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豪宅里长大的中国孤儿 | 镜相

我第一次见到中国孤儿多丽丝是在她母亲的豪宅里。那时是受大学室友珊迪之邀，去见她们赫赫有名的剧作家母亲。 

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珊迪开车载着我，经过马里布富人区修剪整齐的绿色草坪和古罗马式样的喷泉，最终驶入一扇维多利亚风格的绿色大门时，我还是被她家的富有程度吓了一跳。

已经是一月份，圣诞树依然摆在最显眼的位置，金色、红色和白色的装饰品随着微风轻微摇晃。在几乎有一个网球场那么大的餐厅里，布兰迪太太端坐在餐桌正中，穿着白色的雪纺衬衫，红色的阔腿裤，高大、端庄、迷人，每一个举止都优雅地恰到好处，无论是翘着小指往红茶杯里加方糖，还是将餐巾铺在腿上。

她的其他几位孩子已经在餐桌上就坐，他们中的三位都像布兰迪太太和珊迪一般，有着苍白的皮肤，浓密而蜷曲的淡金色头发，像宝石一样美丽的蓝色眼睛，他们都像真正的绅士和淑女，轻轻摇晃着红酒杯，浅浅一嗅之后，微笑着抿下一口。

多丽丝和他们都迥然不同。她有着亚麻色的皮肤，单眼皮，塌鼻子，头发稀疏，身材有种病态的臃肿。她把餐巾揉成一团放在身边，不到一分钟就打翻了她装满果汁的高脚杯。但是她看起来毫不在乎，骂了一句脏话便起身让女佣清理。

第一次见面，她就给我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仿佛她的外在行为和内心想法并不匹配。过了几年之后，我才明白她所展示出来的其实是一种虚张声势的自卑。

2002年，在大洋彼岸的广州，一个没有名字的女婴被宣布成为布兰迪太太的家族成员。她是深夜被人在一条窄巷里发现的，已经冻僵了，被孤儿院一位刚生产不久的女工作人员抱在怀里用体温暖了好久才有力气喝一口奶。

和因为残疾而被抛弃的女婴不同，据布兰迪太太回忆，她小时候非常可爱，眼珠滴溜溜地转着，对每一个来触摸她的人都展露天使一样的笑颜。包裹着她的襁褓里一张纸条都没留下，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为什么被遗弃，家里有没有兄弟姐妹。

有人向布兰迪太太解释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一些地区仍保留的重男轻女的传统。她无法理解这种价值观，但当务之急并不是为女婴的遭遇义愤填膺，而是为女婴办理齐全收养手续和美国的移民签证。她为女婴命名多丽丝，她的一岁生日被定在踏上美利坚合众国土地的那一天，预示着崭新生活的开始。

多丽丝突然间拥有了四位堪称精英的兄弟姐妹：老大在耶鲁念法律，未来会成为洛杉矶帅气又多金的知名律师；老二进了鼎鼎有名的埃墨里文理学院英语系，将会继承布兰迪太太的写作天赋和人脉；热爱运动的男孩高中毕业之后的“间隔年”会去新西兰自驾游，最终在那里遇到心爱的女人，并留在了当地；而当时正念中学的珊迪，早早就展露出绘画天赋，她长大后成了很棒的室内设计师。

家庭聚餐之后，布兰迪太太让我去她的卧室一起喝杯茶。珊迪使了个眼色，让我赶快跟上。

“我一直想让多丽丝结识些中国的朋友，但是她太敏感了，我又不放心随便介绍些什么人给她认识。”布兰迪太太抿了一口红茶，将茶杯放下，叹了口气，“我觉得她还是想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

我点点头，不知道说什么好。

“珊迪很喜欢你，说你又聪明又善良，我希望你能多多来家里玩。如果你愿意教多丽丝中文的话，我会付给你很优渥的报酬的。”

我婉拒了布兰迪太太的报酬，但是答应了会常常过来。多丽丝身上的不合群总让我想起在异国他乡打拼的自己。

布兰迪太太将背靠近椅子里，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布兰迪太太向来喜欢孩子，特别是在她富裕起来之后，想要给更多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实现各种理想的机会，带他们去看他们原本没有机会看到的世界——没有什么比领养孤儿更能满足这个目标的了。

她原本计划在美国收养，但是美国有关收养的法律异常严格。除了对收养者家庭收入、住房条件、婚姻状况、情绪稳定，成员相处等各项条目长期且反复的审查之外，还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之后又去了俄罗斯、埃及，越南等地，很多国家要求领养者必须在国内居住生活一段时间。几次受挫之后，一次去广州讲课的机会，令她结识了一名孤儿院的工作人员。

1992年4月1日，中国实施了允许外国人来中国收养孤儿的《收养法》，1993年5月29日，中国又加入了《有关保护儿童和跨国领养合作的海牙公约》。到布兰迪太太去中国的2002年，各项手续已经非常完善，整个流程非常标准化，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02年，有超过一万名中国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孤儿院工作人员告诉布兰迪太太，如果她周一来办理领养登记的话，到周五就可以完成公证手续。

回到美国之后，她在介绍收养中国孩子的信息和注意事项的网站上和其他五个来自美国西海岸的家庭结识，他们联系了同一家领养中介，准备了财产证明、犯罪证明等足足几百页资料，一起接受了社工如何应对孤儿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的培训，并最终一齐出发去了广州。他们一到广州就按照中国传统去寺庙求签，希望能够保佑孩子一生平安幸福。

广州街道

布兰迪太太原本想要领养稍微大点儿的孩子，但多丽丝蹒跚地走过来，一下子就坐在她的两腿之间。怎么会有人遗弃这么可爱的孩子呢？

布兰迪太太和多丽丝最终于2002年8月9日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除了在实习的大儿子，其他家人全部在机场等候迎接。家里原本有四个孩子轮番用过的旧的婴儿用品，但布兰迪太太在比弗利山庄的精品店定制了全套高档婴儿玩具、推车、摇篮，小小的连体服里缝着多丽丝的名字。她觉得多丽丝已经受了太多的苦难，应该从此过上公主般的生活。

“如果中文太难学了的话，能不能拜托你给多丽丝讲一些中国历史，文化，美食这样的知识。不需要像上课，就像朋友聊天说起生活中的趣事那样。”第二次拜访之后，布兰迪太太很不好意思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她将亲手制作的马卡龙装在精致的礼品盒中，让我无法拒绝。

一年多前，多丽丝开始认识到自己和家中其他孩子的不一样。有些不同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头发，眼睛和皮肤的颜色，有些则是隐性的，比如她的不安全感，她常常无法克制住的暴躁脾气。她渴望了解自己到底来自哪里，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以及母亲为什么在对待她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小心翼翼。

布兰迪太太郑重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她选择了对多丽丝完全坦诚。她告诉了多丽丝她是被亲生父母丢弃的，然后立刻告诉她自己有多么爱她。她给多丽丝买了一本薄薄的，配着卡通图案的历史书，上面的孔子、孟子和孙子的画像都非常可爱。她们花了很多个下午，喝着英国红茶，吃着巧克力蛋卷，阅读缩略版本的中国历史，又在某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驱车去两个小时以外中国人聚集的区域吃广式早茶。

早茶的繁忙时段需要搭台，她们坐在年老的中国人周围，听不懂粤语，也看不懂中文，好在阿姐不断推着小推车穿梭来往，他们看到什么稀奇有趣的就拿来吃。结果，布兰迪太太啃了两个鸡爪，又喝了一碗猪肝粥，而从小吃惯了西餐的多丽丝则只愿意吃各种不同馅料的面包。

“他们为什么喜欢吃动物内脏？”多丽丝嫌弃地问道。

“这里好吵。”过了一会儿，她又大声抱怨道。

与此同时，昂贵的私立学校中那些金发碧眼的白人同学也意识到了多丽丝和他们的不同。他们开始在她经过的时候把眼角的皮肤吊起模仿她的小眼睛，开始问她是不是吃狗肉，像他们了解的一些中国人一样。她的哥哥姐姐们都是学校里的明星，而她永远都无法成为人群中的焦点，很多时候，她都跟在受欢迎的白人女孩后面，希望能够因此分得一些异性的目光，但是从未如愿。

她并不能理解中国文化，但是也并没有完全被美国文化所接纳。她觉得自己像是在夹缝中生活。她开始拒绝参加由白人女孩组织的派对，拒绝去上芭蕾，钢琴课以及花样滑冰的课程。布兰迪太太联系了之前一起去广州领养孩子的家庭，其他家庭纷纷表示自己领养回来的孩子也出现了类似的好奇和困惑：他们无法理解自己是谁，从哪里来。

“让她学一些中文吧。”

“带她去中国旅游，前年，我和我的女儿就去了中国，爬了长城！”

“给她请中国来的保姆。”

“让她去中国来的邻居家里串门！”

群里的父母们纷纷出谋划策。

“我准备这个暑假带多丽丝去广州，我希望她能在去之前了解一些基础的知识，这样她就不会感到和自己的出身地有隔阂。”

“你要去广州啦！”我把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多丽丝。她耸耸肩，表示自己早就知道了。

“你听说过广州吗？”虽然表现得不在乎，但过了一会儿，她还是走过来问我。

“听说过，我去过那里好多次，”我点点头，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去广州出差是家常便饭。

“去干吗？”

“去工作。”

“做什么？”

“我的客户在广州郊区有工厂，我们去那里看他们的账本。”我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描述道。

“我是广州人。”她一字一句，带点儿挑衅地说道。

“我知道，你母亲告诉过我了。”我点点头。

报纸上常常报道被美国家长收养的中国孤儿读了哈佛、耶鲁，还有的拿到了体操世锦赛的冠军，但多丽丝更像是再普通不过的那种小孩。我教她用中文说“早上好”“中午好”和“晚上好”，直到四周之后她依然无法把单词和意思联系起来。但是她却有很多容易被人忽视的奇怪才能：转呼啦圈，用吸管编织出各种动物。我和她熟悉起来之后，她总是喜欢赶在布兰迪太太之前给我开门，然后用她肉呼呼的小手勾着我的手心。

布兰迪太太很讲究健康和养生，她每天六点起床，由私人教练来家里上瑜伽课，之后，她会用甜橙，苹果和胡萝卜榨汁作为早饭。珊迪的素食习惯也来自于她。多丽丝则喜欢将我拽到她的房间里去，从她的抽屉里拿出各种口味的薯片和膨化食品与我分享。她教我玩一个射击的游戏，她瞄地很准，下手又快，很快就击败了我。我看着她在游戏中灵活地躲闪腾挪的样子，忍不住拍手叫好。

“你看，我也是有擅长的事情的。”她咯咯地笑着，胖乎乎的脸颊上隐约可以看到酒窝。她终于看起来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了。

我们很快因为射击游戏而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彼时刚到美国不久，在派对里总是无法谈论和体育有关的话题，去酒吧里玩问答游戏亦一窍不通。因为文化差异的缘故，稍微一句无心之言便会造成误解和争议，反而是和多丽丝一起玩游戏成了我逃避现实世界的港湾。我们很快约定每周五下午三点是我们的游戏时间。

“你能答应我每周都来吗？”

“我答应你，除了期末考试的那周。”

“你会准时到吗？”

“我会的。”

有一次，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造成堵车，我三点十八分才到布兰迪太太家。期间，布兰迪太太接连打来十几个电话，我因为开车没办法接听，但心里已经隐隐有了不祥之感。

白色别墅的门破天荒地开着，向来整洁的起居室堆满了打开着的医药箱。

布兰迪太太和女佣围在多丽丝身旁，她浑身瘫软地坐在地上，脸色潮红，红色衬衫裙的腋下部位被汗水打湿，领口有呕吐物的污渍。走近细看，她紧闭着双眼，从嘴唇到下巴都在急速颤抖。

女佣焦急地拍着她的背部，布兰迪太太四处找着手机想要打急救电话，转头看到我，眼睛里散发出如释重负的光芒。

“她来了，你看，她来了。”布兰迪太太一把拽过我的手，她紧紧地捏着我，我的手指头发出“咔咔”的响声。她焦急又失态地将我带到多丽丝面前，用一种又哭又笑的表情，央求着她睁开眼睛看看我。

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多丽丝的恐慌症发作。发病的时候，先是心跳加速，继而胸部发紧，并且导致气短，气促和呼吸困难。过不了几分钟，情况恶化成浑身发抖，震颤，出冷汗。她有的时候会因为眩晕而昏倒，有的时候因为肠胃痉挛而呕吐不止。最严重的一次，她被呕吐物堵住了气管，在ICU抢救了好一会儿才捡回来一条命。

在女佣把她扶到床上去躺下的时候，布兰迪太太悄悄告诉我，多丽丝是因为久等我不至，以为我不会来了，才恐慌症发作。

“但是你也不用自责，她有恐慌症很久了，”温柔的布兰迪太太搂着我，“不用担心，她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很小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和她一起做什么事情，或者要去哪里接她，她都会反复确定时间，一旦我们迟到，她就会恐慌症发作，”布兰迪太太摇摇头，“我们几乎已经习惯了，但每次看到，还是很担心。我常常在想，当她被丢弃在那条小巷里面的时候，在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布兰迪太太从来不对她的学习成绩有任何要求。珊迪从十二岁开始，就要靠做家务赚零花钱，而多丽丝是家里唯一一个有着布兰迪太太信用卡附卡的孩子。

“我讨厌自己永远都和他们不一样，”多丽丝常常这么说起，“我也可以打工赚钱啊。”

恐慌症带来的阴影并没有持续很久。多丽丝在她十四岁的暑假，阔别十三年之后，踏上了广州的土地。和她同行的，还有当时一起领养的五个家庭的父母和五位被领养的孩子。被领养的孩子立刻在航班上熟悉起来，并且在到达酒店之后仍然玩得不亦乐乎。大人们聚集在一起，仔细商量行程，他们讨论着要让孩子们去看一场京剧，再去逛逛传统的街边市场，还商量着让孩子们去看一下书法和国画大师的展览，当然也少不了尝一下正宗的美食。

行程的最后一天，他们一起去了领养孩子的孤儿院，探望了当初照顾孩子们的院长。孩子们自发地做了半天的志愿者，替孤儿院打扫卫生，家长们则买来零食和玩具赠送给孤儿院。

他们在中国一共呆了十六天，将旅游书上的项目几乎都做了一遍。

多丽丝从广州回来之后一直都不愿意和我说起她的旅行，甚至取消了几次周五下午的射击游戏，直到几个月之后，她才说起她在广州的时候也犯过一次恐慌症。

那是她和布兰迪太太逛商场的时候，布兰迪太太去洗手间，她拿着一杯奶茶在外面等待。不知道是不是她站错了地方，突然有营业员模样的人过来和她说起了中文，很快，其他中国人也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和她说起话来。

她的相貌和周围的中国人一模一样，哪怕她一再用英文说：“I  can’t speak Chinese”，人们仍然不断坚持对她说起她无法理解的语言。

“我感觉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她喃喃说道，即使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她在叙述的时候依然非常的紧张和沮丧。好在母亲在她有大碍之前赶到，及时将她带到车中休息。

“无论是在美国人，还是在中国人面前，我都感觉到自己有所残缺。”她最后下了这样的定论。

在我们熟悉起来之后，她又向我透露了内心的另一个秘密：“我觉得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像珊迪一样优秀，你说布兰迪太太会不会有一天不要我了。”

除去大家都能意识到的身份认同上的障碍，无法像其他兄弟姐妹一样优秀亦是她从未向任何人提起的不安。虽然布兰迪太太无数次说过只需要她健康长大，对她的要求比其他孩子都要宽松不少，但是她坚持认为自己让布兰迪太太失望了，所以她才从不要求自己在学校竞赛中得奖，也不要求自己加入任何校队。

珊迪在学校里面是那样的耀眼。我常常看到她将各种奖杯和奖牌抱回宿舍来，堆在一个透明收纳箱里。她并不傲慢，反而有着恰到好处的自信。我爱珊迪，她像太阳一样照耀着周围的朋友，但是我却从未想过，从多丽丝的角度来看，有这样一个姐姐该多么令人沮丧。她们之间的鸿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而且看起来好像永远都填补不上。

布兰迪太太对多丽丝的格外优待，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剧了她在珊迪和其他兄弟姐妹面前的自卑。

1999年到2017年间，美国家庭收养来自中国的孤儿、弃婴有8万多人，他们并不仅仅是报纸上重新获得温暖与爱的小天使，也不是功成名就之后回国寻根的哈佛/耶鲁少女，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不会登上报纸也不会为人们所知的普通人。除了一次次问别人 “我为什么不同？谁是我的生身父母？他们为什么不要我？”之外，他们同样是有着各种困惑和问题的青春期少男少女。但有的时候，他们身上那些与众不同的标签让他们无法享受平凡的生活，而这种压力又加剧了他们融入美国社会和家庭的困难。

我并不能为多丽丝做什么，除了告诉她我作为一名留学生，在融入社会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之外。我告诉她我也曾经在班级上做报告时被人笑话英语口音不够标准，因为戴眼镜而被人嘲笑。她似乎觉得好了一些。

我因为工作原因离开了美国一段时间，也因此和多丽丝失去了联系。直到我去年重新回到洛杉矶，珊迪热情地告诉我她租住的公寓里正好有一间空房间，问我愿不愿意搬进去。

“多丽丝好几次问起你，我和她说，可以直接和你联系。”珊迪说。

“她没有联系我呀。”我说，后知后觉地想起我们并没有像一般的朋友那样交换社交媒体的账号。

我离开的那段时间里，多丽丝开始进入顽固的叛逆期。

她常常凌晨一两点都不回家，而是用布兰迪女士的信用卡，用外卖软件叫炸鸡、汉堡、大杯可乐，送到各种不同的地址。布兰迪女士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空了的安全套纸盒——很难说是真的用完了，还是像示威一般故意放在那儿等着她发现。有一个周末，布兰迪女士收到学校打来的电话，询问为什么多丽丝两天都没有去上课。

“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打保龄球了。”多丽丝满不在意地回答布兰迪女士的追问。
布兰迪女士想要用禁足惩罚她，但是想到她的恐慌症，还是作罢了。

多丽丝执意不要上大学。她的成绩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她固执地说，家里已经有足够多的人上常春藤了，而她如果上其他的大学，势必显得逊色。

为了显示自己的决绝，她十七岁的暑假离开了那座白色的豪宅，搬去了位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搬去波特兰是因为和她一起被收养的孩子中，有两位都居住在那里。他们六个从广州回美国后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甚至家长都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友谊。

她有了属于自己的信用卡而不仅仅是布兰迪女士的附属卡，布兰迪女士说可以随时替她还清信用卡欠债，但是她至今为止，一次都没有用过这项特权。

她开始做很久以前就想做但是没有机会做的事情：把头发染成泡泡糖色，打唇环，染黑色的指甲。她后来发现自己对美发特别有兴趣，去了当地一家面向年轻嬉皮士的发廊做学徒。

当我和她通过Facebook恢复联系之后，她如释重负地对我说，她终于可以像珊迪一样自己养活自己了。终于不用再把自己和珊迪比较，也不用再担心自己因为不够出色而被抛弃。

她为了治疗恐慌症服用了很多药物，看了好多不同的心理治疗师，尝试了冥想、瑜伽、催眠等各种治疗方式，但是这些都治标不治本，甚至药物的毫无作用让她变得更加恐慌。波特兰的心理治疗师推荐她去看了宠物辅助治疗师，从此，她得到了一条经过专业训练的拉布拉多犬。

她说，像是陷在深渊里，无法呼吸也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狗会坐在她身边，把身体靠在她的肩膀上，伸出舌头舔她的脸。狗的存在让她发现自己并不孤单，恐慌症奇迹般得到了控制。

“你知道吗，我经常去的酒吧的调酒师最近开始约我出去了。”她发了约会的照片给我，而且发了一大堆心形的表情图案。

我和多丽丝约好了她圣诞假期回洛杉矶的时候再见。

她彻底放弃了学中文的念头，她好像与自己和解了——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对于自己的身份的焦虑和困惑毫无疑问将伴随她一生，但她似乎学会了从生活里获得简单而真挚的快乐，过上平凡却幸福的一生。

布兰迪太太在所有孩子都离开家后又收养了一个男孩，男孩的柬埔寨父母曾经在她家里帮忙，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无法承担抚养他的费用。而男孩虽然被布兰迪太太抚养，却仍然可以经常见到自己的父母，也并没有和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割裂开来。

珊迪笑着说，指不定哪天，她就会收养第三个孩子呢。

* 插图来源于视觉中国，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 刘文  编辑/ 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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