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董晨宇：社交媒体上，你我皆是商品
在过去不到20年的时间里，互联网以一种摧枯拉朽的速度发展，深刻地嵌入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2022年10月，一群爆破者连续多次闯入一位河南历史老师的线上教学会议室，他们不断在课上播放聒噪的音乐，发出色情的脏话。老师尝试将他们移出群聊，但他们仍然可以再次进入。移除两三次没有效果，老师只能放弃。在最后一次网络爆破中，有同学听到在杂乱的辱骂中传来一阵微弱的哭声，似乎是老师。两天后，这位46岁的女老师被发现猝死在家中。这种新型网暴现象，让人们在震惊和心痛之余，开始关注赛博空间的阴暗面。
互联网让人们的沟通变得高效，却给每个职场人的身上系上了“无线缰绳”。通过微信我们能立刻联络在地球另一端的朋友，却同时困在24小时的工作群里。人们貌似在线上拥抱得更紧，但亲密关系也更加易碎；人们享受着互联网海量信息的便捷，同时担心算法分发会不会让我们陷入信息茧房；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拥有畅所欲言的自由，同时面临隐私泄露的风险以及遭受网络霸凌的可能。
如今，活在数字媒介中的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技术和人的关系，如何与媒介共处？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人民大学传播学知名学者董晨宇。作为研究社交媒体和数码人类学的学者，董晨宇曾在豆瓣开设“黑镜人生—网络生活的传播学肖像”课程，获得不俗反响，同时，他还活跃在微博和B站等社交媒体，用有趣的方式让网友深入了解传播学，洞察热点事件背后的原因，给人们提供“互联网生活指南”。他既是社交媒体的观察者也是身处其中的参与者，被网友称为”宝藏老师”。在关注社交媒体阴暗面的同时，董晨宇也认为技术是我们这个快节奏时代的权宜之计。
以下为F风尚志和董晨宇的访谈节录。
▲董晨宇在他平常去的咖啡馆
F风尚志：当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镶嵌进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董晨宇：你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镶嵌”，这个词在学术用语当中叫做内嵌性。就是说社交媒体对我们的改变并不是它像一个拳头一样打我们脸，我们的脸肿了这么快速而激烈。社交媒体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微信对于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的镶嵌完全不同。对中学生来说，微信镶嵌在他们的周末，他们用微信进行游戏和社交。对于中年人来说，微信就是他们无比讨厌的“电子缰绳”，让他们永远“拴”在工作上。所以很多人都非常痛恨微信，因为微信把生活和工作之间的那堵墙给推倒了。对于老年人，微信可能是通过“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重新给予老年人一种家庭的共在感。所以，可以说微信是中国家庭既有模式的线上化。
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我们叫做Super—Sticky APP，即超级粘性平台，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基础设施。以前的社交媒体就像在一条小溪里扔下一个石子，稍微能改变一点水流的方向，以此改变我们的生活节奏。但是现在以微信为代表的这种社交媒体，我更愿意把它比作一个水坝，它早已不是一个石子。当它成为一个基础设施，它已经无处不在，所以你会忘记它的存在。
然而它的镶嵌又是强制性的，这种社交媒体你无法逃避。它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是它在本质上一定是垄断性的，因此我们难以实现更多元性交往的选择。在中国是微信，在美国是脸书。它们永远处在垄断跟中心化的状态。
F风尚志：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里提出，“我们对科技的期待越来越多，对彼此的期望却越来越少。”您怎么看待“孤独社交”的概念？
董晨宇：雪莉·特克尔的《群体性孤独》在当年特别火，中文版还获得了文津图书奖。这本书刚出现时，很多人都在赞美它，但后来也引发了争议。她认为过多使用互联网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变得越来越冷漠。这个观点争议在哪？她其实给出了一个替代性的关系，就是要么我们拥抱互联网，要么我们拥抱真实的个体。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在互联网上拥抱真实的个体？
雪莉·特克尔后来又出了一本《重拾交谈》，提出不要在网上聊了，我们要面对面，更温情地聊天。这是对的，但问题在于，忙碌的现代人很难有时间见面聊天，特别是在异地或疫情的情况下。技术诚然无法还原面对面的接触，但是它是我们的权益之计，如果没有它的话，我们连这种不满意的接触都没有。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时代，亲密关系确实变的更加脆弱了。木心“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那个时代，社会的流动极其缓慢。但是现在社会流动如此之快，你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你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新的事情。社交媒体只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起到了助推的作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加脆弱，其实是时代的问题。
2001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叫《独自打保龄》，探讨的是为何打保龄球的人越来越多，但保龄球俱乐部越来越少。你总是选择一个人打保龄球，这不就是公共交往的衰落吗？1992年出版的《公共人的衰落》探讨的也是这件事，但是那会儿互联网还没有完全普及，所以，公共交往的衰落并不是从互联网出现才开始的。
▲《独自打保龄》封面
F风尚志：现在很多人一个微信账号就有上百个微信群，人们似乎很容易淹没在信息洪流中，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董晨宇：我们的社交能量是有限的，你加500个群和你加1000个群，其实你最后能能处理的都可能是那20个群。群其实是现代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焦虑来源。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多的群，各种各样的信息蜂拥而至，你可能一早起来就收到几百条消息，这会让你非常焦虑，如今这种情况已经成为我们普遍的生存状态。但在国外其实没有那么多群。
因为中国社会跟西方社会很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社会往往是以群体为单位来展开交往的，而西方社会往往是以个体为单位。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在社交媒体上呈现了两种不同的状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逃不开群，因为加群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比如说我加入了一个学者的会议群，或者加入了一个学者的协会群，我绝对不会退出来。因为那其实象征了我的一种职业身份。
扎克伯格说脸书让人们离得更近了，但是问题在于，社交的满意度和社交距离之间并不是一个线性关系，人与人之间距离更近并不代表你就能获得一个良好的社交关系。举个例子，我和我的老板不想那么近，我想下班的时候我的老板别烦我，这时候微信让人距离更近，各种公司群里@你后，你就马上得回应了。技术创造的这种粗糙的功能很难满足人类细腻的社交需要。因为，社交的需要是细腻而个体化的，但是功能键永远是统一和粗糙的。所有用户都会面对这种窘境。
▲很多论文都是董晨宇在这个咖啡馆写成的
F风尚志：互联网看似让人的视野更开阔了，但为什么很多人常有一种闭塞感？
董晨宇：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信息茧房嘛。回音室效应、过滤气泡效应，有各种各样的称谓去指代这种现象。实际上很多研究在证伪这个概念，而不是证明这个概念。
目前看来，即便信息茧房存在，它的效应也是非常微小的。这是现在科学研究中所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其实信息茧房的概念把人类社会过于简单化了，用了一种技术决定论。我个人的立场仍然是我们要去关注人的问题，而不是技术的问题。
信息茧房目前不是一个社会普遍的问题，但如果你仍觉得自己受困于信息茧房，你可以做如下尝试。第一，我们发现一个人对公共事务的兴趣越高，就越不容易产生信息茧房。因为如果人特别热衷于一件事情，就不会只看有利于他观点的信息，同时也看跟他观点相反的信息。
第二点是，使用的信息接收渠道越多，信息茧房的程度会越低。第三点，如果你用的是算法推荐新闻的APP，你还可以给一些不是很感兴趣但有价值的内容点赞，以此训练算法，让你获取的信息更丰富多元。
F风尚志：那么，抛开信息茧房，社交媒体所使用的算法分发是否对于使用者还存在一定负面影响？
董晨宇：对于互联网中的内容生产者来说，他们其实是受制于算法分发的。算法分发的控制是一种软性控制。它的软性控制在于你玩不起可以走，但你无路可走。这种软性控制是非常强大的，比如在YouTube上有一个广告末日的事件引起了很多内容创作者的抗议。最开始YouTube的算法是随机分配广告到视频上。后来有洗发水广告商发现自己公司的广告配的是圣战组织招募成员的视频。广告商抗议说，这类广告影响了商品的美誉度。于是以这个为契机，YouTube就开始做了分发和变现的一个改革。改革的结果就是，如果你的内容是敏感信息，你就可能不会被更多人看到并且不会得到广告收益。这引起内容创作者的大规模抗议。最后的结果是,抗议者仍然没有动摇YouTube在这条路上继续走的决心。
这些内容创作者如果不接受这个结果可以选择离开，但问题是YouTube一家独大，你无处可逃。在中国是同样的情况，若是不喜欢抖音、快手的流量分配机制，你还能去哪儿？
从这个角度来讲，平台的这种算法表面上号称去中心化——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个人都可以是生活的导演，都能记录自己的生活，并向世界分享生活。但是，你遵不遵守它的算法决定了它会让你向多少人分享生活。如果你是一个非盈利性质的内容生产者，这可能无所谓，但若是一个盈利性质的内容生产者，他就必须向算法妥协。
算法是黑箱，它的模糊性、不确定性造成了人们对它的恐慌，即算法的威胁。算法的模糊不定，带来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带来的是恐惧，恐惧带来的是服从。如果算法精确，人们不会服从，而会跟它打游击战，会找它的漏洞。但它模糊的话就很难。所以算法一定不会被公开。
F风尚志：你曾提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监视社会”中，我们在互联网中留下的所有痕迹，通过处理技术被整合在一起，形成我们的“算法身份”。隐私泄露问题应该如何避免？
董晨宇：只要使用社交媒体，你的隐私就很难被保护。隐私问题不应该是个体责任，它是一个社会治理的问题。应当规范平台的数据收集：它能收集什么，不能收集什么数据，这些信息能用在哪里，不能用在哪里。
我们使用社交媒体就一定会出让自己的隐私，否则社交媒体如何盈利？它把我们的数据卖给广告商，然后让我们免费使用它的服务。所以有一句话，如果社交媒体当中某一项产品是免费的，你别着急，你就是商品。
▲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剧照
在如今的社交媒体时代，其实是人人监视人人，这种状态非常糟糕。之前的监视是自上而下的，例如公共空间的监视摄像头，但现在的监视是一个立体式的监视：社交媒体会监视你，你的平辈还会监视你。有这样一个研究，调查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目的：其中一个是监视他人。大家在互相“视歼”。
我们的秘很多密藏在手机里，这些秘密不一定是不道德的，可能就是人性中的一些真实面貌，而社交媒体有可能会让这些东西泄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F风尚志：最近，一名女教师遭遇网课爆破后去世，你怎么看待这类网课爆破事件？
董晨宇：其实作为大学老师，我也遭遇过这类事件，只是程度轻一点。有一次我做网络讲座的时候，突然发现屏幕上开始有一个鼠标乱滑，我不知道该怎么改，然后我的屏幕黑屏了。紧接着，突然好多同学跟我说他们被踢出来了。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后来我才知道，是有一个人用了我的ID，冒充我联系了讲座的管理员，然后开始踢人。这个事件大概持续了五分钟，后来我关闭了PPT的修改权限，闹剧才结束。
这其实是网暴的一个雏形，此后我发现社会上有好多类似的事情，但并没有被重视。这次的网络爆破事件涉及人命才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任何人类所创造的技术空间当中，都会出现新的法律问题。人性在现实中的丑恶一面一定会被搬到新的技术空间当中，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例外。因为任何技术空间在某种程度上都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
F风尚志：近几年时有在网暴中去世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如何防止此类网暴的发生？
董晨宇：这件事情从法律上量刑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比如说一个公众人物，有2000个人网爆他，他自杀了。那么他究竟是被谁刺激到了要自杀呢？还是2000个人共同为他的死负责呢？第二，网暴在学术上叫网络欺凌，只要这种信息是有伤害性的，那就叫网爆。但伤害性其实一个非常模棱两可的词，因为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一样。如果有人面子薄，网友说几句就选择了自杀，那这样算网暴吗？第三，如果我们把伤害的裁量权给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客观上列出几条，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不同的亚文化群体当中，不文明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些群体得以凝聚的一种方式？比如在黑人群体中，他们几乎每个形容词后面都加“屁股”，别的群体听到可能觉得他是在侮辱。
我们所熟知的网暴事件属于公共事件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好裁量，但是问题在于，生活中更加隐蔽的、没有新闻价值的网暴，它们往往没有那么不言自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从法律的角度也好，从对于这件事情性质的认识也好，它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网暴受害者是一个有违社会道德、但是法律又拿他没办法的人，那对这种网暴我们是该谴责吗？有些人或许会认为，法律没法制裁我来，这就是双标。在当代社会，任何的网络欺凌、网络暴力，其实都在越过司法的界限去实施私刑。在一个理想的法治社会中，这显然是错误的。
近几年的网暴给我们两个提示，一是在线课堂软件的开发者应该把防止网暴变成一个议题。新的红头文件要求平台设置网络预警机制，例如，如果平台识别到某个账号的留言中有大量负面谩骂短时间内激增，就会把留言区暂时关闭。这就是对被害者的保护。
另外，这个时代的人很健忘，因为我们的社会事件实在太多了，我希望人们能对网暴议题的关注更持久一点。我特别开心看到那个红头文件，因为有大量的条款用来限制和制约平台。这件事的处理，司法部门有些有心无力，这个问题的危害性如何去判定是非常复杂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说，最能改善这个问题的就是平台。如果这个文件能实施下去，将是非常大的进步。平台不能只要流量什么都不管。
F风尚志：数字时代，生活在社交媒体之中，我们应该如何与媒介共处？应具有怎样的媒介素养？
董晨宇：幸福这个词在古希腊哲学当中意味着平衡。我觉得对于幸福感的追求其实是达到一种平衡。人们不可能拒绝技术，技术的潮流是没法改变的，无论你喜欢大数据与否，大数据一定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导性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它不受制于你的喜好，你一定会被这个时代的洪流推着往前走。但你可以改变的是你如何与技术和平共相处。
成年人无法逃离社交媒体，重要的是要学会和社交媒体保持一定距离。在这样的时代，平衡的标准不取决于每天上网多长时间，而取决于你的内心：你是否因为互联网的使用，让你在主观情绪上受到负面的影响，或是让你的人际关系受到了负面的阻碍，让你在乎的人受到了负面影响，并且影响到了你和他之间的沟通。这些问题你去问自己，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做出一些调整。
比如说刷微博，要明白自己使用这种媒介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刷微博是为了获取信息，在获取信息后，你会发现越刷越无聊。通过微博获取信息实际是一个边际递减的过程。可能一周刷一次，增长的信息量是很大的，而一天刷一次到五次，信息增量是很小的。第二，你可以反思这些信息的价值。例如看起来很重要的国际新闻，你了解了有什么用，可以问自己一个礼拜后知道这件事对自己是否有影响。
其实我们对信息的获取，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虚设的紧迫感。当人们开始反思这件事，可以得出一个最有利于自己获取信息、但又相对高效的频率设置。但很少有人可以做到，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平台就会亏钱，平台就是靠大家无意义的刷来刷增加活跃度。
假如你使用社交媒体的主要目的是维系人际关系，你会发现有些时候社交媒体能做的很有限。例如微信或者视频通话是无法替代人与人的相见，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拥抱的。我们就要反思，我们与这些我们真正在乎的人的交往，社交媒体能够补偿什么？它没法做什么？明白之后，你自然会做出调整。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反思的，就是你是否发现大部分时间刷手机是下意识的而不是有目的性的。如果是没有目的性的使用互联网，人就容易感到倦怠，你需要警惕，这可能是技术对你的一种控制。你可以训练自己有目的性的使用手机，避免无意识的使用。
对于青少年来说，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还不稳定，可能还不知道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事，
我们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引导。但家长不应该用断绝孩子接触互联网的方式。
有次我在一个公益活动中给小学生的家长讲课，一个家长抱怨：孩子老爱打游戏、看手机。我就问他：你平时有多少时间陪他，有没有尝试过和他一块上网？我建议家长可以下载个抖音，和孩子一起做个实验：一礼拜只点赞“5分钟解读一部电影”的类似视频，会发现后来这类视频的推送越来越多，然后再和孩子一起讨论这可能造成的结果，以及如何“破墙”看到其他内容。接着再花一个礼拜做另一个实验：专门给其它各种各样的视频点赞，一周后就会发现同一个APP上看到的内容不一样了。然后可以问孩子：究竟是我们刷抖音，还是抖音在刷我们？
相反，如果你只是一味禁止孩子玩手机，他会对手机更好奇。真正的教育是用爱和陪伴，而不是阻止和呵斥。网瘾是一个伪概念，真正的网瘾青少年正是因为在现实社会缺失爱和尊重而引发的报复性使用。这也是很多青少年无法和互联网建立一个更好关系的原因。他们太需要有人陪伴，太需要用爱和讨论来构筑起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了。
CAST
撰文｜蒲潇
责编｜蒲潇
视觉｜Sean
摄影｜dede
造型｜宋青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