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仔等 | 互联网、创新与经济复杂度——基于产品空间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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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张其仔 伍业君 王 磊
内容提要 Hidalgo (2009)提出用经济复杂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系统的复杂性，该指标在解释经济增长绩效差异、预测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同时，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互联网使用正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手段，互联网相关研究日益丰富。然而，关于互联网使用对国家或地区产品空间演化以及经济复杂度的具体影响，学术界还鲜有研究。本文首先阐释了互联网使用提升经济复杂度的理论逻辑，在HK模型中引入互联网使用变量，得出互联网使用提升经济复杂度的理论模型；拓展了产品空间理论，提出了互联网重塑产品空间、通过创新提升经济复杂度的内在机理。其次，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和WTO服务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了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复杂度。在此基础上，利用172个国家或地区1996—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集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促进了经济复杂度的提升。通过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改变回归方法、运用工具变量法等检验，上述结论依然稳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创新作为互联网使用提升经济复杂度的机制成立。本文为我国正在实施的“互联网+”战略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同时对我国“互联网+”战略实施过程中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 互联网使用 产品空间 创新 经济复杂度
作者简介
张其仔，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100006；
伍业君（通讯作者），铁道党校领导科学和现代科技教研部副教授，100088；
王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100038。
刊 期 《财贸经济》2023年第7期
研究心得体会
从发展经济学及整个经济学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复杂度是深入认识和理解国家发展能力和水平的全新的指标，该指标是在比较优势演化和产品空间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经济学、复杂性科学、社会网络等学科方法构建得到，可以更加全面反映国家整体发展水平及未来发展潜力。该指标自问世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从经济复杂度视角研究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相关文献日渐增多。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以来，全球科技和产业革命持续向纵深演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显著改变了全球各国技术创新和发展能力以及产品空间形态，引发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那么，这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对各经济体复杂度是否有影响，其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亟需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和实证上加以检验。互联网作为关键通用技术，是全球科技和产业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各国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本研究选择以互联网使用作为研究切入点，来研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科技和技术革命与经济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及其机理，这视角也与近年来我国及各国实施“互联网+”等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本研究主要难点在于，一是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数据获取存在较大难度。理论上量化经济体经济复杂度最优的指标为生产类指标，但限于跨国层面各类商品和服务生产类指标缺乏相应统计，为此，我们选择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商品贸易数据和WTO服务贸易数据库数据来进行近似替代计算。二是实证过程中对变量内生性的处理存在较大挑战。计量分析时，可能出现遗漏、逆向因果关系等引起的内生性问题，而在解决内生性时，如何运用科学的计量方法和在国际层面选取合理的工具变量，具有较大的难度。论文修改过程中，外审专家多次对本研究实证研究设定、内生性问题等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经过多轮修改，文章行文更加规范，方法、结构更加科学和完善。为此，特别感谢专家们的建设性意见。
研究主要内容Hidalgo (2009)提出用经济复杂度衡量一个国家生产系统的复杂性，该指标在解释经济增长绩效差异和预测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方面有很强潜力。同时，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互联网使用正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手段，互联网相关研究日益丰富，然而，对于互联网使用对国家/地区产品空间演化以及经济复杂度的具体影响，学术界还鲜有研究，这给本文的研究留下了空间，本文尝试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本研究首先阐释了互联网使用提升经济复杂度的理论逻辑，在Hausmann和Klinger （2006，2007）模型中引入互联网使用变量，得出互联网使用提升经济复杂度的理论模型。进一步地，本文对互联网使用提升经济复杂度的机制进行了探讨，拓展了产品空间理论，提出互联网重塑产品空间，通过创新提升经济复杂度的内在机理。具体而言，互联网使用拓展了信息传播的渠道，增加了产品空间密度；互联网使用促进了跨界融合和创新发展，拓展了产品空间范围；互联网使用扩大了企业的知识集，提升了企业在产品空间中的跳跃能力，这三方面都有助于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进而对经济复杂度产生正向影响。
实证研究方面，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和WTO服务贸易数据库数据，本文计算了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经济复杂度。在此基础上，利用1996—2018年172个国家/地区面板数据集进行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复杂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方法、改变回归方法检验，结论均稳健。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具体地，构建了两个工具变量，即去掉本国的洲平均互联网普及率和各国到根服务器之间的地理距离，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保持稳健。最后，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互联网使用提升经济复杂度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创新作为互联网使用提升经济复杂度的机制成立。
异质性方面，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因收入水平、国家所处大洲的不同而不同。按收入水平分组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低收入国家经济复杂度的提升效果显著好于高收入国家。按国家所属洲分组回归结果看，互联网使用对亚洲、非洲、南美洲经济复杂度提升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欧洲经济复杂度有负向影响，对北美洲经济复杂度影响不显著。
本文研究显示，互联网使用对中国经济复杂度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为我国正在实施的“互联网+”战略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同时对我国“互联网+”战略实施过程中相关政策制订具有启示作用。
本文虽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提升经济复杂度的假说，但仍有很多待继续深入研究之处。例如，经济复杂度指数的计算虽然拓展到包含服务业的数据，但是指数的计算仍基于出口数据，出口虽然是一个国家生产能力的很重要的部分，但并能代表生产能力的全部，后续可以基于国内生产层面的数据计算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经济复杂度指数以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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