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东、唐诗涵 | 劳动力市场冲击下青年初次就业的疤痕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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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刘金东 唐诗涵
内容提要 劳动力市场冲击下初次就业市场不景气会给青年就业者带来持久的收入损失，同时造成不同就业队列间和同一就业队列内的收入差距，从而恶化收入分配。本文以SARS疫情暴发叠加高等教育扩招首批本科生毕业季的2003年为事件冲击时点，基于城镇住户调查（UHS）数据实证研究了劳动力市场负面冲击对青年就业群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其一，劳动力市场冲击下的失业风险显著加剧了青年人力资本错配问题，造成了初次就业青年群体相对收入下降的疤痕效应；其二，2003年就业的青年群体收入相比非2003年就业的青年群体显著偏低，这一收入差距持续4年才逐渐消失；其三，疤痕效应的显著程度和持续时间对于不同群体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对于低学历和体制内群体的收入影响更大，性别间和不同地区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其四，青年群体收入水平的下降阻碍了消费升级，在短期内因为超前消费保持了消费升级态势，但对发展享受型消费的负面效应从第二年开始显现并持续到第五年。本文的研究显示出失业风险冲击对青年就业不仅仅是短期数量上的影响，更是长期质量上的影响，造成消费疲软的关键仍然在于就业质量不足。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未来中国精准施策稳就业、促消费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揭示了促进青年更充分和高质量就业的人口学意义。
关键词 青年失业率 初次就业 就业质量 疤痕效应
作者简介
刘金东（通讯作者），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250014；
唐诗涵，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硕士研究生，250014。
刊 期 《财贸经济》2023年第8期
“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青年群体就业困难一直是全球性问题，在中国也日趋突出，“毕业即失业”成为很多高校毕业生面临的现实问题，“躺平”和“内卷”已经成为青年人的热门词汇。在当前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下，我国青年群体进一步面临就业规模升高和失业问题严重的两难局面。16~24岁青年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不断在波动中攀升，至2023年5月份，达到了历史新高的20.8%。为确保就业形势稳定，《“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首次明确提出了促进青年就业，并作出了单独的部署安排，力求在“十四五”时期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要“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劳动力市场冲击可能发生在短期之内，却可能对青年初次就业群体产生长期影响。已有大量分国别的微观研究探讨了劳动力市场冲击给初次就业群体带来的持久收入损失，并将这一现象称为“疤痕效应”。遗憾的是，针对中国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疤痕效应研究依然稀缺，特别是在后疫情时期劳动力市场疲软的现实背景下显得有其必要性。 本文选取了SARS疫情暴发叠加高等教育扩招首个本科生毕业季的2003年作为一次典型的失业风险冲击事件，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冲击给青年初次就业群体带来的疤痕效应。基于城镇住户调查（UHS）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其一，劳动力市场冲击下失业风险加剧显著恶化了青年人力资本错配问题，造成了青年群体持久收入损失的长期疤痕效应；其二，2003年就业的青年群体收入相比非2003年就业的青年群体显著偏低，这一收入差距持续4年才逐渐消失；其三，疤痕效应的显著程度和持续时间对于不同群体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对于低学历和体制内群体的收入影响更大，性别间和不同地区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其四，青年群体收入水平的下降阻碍了消费升级，虽然在短期内因为超前消费保持了升级态势，但对发展享受型消费的负面效应从第二年开始显现并持续到第五年。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如下几点启示。首先，要重视初次就业市场公平对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初次就业机会均等是初次分配公平的关键一环，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时间的持续不断加深和演化，最终将流量的收入分配差距积累成为存量的财富分配差距，造成了群体之间的不公平性，并会沿着代际关系向下一代传递。青年初次就业不仅关乎“把蛋糕切好”，还关乎“把蛋糕做大”，只有给予初次就业群体更为合理公平的就业环境，畅通向上流动通道，才能促进工作积极性，形成对青年群体的良性激励氛围。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初次就业市场表现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多方位的，不仅要关注不同就业队列间的收入差距，还要关注同一就业队列内不同个体间的收入差距。其次，要形成促进青年更充分和高质量就业的协同推进机制。本文再次论证了外生冲击下就业数量向就业质量的传导机制，单纯强调失业率和就业容量治标不治本，单纯强调就业质量则失去了治理目标的精准性。由于就业质量无法直观体现，以失业率为主的就业数量就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了一个“显示器”和“指挥棒”的作用，通过向市场发送经济形势不好的信号影响劳动力供需双方的心理预期，促使雇主调高雇佣标准，促使就业者调低薪资预期，双向影响下导致就业数量的负面冲击传导到就业质量，让青年初次就业群体遭受工资惩罚。因此，未来一方面要重视失业率所不能反映的就业质量问题，形成就业质量的指标监测体系；另一方面也要及时干预失业率数据对社会心理预期的负面导向，引导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最后，消费疲软问题需要从就业层面寻找长效解决机制。新冠疫情发生后，国内出现了消费疲软问题，严重拖累了稳定宏观经济增长、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的进程。从我们的研究来看，消费只是就业质量受到传染后的表象，就消费论消费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2023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以充分高质量就业保证消费需求才是关键所在。在当前财政紧平衡的压力之下，我们要有节制地使用消费券、货币发放等短期刺激政策，将财政资金和财政政策着力点主要对准“稳就业”的基本盘，通过稳定存量劳动者的就业岗位、拓展增量就业者的就业机会，努力保障就业者的就业质量不下降、持久收入水平不下滑，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社会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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