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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的音符,还在叙说着片刻的光阴 | 旧地上海

袁嘉璐 姚文嘉 湃客工坊 2022-07-12

采访并文 / 袁嘉璐 姚文嘉

编辑 / 林子尧

剪辑 / 丁祺尧

2022年春天,上海因疫情按下了暂停键。在过去两个多月的日子里,我们重新凝视着这座城市,回想着曾经置身其中的路,未曾发觉曾经平常的感受竟如此珍贵。经历了隔离的日子,我们终于重新行走在这片土地上。周遭一切恍惚得不真实,熟悉又陌生。也许,我们未曾真正认识过这座城市。

“旧地上海”是澎湃镜相与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两所高校的中文系同学联合开展的城市写作计划,旨在深入探索上海小众的角落,理解在这座城市边缘的普通人生活。
烟火,人间
冬日渐短,聚丰园路上的千家灯火掩映夜色渐长,日脚刚垂过了地平面,这里更是喧哗,聚丰园路西头的黑街里,到了傍晚时分方才焕发街巷独有的生命力,锅碗瓢盆翻炒着酸甜苦辣,将人间百味演绎得热火朝天。在这边,一条不惹眼、不知名的河流从南边的桥下横亘流过,干练而生硬地将东西向的聚丰园路从西边这头截断,再继续向前缓缓翻涌,不知谁的生命也曾蜿蜒斗折,最终归于平静。
拥挤的黑街与不知名的河水之间,围起一处宽阔的平台,萨克斯乐手在这里临河奏乐,让它倒像是天然的舞台,台上夜夜笙歌,台下煎炒焖炸,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略显奢侈地演奏人间至欢。但实际上,这篇舞台身处寸土寸金之地,却看不出一丝摩登范,一道黑水,一条黑街,一纵列灰扑扑的楼宇与水泥地砖被雨线划出痕迹,在红橙黄绿的灯光中浸泡着,与纸上的油渍别无二致,给上海精致的颜面上开出一处细细的疤痕。杜老师说,他们初次来到这里时,也不觉得这里像是记忆中的上海。

聚丰园路

一期,一会
杜老师和他的老朋友们都是八十岁高龄,腿脚还十分灵便,习惯在每晚七点钟到八点钟,不约而同地来到河边的平台上散步、聊天,或早或晚无需商榷或事先约定,一切随心所欲,不需约束。李老师则说,他们正是享受着社会主义带给他们福利的时候,往事如烟,数位老师年过八旬,偶尔来这里散散步,打打太极,简单而重复的生活,成为忙碌中的年轻人羡慕的对象。
问起几位老师的身份,原本都是社区合唱团的成员,“我们的合唱队是附近的街道里——祁连新村的社区服务中心办的。我们是学林苑合唱队的。”毛老师和我们细说着,在上海,几乎每个小区都有自己的合唱队,一条聚丰园路里,就有多个合唱队星星点点地散在居民之间。
而2019年新冠疫情的爆发,迫使合唱团的日程活动按下了暂停键。疫情前,他们还能到河流对面的上海大学里散散步,秋季也能欣赏到菊花节,如今的活动只局限于这处黑街旁的平台上。“我们呢,天南地北,从党的政策、社会现象,到小区里的生活,老年人的生活,无话不谈,正能量的多,负能量的也有,但少。”毛老师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若有一些不满的情绪,不过充当笑谈,要说起对这里不满意之处,还要思索许久,才能提出诸如“自行车摆放太乱”,“以前的河水不太干净”之类。
世事变迁太快,大多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转变,还是一两年前,这条河被污染得一塌糊涂,河面上浮着一层打着旋儿的油膜,鱼味和臭味混成一股,凝成绿色,堵在水体里,两年后的今天,有了河长制,这一方小天地才有了改善,以前老师们要走进上大的校园里才看得到的白鹭,现如今也愿意衔着远方的佳话,到这边的河流旁栖息了。
在聚丰园路西边的这处舞台上,人们已经习惯了在每晚六点左右,听到河边传来悠扬的萨克斯乐声。
同行的李老师介绍说,毛老师、杜老师“都是文艺界的,唱歌、电子琴、唱歌,手风琴,吹笛子,都会。”文革时期,身边天天有拉着手风琴唱歌的人,十几岁的毛老师在红歌的浸染下,也就渐渐学会了一手本领。“我小的时候,家门口经常有拉手风琴、小提琴的人路过,他们一边走一边奏乐,我听了几年下来,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吹拉弹奏。”毛老师说起年轻的时候,他还是一名工人,业余时间进了工人乐团,接受培训和团建。六年前来到聚丰园路后,继续保持对音乐的热爱,时常参加社区的纳凉晚会,也报名进老年大学参加合唱比赛。
“这是艺术,学了有好处没坏处。学会乐器就是要同时控制两只手,控制一个手容易,控制两个手就不容易了。”2009年,几所高校举办合唱团比赛,上海大学派了一个合唱队去一边汇演一边进行比赛,毛老师就在其中。比赛就在上海市音乐学院举行,这是他曾经从没有踏入过的音乐厅,典雅大方,美轮美奂,墙上挂着的画像,都是一代音乐名家,贺绿汀、周晓燕、丁山德,目光灼灼,英姿犹在。他站在舞台上,与众人一同齐唱《今天是你的生日》,《咱当兵的人》,音乐是能够寄存记忆的美丽之物,歌声回荡在大厅中,音符碰撞在名家画像所在的墙壁上,又弹射回来,交响奏鸣着,就谱写出了毛老师终身难忘的一段经历,回想起这段经历时,他哼唱了两句,似乎又回到了那一处典雅之地,“这个音乐厅里面我终身不会忘记的,曾经我想去但去不了,到了快80岁了,还能靠参加老年大学的合唱,去一次音乐学院,还能和朋友们一同在台上唱歌,多开心的一件事!哦——这让我终身难忘!虽然只唱了两首歌,但我们不管最后的名次,也不管得了多少分。我去过了一辈子都期待着的音乐学院,这份经历才是最重要的。”
经历是最重要的,坎坷也好,平坦大道也好,都积淀为一缕清风,几丝银发,往事不重提,几位朋友之间,重视的是今朝的完满与太平。

河边吹奏萨克斯的老人

生离,死别
毛老师说:“我们这辈人是非常艰苦的!”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实则正是新社会起步的阶段,曾经的贫穷,困境,是生活在新世纪暖房中的人们永远无法感同身受的,同行的李老师发表了他的沧桑感慨,他年轻的时候几度离家,几度拥有了家,又几度离开,人生的步履走走停停,总是徘徊在家门外。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这一指示成为了当时的青年无法摆脱的转折点,河边的小团队里,李老师,鲍老师就是上山下乡的一份子,杜老师则是远赴兰州,做支边建设,到了八十岁,几位老人的人生轨迹才在聚丰园路这里重叠在一起。
李老师曾经生长在上海的老闸北,18岁下放到江西农村,日常的生活仅有做农活挣工分,唯一被当作娱乐的项目则是以物换物——以带过去的上海物资,换农村的吃食玩意儿。从上海到了乡下去,青年们开始做饭,上山砍柴,挣工分,天不亮就起床到田里做农活,过了两个小时再回来吃早饭,早饭过后又去田里,挑淤泥,赤着脚耘田,午饭过后,下午仍是如此。耘田即是光着脚把泥土搅松,李老师习惯站在长椅边,这次,他抬起一只腿用力画小圈,演示了耘田的过程。田里的水蛭、蚂蝗总会猖狂地叮在人腿上吸血,单靠拔是拔不下来的,要在腿上一拍,“啪嗒”一声——就掉下来了。收工的时候,村子里的孩子能回到亲人身边,物资匮乏,却还有家人做的热腾腾的饭菜等着他们,知青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晚上烧一大锅饭,泉水舀一勺,就往碗里倒,撒些盐花,哗啦哗啦搅拌着就灌进肚子里,从田里回来,大多时候连腿上的泥巴也没有精力去洗掉,和着泥土与衣服就倒在了床榻上,一夜待天明。归途何在,人们不敢细细思量,也无法心怀希冀,只知道知青下乡,大有作为,切不可万事蹉跎。“你怎么敢想着回来,要在那里干一辈子的!”
“这些经历,你们现在听起来只当听故事了。”游子思归,切肤之痛,已经没入时间的洪流中,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千帆过尽,逝者如斯,大浪淘沙一般的,时间为人们留下的更是回忆与阅历。两年后,国家挑选优秀青年进厂工作,李老师便成为了公社里第一个进化肥厂工作的人,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会在农村生活多久,不知道能否回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工作,问起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则是:
“快让我进厂吧!”
“我做过的工作多了,”他说,“最基础的修理工,当班长,当车间主任,当厂长助理,一直做到干部。我也常常出差,去全国各地旅游,所以四川话、江西话,什么地方的话我都能来两句!还是经历的多,社会经验就丰富了,人也老了。”说罢,李老师爽朗地笑起来,话音里突出一“老”字,我却仍觉得眼前站着的是精神矍铄的少年。
李老师在江西工作,定居,组建家庭。他的儿子在江西出生、上学,一段时间后,有了知青子女可以回乡的政策,儿子就一人回到了上海,和奶奶一起住,直到改革开放后,李老师所在的工厂倒闭,他才回来。父子分隔两地的时候,只能用通信的方式交流,家信值千金,那时候才懂得什么叫鸿雁传书。
“我写信到上海,在上海的亲人收到后还要再看,看完以后再回信,这么一来一往,十天半个月的都是正常。不像现在手机一拿出来,播出视频,我们连对面的人长什么样了都知道……有一次,我的孩子在上海摔了一跤,嘴唇这里——”他指着嘴角的一处说着,“——这里摔破了,我哥哥给我写了信,寄来的信上面画了一个小人的小嘴,又在小嘴上面画了个小缺口,旁边写着:‘缝了两针’,那种心情我到现在还记得。”李老师曾经对儿子很严格,也相信过棍棒下面出孝子,但儿子真出了什么事,当年的他只能面对着一封连照片都没有的信件干着急。
“儿子从小给我打个厉害!我儿子长到17岁的时候我才回了上海,回去之后他都跟我一样高了。他和我说:‘我们能不能像男人和男人一样对话!’”讲到这里,他又爽朗地笑起来,“我就说,可以啊!从那以后就从来没有打过他了,直到现在,我儿子四十多岁,我们还像朋友一样沟通,无话不谈。”现在,李老师的儿子儿媳妇两个人都是设计师,他们自己买房,结婚,不用老人操心。
回到上海后,到了1997年,闸北区开始动迁改造,时代在向前发展着,上海的中心在不断扩大,曾经拥挤着平房的老闸北,总要被整理出一副上海模样,李老师便离开闸北,跟随整体动迁的政策,搬到了四处都是农田与荒地的宝山,不似中心那样体面,然而能为新上海人、沪漂人群提供些许熟悉感。
走过起伏的一生,老师们练就一副好心态,李老师经常说:“没有什么苦是我们受不了的。多经历一点困难,就没什么过不去的坎,遇到困难就要想一想:‘我认识一个爷爷,人家那个时候一年就这样吃饭的——撒点盐花,倒点井水,伴着咽下肚;这么小的时候,就到田里面去过这样的生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
说到这里时,几位老师催促他“下课”,他又爽朗地笑起来,笑声如泉水一般涌出来:“没有什么课!我的理论是——跟年轻人在一起我也会一直年轻!”几位老师留下几个背影,在灯光里,互相推搡着走远,黑色的剪影如故,白发之下,还是少年。

河边吹奏萨克斯的老人
鲍老师说他想回到插队下放的农村,今年回去了一趟,已经是第四次了。有些故人或许生疏了几分,但人在,当年的记忆还在,和农民之间的情谊便有了存在过的证明,是忘不掉的。
农民淳朴,从来没做过占人便宜或者在背后使坏的事,鲍老师做为知青下乡的时候,没有吃的,就受邀到农民家里去吃饭,“他们也没有吃的啊。”鲍老师感叹着说。除了农民,鲍老师与一位地主的儿子结交颇深,当时的年代里,给地主的后代戴帽子不稀奇,他的父亲是地主,出身不好,可惜可惜,毕竟他自己又不是要自愿做地主的。
同在一个村庄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村庄里的人都或多或少带些担忧害怕的情绪,都不愿意和地主家的儿子接近的。鲍老师只上过小学,但对文化怀着一腔热忱,地主家里条件好,读过书,有文化,两个人同属一个生产队,干活的时候偶然相识,谈谈历史,聊着聊着就熟络了起来。地主儿子也可怜,好在父母过世后,他还是个小孩子,没有受过批斗,直到现在也在好好生活着。
“2017年,我到他家里去玩,他儿子留在了北京部队,以及在北京安家落户了,他的命运和他爸爸的就又不一样了啊。”
鲍老师回忆起他的经历,平时并无特殊的大事发生,干活聊天睡觉,也没有别的活动,即使有什么消息,也传不到那里。乡野生活劳苦,平静,环境却也闭塞。
几十年前的新客站,鲍老师带着少许行囊踏进下乡的队伍里,与众多知青一样,不知前程,不知归处,糊里糊涂地上车,什么都不知道。他走的那一天,整个火车站人山人海,摩肩擦踵,人挤着人来送家里的孩子,火车出发前三分钟会打铃,铃拉响的一瞬间,整个广场的人都哭了起来了,哭声震天动地,几里路以外都听得到,站台下的父母眼睁睁得看着列车轰鸣着远去,那时候都不知道怎样才能相互取得联系。列车行驶的路上,时不时有女孩子哭出声,他望向车窗外,目之所急,土地是红的,山也是红的,荒山野岭里,三三两两的小孩子,打着赤脚,下雨天还赤膊趴在车厢上,脚踩着红泥巴,纷纷接着知青扔下去的饼干吃。

鲍老师口中的平静年代中,爆发过疟疾,饥饿,疾病,如天要降下惩处一般折磨百姓。“在最热的天,我穿了个棉袄,在太阳底下坐着还是冷得发抖,多亏了邻里乡亲守望相助,我才活下来。那是蚊子引起的,叫疟疾。农村条件差,比较落后原始,也有18岁的大姑娘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脸上没有血色,只会呆呆地张望着四周。”聚丰园路这头拥挤的街道里,一字一句的生死话题被刺耳的鸣笛,人声鼎沸,机器轰鸣淹没,如几张脆生生的薄纸,被冰冷的空气挤成碎片,顺着河流散去。谈话结束后,鲍老师扶了扶红色羊毛帽子,与我们互相道别,走进了阑珊灯火里。

陈事,新生
90年代,上海各地实施集体动迁的计划,合唱团中,李老师曾经居住的老闸北、杜老师居住过的城隍庙、鲍老师居住过的新客站,在反抗和支持这两种立场鲜明的声音中被利落地改建,上海这座体面的城市要向前走,就要慢慢地抹除一切有关“脏乱差”的记忆。
在过去,李老师在老闸北的旧家附近常常交通堵塞,拥挤不堪,“在我记忆里,老百姓住的还都是平房,夏天的时候,弄堂里有一股人味,冬天还要架起火炉烧炭。平时还要倒泔水什么的,不像现在家家户户装了马桶。”鲍老师曾在新客站附近,有时候晚上睡觉会听到铁轨震动的声音。杜老师小时候在城隍庙旁边住,他们家是一处几平方米的小屋的租户,爸爸妈妈哥哥弟弟一家七口,却只有一张床,吃饭睡觉都在同一个房间里,人小的时候不觉得很挤,只知道天天出去扔沙包滚铁圈,如今回忆起来才觉得逼仄局促。

夜晚的聚丰园路
几位老师从天南海北走到了一起,人生的轨迹在上海乃至全国各地划出一道道人生的弧线,而在聚丰园路这里形成交点。刚到聚丰园路的时候,上海大学还没有建好,自然也没有沃尔玛超市,周围是绵延的田地,21世纪初,这片田地上生长起一簇簇楼宇,大学的建成伴随着小吃街的诞生,聚丰园路变得红火起来,逐渐成为今天河边黑街的这副模样。但城市的中心仍然在扩展,2021年12月,街角的沃尔玛超市在居民们的注视下被绿色的安全网层层围起,据说来年5月份,旧的沃尔玛将蜕变成山姆超市,对面的菜市场被改建成超市附属的停车场这一计划也被提上日程。聚丰园路某小区的老阿姨对此十分期待:“到了明年,我们想买什么都能买到了。”与此同时,菜市场的阿姨一边递给顾客三只咸鸭蛋,一边查看收付款记录,说:“这里的菜市场要是拆掉了,我们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了。”合唱团的成员们则从山姆超市开始追忆起曾经的聚丰园路,在几位老人的眼里,聚丰园路也在追求着城市街道的体面,曾经小商小贩沿街摆摊卖菜,马路上零散着菜叶子,碎鸡蛋,参与早市和夜市的人们发出嘈杂的声音,纷纷扰扰。后来,商贩店主们的气场在城市改建的声音中大打折扣,人们或陆陆续续地离开,不知去向何处,或走进菜市场争得一小片摊位,在高租金的逼近下忙碌着各自的营生。毛老师的记忆中,沃尔玛旁边的角落里有一个钉鞋的裁缝,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他的身影。裁缝铺或是配钥匙匠人不知是否还存在,还是隐匿在了更深更偏僻的城市角落之中。
过去的煤炉,砖墙,棚户大多销声匿迹,城市在发展着,扩大它的中心,终将抹平城市的缝隙,缝隙中的人群辗转,盘旋,在聚丰园路落了脚,休养生息,人们如四面八方的雪花一般,积聚在了一处东西走向的聚丰园路中,各自凝结成为一种形状,簇拥在一处,犹有温度。曾经的少年,在奔波流离中,也终得一隅,每晚相聚相离时,几位老人在灯光下活跃的剪影,还透着少年的气息,河边,萨克斯的音符,还在叙说着片刻的光阴。
不过,一切犹在生长,万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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