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它是影响一整个时代的经典神作？

1994年的戛纳影展，有一部当时争议性颇高的美国电影获得金棕榈奖，而且让昆汀·塔伦蒂诺成为知名大导演，重振约翰·特拉沃尔塔的电影生涯，捧红了御用女神乌玛·瑟曼──就是日后被影评人称为「经典神作」的《低俗小说》。尽管在其后的英国影艺学院、金球奖与奥斯卡，《低俗小说》都没有获得最佳影片的肯定，但它的视觉风格与叙事手法影响了许多电影，并且时至今日还常常被提起。今天，让我们一起回顾，有哪些电影风潮是由《低俗小说》带动起来或发扬光大的。

一、非线性叙事的教科书

非线性的叙事手法，当然不是昆汀·塔伦蒂诺发明的，但他运用的方式与效果非常惊人，也引来许多模仿者。翻开《低俗小说》的剧本，去除开场与收场，中间的故事被切成3段，而这3段不依事件发生的顺序排列，而且各自可以成为独立的小故事。如此安排并非为了哗众取宠，3个段落的起点与终点、非线性叙事结构、以及重组的顺序，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低俗小说》全片长达154分钟，如果只是将一整个故事从头讲到尾，观众的兴趣与专注力恐怕早就蒸发了。切成3段后，彼此依旧互有关联，但由于每段各有其完整性与戏剧高潮，电影步调的节奏感就被带了出来，更引人入胜。

除了3段故事的拼接顺序以外，观众从对白接收到剧情线索的顺序，以及开场戏与故事的关联，也不是随便决定的；经由的巧妙安排，即使时序重新排列，观众仍能在最适宜的时间获得各种信息，并让整部戏能收在情绪最高点。透过将整部片的叙事头尾相连，朱尔斯的救赎与顿悟，成为电影最重要的主题。若以线性叙事方式还原这部电影，它会开始于文森特与朱尔斯跑到别人家杀人，结束于布奇与女友远走高飞。这样的结尾相对来说是弱的。透过非线性叙事手法，《低俗小说》成了高潮迭起的天才作品，即使观众总共要坐满两个半小时，它的复杂度、不可预测性与满满的活力，都令人时时保持好奇。

但是这种手法也需要谨慎处理，若炫技过度，观众也许会因为完全摸不着脑袋而失去对整部片的兴趣；如果没有下足工夫，那么将时序乾坤大挪移则显得多余。塔伦提诺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调整时序的同时，没有逾越界线让实验手法盖过内容本身，而是更烘托内容的精采。

二、以冗长的对话塑造人物

在《低俗小说》之前，电影里应该少有像文森特与朱尔斯这么爱碎碎念的杀手吧。这两位不仅从开车到受害者家的途中热烈讨论欧美食物的差异，又因为提早到达还有时间而聊起脚底按摩，等到进了对方家门，又瞎扯了一阵，再念一段《圣经》经文，这才心满意足地把对方杀了。

乍看之下，如此幽默但冗长的对话虽然有趣精彩，但与剧情发展没有太多关联，然而却能塑造出不同角色的特质与价值观：文森特与朱尔斯不再只有「杀手」的身分标签与刻板印象，而多了各自的鲜明个性与意见，令观众与这些危险人物的距离更加接近。或许他们满手鲜血、行为残酷，但骨子里终究是跟你我一样会讨论日常话题、八卦轶闻的平凡人。观众反而对恶棍角色产生同理心。

三、暴力美学

昆汀的电影都有着自成一格的暴力美学，这种暴力常常是夸张、超现实且与幽默相结合的。《低俗小说》中，文森特意外在车上杀死马文那刻，血浆暴满车后座，但由于悲剧发生的时点与先前的对话，大多数观众对这桩死亡的反应都是大笑，而那些难以清理的脑浆，则成了令主角很不方便的小插曲。血腥成了娱乐，死亡成了笑点。

《低俗小说》票房上的成功，使得「暴力娱乐化」的手法打进主流电影市场。这类现象对某些心理不健全的人是否有负面影响、进而伤害社会，不时引来论战，但可以确定的是，从票房看来，暴力美学带来的娱乐性，对现今大众的确很有吸引力。不过，昆汀电影里的暴力，虽不一定带着政治方面的反思与批判，但也自有一套善恶标准，并非全然无意义，这不仅在其后的《无耻混蛋》、《被解救的姜戈》等等作品表现得很明显，在《低俗小说》里也找得到脉络。

例如朱尔斯，他习惯杀人前念一段经文，并自认是耶和华的使者，行应做之事，但到了片尾，他再度念这段经文时，却已领悟到先前的盲点，获得精神上的救赎，并做出改变，而朱尔斯与文森特后来的命运对照，暗示了导演的道德观；或者像布奇与黑道老大马沙，原本是仇人，但两人后来同时遭逢危机，布奇先逃出来，却决定回头救出马沙，挑选武器时，他跳过了棒球棍、锯子等等，选择了武士刀。

这个选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武器背后代表一套武士精神与道德标准，不像其他选择只是单纯的杀人工具，因此其后的暴力不再只是暴力，布奇做出良善、超越小我的选择，导演也让这角色终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昆汀用他的暴力美学娱乐观众，让观影者获得感官刺激，但也不忘加入精神上的慰藉—–不论小骗徒还是大坏蛋，都有获得救赎的希望。

四、熟悉的背景搭配特殊的流行文化与次文化元素

《低俗小说》发生的背景，是在真实的城市──洛杉矶，但这个洛杉矶却又带着奇异色调与新鲜感，可以说本片建构的世界，基础并非来自真实生活，而是来自导演看过的电视与电影。

例如文森特与米娅在 Jackrabbit Slims 餐厅的场景，藉由餐厅的复古装潢主题、墙上的海报与店员的穿著打扮、以及男女主角的对话，大量嵌入50与60年代的流行文化。接续到后来的扭扭舞，从音乐选择（Chuck Berry 的歌曲 〈You Never Can Tell〉）到舞蹈场景的灵感来源（费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戈达尔的《法外之徒》），都是60年代的文化养分，整体搭配起来带给观众远离现实的娱乐飨宴。

凭借《爱乐之城》横扫最佳导演的达米恩·查泽雷，曾在访谈中提到，他希望《爱乐之城》发生在洛杉矶的真实世界，但又要带点不真实的幻梦风格，于是请来在《低俗小说》负责道具与布景设计的 David Wasco 操刀美术设计，果然成效非凡，并让 Wasco 拿了一座奥斯卡。

两位米娅，分别出现在截然不同却又有点联结的伟大作品中。

《低俗小说》也呈现许多次文化，包括残酷暴力、嗑药、刺青、人体穿洞等等，而且不只做表面工夫，它离开了中产阶级价值观与舒适圈，进入主流大众不熟悉的世界，从次文化角度出发，赤裸裸将那些元素呈现出来，没有保留与省略。于是，过去在电影中出现过无数次的黑道世界，在这儿有了全新味道。利用怀旧流行文化以及次文化的搭配，《低俗小说》赋予当代洛杉矶新鲜的样貌。

后来问世的几部电影，都会让人不自觉联想到《低俗小说》，比如查里兹·塞隆主演的《疯狂谋杀计划》、安迪·加西亚主演的《你不在后丹佛事》、《明日边缘》导演道格·里曼的作品《狗男女》。但《低俗小说》的影响力不只于此，它重新定义后现代的「酷」，改变电影观众胃口；前文提到的几个特点，常常成为后代许多不同类型电影致敬或模仿的对象，绝对够格被称为必看的神作。

文／Liz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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