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小卡
编辑 / 凹凸镜DOC、宗辰
编者按：这一次，摄影机开始平视ta们的困境。《孤注》、《炼爱》、《两个星球》，三部纪录片聚焦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着精神压力带来的阵痛，传统社会期待和新型生活方式的碰撞，以及随天灾而来的刻骨伤痕......而伟大的内容反复验证一个真理，人们需要抗争命运，以各种形式。你必须拥有的是信念，是有觉悟的选择，不抵赖，不躲避，不动摇，笃定往前走。
又是一年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澎湃新闻·湃客联合纪录片内容创作者凹凸镜DOC，写一写摄影机记录下和命运抗衡的个体故事，以及记录之外的主创经历。
淮海中路的人行道上，一位从外地赶来的妈妈跟我说，她为了抑郁症的孩子四处奔走，辗转了多个城市的各大医院。
“我对自己说，就赌这一年，看不好我也放弃了。”她长头发，脸颊红红的。夏天很热，没什么风，旁边车来车往。那是2019年的上海，一个精神健康艺术展的现场。我是展览的发起人，作为一名和精神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社会工作者，每一年，我都在见证类似的场景。
时间过去了两年，2021年6月，上海影城放映厅，观众席上的一位女士分享她和精神困扰打交道的经历，站在大银幕前的纪录片导演周浩和制片贺珊认真地倾听。这是周浩的最新纪录片《孤注》，一部关注心理创伤现象的纪录片，也是以独立纪录片为人所熟知的周浩第一部拿到龙标的纪录片。
我们这些从业者所经历的日常，离开了医院、离开了咨询室、离开了互助团体、离开了社区康复中心，破天荒地走入了电影院。在这样一个“丧文化”和“正能量”齐头并进的时代，在一个谈病仍然色变的社会，这样的场景显得难能可贵。
小丑，导演，咨询师
纪录片《孤注》聚焦的人物之一：默剧演员尚德
《孤注》是近年来少见的围绕精神健康议题展开的华语纪录片作品。关注心灵困境、关注自我的纪录片不少，但直接聚焦“疾病”“创伤”、让“病症”成为主角的片子并不多。绕不开的是王兵的《疯爱》（2013）和马莉的《囚》（2017），两个都记录了精神病院内部的男性患者生活，前者拍的是云南昭通，后者拍的是东北。《孤注》跳脱出了院舍的语境，来到了都市日常，拍摄的是两个有个创伤经验的精神困扰亲历者。一位是来自台湾的默剧演员尚德，一位是来自青岛的心理咨询师梅梅。当然，这个片子里面还有第三位被拍摄对象，那就是作为导演本人的周浩。很巧，这三位的工作，恰好都是直接面向人的工作。整部片子所记录的，与其说是两个主人公如何与自身创伤经验相处的日常生活，不如说是当摄像机介入这样的生活之后发酵出来的一系列变化。单从人物来说，尚德和梅梅各自的故事都值得用更长的篇幅来单独呈现，其个人经验发展成单独的纪录片也是完全成立的。在尚德身上，你可以看到他如何将个人体验升华成为艺术创作，又如何借由艺术公共教育去影响更多的人；在梅梅身上，你则可以看到非常有代表性的当下中国大陆个体执业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学习日常，也可以看到渡人者难自渡的经典命题。纪录片并没有花大篇幅展陈导致二人精神困境的重要早年生活事件，而是把更多镜头对准了他们的当下日常。两个人有许多区别，尚德的内敛机警，梅梅的外放热情；尚德对周浩的疏远，梅梅对周浩的求助……这些区别丰富了纪录片的图景，也为观众提供了面对创伤议题思考的不同角度。在这些区别之外，二人又有非常多的共同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周浩的拍摄对象，在对于整个纪录片项目和对导演周浩的态度上，二人都展示出了各种矛盾心态。尚德给了周浩一巴掌，而梅梅则直接质问周浩是否是在消费她。两个主人公对镜头的戒备、质疑、犹豫乃至攻击，恰恰也是所有纪录片观众都会关心的问题。这里不想过多探讨介入本身是否是伤害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或者说，与其去讨论是或否，不如去仔细观察介入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围绕着这些具体变化再去谈纪录片伦理、再去谈边界，会更加言之有物。这部纪录片比较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导演并没有去回避这一切，而是把自己可能也未必能得到答案的问题一起放在了镜头之下，供观众去讨论。在影像越来越民主，拍摄对象的主体性越来越强的纪录片创作生态当中，导演不能也不该追求成为那个“说了算”的人，导演和拍摄话题的关系正在从“参与式观察”走向“观察式参与”。而纪录片导演和观众的关系也不再是“我负责拍，你负责看”，而逐渐走向了“我通过拍摄给一个入口，而后面的路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共同探索”的共生状态。尚德作为默剧演员，在舞台上扮演小丑，逗人笑是台上己任，对痛苦的迷恋是幕后日常；梅梅作为心理咨询师，在咨询室内提供倾听和陪伴，在咨询室外则有自己绵延的悲伤需要面对；周浩作为纪录片导演，凝视他人也难以避免被他人凝视，在“原罪”和“伦理”的拷问之下无法置身事外。三人的互动串联起了名为《孤注》的赌局，赌会发生一点什么，赌发生的那点什么是不是自己想要的，赌自己的自我是否如自己所想像的一般展演，赌信任，赌责任……
作为公共议题入口的纪录片
在中国，纪录片为人所津津乐道，和早年独立影像工作者们的生猛不无关系。以周浩为代表的一波独立电影工作者拿着DV带大家走入了一个又一个的边缘议题和陌生群体。而当人人都可以拍摄自己的影像，当一手资料不再需要调查记者式般费劲就能获取，当无穷的远方都可以与我有关……职业纪录片工作者还可以做什么？纪录片还可以承担怎样的功能？
在《孤注》的映后现场，许多观众不仅仅是关心电影制作过程，也在意主人公的现状，并展现出对精神健康议题的思考，比如就会有人围绕梅梅展开有精神困扰/诊断的人士可否成为从业者的讨论，同时还有观众会在影片当中产生共鸣，选择公开分享自己的疾病历史。在与导演和制片沟通的过程中，我也了解到，他们希望在后期的放映和发行方面，能够与相关的专业机构和公益组织进行合作。不管提供信息资源连结，还是激发起更多的跨界讨论及合作，都是片方的良好愿望。制片贺珊在分享的时候坦陈制作这部片子经历了许多艰难时刻，直面痛苦对团队本身来说也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作为从业者，我觉得非常高兴的是，看到这部片子带来的第一个很大的影响是它直接先促成了制作团队本身对此议题的深入思考。而下一步如何发行和传播，可以说也是这部纪录片的一部分。如何应对观众对于片中人物的评价？如何与片中主人公同步后续纪录片发酵出来的社会影响？如何面对现场观众有可能的各类反应？因为它是一个精神健康议题的纪录片，这些在其他纪录片里面可能并不突出的问题在这里显得愈发重要。《孤注》会在中国的精神健康专业领域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还无法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会成为精神健康公共教育的重要影像文本。另一方面，从纪录片创作来说，精神健康议题相关的纪录片，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共创趋势，纪录片日渐成为主体自我赋权的工具。通过物件或者自身的视觉再现，边缘群体以主体身份发声从而打破主流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从而获得充权（艾晓明、卜卫、马杰伟、周佩霞，2009）。导演杨力州曾经拍过记录风灾中受创严重地区的纪录片《拔一条河》，他的纪录片哲学接近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所说的共构观点：“我想拍的纪录片即是由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黄香，2013）。纪录片为主体赋权的观点并不新鲜，在国外及港台地区已有大量实践。以中国台湾为例，有越来越多的社区大学、民间团体、NGO组织或者公部门以“纪录片社区培力营”“社区影像培力营”“纪录片影像教育营”为名，开办相关课程计划，招生对象锁定当地民众或者社工，目的是把影像的诠释权交给各地社区和社群（林慕贞，2010）。此外，在共同创作的过程当中，探寻、沟通、整合的过程，是一个让差异被看见，让差异的个体有机会进行调和的场域，这个过程中可以产生同理心，发展出全新的共识（陈怡君，2009）。在栗宪庭电影学校，我听老师说过一句话：“影像是一种权力，要好好珍惜。”《孤注》当中探讨了纪录片伦理和影像权力的话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拉扯，但它终究是一部导演中心的作品，它的首要目的也仍然是影像作品而非直接社会行动。谁在讲故事？谁有资格讲述这些故事？讲的是谁的故事？应该如何讲述这些故事？这些问题也是《孤注》中部分张力的来源。涉及到精神健康议题的纪录片之所以如此被人们关心伦理和边界的问题，正是因为它是那样直指人心。近年来，在这个领域，出现了不以结果为导向的纪录片实践，比如在以色列，就出现了直接将共同制作电影当作退伍军人PTSD治疗方法的实践，“When You Make a Movie, and You See Your Story There, You Can Hold It”（当你去拍一部电影，你活生生地看着你的故事，你就能面对了。）。这些行动者和研究者认为，在这样创作过程中，亲历者通过可控的自我暴露和对项目的主导权能够重新获得主体性（而非单纯被治疗和被观察的对象），通过集体劳动、分享和被理解获得归属感，也通过重建叙事、与疾病拉开距离获得对自己创伤经验重新梳理的机会。而在中国大陆，尽管成熟电影体系内有关精神疾病的影像实践非常有限，但在民间，精神疾病亲历者自己讲述自己故事的影像实践已经非常丰富。不管是B站上各类的第一视角纪录片视频，还是民间公益组织的自发纪录片行动，都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可能性。在我的工作领域，我们会说，当专业工作者创造条件让服务使用者能够掌控他们的环境时，服务使用者能被更有效的赋权（Grant Larson，2008）。我想在纪录片领域，这一点也是有可能成立的。以草场地的实践为例，村民影像计划和民间记忆计划都迸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资深的纪录片工作者为资浅的纪录片工作者及素人作者提供充分地条件和成长的环境，从而让影像为众人所用，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回到精神健康议题的纪录片，一方面，从影片后期发行来看，我们期待影片的放映和传播也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经验知识再生产部分，期待影片超越电影观赏语境而进入更广阔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从影片前期制作来看，平等工作关系的建立、优势视角、对多样性的接纳，都是此类纪录片需要去探索和平衡的方面。
“PTSD”、“抑郁症”，
不只是一个被挪用的心理术语
你发现了吗，写到这里，我都没有怎么去使用“PTSD”“XX症患者”这样的词语。作为一名从业者，我反而会想先把这些标签和诊断搁置。
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去使用PTSD这个术语时，有点太过理所当然了？2015年，当我在访谈一位抑郁症大学生的时候，她和我提起早年对她影响比较大的生活事件，此时另一位心理学系的同学走过，丢下了一句“这不就是PTSD嘛”。同样，在前两天放映有关已故摄影师任航纪录片的时候（任航生前患有情感障碍），也有观众告诉我，他邀请朋友来看这部片子，朋友却以对双相情感障碍“已经很了解”“没什么需要再了解的了”为由拒绝。需要提醒的是，当文化传媒行业在使用PTSD这一说法的时候，需要谨慎地避免陷入想当然的单一叙事。诚然，诊断标签可以概括我们对于创伤的一些反应，但无法替代那个真实的具体的人。如果我们采取跨文化和历史的视角去看PTSD，就会发现它是一个西方现代医学所制造的对情绪体验的普世抽象概念，各种各样的体验都逐渐流向PTSD，最终被统一打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标签。但人类学家的研究发现PTSD的诊断无法有效表达文化群体共性的苦难。要知道，不同民族和社会对创伤的体验、对痛苦患难的表达以及对苦难意义的理解这三方面都极富多样性。这样的反思并非是否认创伤经验和痛苦心理状态的存在，而是希望更多地强调人类苦难叙事的多样性，强调苦难的社会意义。有关PTSD的叙述着重于内在心理状态和大脑的生化失衡，而这种对心理问题的解释往往忽略个人所处的社会文化脉络，将个人的痛苦从具体语境剥离出来成为临床干预的对象。我们面对痛苦和受难的观点不止一种，在这部纪录片里面，面对重大生活事件，面对错失，尚德梅梅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轨迹，如果只把他们当作“PTSD患者”来看，可能会窄化个人体验的含义，也可能会使得观众过于强化标签印象而把他们经历的一切当成特殊的他者世界，从而拉开距离。我们之所以热爱纪录片，呼唤纪录片，恰恰是因为纪录片能够克服冷冰冰的诊断标准，能够走入并非黑白分明的人性幽微之处，而对于精神健康领域而言，更需要纪录片向我们展示“发什么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而不是单单只是成为“是什么”的注脚。比PTSD更加广为人知的标签，是抑郁症。五年前，我发现“抑郁症”正在从医学术语变成文化习语飞入了千家万户，影响并改造着我们的生活和生命。这成为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我做精神健康田野调查的起点。五年后“丧”和“废”成为了更普适的自我认同标签，而“抑郁症"也成为了几乎每个人都能聊上几句的话题。如果从种种精神不健康的表现里面选一个关键词来形容当下的时代，你会使用哪个词？是用”焦虑“去呼应内卷，用”抑郁“去表达无力，还是用”躁狂“回应996的加班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亢奋？“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只在一瞬”，这背后反应的恰恰是社会心理所面临的普遍挑战。精神科医生Dr Chen Yu Hai敏锐地观察到当下社会的张力，他说：社会发生了一连串前所未见的事情……“坏事会继续发生”成为不断实现的可怕预期，也为精神医学与社会福利机构带来挑战。社会立场分化，对机构和他人渐渐变得不信任。求助者因为关注隐私而却步，传统系统无法好好发挥。更甚者，在关注大局的气氛下，大家彷佛没有空间、或觉得“不应该”关顾自己⋯⋯要准确理解这个社会状态，需要更深入的审视……过往我们定义疾病，会强调某种症状持续过久影响到正常生活，“想象一条橡筋圈，被拉会变形，放松便弹回，这是正常调节。但是倘若橡筋被拉得太久，加上橡胶本身产生变化，最后即使放松了，也无法回复原状。于是我们说，这人可能已经进入疾病状态，是个人风险因素跟环境互动的结果。”我们的确面临着更大的精神健康危机，但用“精神疾病”的形容不仅容易模糊重点，也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畏惧求助。Dr Chen提出了“精神损伤“的说法，意思是我们的心理也会像身体一样，遭到外部压力后就会损害。这里的外部压力是源源不断，并且很大可能性是不可抗的。如果说过去是我们每个人都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那么今天可能人人都有或轻或重的精神损失。从不确定走向必然。“我们都有病”里面有一种幽默的消解，尽管承认集体性失调，但最后的靶子还是自己。而“我们都经历了精神损伤” 则相对准确地描述了现象，同时有助于我们关注损伤以及造成损伤的外力。或许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带着“精神损伤”生活，它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会再造一种新的日常，在这些日常里面或许还能生出别样的幽默和勇气。或者说，如果我们都是带着精神损伤生活的人，我们就有可能让个人的赌局变成一种集体的实践。每一天，每个人，花一点力气，为一个更开放和安全的公共空间努力，就不至于需要在某时某刻的某人花上他全部的力气。希望《孤注》的创作和后续的放映能成为社会打开精神健康话题的切入口，让那些看到这部片子的人意识到，他们并不孤单。*作者介绍：
小卡，精神健康公共艺术团体刺鸟栖息地创办人，六年精神健康领域行动和研究经验，连续五年策划精神健康艺术展，连续两年策划精神健康主题影像联展。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多所高校专业督导/客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