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并文 / 周雨睛
指导教师 / 唐次妹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许多人的工作与生活。这一年的年初，恰逢毕业班的这一群人，他们或是刚刚拿到企业offer、或是才签署完选调生的合约、亦或是决定告别一段实习另寻他路，但同时他们也都几乎或早或晚地乘坐上了回家的高铁、飞机，准备享受最后的学生假期，往后即将开始漫长而全新的人生征程。他们需要和各自的“学生时代”作别，持续学习一个新的课题：如何从一个“奶”孩子逐步剥离向一个成熟且独立的个人，这个过程很难。一年多时间过去，这场漫长的告别与剥离仍旧显现出或多或少的粘连，就如同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它仍旧在反复收缩、蔓延……
早上七点钟不到，余婷在挤进地铁站之前，匆忙给我回了两条信息，因为每天的通勤时间从来都不短于两个小时，所以余婷在入职不久后，就把大学夜里十二点后才入睡的生物钟往前拨了两个小时。两条消息以后余婷又在我的聊天对话框里消失了，后来她向我解释道，她通常不会在地铁上回复信息或者接听电话，因为杭州地铁的早高峰，她这个一米五出头的小个子，通常在地铁上是悬空的。回消息那天，余婷踩上地铁后，只能单脚立着，被侧边大妈提的空菜篮子怼着，右腿呈半弯曲状，另一只脚尖微微点地，背后的双肩包被人群胡乱挤得往下坠，自己的脑袋本能地想要与这股来自背后的压力抗衡，不自觉向上仰拽着背后的“重”包，但是脸颊又不受控地几乎要贴到左前方的大高个胸脯上去了。她的双手被牢牢地桎梏在一圈又一圈围叠的羽绒服与包包之间，环绕在浓重的二氧化碳里，动弹不得，她就干脆死死盯着天花板，在口罩背后大口换气。“就像是早起打一场太极，我就在这么推来搡去又严丝合缝之间，从来没有跌倒过。”而十分钟前起床的黎民，这会儿正洗漱完毕准备出门，花十分钟时间到地铁口，再乘两站地铁到达浦东新区新金桥路上海横向最长的单体建筑——H上海研究所。他要比余婷晚十分钟到达单位，但是他还能在地下二层员工食堂吃上一份热乎的早餐然后再走向工位。
毕业于全国高校前五的浙江大学、“00年”出生的黎民，身材瘦小却天资聪颖，小学经历了两次跳级，在2020年、2021年两次考研清华计算机专业落榜后，放弃了去向不错的985院校调剂，迅速转换策略，今年四月他向位于中国科技公司前列的“H集团”投递了自己的第一份简历。
经历三轮面试，6月15日黎民成功入职H集团5G研发部门。11月16日一场转正答辩过后，在二十岁打头的第一年，毕业后的第二年，黎民成为了正式员工，目前基础月薪两万，年薪预估税前四十五万。名校、名企、高薪——这些都是余婷口中反复提到过的，她认为的自己向往中“体面”的学校与工作。2020年前的冬天，还是大四的余婷，辞去了那份学生时期一直向往的“体面”实习——在杭州一家知名会计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辞职时，余婷在这家全国设有十个总部、每个总部下设十个分部、每个分部约几十号人的大型企业，已经实习了整整四个月，几乎贯穿了整个大四上半学年，而距离他转正只还剩两个月。“每天都是完不成的任务，领导还总是骂我，自己不下班非要让我也不下班，真是讨人厌，我不干了。”余婷被骂哭的那一次，是夜里十点半，在单位完成了当天领导交代给他的任务，但碍于领导们还没有下班，于是她开始自己在工位翻看CPA（会计资格证）的资料书，在这家事务所里只有过了CPA才有资格升职加薪，领导发现后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数落了余婷，“骂的很凶，很难听”。“他们给我三天的活我一天就能干好，从来没有出过错，和客户对接也很好，他（领导）自己干活慢，还嫌我干活不积极，骂我笨。”余婷到现在还记得一次和领导出差，领导在高铁上和旁座的一对母女吵了起来，骂对方有妈生没妈养，“但是她自己还插队，数落我笨不知道插队。”后来的余婷才知道，这种所谓的“批评”在办公室里再正常不过，只是“凶”与“更凶”、“难听”和“更难听”的区别。加班又是另一个常态，当初和余婷一起入职的男友留在了这家事务所，“每天不是在出差的路上就是在熬夜敲数据，我吃不消，第二天会偏头痛，状态不好工作质量就更差，他身体素质比我好些，扛得住”，去年四月份转正后，余婷的男友几乎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完成领导当天交代的任务，第二天九点上班时仍旧避不开一顿训斥，“还是一个女领导，骂得更凶”。而这些需要熬夜的任务通常“又难又多”，余婷并不认为这是大学时专业知识储备不扎实所导致，“学校里学的是公式、原理，但是理论和应用之间是要实践的，你只能靠自学，然后量变引起质变，当你每天不睡觉，多琢磨多挨骂，不会也得会了。”余婷原先的这份“体面”工作和黎民的“体面”也不尽相同，余婷和他男朋友每天的熬夜加上疫情“出差风险补贴”一天一百，一个月只能换回至多一万出头的工资，这个薪资只够支撑他们在杭州城西郊区租一个“很差”的房子，一个月2700的租金。但是黎民每天在办公室里敲敲代码、开发几个程序就能有至少两万元的月薪收入，置换的是在上海浦东新区近地铁站一套月租4000的小单间。两种体面之间相同的是，几乎每天夜里的十二点，他们都还在持续工作，一个在新金桥路2222号H集团上海研究所三楼的格子间里从数千上万的代码中反复检查运行漏洞，时常灯火通明；一个在出差的酒店或者出租房里凑数据、做报表，绞尽脑汁。“公司没有要求你加班，任务你下午五点半能完成你也可以五点半就走，但是我目前没那个能力。”黎民说，至于这些任务有没有人、有多少人能在五点半前完成，他也不知道。“很少吧？而且能五点半下班的人，再多留留能做更多的事，升职加薪更快。”
退出“一线”的选择
在余婷辞职回家后，2020年初疫情爆发了。年后，各大院校的春招或延迟、或取消，更多则转为了线上。原本准备回杭州“重启”的余婷，被迫滞留在了出生的小城市，手忙脚乱地开始在网上投递简历，每天要在电脑镜头前反复准备，同时等待多个在线面试/笔试会议，网络空间的交流阻碍了她和面试官之间面对面的“灵动”展示，余婷开始在这种不适与适应间越来越沮丧。“后来想想，外面这么卷，太累了，我还是留在家乡好了。”于是余婷转战备考公务员，详细了解政策之后她又发现自己错过了应届生的国考时间，省考对学历、专业、政治身份有太多限制，而事业单位的报考又需要综合考虑岗位、分数线、报考人数等等，这是一场信息战，还是一场备考战线很长的心理战，最终余婷还是放弃了。四月份疫情稍好些时，余婷参加了当地几个银行的面试，最终拿到了一个offer，满心欢喜准备入职的她，结果却发现对方给的合同竟然只是一个“外包合同工”，和正式编内人员的待遇差距甚远。一气之下，余婷买了北上的火车，在2020年五月回到了杭州。六月她入职了一家小型教育企业，在财务部门做会计，专业对口，月薪5000，每天基本下午六点前就能下班回家，十一点前睡觉，“能好好睡觉以后，我的身体好多了，心情也变好了”。不用再加班熬夜，余婷称这是一种自我主动退回舒适圈的行为。“我以前以为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才智，我能去一个很体面的公司干一个高大上的工作，但是真正尝试以后我发现自己还是不适合那个环境，我觉得那里适合天生争强好胜、抗压能力很好的人去做。”今年上半年，余婷成为了部门的二把手，月薪涨到了7500，自己也带上了实习生，“我带的一个实习生，讲了四五遍都不会，我就想怎么会有这么笨的人啊，还眼高手低，我总跟他讲，人要踏实一点。”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双减”政策的下发，给教培行业踩下一脚急刹车，也让余婷所在的这家从事学科教育、学历培训的教培企业倒了一半。剩下没完全“倒”的一半，余婷说：“家长交了学费，课不可能马上停，现在还在拖着，得一点一点地倒。”目前，余婷在公司业务骤减中，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摸鱼”，“如果不能摸鱼了，我就会跳槽，但摸鱼也是一个很有技巧又很费脑子的事情，你要显得自己工作很多，但实际上工作又不多。”和一年多以前相比，原先锋芒毕露、事事争先的那个女孩，被生活磨去了曾经分明的棱角，但话语之间却又平白添了些原本自己最嗤鼻的戾气、颓靡与愁怨。我问她是否还追求曾经向往的“体面”，她很平淡又似乎无可奈何地回答：“你要承担责任，你自己做的所有选择都要自己承担，没有人替你兜底，你自己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压力小的工作，它必然没那么体面工资也低。”毕业一年半以后，余婷开始愈加清晰地发现，想与做之间通常是不一样的，她仍旧保有对“体面”的想象：抗压能力强，就职于超大型企业，工作交接十分厉害，且拥有一个完美的身材。同时，她承认这份“体面”很难，“我知道怎么能去实现但是我做不到，所以我宁愿选择平庸，这就是差距。”“就做自己能力范围内能够承受的吧，你自己不要眼高手低，踏实一点。”
一些人可以清晰地预见并接纳自己的“退出”，但一些人却是在主动与被动之间，被“安放”在了一线之外，它不可预见，且历经一个自我挣扎与对话的苦痛过程。
2020年前的初冬，正在备战“文物与博物馆”考研的历史专业大四学生拓海，主动给自己按下了暂停键。在这之前，他已经在图书馆持续了整整半年的研究生复习备考。那时候的拓海对自己未来的设想是“大概率在一所985院校念书，改变目前不上不下的学历，摆弄摆弄文物钻研一下考古，都是自己蛮喜欢的东西。”即使没考上研究生，他也认为自己会在杭州或上海的‘大厂’里，有一个自己的工位，每天要乘地铁通勤上下班。十月下旬伴随一次考研真题的模拟训练之后，遭受了分数重击的拓海做出判断，认为自己的复习方向全盘错误，却已经没有时间推倒重来，他一时乱了阵脚，迷茫间他参加了学校很多场就业指导的宣讲会，并找到班主任聊天。老师问他想要什么，拓海想了想觉得现在这个档口，自己就是想要一个“容易上岸又不用太拼的工作”，班主任老师便给他指了三条路：考研；选调生；某政府机关。这个身高一米八却又一度颓然的少年，又直起背走回图书馆，开始了多线并行的战役。“超级刺激！”回忆这段过程，拓海腼腆地咯咯笑，政府机关初试通过后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档案审查进入到笔试环节，那时恰逢考研和选调生结束的十二月末，他觉得自己就要“上岸”985了，兴奋得把笔试缴费这件事忘了个精光。虽说错过了这条路，但很快在元旦前选调生的笔试结果就出来了，入选的名单里赫然印着他的名字，这是拓海意料之外的。2020年一月十号拓海就去到了Z市进行面试，“超级刺激，上午面试，上午出成绩，知道结果以后就马上签协议。”拓海还是嘿嘿地笑。彼时的他陶醉于祖国东海岸小岛的浪漫风情，也沉溺在自己拥有了一份相对“体面”的体制内工作而抑制不住地流露出兴奋。拓海不知道的是，后面迎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他的心情也在感染人数的涨与落之间，走了一趟过山车般的起伏。选调生签约结束回家后，拓海反复思量，又觉着自己显然是冲动了，限定的体制内、闭塞的小岛与枯燥的未来似乎都与自己“原本”的设定相去甚远，“Z市太偏了，去杭州闯一闯，离家近、经济发达，多少发展的好机会。”父母在他耳边不停地唠叨，拓海自己也开始了纠结。在余婷准备线上春招面试的同时，拓海也开始了不停的简历投递，他要逃离，他要奔赴“大厂”。“只要稳定就好，事业编有保障，稳定是最重要的，稳定就好。”拓海的这个边远地区稳定的“选调生”工作又成为了家里的香饽饽，他的家人，包括拓海自己也没再逼着他“去杭州闯一闯”。在疫情大环境的影响下，为了稳就业、保就业、扩大就业，2020年国考招录公务员24128人，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幅高达67%，同时多地也扩大了公务员省考招录人数。而这一年，根据各地公开的“2020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报告”，相比往年，2020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平均下降近5%，而公务员招录比从19年的52:1，增至2020年的85:1，2021年的92:1。拓海的同届同学韩雪从2020年6月份的甘肃省考、12月份的国考再走到今年5月份的省考，历经三次考试，在家与考试地之间往返，租房、“公务员辅导班”……前后一年时间，除去生活费家里零零种种给了五万多块钱，“全部砸在了这上面”。反复失败、沮丧、放弃，在家人经济与精神的双重支撑下，韩雪在今年5月终于“上岸”甘肃省一个地级市的宣传部门，进入体制内，得到了一个“安稳而体面”的工作，家里人高兴坏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感觉身边人在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了。” 大三下学期宿舍同学都忙着备战考研，韩雪也开始跟着复习，“状态不好，就看了三个月书看不进去”，放弃考研的她又转而开始在学校附近找实习，中途换了两次工作，也一个人搬了两次家。2020年初社交网络上陆续出现疑似肺炎传染病病毒的信息，公司提前放年假，韩雪赶紧买上机票，在爆发前回到了甘肃老家，“如果不是疫情，我应该已经工作两年了。”封城的几个月里，家人觉着到处都不安全，而公务员待遇好、工资高又稳定，也不愿看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在外奔波，要全力支持她考公，在家无所事事的韩雪便稀里糊涂地开始了之后为期一年的“考试”。“这一年很糟糕，就业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工资又很低，考公又没考上。”韩雪的同班同学文芳没有拓海的幸运，也没能和韩雪一样在经历波折后最终“上岸”。2020年前后，文芳参加的国考、省考、选调生、事业单位考试不下五次，最好的一次成绩停留在进入面试。她没有像韩雪那样报辅导班，公务员辅导班一次费用不低于两万，学费贷款的她家里没有这个条件“砸钱”支持。反复失败之后，文芳在大学的城市随便找了一份互联网工作希望暂时安定下来，先还上大学四年的学费贷款。2021年初听说杭州的人才引进政策面向本科生补贴两万元，两万元可以还上文芳学费贷款的三分之二。刚工作满三个月即将转正的她为了这两万元，又辞职来到了杭州。拿到补贴的文芳还来不及高兴，就得知新入职的公司因为面临破产已经发不出工资了，部门里的同事在三个月里陆续离开，文芳也草草离职。
第六届（济南）电子商务产业博览会暨2020泉城电商大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经过网络上的一番搜寻，跨境电商的流量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却指数级暴增，于是文芳判断“跨境电商”是一片新的蓝海，而且不需要相关工作经验，同时为了社保不断缴，只面试了两家后文芳便迅速入职，这是她毕业后的第三份工作。入职后的文芳并没有拿到网络上吹捧的“高提成”，作为新员工的她被安排了“末流”的面向北美站汽车零部件的网络营销，不懂产品、销量少、利润低让文芳的业绩几乎月月垫底，文芳的老板经常拍拍她肩膀鼓励她，但是每周例会，老板又总感慨：“2020年和2021年真是一个天，一个地。”直播、电商、跨境……无数人在2020年疫情中看到了这片“足不出户”便能经营得风生水起的蓝海，争先恐后地加入，随着疫情好转，跨境电商的买方热度散去，但卖家持续加入，蓝海又成为了红海。学历成为毕业后文芳、拓海、韩雪和余婷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学历一边限制了他们，一边又欺骗了她们。一段时间里“3000块钱你可能雇不来农民工，但你却可以雇来一个大学生”的段子在算法个性化推荐系统加持下，持续出现在他们的社交网络中，被谈论、被调侃。余婷所在的部门里，除了她以外全部都是专科生，她向我嘟囔到：“我现在也在想自己以前为什么这么努力考一本的学校，我读一个专科也是一样的啊。”这样的感慨也在文芳的话语间流露：“我有一个同学，学财务的，工作不痛快就去工厂了，她觉得读了这么多年书一个大学生出来，工资还不如人家工厂里的女工，结果去了以后又发现被骗了。”
余婷的男朋友因为要经常出差，一个月里几乎很少有日子回到他们的出租房里，即使回家，也经常是熬夜干任务，干完赶第二天的早班飞机继续出差。“三四点才睡，五六点就要起床赶飞机出差，命都不是命啊。”每个凌晨两三点男友领导给男友打电话布置工作的夜里，余婷都感到压抑而痛苦，即便是过春节事务所也要忙工作，完全排不出任何时间缝隙陪家人。余婷觉着就像是自己在加班工作。“真的很窒息，为了一点点钱，就要搏命，我劝他辞职，他又不肯。”两周前，余婷男友的单位组织团建，去海南休假一周，忙了一年没出门的余婷对此很心动，想请年假，以家属的身份跟着去旅游，家属需要自费，“这样七八千就没了，他死活不同意我去”，这趟海南之旅最终还是成了空想。“虽然我有了工资，但是钱一分不敢花。”而余婷的这些崩溃和劝阻在男友看来则是“工作太轻松发神经”，余婷的男友坚持留在杭州，要在这座繁华的城市攒钱买房、结婚，拒绝回到经济落后的老家。这群孤身奋斗在一线或新一线的年轻人，都害怕这“用命搏来”的生活，像石头扔进深井，得不到任何回应。余婷身边的同事们，95年、96年甚至是90年出生的，很多都表示目前压根不考虑结婚谈恋爱，他们都觉得压力太大了，不如一个人生活。“没钱，大家都没钱，感觉就是糊下口吧。”余婷不是没有考虑过结婚、生孩子、买房，但单单哪怕只是稍稍想想，她就足够心烦，在杭州花光她和男友两家人目前所有的积蓄都没有办法攒一个首付。“花光所有还不如租房子，但是租房子又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小孩就不能上学，只能让他们回老家上学，那他们就成为留守儿童，那我为什么还要这么打拼呢？但是我男朋友坚持，最后我也只能放任他们在老家念书，在大城市一个幼儿园学费就要七八千，还要生活费，小学私立一个学期至少三万，公立又进不去，杭州的公立小学还要幼小衔接入学测试，我同事的小孩面试都没通过，要求这么点大的孩子一口气跳绳过十个，会二十以内的加减法，语文要求看图说话，在大城市培养一个孩子多费钱啊……”很长一段唏嘘后，她又说：所有的这些都没有办法用理智权衡出一个十全十美的结论，对话到这里，戛然而止。余婷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然后我的手机屏幕显示“对方结束通话”，我以为她有事要忙，一个小时后，夜里十一点多钟我微信询问她为何挂断电话，于是有了开头，第二天一早的两条信息回复。
前段时间余婷把自己社交媒体账号的空间动态设置为了“摸鱼纠结史”，每天得过且过着，下班后，她喜欢在路边的椅子上坐一会，“消化一些情绪，看看来往行人，就挺好的”。“虽然现实很残酷，但是要学会自己承受这种压力，这样自己就慢慢长大了。如果你觉得生活很幸福，肯定是有人帮我们承担了压力。”如今余婷将这份压力坦然地交给了执意要留在杭州的男友。“现在连买一包零食都要考虑很久很久。”在Z市当公务员的拓海也因为买房，从大学时每天的胡吃海喝、穿鞋必买AJ（售价平均在1000元以上），变成了如今每个月精打细算后，仍旧分文不剩的月光族。去年由于疫情，拓海的选调生入职推迟了整整两个月，八月份入职后参加了一次选调培训，拓海正式成为Z市某乡镇的一名公务员，他说这座小岛把它“限制”住了，也因着这一“限制”，拓海领先了他许多同班同学，早早稳定了下来，也因着这一“限制”，拓海的父母从家乡驱车到Z市，张罗着给他买房。拓海依旧用“超级刺激”形容他买房的决定，简单走访后他在Z市中心均价两万一平的地界，选中了一套150平米的精装修商品房，父母豪爽地垫了首付，到贷款合同签约时，拓海才发觉自己实在是年少不谙世事，因为接下来他将面临每月9000余元的房贷，为期三十年。父亲临别时拍了拍拓海的肩膀说：“年轻人，没事儿，攒攒就有了。”今年五月，经人介绍后拓海认识了小他一届的同校学妹，在离Z市一海之隔的县城当老师，刚考上编制，两人关系迅速发展，对方父母在得知拓海的工作之后，经历了一番拉锯，还是拗不过女儿，默许了这段异地的恋爱，并最终同意女儿重新考Z市的编制。而拓海目前月薪九千不到，父母每个月定时给他打一笔钱，“不多，每月接济我四千”，每半个月他要乘轮渡和女友约会，为了方便今年十月他又贷款买了辆小汽车，每月贷款3000余元，几乎每月是入不敷出的他目前只能暂时消耗着大学时积攒下来的一共四五万元的生活费和兼职工资。眼见这笔“存款”年底就要掏空了，拓海说现在就等着年终奖衔接上这个空缺。“回头想想，买房相当于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逼自己攒钱。”拓海兴奋地和我说，等女朋友考到舟山，他们就结婚，他现在在攒结婚的钱。关于买房这件事情，是文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没准混几年就回家去了”。而黎民则做了一个规划，在目前的岗位上，五年就能在上海攒下一套首付。但是否留在上海，黎民表示可能还会考虑再战清华，就和当时第一次来上海就被这座魔都吸引一样，最高学府同样对他有着某种魔力，“所以边走边看吧”。对于在甘肃每个月月薪3700元的韩雪来说，她认为自己仍旧没有脱离“女儿”的身份，还处于被保护的状态，和上大学时几乎没有区别，她目前住的是单位附近父母在她入职前便已早早帮她租好并且付了一年房租的出租房。即使每天都在单位吃饭，韩雪依然每个月月入为负，从一周三四天的逛街和同事吃饭（韩雪将之定义为“人际开销”）到每个月女孩子的化妆品、衣服以及偶尔给家里买东西，“工资也还是不怎么够花，基本月光，还欠花呗”。经历了三次“大考”上岸的韩雪认为：“现在我的生活就是在往一个正轨的方向走，挺有希望的，小城市生活，自己长得还不错。有多少钱就多少钱，能多开心就多开心（因为前面都太压抑了），就先挥霍着吧。”单位里每周都有领导积极地给这个面容姣好的漂亮女孩说亲，韩雪计划明年八月转正后再开始攒钱，买一套单身公寓，让自己更有身价一些。
毕业时，二十一二岁的我们意气风发，我们高歌梦想，渴望远方，我们明知前路道阻且长却不惧风雨，我们坚信不闯荡的人生不是完满的人生。于是我们轻装上阵，舟行中至，才发现不是我们泛不起惊涛骇浪，而是对岸水流湍急，遥不可及，逐渐心生惧意。梦想的舟便在迷惘中失了方向，此岸回不去，彼岸不可达……2021年8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和人社部联手明确指出：“996”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上限的规定，9月10日，人社部又联合四个部门对阿里巴巴、腾讯等十家头部平台企业开展俩呢行政指导，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余婷所在的教培公司本就处于风口浪尖，开始收敛，单位很少再加班。周一下午六点过十分，余婷出了地铁站，由于天太冷，她在家附近的洗发店洗了个头，回家煮了一锅螺蛳粉，她在电话里滋溜地嗦粉，一边回复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决定，我现在的认知还不足以支撑我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边走边看吧，如果结婚都还没钱应该自然就回去了。”但是余婷男友所在的事务所、黎民所在的“大厂”，仍旧没有停下步伐。领导的批评、持续到深夜的加班、无数处蔓延挤占进生活里的工作，就如这病毒，让这帮年轻人几近窒息。但黎民心境平和，他认为自己天生乐观，尤其在中学时经历父亲意外离世的巨大苦痛后，他觉得此后没有什么事是“大”事了，他能够很快就从那种短暂的难过和失落情绪中调整过来。在回出租屋的地铁上，短暂的十分钟里，由于信号不好，他这个瘦小的身子在拥挤的人群中，右手扶着地铁入门的把手，左手高高举起手机，问我声音有没有更清楚些。他和我聊起科幻小说对于他心态的影响，推荐我去看一看《三体》，“你描述的这些现实，这些挫败、转折，和《三体》里广袤无垠的宇宙相比，人类很渺小，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