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迁徙—艺术村的都市游牧

艺术村的都市游牧

被迫迁徙

作者|王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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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艾未未引用他父亲艾青的诗句，来反映北京东北郊生机勃勃的城中村和艺术社区——草场地的惊人生长。《The Village that Art Built | BLOUIN ARTINFO,2010》

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如果你吃到一个鸡蛋，觉得好吃，你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这句话放在艺术界可能不太行得通，艺术家本身与它们的艺术作品几乎同等重要，一件没有作者的艺术作品会失去很多的魅力。如果我们这种艺术的概念放大到城市的尺度，那么美术馆、画廊这些呈放艺术品的空间，应该也和艺术家们居住的空间同样重要。

不同的是，城市里的美术馆一旦建立起来，那么几十年都不会改变，甚至几百年都会留存下来，卢浮宫还是那个卢浮宫，大都会还是那个大都会。但是在全世界艺术家集中的大都市中，艺术家居住的区域都在不断地改变着，不单是每一个艺术家，而是一整个群体在城市中迁徙，从巴比松到蒙马特再到左岸，从SOHO到切尔西再到威廉斯堡，无论是在巴黎还是纽约还是伦敦，艺术区都难以逃脱迁徙的命运。这么看来，北京艺术区的迁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看似只是在重复西方大都市曾经或是现在的轨迹，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一样，北京的艺术区似乎又呈现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态——欧美的艺术区是溶解在城市之中的，而北京的艺术村似乎是一片群岛，在城市的东北角游离开来。

“在北美和欧洲的想象中，艺术家们都住在市中心年代较久的工人阶级或工业生活区。在北京，他们却住在城市边缘的村庄里。跟北美那些新兴的正使市中心更加雅致的创意集群不一样，在北京凸现的文化地缘却是高度驱散的，倒转了对正常文化空间之构成的先入之见。”

——《反转文化地图：北京创意生产的外围地理》艾德里安·布莱克维尔Adrian BLACKWELL

北京艺术区的地理位置分布图

纵观北京的艺术村从诞生之初到现在，它的发展历史可以看作是一部被流放的历史，并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产生了的不同形态。从圆明园画家村到宋庄、798，再到现在的黑桥村、草场地，艺术村演变主要经历三个阶段：

在城市边缘的涌现; 

迁徙到城市远郊;

回归城乡结合部。

回到80年代中期，那时候的大山子和圆明园都已经算是北京郊区，城市边缘地带。在这两个村庄里，先后涌入了大量的艺术家，便造就了圆明园画家村和东村的诞生。从政策原因上来看，这两个艺术村的出现与1986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项规定使得就业的固定性和稳定性大为减弱，同时使得人员的流动和迁移变为可能。从地理上来看，圆明园画家村的兴起和北大，清华，圆明园等文化地标距离十分近，而且在作为第一代自由职业者的艺术家眼中，可能高校食堂澡堂是提供基本生活的保障，同时高校里的活动也可以丰富艺术工作者的业余生活。与其说艺术村是自发形成的，不如说是制度的真空而造就的临时填充物。

这两个村落的出名，还是得益于曾经生活在那里的艺术家后来的声名远扬，给这两个村落给予了回顾式的关注。可惜这两个村庄的生命是短暂的，在1995年前后，政府以非法居留的名义驱逐了这两个画家村的艺术家们。但是真正原因不言自明，这两个地方是一个不安定的符号，越多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就意味者越多的麻烦，北大学者于长江在回答《新闻周刊》问“圆明园何以终结”的问题时说：

“因为在圆明园画家村之前，中国的社会，在制度设计上没有为这么一批人考虑过，当时我们社会的假设是，根本不存在这些人。”

这样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不安定的因素，所以要在它发展壮大之前将它攻破。艺术村在当时的背景下，是第一次将非计划的产物带入了这个曾经的计划经济国家，在人员，资源，和制度的设计上，都没有过先例。曾经的文艺工作者是为国家服务的，但是在市场还不能完全把他们容纳的时候，他们的先锋思想也许会让共和国紧张。

这应该算是艺术家在历史上的第一次迁徙：由于画家村的出现相当于一个风向标的存在，吸引了全国各地无数的艺术家前往，形成了一个艺术家的乌托邦，据说人数最多的时候有400名艺术家居住在那里。在《流浪北京》这部电影中，就讲述了几位年轻艺术家在圆明园画家村的生活，尽管这个村子的物质条件并不乐观，但是对于艺术家们来说，它的象征意味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世外桃源，一个中国的巴比松，一个艺术的延安圣地。当年由画家王秋人执笔的《圆明园艺术村自由艺术家宣言》，曾经这样写道：“黎明前的地平线上的曙光已慢慢升起，照耀在我们的精神之路上。一种新的生存形式已在华夏大地上的古老而残败的园林上确立!”现在看来，这样的城市有机体的虽然在狂欢中出生了，但是也开始了注定伴随一生的跌宕命运。

在圆明园被攻破之后，许多艺术家开始了第二次的迁徙。圆明园和东村在当时属于城市边缘，现在已经是中心地段了。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昌平和宋庄以及其他北京城郊的村镇里，随着几位知名艺术家的带领，以及当地政府的支持，宋庄也在这20年间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名艺术家。由于暂时没有城市化的困扰，宋庄这样的艺术村似乎形成了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艺术村，一个脱离了城市的艺术聚落，然而这样声名显赫的村庄的扩张也避免不了政府的干预。在2012年，Sasaki事务所受宋庄政府委托设计了宋庄艺术与农业城的规划，毫无意外还是一个自上而下先入为主式的城市规划方案：不同艺术职能分区，不可或缺的商业街还有所谓的城市农场。这样的规划方案一旦推行，宋庄是否还能汇聚更多的艺术家，或是汇聚更多的楼盘呢?

“包括从798，从历史上来说，艺术家始终充当着一个前行者、冒险家、开拓者的角色。所以这块地炒熟了，因为艺术家的介入热起来了，差不多艺术家也该走了，或者说是去开发另外一块地了。”——黄敏

大约从2005年左右，中国艺术品市场开始火爆起来，大量的西方资本进入了中国艺术品市场，艺术机构和艺术家们都获得了经济上的补给。在以往的印象中，艺术家总是一个需要多年的积累与磨练，承受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的压力的职业，可是从05年开始，艺术家突然变成了一个可以赚钱的工作了。这个质的转变，使得艺术家这个职业变得空前火热起来，越来越多的艺术院校毕业生可以继续从事他们所学习的行业，许多迫于生计而转行的艺术家们也可以回归他们的本行，或者曾经在自己家中创作的艺术家也可以换一间宽敞的工作室了。但是当务之急，他们需要一件工作室，不仅要有足够的空间、光线，最好还能有一个艺术的氛围，能与其他艺术家交流。他们把目光放在了北京东北方向的村庄上，在数年之间，艺术家工作室在这些荒凉的土地上拔地而起，成为了第一代探索郊区的城市居民们。东营，创意正阳，008国际，索家村，费家村，将府，奶子房等艺术村在这样淘金热的浪潮中纷纷诞生，开始了它们短暂的生命。

艺术村的社区性和它的工作性几乎同等重要，在我接触的为数不多的生活在艺术村的人来说，艺术村的独特在于它在提供一个宽敞的工作空间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场所——对一般的居住区而言，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现代的城市中社区的概念已经被新的住宅模式所淹没，在过去的集体所有制住宅和历史老街区中或许还存在着一定的社区性，但是也由于近二十年来的大量人口迁徙，社区的概念变得越来越薄弱。人口密度的提升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让社区在现代城市中逐渐失去了落脚点，但是现在却以另一种形式在艺术村中重生了。不同于功能分区式的城市规划，艺术村集工作休闲娱乐居住为一体，人口组成类似并有着较大的公共空间(虽然质量不高)，人员时间较为灵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地理位置上的邻近，从而造就了一个类似于大学宿舍的社区模式：今天可能在这里有派对，那个工作室有展览开幕，这里放电影，那里有座谈。诸如此类的艺术生态在艺术村开始出现，随着艺术村的游牧，艺术生态也随之在城市中转战场地。

“圆明园艺术村消失十年后，朝阳区政府为了把798建成北京创意集群之一以及奥林匹克文化景点而进行请愿和干预，这给这个城市大胆的新艺术区戏剧性地判了缓刑。”——《另外的抱负：从艺术家村到艺术区。》潘雅礼Alexander Pasternack

在艺术市场一片欣欣向荣的时候，798得以生存了下来，大小不一的艺术村也逐渐壮大，北京市朝阳区区委书记陈刚就曾在08年以 “长城，烤鸭，798”为口号来发展旅游业。但是好景不长，08年经济危机出现之后，北京的艺术品市场开始回冷——西方资本是中国艺术产业的直接推手，金融危机后的资本撤出也直接导致了艺术品市场的寒冬。但是这也许并不是艺术家面临的最严峻的处境，而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为了应对这一情况，迅速开始了“四万亿”计划，这个计划直接导致了房地产行业的崛起，也加快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在2009年的夏天，北京市朝阳区召开了“朝阳区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工作动员会”，决议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回收26.2平方公里乡村土地进入城市土地储备。这一次会议之后，朝阳区掀起了浩浩荡荡的拆迁浪潮，持续了近10年还没有消去，在重建城乡结合部的棚户区的同时，艺术村也免不了遭受连带损伤。09开始，20多个艺术接连被驱逐，拆迁过程中的伤害不言自明。在郑阳的纪录片《暖冬》里，就记录了艺术家面临工作室被拆迁的时候面临的痛苦，并借助艺术来帮助自己维权(虽然也有艺术家的内部矛盾)。许多艺术家们还没在新的工作室扎稳脚跟，便不得不开始寻找下一个去处。

从圆明园画家村开始，除了第一次艺术家主动聚集到了北京，之后的搬迁更多是被逼无奈，在公安驱逐、租金上涨和拆迁的压迫下被动地迁徙。被公安驱逐的现象已经基本不会再发生了，20多年过去了，北京早已被外来人口所占领，也不存在所谓的盲流了。然后就是高涨的房租(798是最好的例子)，则说明艺术家在面临资本介入时的无力处境，虽然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但是城市化和商业化让房租的涨幅超过了理性的承受能力。拆迁则是城市化的极端方式，涨房租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欲望，只有通过建新的楼盘才能帮助政府、开发获得最大的利润。

艺术家是拆迁的间接受害者，毕竟大部分艺术家并不拥有产权，最主要的损失来源于拆迁过程中的纠纷——然而现在很多房东会在出租之前就说明白：装修可以随意，扩建也没问题，但是一旦拆迁他们不赔偿。暴力拆迁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但是因为拆迁而导致工作室的频繁更替也是一件令人烦心的事情，而且工作室只会越来越远，越来越贵，这已经是一个令全球艺术家头疼的问题。这些外部因素导致了艺术村的搬迁，而艺术家自身的意愿使他们下一个居所又聚集在了一起，形成下一个艺术村。

从诞生之初开始，艺术家聚落就开始了他们的游牧之路，从索家村到费家村，从黑桥到环铁，从花家地到草场地，城市化一天不停止，艺术村就一天也不能停止游牧。艺术村不断地消失，又不断地出现，似乎在总量上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甚至还在不断地增长。可是艺术村是否需要一个固定的形态呢，这个形态究竟会以创意产业园，田园牧歌式的村庄，还是艺术家驻留计划，或者是政府提供的艺术工作室的形式表现出来呢?艺术村的最终目的地究竟是永远“在路上”，还是个未知数，而且决定其未来命运的，肯定不会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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