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余光中丨他们在岛屿写作：逍遥游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余光中《乡愁四韵》

据台媒东森新闻报道，诗人余光中在高雄医院过世，享年90岁。余光中先生原先只以为是天气多变、气温偏低，到医院检查後决定住院静养，没想到疑似有些小中风，肺部感染、转进加护病房；旅居在外的女儿们也从国外赶回，谢绝采访，结果1天之隔，这位作品多选入课本、文坛的“璀璨五彩笔”就过世，亲人与文坛好友都十分伤痛。

受到文坛大师梁实秋称赞“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的余光中先生，在现代诗、现代散文、翻译、评论等文学领域都有涉猎，大学时期就读外文系的他，还没毕业就在文学刊物上投稿诗作，受到梁实秋赏识後出版诗集处女作《舟子的悲歌》；毕业後，更与覃子豪、锺鼎文、邓禹平等当时文坛上活跃的青年诗人们，共同创立蓝星诗社，《蓝星》周刊也成为文坛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着作。

余光中先生从事文学创作超过半世纪，他在的地方就是文学中心，熟知的诗作《白玉苦瓜》、《乡愁》等；散文作品则有《听听那冷雨》，翻译则以《梵谷传》最经典、最为人所知。

今日，我们通过文字和影像（文末有《他们在岛屿写作：逍遥游》完整视频及剧组访谈），一起来悼念余光中先生。

下面这篇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纪录片（微信号jlpian），作者：惜福。原文标题《他们在岛屿写作| 逍遥游:余光中》

编者按

有人曾把这个浮躁的时代比作起火的一个时代，大师在离我们远去，故事在离我们远去，曾闪耀的人生精神也在不断远去。但，对于你我来说最可悲的事情不仅仅只是这些，最可悲的是，生于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这远去的一切都不曾察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陈传兴、陈怀恩、杨力州、林靖杰、温知仪5位台湾导演希望在这起火的年代，抢救出一些珍贵的遗产，由此拍摄《他们在岛屿写作》这六部一系列的记录片。六部影片分别是：以林海音为主题的《两地》、以周梦蝶为主题的《化城再来人》、以余光中为主题的《逍遥游》、以郑愁予为主题的《如雾起时》、以王文兴为主题的《寻找背海的人》、以杨牧为主题的《朝向一首诗的完成》。

今天主要介绍以余光中为主题的《逍遥游》。

逍遥游

如果你有逸兴作太清的逍遥，如果你想在十二宫中缘黄道而散步，如果在蓝石英的幻境中你欲冉冉升起，蝉蜕蝶化，遗忘不快的自己，总而言之，如果你不幸患上，如果你不幸患了“观星癖”的话，则今夕，偏偏是今夕，你竟不能与我并观神话之墟，实在是太可惜太可惜了。

该片跟随余光中夫妇的游屐，牵引出诗人的乡愁、文学启蒙、写作风格与文坛交游，更可见其走过中西思潮交会澎湃的岁月，找寻属於自己的声音。

无锡长广溪国家湿地公园

○

吴王靠：在苏式建筑、私家园林的亭台廊榭，常有一种可让人憩坐、倚栏凭观的长条靠椅，这种伸向外侧（一般伸向水面）的靠背，其断面设计成优美的流线型，宛如那弯弯的鹅项，古人称之为“鹅项靠”。据说两千多年以前，只有在吴国的皇室花园里才能见到，是专供吴王休息用的，所以古人又称之为“吴王靠”。这长条靠椅应该算是世上首例根据人体结构工程设计的产品，人体微凹的腰部，正好抵住鹅项稍凸的下部，人体微驼的后背正好靠在弯弯的鹅项上，靠上去非常舒适。

1928年农历九月初九，余光中在南京出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一年是龙年，这一天是重阳，余光中因此相信，自己是龙子龙孙，而在这样一个登高赏菊有诗有酒的日子里降生，似乎也注定了他的一生将与诗文相伴。

余光中：“母亲的家就在常州武进，父亲的家远在闽南，很少回去。要回去都是回常州，因此这个孩子啊！根本就偏于江南。”

“我十二岁就开始读古文了！从此古文就抓得我很紧，而且我是从父亲母亲那儿学的，舅舅那儿学的，很亲切，然后我觉得那些文字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权威，我愿意跟着它走。我父亲是比较儒家载道的思想，所以教我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总是跟历史或者儒教有关系，后来，就是我舅舅教我，教那些美文很多，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东西。一个孩子你把他启蒙了之后，他觉得这些文字真好，他一旦喜欢了，你就挡不住他了！”

无锡 蠡湖风景区

余光中：“四川经验对我当然是很重要，影响我一生。那第一，就是我住在乡下，七年住在乡下，那最大收获就是跟大自然很亲近，对动物、植物、气候啊...这些对我的经验非常重要，日后我写诗、写散文，那种感性的部分，听觉、视觉、触觉，描写得比较富有感性，能够生动，能够有临场感，这非常重要！”

1947年，余光中进入金陵大学（现 南京大学）外文系就读

“在厦门那一学期，我就是一心一意想做诗人了。当然那时的眼光也就有那么一点，觉得浪漫而有趣啦！不过里面好像蛮有自信的。”

1949年9月，余光中考进台湾大学外文系三年级。

余老师在他年轻的时候，对于英国的浪漫诗人是熟读的。其中一个就是济慈（Keats），Keats也是很年轻，二三十岁的时候已经成名了。事实上，余老师也是差不多，他很早年，已经大家都知道，我觉得不能说，一定是余老师效仿的对象，但是，余老师一定是念兹在兹，所以这也很可能影响到他后来的诗风，他写作的方向，余先生很早就确立方向了！

陈义芝（诗人）：算起来也很幸运，他生在一个...台湾虽然当时是戒严，但是，文学倒是很蓬勃，恰好是一个工商不繁荣的时代，提供了文学阅读，最大的一个可能性，文学阅读几乎变成一切的阅读，我们知道说一个大诗人，一直在展开新的阶段，但是他不是说从幼稚慢慢地圆熟，他是一开始就已经完成了，某一种风格，那是风格与风格不断的在转换，不断地在拓展。所以我相信余先生自己，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余光中第一本诗集出版

蓝星诗社

蓝星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组织，什么规定都没有。像这个「现代诗」还有六大信条，蓝星是完全自由的。你只要在蓝星诗刊写诗，那你就算是蓝星的人。蓝星有点像法国那种沙龙味道，几个有兴趣的人在一起，就这个样子开始了。

“他家里那个时候，就有一百多张古典音乐唱片。在厦门街的时候，我经常到他家里去听古典音乐。”

“吴望尧总是跟着古典音乐的旋律打拍子，好像他是指挥一样。那周梦蝶是老僧入定，其他的人就到天井去观星嘛！当时，每一个人器宇轩昂啊！都觉得未来前途不得了，都很有自信，在那个时代，一见面就说我最近又写了多少，常常说，一辑多少首，一下子不是写一首，就是一辑，一辑七首、八首，这个样子，虽然那时候大家都非常年轻，眉宇之间好像充满了未来希望的那种感觉！”

余光中很享受这种高朋满座的生活，他形容他家玄关的那些鞋子，就像威尼斯的船一样“停泊”在那里，却不知自己即将在命运的安排下进行一次远行。

毕业后没过几年，在梁实秋的推荐下，余光中被公费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当时梁实秋还十分“梁式幽默”地对他说：“你到美国去，不要认真读书，没什么了不起，你就到处玩玩。”

去美国留学其实是甩掉了余光中的一个心理包袱。那时台湾有一句流行语叫“来来来，来台湾；去去去，去美国”。在留学潮的涌动下，左邻右舍的孩子都去留学了，所以吃饭的时候父亲就老说“张家的某某去留学了”之类的话，意思是你还待在台湾干吗？这对余光中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他就顶嘴说，要是去洗盘子打工，我是绝对不去的。想不到自己后来竟由梁实秋推荐去美国留学了，公费而且进的是写作班！ 

1958年的某一天，三十岁的余光中赴美。在西雅图机场入境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美国人都在朝一个方向看。循着他们的目光看过去，发现那里有只盒子。就这样，余光中第一次知道电视为何物，进而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他后来撰文感叹道：在中国人行路难的时代，我竟何幸，作异域的逍遥之游。事实上，这场“逍遥游”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逍遥。

留学美国，一块拒绝融化的冰。

西雅图机场的电视只是一个开始。余光中到美国后发现，美国和台湾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实在太大了。那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写文章，甚至会介绍什么叫超级市场。于是，余光中虽然对于西方诗歌很是热爱，但一想到美国人打心眼里就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有大事发生：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范我存新婚才两年，大女儿珊珊刚出生，似乎还没怎么看清楚这张小脸，自己就急匆匆地出发了。

当你不在中国的时候，你就成为全部的中国；当你走到异国之地，所有的国耻都会贴到你的脸上，中国的痛楚就是你的痛楚。这是余光中的真实之痛。

余光中渐渐在“国际的鸡尾酒”中变成“一块拒绝融化的冰”。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爱荷华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冷酷的大冰箱。在美先修学后讲学的那段时间，余光中先后赴美三次，每一次对他而言都像是“一次生命的分隔”。

在此地 在国际的鸡尾酒里

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

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硬度

我本来也是很液体的

也很爱流动 很容易沸腾 很爱玩虹的滑梯

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

我结晶了 透明且硬 且无法自动还原

                                              《我之固体化》

1961年，余光中发表长诗《天狼星》，引发了与“蓝星”社友洛夫之间的一场新诗论战。

那时台湾写长诗的人还很少，洛夫说诗歌不能太具象。但在余光中看来，诗要是让人看不懂，所谓的自由就堕落了。于是，他和诗坛内外的人打起了笔战，他说：“如果必须承认人是空虚无意义的才能写现代诗，则我乐于向这种‘现代诗’说再见！”

“余老师发表天狼星这长诗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感觉到，他是把一些诗人的状况呈现出来，透过这个状况，他要表现所感觉到那个年代在台湾诗坛以及在台湾这个文化圈里头，一些对现代感的感觉。”

对余老师来说，诗的意象应该使人能懂，而不是太过抽象。而洛夫先生说，有些地方不能讲得太白，要稍微抽象一点，是不同的诗风。中国古人写的是格律的诗，有绝句、有律诗，格律要求很严，到了胡适提倡新诗之后，是所谓自由诗了！英文所谓freeverse，余先生对很多自由诗、新诗很不以为然，就说乱写！甚至写的，令读者看不懂。所以呢他说：假如自由诗变成，只有自由没有诗的话，就是堕落了！

“当时是引起很大的注意，因为那个时候写长诗的人还很少。因为大家对于叙事诗、对于史诗，有比较传统的看法，他这个新的写法，当时，一时大家没办法适应，所以有些不同的意见。”

中国的诗人当时六〇年代，推翻了旧诗的传统以后，写白话诗，那就索性彻底地自由到底，就写反格律的白话诗。你推翻了从前的格律，现在你要建立新的格律，那是难之又难，可能是这个原因使得许多当时的诗人望而却步，所以能够创造出来的这个责任，就落到少数技巧很高的诗人身上。就像我们前面提到闻一多、刘大白，跟这个徐志摩、余光中。台湾新诗论战，余先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一个角色。他跟界外的诗坛之外的人打笔战，告诉你们，文学史的发展必然要进入新诗的这个阶段，然后他跟诗坛之内人的打笔战。不断的反省思考，告诉你们说这个诗该往何处去。

他之所以了不起就是说，他的诗，不晦涩，但是有深度！因为晦涩很容易包装深刻，你要很清朗，用很清朗的语言，很平易的语言来表达很繁复的，很深刻的思想，不容易啊！那余光中做到了，天狼星这个长诗写完之后，经过一段短暂的笔战之后，其实他慢慢也有点修正，他说，他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要炼一颗丹。他的修正就回归到那个传统，中国这个诗歌的传统，但他不是守住那个传统而是创新。

武侠小说的人物是练武，余光中是练文。

“三番四次了之后，我自己转回来了，告别了那一切，就是到「莲的联想」这个地步。「莲的联想」就是往回看，可是技巧已经是现代主义的技巧，用现代主义的技巧来写新古典的东西。”

在那样一个喧哗的现代主义，虚无晦涩的一个年代，他敢说我这个诗就是隔世的宋词，还得了啊！这个时代是中西文化交流非常频繁的时代，所以你要是把这个时代的精神，把它表现出来，必然是中西合璧的一种产物。我用反抗现代，颠覆现代来完成我的现代，这个勇气是这个没有绝对的信心是做不到的。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梵高、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李贺、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死神在余光中三十六岁的那年也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余光中有四个女儿，唯一一个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是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整个60年代，余光中在美国听了很多摇滚歌曲，有披头士的，还有从抗议歌曲起家的鲍勃?迪伦的，他觉得最摇滚的是1969年听到的朱迪?柯玲思的歌声。

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西方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

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

乡愁，催生台湾校园民谣风。

20世纪70年代，台湾政坛发生了许多大事。先是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蒋介石过世，后来美国和台湾断交，美丽岛事件发生。然而，这一时期大批国外留学生回台，却给台湾带来了一场在文学、舞蹈、音乐上的觉醒。

“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 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杨由此成为台湾的“校园民歌之父”。后来，李泰祥、罗大佑等人也开始效仿。

一双鞋，能踢几条街？
一双脚，能换几次鞋？
一口气，咽得下几座城？
一辈子，闯几次红灯？
答案啊答案
在茫茫的风里
一双眼，能燃烧到几岁？
一张嘴，吻多少次酒杯？
一头发，能抵抗几把梳子？
一颗心，能年轻几回？
答案啊答案
在茫茫的风里
为什么，信总在云上飞？
为什么，车票在手里？
为什么，恶梦在枕头下？
为什么，抱你的是大衣？
答案啊答案
在茫茫的风里
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
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
一眨眼，算不算少年？
一辈子，算不算永远？
答案啊答案
在茫茫的风里

余光中回忆说，当时杨弦来找他，希望能授权他来谱曲，然后他就把余光中的八首诗谱了曲。不过罗大佑谱《乡愁四韵》时却没有征得余光中的同意。后来，两人也从没见过面，但余光中不以为意。就这样，余光中1974年出版的诗歌集《白玉苦瓜》中的许多作品，开始在台湾的大街小巷被传唱。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乡愁》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而诱导因素就是耳闻“文革”惨状，担心自己再也回不去大陆的愁思。

事实上，《乡愁》之类的诗余光中至少写了二三十首。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会背。

余光中自嘲说：“它好像变成一张名片，这张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在台湾，情况也差不多。

除了最早的杨弦，最近还有一位音乐人把《乡愁》谱成了南音，也有人将其谱成苏州评弹，算起来，《乡愁》竟有十几个以上的不同版本。

余光中认为，即便现在交通很发达，有高铁有飞机；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也非常方便，有手机有网络，但乡愁仍然存在，乡愁是自古就有的。将来即便人类移民到月亮，也会有另外一种乡愁，那时“李白诗就要倒过来写：举头望地球，低头踏明月”。

在当时的环境下，余光中的这首《乡愁》简直就是华语诗坛上的一个绝响。对此，夏志清曾经在论文中如此解读：余光中所向往的中国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而是唐诗中洋溢着“菊香与兰香”的中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乡愁无关政治，但政治却还是找上了乡土文学的麻烦。

狼来了，文学背后的政治激战

就在歌坛刮起唯美清新校园民歌风的同一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文坛则发生了一场关于乡土文学的激烈论战。这表面上是一场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其实是一次由文学扩及政治、经济、思想各层面的反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决。迄今，它被誉为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论战。当时人在香港的余光中也被卷入其中。

1974年，余光中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赴港任教，几个千金也随父母同往香港念书。那段在香港“共聚一堂、共此灯光”的日子被余光中描述为“最美好的时光”。然而，风暴就是在一片祥和之中突如其来！

1977年，他写的一篇文章《狼来了》被指给乡土文学作家扣上了“左派”帽子，继而引发了徐复观、陈鼓应以及李敖等众多台湾文人与他的论辩。这些争论，直到今天亦未完全和解。

对此，余光中认为“狼来了事件”是个误会，因为“我只是写了一篇短文，并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东西。那个时候，大陆‘文革’刚结束，班上家在广东的学生会给我讲那些知识分子被迫害的事情。所以我知道‘文革’是什么，而台湾那边其实完全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香港有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激进，就连香港中文大学的会议室里也经常能听见“左派”“右派”“港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吵架声。加上英国政府给予香港指示，要与大陆维持“最好的关系”，所以余光中在诗中批评“文革”，会招来香港“左报”“左刊”的围剿。某报就曾刊过一首长诗，有这么一句――工人一锤，你的白玉苦瓜就敲得粉碎！当时，攻击余光中的文字在十万字以上，使其心情相当孤愤。

对于质疑和谩骂，余光中并没有回应，而是继续写他的诗，教他的书。

西子湾，缪斯的守夜人

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

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枝笔

已经 这是最后的武器

即使围我三重

困我在墨黑无光的核心

缴械 那绝不可能

                                              《守夜人》

1985年，余光中返台，接受中山大学邀请，在外文系任教至今。算起来，余光中在高雄定居已有近三十年的时光。对于背对高雄、面对海峡的西子湾，余光中很是喜欢，认为这就是他最后的归宿之地，他从没想过离开。

中山大学位于西子湾。因为和城里隔了一座寿山，隔了一个隧道，这里便另成了一个天地。

一开始，余光中住在教授宿舍四楼，窗外就是台湾海峡和高雄港，两边都看得到。他庆幸自己能面向西边的台湾海峡，而海峡的那边就是大陆，就是泉州、香港。

余光中认为，旅行也好，定居也好。这个地区你还没有写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就不是你的。就像三峡属于杜甫，黄河属于李白一样。来高雄一两年后，他才算“就位”了，这个“就位”就是“这里的山水你有责任去题咏它”之意。他现在可以自豪地说：西子湾是我的。

西子湾在高雄岛北边的入海口，海里有一座灯塔，与余光中书桌上的台灯遥遥相对。到了下午6点以后，灯塔开始亮灯，而台灯也开始亮了，于是便有了那句绝妙的诗“桌灯是桌上的一座灯塔，灯塔是海上的一盏桌灯”。

不少台湾作家五十岁就封笔了。可是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却出版了第二卷诗选。他在“自序”中这么写道：一位诗人到了七十岁还出新书、刊新作，真可谓不识时务，倒像是世间真有永恒这东西一样。要诗人交还彩笔，正如逼英雄缴械。与永恒拔河，我从未准备放手，至少缪斯还在我这里。

余光中说自己写作是迫不得已，“就像打喷嚏，却凭空喷出了彩霞；又像是咳嗽，不得不咳，索性咳成了音乐”。也有人说，余光中驱遣文字犹如开车，刚猛迅速中带着风度翩翩。

《台湾文学史》作者陈芳明有次去西子湾探望余光中，余光中坚持开车送他去左营搭乘高铁。

高雄的道路笔直宽阔，适合一路疾奔，可左营站的下客处几多蜿蜒曲折，一般驾驶员都会缓行，一头白发的余光中却无所畏惧。陈芳明回忆道：“只见余老利落地转动方向盘，有着《咦呵西部》里的明朗畅快。”

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我写的最热烈的诗文是自述，就是写我是什么样的人。以前我讲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整个中年几乎都在这两个状态之间寻寻觅觅，追求归宿。到了《白玉苦瓜》一诗，才算是――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0年，中山大学二十周年校庆，邀请余光中题两句话。他写道：“20岁的活力，2000年的新机。”后来，校方就把这句话印在T恤衫上。之前台东大学的墙上和垦丁公园里的环保袋和运动衫上，也有他的题词。

对此，余光中这样解释：雅俗共赏是一种乐趣。有人要我写点诗为实际用途服务，我也认为这是一种挑战。作为一个诗人，不要老是埋怨这个社会不读诗，不需要诗。问题是，社会需要你的时候，你能提供什么服务。在铅笔上，在运动衫上，我都把这种事情当挑战。诗可以实用，可是别商业化。古人也是到处写诗的，写在旅馆墙壁上，也写给歌伎。

逍遥游，他知道自己是谁了

如果你有逸兴作太清的逍遥游行

如果你想在十二宫中缘黄道而散步

如果在蓝石英的幻境中 你欲冉冉升起

蝉蜕蝶化 遗忘不快的自己

                                              《逍遥游》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陈怀恩坦言，和这位传主对话特别困难，“基本上他是严肃的”，因此所谓“闲谈”也必须在一定的学术范围内。当时剧组去拜访余光中的时候，开门接待的总是他太太范我存。余光中对于寒暄客套之类是能避则避，绝不闲聊。他也不喜欢自己的生活隐私被拍进电影曝光。

学摄影出身的陈怀恩原以为余光中的作品就是教科书和校园民歌里的那几首，可以拍成一部“诗V”。了解后才发现，五十多年来，余光中的著作累计有一千多部，他的诗集堆起来比他的人还要高！

著作等身

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运用旁白来说明一切是最方便不过的，但在余光中面前，陈怀恩最不敢用的就是文字，无论找谁来写都不放心，最后定下一个原则，全部引用余光中自己的诗句和话语。影像上则用海边的栈板、枯树林和湿地的水来象征书、笔和纸。

每周三上午，余光中在中山大学要给学生上一堂课。于是，陈怀恩他们就去旁听了一堂，然后以六尺的距离尾随余光中，用摄像机跟拍了下课后的十分钟。他一手提着一袋学生作业，一手托着一只水杯，从三楼缓缓上到五楼，步入教授研究室，环顾堆积如山的书本，腾出手稍事整理下这个面海的书屋，再拿起水杯和作业，把门锁上，身影便消失在长廊的尽头。这条再平常不过的路径，他已走了二十五年。

同样令人感动的是，他与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的妻子范我存之间的深情厚谊。

每次朗诵《乡愁》的时候，只要范我存在现场，读到“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一句，余光中总会伸手指向观众席上的妻子。而妻子也会露出新娘般美丽羞涩的笑颜。

平时，余光中和其他先生没什么两样。早晨起来，会和太太一同散步，也会帮太太洗碗，驾车送太太去买菜，陪女儿逛商场。看到她们购物时看来看去都不能决定要不要买的时候，他站在旁边，也会和其他男眷一样不耐烦，手足无措。

不同的是，对妻子的爱激发出了诗人不少创作灵感。看到妻子腕上戴着的玉镯，余光中便写下了一首诗《问玉镯》――千年前是哪一位巧匠，不计夙夜挑剔又琢磨，将你雕成如此地倜傥……

他在结婚三十五周年之际写下的一首《红烛》，更是令人动容，尤其是最后设想大别之日的那段描写，读来更是叫人泪湿眼眶。

垦丁是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于是，陈怀恩就设计余光中带着夫人故地重游。

余光中原本不太乐意，最后勉强答应。不料去了之后却很开心，不仅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最神奇的是，摄制组惊奇地发现，余光中那首《逍遥游》中的文字竟能和江南景色一一对应起来。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解与痛苦。比如去看牙医，那么痛苦的事情，竟也被他写成了一首诗，内容就是自己躺在床上张开口闭起眼睛接受“磨难”，牙医的工具成了“一套精致的刑具”，舌头成了嘴里的“难民”。而牙医用工具在嘴里磨，竟能把“污秽”一并取出。

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

《逍遥游》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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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特别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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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剧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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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有九条命

文丨余光中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

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

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

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

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

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

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

岳母也已过了八十，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

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

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housewife)，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househusband)。

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

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

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

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

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取。

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

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演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

一条命，用来读书。

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帙，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

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

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

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

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

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还有限。

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学生闲谈问答之间，更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

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

台湾的作家极少是专业，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至于互相排斥。

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三十年代文学，夜间写八十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活动，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

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

一位侍臣在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

陆游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

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

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

有人旅行是乘豪华邮轮，谢灵运再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

我所愿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两人正好互作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

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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