眼看孩子们都长大了的时候,姥姥盖楼时正在高层作业,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不慎一脚踩空,从几层楼高的地方掉了下去,后脑被戳出了一个血窟窿,当场去世。这件事情当时上了通报,让其他的工人引以为戒。
姥姥去世的时候身上还穿着那件破破烂烂的核工业蓝色工作服,亲人们翻遍家里衣柜,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还是老乡帮忙在外面现买了一套秋衣秋裤,才得以入殓火化。
那一年,我妈妈只有21岁,在姥姥的尸体边哭得震天动地,她和姥姥一直关系紧张,直到姥姥去世,母女二人连手都没拉过。
后来姥爷忙于工作,孩子都被分配到了北京,无人照顾他,两次因为胃出血进了医院,当我妈妈从北京赶去看他的时候,他刚打完点滴出院,下了班穿着陈旧的蓝工作服,孤零零地去食堂打饭。
这是对于妈妈来说,这些都是原生家庭对她的重锤,让她至今无法释怀,那些场景让她受了很大的打击,她发誓:
绝对要出人头地,不能和父母一样,临了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北京,我们终于来到了北京
“你姥姥去世那天,我听他们说,人掉下来,就没有气了。”
我的奶奶坐在椅子上长叹,“你姥姥白里透红的一个人,大眼睛,很好看,见到我总是笑着打招呼。”
其实,在那次大搬家中,我的爷爷也从青海去了四川,做核工业基地保密的汽司,四川全部都是S型的盘山路,由于保密,千万人隐居在深山,可是沿途没有任何地名,全部都用核工厂的数字来代替。
只有核工业基地的保密司机,才对着错综复杂的山洞了如指掌。
当时四川的盘山公路险恶,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四川的核工业基地里,有七条公路通到不同方向,每条公路都是双向车道,能并列行驶两辆卡车。
另一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到这里出差的人士听该基地工作人员说,在这里开车都是一脚踩油门,一脚踏地狱之门,四辆车中就有一辆翻车,而翻车的后果只有一种:车毁人亡。[2]
这绝不是假话,当年我爷爷开车技术一流,但经常担惊受怕,他拉着一家人去隔壁地方看电影,就有深夜翻下山的车,回来以后把一家人吓得再也不跟他出门了。
在经年累月的汽司生涯中,爷爷被吓出了心脏病,甚至到了吃一块糖都会晕厥的地步。但无论是伊尔库茨克,还是在四川或北京,无论开什么车,爷爷从来都没有出过一次事故,还获得了核工业荣誉证书。
在核工业建筑公司准备迁往北京之际,当时四川到北京还没有高速公路,爷爷他们就组了一个车队,摸索着地图,从四川的山路一路开到了北京,现在看来,是件特别切·格瓦拉的事儿。当时爸爸就是看见了爷爷如此辛苦,他便发誓要好好学习,于是更加刻苦,在四川的床下,半夜还用小煤油灯点灯读书,结果被爷爷揪出来,狠狠揍了一顿。
爸爸非常热爱学习,学习成绩特别优异,他高考时正好赶上二机部(后改名为核工业部)和浙大的合作招生,顺利考入浙大的木土工程系,学了几门语言,最后依旧进入核工业建筑公司,成了一名土木工程师,妈妈也是一样的分配。
爸妈于80年代来到北京,结婚时,爸爸给妈妈去蓝岛大厦买了一对金耳环,没让双方家里出一分钱。
他们婚后没有房子,只能住在西直门工地的地下室里,房间极其简陋,他们都睡在吊床上。妈妈怀我的时候,半夜大雨倒灌进地下室,她和爸爸起来舀了一夜的水。第二天骑自行车上班时,她摔倒在路上,晕了过去,醒来一摸肚子:嗯还在,又继续去上班了。
爸爸为了给我赚点奶粉钱,周末兼职在西直门大街上给人洗车;妈妈为了保住国营单位的工作,做了一些牺牲,她想了想她成长的困窘和难过,决定把爱都给我。
他们所在的核工业建筑公司做过秦山二期核电站,而他们在房山阎村做过中国实验快中子反应堆,如果你开车经过五环路,还能看见那个1999年就开始盖的反应堆,获得了核工业建设集团科技进步一等奖。
如果你开车经过三环中关村,还能看见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是他们1998年盖的,有一项深基坑拱墙施工技术获得了国防科学技术三等奖。
如果你开车经过二环,动物园对面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得了国家优质工程奖,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还送了我们一套茶壶,那是我童年伊始的记忆。
当然还有国家微重力宇航落塔工程等一系列保密项目,其实这些对我一个门外汉来说,不过是宏观的成果罢了。
我印象更为深刻的是,我上小学时,父母都挤在曾经房子那个狭小的客厅里,坐在白色的塑料方桌前,一本一本地复习所有的土木工程考试资料,希望能考几个工程师资格证,让生活过得更宽阔一些。
在我幼儿园的六一合照上,穿了一件特别深V的白色滚花的粉色纱裙,那是我童年记忆里最好看的裙子,左一是我。
当我美滋滋地拿着这张照片,夸妈妈给我挑选的裙子多么时髦时,妈妈叹了一口气,“那时候穷,特意给你买大几号的裙子,为了让你能多穿几年。”
我才发现别的小孩都穿着白色连裤袜和漂亮的凉鞋,我只有普通的白纱袜和透明塑料凉鞋,站在最边上,看向镜头外的妈妈。
而那条粉纱裙子又宽又肥,一点也不合身,但我仍然觉得那是我穿过最美丽的小裙子。
尾声
一代人的芳华已逝,221也早已成了废城,像我这样的平凡家庭还有很多,他们踩在了每个钢铁巨人挥手动作的节点上,在共和国的大厦里穷尽了青春。
很多参与过核工业建设的老人都已作古,姥姥,姥爷,爷爷和大姑这些走过历史节点的人也都相继离世。
1.http://k.sina.com.cn/article_6440807590_17fe6eca600100htw6.html?from=travel&subch=
2.http://sc.ifeng.com/a/20180521/6592475_0.shtml
3.http://wap.creaders.net/newsViewer.php?nid=346423&id=805119&ipage=2
本文系“澎湃·镜相”写作大赛二等奖作品,作者杜梨,原标题为《你好,我是核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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