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往事，一代援藏人的青春 | 镜相

采访并文 / 杨海滨

编辑 / 林子尧

1955年，即将从长春机要学校毕业，返回老家许昌杜鲍翔，在同学的邀请下看了一场电影，《在那遥远的地方》。

20岁的杜鲍翔，记得电影里，牧场被清风刮起波浪，像落在山川大地上的巨大绿毯，一直连接到青海湖尽头的天边；雪山冒出的凌厉寒气，似乎要溢出银幕。电影里关于青海牧区的一切打动了他的心，电影结束时，他已经学会哼唱“愿她的皮鞭轻轻抽打在我身上”。

第二天，他一个人又悄悄去看了一场。他像是发现了陌生而遥远的飞地，是否自己也能去到这块新天地？是否也会遇到另一个牧女卓玛？已经可以预知的人生，是否会成另一景象？

恰好，那段时间有几位从西北几省来学校招生的干部，其中一个来自青海果洛。这位干部说：“你们一定不知道果洛这个地方，但我只要说出黄河源头你们就明白，它就发源在果洛高原的中心，是文成公主进藏与迎接她的松赞干布会面的吉祥地。”

这是一块荒芜了千万年不被外界知晓的处女地，自1952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在第一次在此建立人民政府后，七万六千余平方公里的山川大地和还处在奴隶社会的牧人们。

“那里有帐篷、奶茶、手抓肉和格桑花，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年轻人们，来果洛吧，来果洛看黄河在草原上青春模样！”

牵动杜鲍翔内心的，不止这一番慷慨陈词。自他求学以来，家里投入全部财产，甚至还向亲戚借了不少外债，自己才顺利地初中毕业考上长春这所学校。去青海，工资绝对比内地要高很多，能更早地清偿债务、回馈父母。

理想和现实，在那一刻奇妙地重合了。他的人生轨道就这么开始向“果洛”这个还有些陌生的词偏转。

坐火车从长春到兰州，再到西宁，六天；坐上“嘎斯”卡车大厢，从西宁到达亚洲深处的广袤而蛮荒的腹地吉迈，三天。走进果洛，一共花了九天，那时的他不会想到，同行者来了又走，他却在这儿一待就是21年。

21年后，他俨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果洛牧人了：脸膛乌黑发亮，毒辣而又明媚的紫外线让他的眼角聚拢起溪流一样的皱纹，但眼光却因紫外线的洗礼比原先更加发亮。他总戴着藏族人特有的狐皮帽，穿着长长的藏袍，骑在单位配发的白色大马上。一天里不喝奶茶，就像没喝水一样难受，更不用说喜欢吃冰凉的羊肉手抓和帐篷里拌的糌粑。

可只不说话，露出那河南许昌的话音，就没人能知道这是个假藏民。

83岁生日那天，他特意给儿子写了份遗嘱，要求在百年后，把骨灰分三份，分别撒在果洛的玛多黄河源头、吉迈黄河拐弯处和拉加黄河渡口旁。一如他当年把青春像牧草种子一样撒在这里。

我顺着他的经历，溯回青草长处，白云尽处，第一代援藏人的故事里。

杜鲍翔的遗嘱，百年后将骨灰撒在果洛大地上

疾病与祈祷

1969年夏季七月某天，杜鲍翔和藏族同事小洛周要到达日县最偏远的桑日麻牧业点下帐（下乡）。他俩从吉迈出发时天还没亮，然后在茫茫草原上走了一天也没见到一个牧人或是帐篷，直到傍晚饥肠辘辘时才遇到一只孤零零的帐篷，而此处离去的牧业点还有几十公里，俩人商量后便决定借宿这里，等第二天早上再走。

这家主人名叫达尔杰，有老伴和儿女四人，他们热情地给他俩准备了奶茶和糌粑和手抓肉。在草原上只要藏族牧人看到汉族干部下乡，都会热情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宿，一是知道汉族干部下来是帮助他们搞畜牧业生产建设，二是和他们民族热情好客的传统有关。可不知什么原因，这天晚上零点后，杜鲍翔的肚子被疼得满头大汗地醒了过来，随即出了帐篷蹲在草地解手，竟拉出了一滩鲜血，但仍然疼痛不止，回到帐篷想坚持到天亮后到牧业点找医生再看，可那疼痛一阵接一阵像河水的波浪，疼得更厉害，在地铺上不由自主地呻吟出声。

声音就惊动了达尔杰一家四人，他们全从地铺上起来点着酥油灯，围着他问“怎么了？”

两位老人不断 “啧啧”——这是藏族人表达同情之意。姑娘也怜悯地看着他，这让他羞涩，不敢抬头。

老阿妈用藏语让姑娘点燃帐篷中间灶台里的牛粪火，将酥油、曲拉（奶渣）红糖掺在一起熬煮了一大碗汤，达尔杰老阿妈说，这是藏族人治肚疼最好的偏方，喝了就会好的。

他一口气喝完了那碗汤，可并不起作用，仍然疼得他满地打滚，然后又跑到帐篷外拉了几回鲜血，这让他也害怕起来。他知道这种莫名的疼痛在没有医生的草原上，随时都有可能丢命，去年他的一位同事也是在牧业点上因为肚子疼和没找到医生，死在了在草原上。

达尔杰老阿妈就和老伴儿子女儿商量咋办，最后决定让儿子和小洛周立刻骑马去六十公里外请曼巴（藏语医生），请不到曼巴也要带些药回来。

杜鲍翔心里清楚，吉迈草原百里无人烟，要是人马没有补给的话，即使能到赤脚医生的帐篷，来回也得七八个小时，如到乡卫生院更要一天多，说不定在这时间里自己就被疼死了。但他不想死，殷切地希望他们能从公社请医生来，便在心里感激着老阿妈的决定，眼巴巴地看着他俩上马在黑暗中驰去，心里有了许多安慰。

他俩走后，这俩老人轮流让杜鲍翔枕在他们的腿上，尤其是达尔杰老阿妈，把他像婴儿那样搂在怀里，用半藏半汉的话安慰着他，还不时颤抖着双手端着小碗，喂他喝红糖茶，给他揉肚子，满眼含着泪。

这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来。小时候生病时，母亲就是这样待轻轻搂着他的，没想到在果洛高原的吉迈草原深处，碰到了素不相识老阿妈。

阿妈的女儿只有十五六岁，是个非常漂亮的古唐古人种的姑娘，她见他不停地哭泣，很善良地蹲在他身边叫他阿吾（藏语哥哥），说你要坚持住，等他们回来你就好了。他想起数年前在长春看过的电影里的藏族牧女卓玛，一下接收到了她的温暖，感激地朝她微笑。

就这样，坚持到第二天下午六点，那俩小伙才疲倦地回来了。原来他俩真没找到赤脚医生，然后一合计干脆快马加鞭去了乡卫生所，乡卫生所只有一个医生正在给另几个牧人看病，分不开身，无奈下取了止疼片又马不停蹄地往帐篷赶。原本需要二天的路程，他俩用了不到24小时。

杜鲍翔服了药后稍稍止了疼，小洛周怕夜长梦多，要和他立即骑马往乡卫生院赶去，达尔杰老阿妈一家人把杜鲍翔扶上马，那个姑娘还往他的怀里塞了一包煮熟的蕨麻，说要是路上饿了就垫垫饥。他被感动得眼泪又一次流了出来。

阿妈站在余晖里不停地挥着苍老的手，不顾禁忌地颤抖着嘴唇反复呢喃着“唵嘛呢叭咪訇”六字真言。那时正在破四旧，草原上也不例外。但她不顾这些，虔诚地为他祈祷。

杜鲍翔坐在马上流了一脸的泪，等走了几公里回头一看，仍能见到帐篷前有人影在朝他们凝望。忽然他又一次看到了凝固在她们头顶上的那朵巨大的白云，像格桑花在盛开。

杜鲍翔在七十年代骑马下帐（下乡）

饥饿与粮食

在六十年代初的果洛，最深刻的体会是饿。长天阔地，人的官觉被无限放大，而饥饿就像潮水一般在体内翻起浪。

1959年初，杜鲍翔从州委调到同德县巴滩总共有四十几个人青年农场机关时 24岁，食量也正大的时候，正常供应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天天在饥饿里扑腾。

按场部规定，大家公认的食量大的“大肚子”可以写申请，向组织要求每月15斤补助粮食，厂长就把大家组织在刚盖好的土坯房里，面对面评选“大肚子”的人。

补助粮食不是米，不是面，就是一种叫“蔓菁”的十字花科植物的块根，原本是给牛羊当饲料的，现在却成了救人一命的宝贝。

杜鲍翔是有目共睹的“大肚子”。每天半夜，因为饿得睡不着觉，他会在被窝里咬被角，一点点地把棉花掏出来慢慢咀嚼。干棉花不好咽，他就长时间咀嚼，然后喝口早准备好的凉开水。时间一长，棉花都吃完了，被子剩下一层布。零下三十度的高原上，他只能钻到同事的被窝取暖。

但在“大肚子”评选中，他的许昌老乡王文陆却提出激烈反对意见，说自己比杜鲍翔还大两岁，肚子更大，更需要补充粮食，两人就“谁的肚子更大”吵得连爹娘都骂出来了。

最后，杜鲍翔成功被评选上了“大肚子”，可以多领15斤的块根。不过这份补助并不稳定：“大肚子”一月一评，到了下个月，新一轮竞争开始，谁的肚子更大还不一定。

那样的年岁里，只有吃的值得最高规格的斤斤计较：油田杜鲍翔去食堂打饭，站在前面的王文陆拿到粘连着另一个馒头上多半个馍皮的馍，而大厨却把粘了皮的馒头给他，他觉得自己吃了大亏，大声质问大厨为什么不公平，想要讨回那半层馒头皮。他和占了便宜的王文陆先是大吵，随之大打出手——但在出手前，两个人心照不宣地放妥了手里的饭碗，才掐在一处。

不久，传来王文陆闹离婚的消息。原来，两口子在食堂一起打饭一起吃，可王文陆每顿饭总是吃去大半，给妻子只剩几口，妻子觉得丈夫自私，坚决要和他分开打饭，独自回宿舍吃，吃不完，宁肯锁在抽屉里，等饿了再吃。王文陆无奈，每天都是半饱。到了宿舍，老婆睡床，他便打地铺，两个人因为一口饭彻底“割了席”。

饥饿的年岁里，有关“爱”的记忆似乎也被蒸去水分、洗去轻浮，而是和河滩上的草一样，干燥顽强，和贫瘠、苦难、责任有关，和吃有关、命有关。

达日县海拔高，生育成了一件难上加难之事。他妻子生孩子坐月子的那个月里，没吃过一个鸡蛋，更不用说鸡汤红糖之类的补品，当然也就没有奶水喂孩子。

他觉得对不起妻子，硬着脸皮找到达日农场场请假，背着行军水壶，骑着自行车去二十多公里外的农场打奶。

那是二十多公里却是没有路的草原，他费劲地朝着某个不太笃定的方向骑着自行车。约莫十公里时，一不留神连车带人陷进伪装成草地的沼泽里，陷进大半个轮子时他才反应过来，边迅速在沼泽里蹬着车身，边一把抓住身后的牧草，不幸用劲过猛，竟把牧草拽断，人和车再次沉沉跌入沼泽。

冰凉的水让他有些抽筋，头皮是麻的，趁淤泥不注意，再次转身抓着另一撮柔而韧的牧草，均匀用力，才慢慢爬上结实的草地上。

自行车是他问一个同事借的，一旦陷入沼泽，他将没法还这笔“巨款”，可他也没办法捞出来，就在坚实在草地上找捞的工具。寒风中一身的湿衣让他不住地打颤，最后看到远处有个巨大的被风化了的白牦牛角，便利用它的弯钩勾着自行车车梁往上拉，试了两三次才捞了上来。

绕过沼泽，他继续蹬车向前。

河流犹如草原的神经。每每临河，他只能脱了裤子，把裤子放在自行车上，把自行车举在头顶下河，走到河心时，水已淹到他的小肚。高原的河流都是从雪山上化解下来的雪水，冰凉刺骨，脚下的河卵石在他的移动中，被河流冲得一个踉跄，一下漂在水中。

正当他绝望想时，从农场方向开来一辆拉货的“嘎斯”卡车，司机直接把卡车开到河里，他站在脚踏板上，看准自行车的位置后，又跳进河里捞了起来，在卡车的帮助下，这才平安上了岸。

当杜鲍翔打了两斤牛奶回到家里时已是黄昏。看着妻子汩汩喝下牛奶，他终于一屁股坐了下来。

危厄与脱险

1992年杜鲍翔（左）与藏族干部托吧

在果洛四十年庆典时的帐篷城

杜鲍翔曾不止一次接近死亡。

有一回，他和同伴王文陆骑马到一个牧业点去下帐，一前一后沿着濒临黄河边沿，右边凹进山体，也不知开凿什么年代的蜿唌着无数个S弯的不足一尺宽的小路，左边便是奔腾呼啸的黄河，只要往下一看就会眩晕。

他俩小心翼翼地注视前方，马蹄踏着石头小路的踏踏声，淹没在黄河水奔腾呼啸声中。一不注意把身体往上一挺，头就会磕到石崖。两人只能缩紧脖子，夹紧马肚往前走，唯恐马失前蹄，万劫不复连人带马掉进黄河。

杜鲍翔在马背上，斜着眼看了眼数百米深的悬崖下几米深，四十米宽的黄河。母亲河不似图画上的温良，像一柄锋利明亮的刃，剖开长天大地。

他哆嗦着身体颤着音对王文陆说：“咱们还是下马拉着马步行吧。”

“你也得能下下马来！” 王文陆应到。

直到这时，杜鲍翔才清楚地看到，脚下的小路容不下再站一个人，如果硬跳下马背，肯定会和马挤在一起掉进黄河。

他连心跳都想努力控制，唯恐怕那搏动震塌了小路。可一个没留意，被上方凸出的石头绊了头，在马背上猛地一扭身体，又让马吓了一跳，尥起蹶子，把他抛下马背，直滚到悬崖边。

亏他反应灵敏，伸手抓住了马蹄子，但整个人悬在了悬崖下的空中，脚下便是涛涛奔腾的黄河水。

马通人性，知道他正抓着它的脚，就一动不动，抬起头来回摇晃嘶鸣，像是在为主人求救。终于，王文陆听闻马嘶，抬头一看也吓的不轻，颤抖着声音在后面高喊：“杜-鲍-翔-抓-紧-马-蹄，我-来-拉-你！”

他从自己的马鞍处爬到马脖处，把自己吊在小路上，再匍匐钻过杜鲍翔骑着那匹马的肚子下面，来到他跟前，抓着他已经开始颤抖的手。在杜鲍翔往上跃动时，惯力几乎也把王文陆拉下悬崖。

等杜鲍翔终于跳上凹进山体的小路上，他脸色苍白，嘴唇哆嗦，已经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足有半小时，才手脚并用地爬了几十米，到了稍宽的路面上缓缓躺下。

仰面，是藏区的天，耳畔是风在呼啸，仿佛天上地下，除了风声之外，再无一点声响。

对于杜鲍翔来说，这种险象环生的生活经历在他21年的果洛草原上，遇到过多次，他都属于幸运者，总是激发他难以想象的求生本能，化险为夷。

而他的几位同事就惨遭厄运，其中比他一年来果洛的刘和平，早上骑马离开吉迈下帐前还和他打了个招呼，晚上就听到了他在草原上没有涉过那条冰河而淹死；同事纪涛，在下帐途中的马背上，因遇到棕熊袭击，坐骑受惊，活活被疯跑的马拖死在旷野的风中；一道来果洛的张连登，也没能躲过土匪射来的子弹，在一次调解部落纠纷时血洒草场……

这就是果洛，第一代开拓者们在最好的年华来到这里。而他在果洛生活了21年后，终于要离开这里了。可他并不是真心想走。因为长久地在高海拔生活，他爱人浑身浮肿，身体任何一个部位，只要一摁，就显示出一个坑，长时间才恢复原状，有次西宁的心脏病专家来果洛巡诊时建议她，如果还想活着，就不能再在果洛生活，另一个是女儿的高原反应，因缺氧已死过一回了，所以他被这些不能解决的问题压迫着，不得已要调回西宁，这一年是1976年8月。

在离开达日县前，该告别的人早就告别过了，但还有一个骑着马走了一天的路程，从草原上的牧业点专门到县上的洛周------这是杜鲍翔多年的牧人朋友，很多次下帐都住到他的帐篷------专门来为他送行，三天里已经喝过三回了，他也用三天回应了三回------要知道他从来不喝酒，他做为一个县委书记这点是很自律的，但在要与果洛和那些牧人们告别的时候，还是强迫自己，也开了漫漫21年来的戒律，第一次主动喝了酒，其中洛周请他喝的三回都是酩酊大醉，几乎要了他的命，这举动在别人看来以为他终于离开果洛的原因，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告别这个荒寒而又付出了生命时光的果洛。

临走那天早上6点，天色还没完全放亮，洛周早已在县委家属院的大门口等着他呢，还举着酒杯，说我的汉民兄弟，你为草原做的一切，我们都会铭记的，祝你扎西德勒……

当杜鲍翔只身打马过草原，他知道那既是他一个人的果洛，也是藏族同胞、刘和平、纪涛、张连登、王文陆……所有人们的果洛。

*部分人物为化名。

运营编辑 / 杨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