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柳、曾慧宇 | 税费政策与企业现金股利: 影响机制与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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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胡国柳 曾慧宇
内容提要 深度推进减税降费改革，为微观企业发展和创新注入动能，是我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本文将各项税费政策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探究企业税费减免程度对其股利政策和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以期为理解税费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微观证据。研究发现，整体税费减免程度更高的企业，会显著降低其现金股利的派发水平。究其原因发现，高税费减免程度具有信号传递效应与缓解代理成本的效应，这与现金股利的积极效应有一定的替代性；同时，税费减免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资本利得，这对现金股利亦具有部分替代效应，因而税费减免程度高的企业倾向于降低现金股利派发。进一步探究企业税费减免节约的增量资金使用方向，发现税费减免程度高的企业倾向于增大经营性投资与创新性投资，而非金融资产投资，且企业的这种内部资金配置有助于提升其短期和长期的财务业绩，体现了更高的资金配置效率。本文在理论上丰富了宏观税费政策对微观企业股利决策影响的相关文献，在实践上则对政府部门优化税费政策和微观企业提升内部资金配置效率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税费政策 现金股利 替代效应 资金配置效率
作者简介
胡国柳 ，浙江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310018；
曾慧宇（通讯作者），浙江工商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310018。
刊 期 《财贸经济》2023年第7期
2008年以来，我国尝试通过深化税费制度改革以激发企业市场活力。党的十九大之后，我国更是将税、费政策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助力，以推进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税费政策改革也成为我国业界和学届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鉴于税费政策在引导微观企业行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学界对此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主要针对单项税费政策展开，如所得税政策或营改增政策等对微观企业决策的影响，但鲜少有文献将税费政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究。究其缘由，主要是因为当前学术界尚未能对整体税费政策的改革效果提出合理的度量指标。鉴于此，本文尝试构建微观企业税费减免程度的指标，以度量各年整体宏观税费政策改革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情况。
当企业总体上获得了更多税费减免时，意味着其节约了大额原本需要流出的资金，那节约的资金是被用于现金股利的派发，还是通过投资创新提升经营业绩，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Chetty和Saez（2006）研究了股息税政策下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发现由于减税企业倾向于发放更多现金股利，并使得低增长公司通过现金股利释放出来的资金，可通过外部资本市场转向其他具有更高预期价值的企业，进而提升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但税费政策对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会产生何种影响，尚鲜有文献展开系统性研究，同时总体税费政策对现金股利的影响方向与影响机制也仍是一个谜。基于此，我们选择以现金股利为视角，不但探究税费减免程度对企业现金股利的影响方向和作用机制，而且进一步探究税费减免政策下节约资金的配置效率，以期检验宏观税费政策对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整体税费减免程度更高的企业，会显著降低其现金股利的派发水平。究其原因发现，高税费减免程度具有信号传递效应与缓解代理成本的效应，这与现金股利的积极效应有一定的替代性；同时，税费减免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资本利得，这对现金股利亦具有部分替代性效应，因而税费减免程度高的企业倾向于降低现金股利派发。进一步探究企业税费减免节约的增量资金使用方向，发现税费减免程度高的企业倾向于增大经营性投资与创新性投资，而非金融资产投资；且企业的这种内部资金配置有助于提升其短期和长期的财务业绩，体现了更高的资金配置效率。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点。（1）本文构建了综合税费减免程度的度量指标，对研究整体税费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鉴Richardson（2006）对非效率投资以及Dechow等（1995）对应计盈余管理测度的计量思想，尝试构建了企业所受综合税费减免程度的度量指标，为探究宏观税费政策提供了新视角。（2）本文将现金股利的研究纳入一个体系，即优劣势权衡的模型中，更好地打开了税费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现金股利派发水平的黑箱。根据Bhattacharya（1979）的观点，企业是否派发现金股利是在现金股利的税收劣势与其各种积极效应中进行权衡的结果，本文研究了税费政策与企业现金股利派发之间的替代效应，对研究宏观政策的经济后果有重要意义。（3）本文探究了在宏观减税降费政策下，微观企业如何配置其所得的税费减免资金，以及这种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不仅为整体评价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同时对企业优化内源资金配置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从政策制定层面来说，国家税务部门应把税费政策视为一个整体予以规划，以切实提高企业在税费政策中的获得感，有助于降低其投资者对现金股利的偏好，对促进企业将资金用于投资创新有重要意义。其次，由于税费减免程度高时，高管发放现金股利的必要性下降，企业可以合理地降低现金股利，并加大对企业的投资创新，促进企业进一步发展。最后，虽然税费减免企业可能会降低其现金股利，但证券投资者仍可选择投资该公司以获取更高资本利得。
在未来研究方面，本文构建了综合税费减免程度的度量指标以度量当年的税费政策带来的减税降费，该指标能逐年度量整体宏观税费减免政策对单个微观企业的综合影响情况，为本文和后续研究减税降费政策的综合效应提供了度量工具，进一步，该指标可以研究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的整体税费政策，突破了研究税费政策的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因此，未来的研究则可以进一步使用与修正税费减免程度指标，以从微观上检验税费政策的经济后果。此外，沿用类似逻辑，未来的研究可构建更多不同政策的类似综合指标，如货币政策等，以检验各种政策的整体施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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