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节特刊|20多年前，他在内蒙古恩格贝沙漠种下一棵树
今天是3·12植树节。自然之友作为一家环保组织，与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之友创始会长梁从诫先生与树也有深厚的缘分。他曾先后多次与自然之友的会员一起，赴内蒙古恩格贝沙漠植树。梁先生逝世后，亲友也为他举行树葬，实现他生前希望回归自然的心愿。
今天，我们摘选了20多年前，梁先生与“自然之友”们赴内蒙古恩格贝沙漠植树时期的书信，和大家一起重温这段时光。
自然之友第一次组织会员
赴内蒙古恩格贝沙漠植树后致女儿
1996年梁先生在恩格贝植树
眉毛：
回来两周了。此刻心情自己也说不上是什么。也许还是当年鲁迅说的“心事浩茫连广宇”，但并不期待“于无声处听惊雷”。这种“惊雷”这几十年也听得不少了，既不会再惊，更不会因此而喜。中国现代化的这个怪胎究竟会长成个什么东西，谁说得明白？一个社会，就算物质生产能有所发展，如果大家精神上总感到压抑，它又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快乐？
8月1日北京站前广场，“自然之友”（及家属）七十余人（最小的七岁）冒雨在双叶会旗下集合，奔赴内蒙包头附近的恩格贝沙漠。还有一位家住太原的68岁的老大姐，从报上获知我们要去种树，竟带着两个孙子、一把铁锹从太原赶赴包头与我们会合。我们分乘两辆大轿车从包头出发，过黄河，进沙漠。越往北走景色越荒凉。虽是八月盛夏，眼前却是黄的多，绿的少。土坡上本地人的小泥屋，大概不比半坡时代强多少。而且四周竟往往不见一片树荫。一片村庄就那样在毒日头底下干晒，人们似乎只能躲进半地下的洞穴。大人孩子光着头，咧着嘴，呆呆地望着我们一行。目光呆滞，形容枯槁。可别以为他们真的与当代文明无缘。当我们开到一处山洪冲毁的河沟边时，却正是这些“纯朴”的农民们用手扶拖拉机把唯一的一条通路堵住，不给钱不让路。这还不是因为“此路是我开”，而是“此路是我堵”。真是天生的梁山好汉、农民起义领袖。早生五百年，闹好了没准能混个开国皇帝当当！这地方既没有法律，也没有官员，“自然之友”们也只能乖乖地留下买路钱走人！
再往前，上一道山梁，全车人呀的一声。眼前竟是一望无际的黄沙。就连刚才那点绿色也没有了。这就是黄河河套顶端，阴山南麓，鄂尔多斯高原边缘的库布齐沙漠！
城里人来沙漠，毕竟还是把沙漠当成“自然公园”。头一天下午，大家就在这沙上跑啊跳啊打滚啊！孩子们更是高兴得不知所以了。看见我们“自然之友”的双叶旗在沙漠上飘扬，我也确实很自豪。种树只有两天，其实没什么。但我和妈妈都是带病坚持。我们俩出来前都重感冒。感冒又引发了我的哮喘，晚上睡觉时很难受。但我们不能让大家知道。我作为领队，不能躺倒。就这样，也挺下来了。但确实很累。除了那位老大姐，我和妈妈是全团年纪最长的。我想我们还是作了一个比较好的榜样。我们两天中午都在沙漠上吃饭――大锅熬菜，馒头，米饭。第二天正吃饭时，忽然一群孩子围着我唱起了生日歌。才想起那是８月４号。没有蛋糕，用西瓜代替，还有人送了我一筒“雪碧”。我和大家都非常高兴，许多人要求和我照相。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生日。最后我们一共种了两千七百多棵树。如果能大部成活，将俨然一个小树林！我在总结时说：我们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懂得了“改造自然”如果真的变成行动，将是多么艰苦，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因此我们无权坐在沙发上唱绿色高调！
这片沙漠植树已经六年。是日本的治沙专家九十高龄的远山先生开始搞起来的。他每年带领成百日本志愿者来种树，已经种了一百万棵，而我们却是中国的第一个志愿植树团。我去年十月在东京曾和远山同台领1995年亚洲环境奖，今年在恩格贝又和他一同种树。算是有缘吧。他在会见我们全体团员时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谢罪，脱了帽子给大家深深鞠了一躬。当时我很意外，又不能不对这个问题表态。于是我就在答词中说：中日战争爆发时我五岁，远山先生三十一岁。战争留给他这个当年的日本成年人和我这个中国孩子的，同样都是痛苦的回忆。我们家的房子在日军第一次轰炸长沙时就被炸塌了，我不得不随父母到瓦砾中去捡我的玩具。但当时我们谁也不可能想到，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会一同在中国内蒙为改造中国的沙漠而并肩种树。这说明：时代进步了，人民进步了，人民不要战争，不要破坏，而要和平，要发展，要造福后代。远山给我又鞠了一躬。大家后来说，我的答词很得体，有理，有礼，有节。事后我听说远山当年曾在包头一带打过仗。可能有负罪感。但一个日本老人，到此高龄，有家有产，还是好几所日本大学的教授，却愿意成年住在这异国荒凉的沙漠里，吃大锅菜，住简陋的房子，每天载树不止，总是值得人敬佩的。
1996年8月14日
沙漠种树
再到恩格贝
1997年7月末，“自然之友”的绿色双叶旗再次飘进了内蒙恩格贝沙漠。
也许多了几分绿色、几幢新房，但恩格贝依旧，沙漠依旧。去年来种过树的朋友觉得一切仍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清晨，远山先生仍穿着那身卡其布工作服默默地在路边拾垃圾，整理花圃。可惜九十一高龄的老人已记不得我们。但他必定会知道这是又一批中国的沙漠植树志愿者。
茫茫沙海中，我们终于找到了去年的那片小树林：多数名牌已经不见，但中学生王蓓的名字仍款款地挂在一株绿意盎然的幼树上。数一数，去年的辛苦大约换得一半成活，瘦瘦的树苗上绽出了嫩叶。也许这就是希望、明天的绿洲?
去年，我们在大雨中离开北京，在骄阳下进入沙漠。今年正好相反，在北京站上车时闷热难忍，进入恩格贝时却遇上今年沙漠中第一场大雨。自然之友们也第一次领教了“乡亲”们的厉害：每隔七、八公里路上就横着一根大木头。说是雨天车会压坏他们承包的路段，要交“养路费”。开口三、五百，多则一千!淋着雨和这些幸灾乐祸的“老百姓”讨价还价，说我们是来义务植树的，那反应，似乎和说来淘金挖宝也没有什么两样。连哄带求，花了五个多小时和数百买路钱，总算在天黑前走完了这段本来只需要两个半小时的路，面对这些本应是我们要依靠的基本群众，不由得使人更深地体会到在中国搞环保之难。
和我们同去植树的，还有“自然之友”团体会员，林业大学“山诺会”的二十多位同学。他们晚上在基地自搭帐篷过夜。这些纯朴、能干、活泼而守纪律的年轻人给大家作了很好的榜样。
由于树苗供应不足，今年大家只种了一千六百多株杨树，外加谢定淑老人自费购置的百余株针叶树。但因为赶上几场沙漠中罕见的甘雨，树苗成活的希望比去年大。
在基地，正好遇上一个主要由中老年人组成的日本义务植树团。晚上，在恩格贝明亮的星空下，自然之友们在梁晓燕的带领下纵情地唱了起来：中国民歌、俄罗斯民歌，甚至日本歌，一首接一首，整齐而欢乐。日本客人不由得鼓起掌来，也许他们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一群中国的志愿者吧?
基地里，屋檐下有好多处燕窝。大家常常驻足观看母燕给那些“黄口小儿”喂食的有趣情景。一位本地工人不以为然地嘟囔：“这些城里人，看个鸟儿也觉着新鲜”。但恰恰就是本地职工的一个孩子，第二天竟把一个燕窝捅破，把跌落的小燕捡去玩。这下子激怒了“自然之友”的一群孩子。小家伙们纷纷“严厉指责”这个十岁左右的“肇事者”，并把小燕儿抢救回来，放回破碎的窝里。那孩子和他妈妈一声不吭地听着“自然之子”的声讨，看着他们的救鸟行动。
然而，第二天却发生了一件出人意外的事：在我们沙漠植树队伍后面，多了个“尾巴”——那孩子和他妈妈!他们静静地坐在一旁看我们种树、浇水，也间或找个人说话。后来，这位母亲怯生生地来对梁从诫说：“能不能也让我们孩子入你们的‘自然之友’?让他也有个机会听听你们讲的道理。在这儿没人给我们讲这些”；又问靳旭：“这孩子能不能入你们观鸟小组”?知道的人都被感动了。虽然我们没有可能满足他的这个请求，但“自然之友”的行动显然已经在这孩子和他妈妈的心里留下了一棵小小的绿色种子。这也许比我们种下的那些树苗更有意义。
种完树的那天下午，大家一起到沙漠中一个小水库去观光。归途中山诺会的同学们发现路旁草丛里有一只从树梢巢中跌落的小隼。观鸟小组的靳旭心疼地把小隼拾起。一位山诺会的“攀援能手”背着装有小隼的布袋，迅速地攀到了十几米高的树梢，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羽毛未丰的小冒失鬼放回了巢中。当他顺利地从树上下来时，一阵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和欢呼，既表示了对山诺会员的赞扬，也是大家对这个野生的小生命的衷心祝福。一位搭车的旅行社翻译不禁感动地说：“真没想到今天还会有这样的大学生，还有‘自然之友’这样的团体”!当场询问怎样才能加入“自然之友”。
临行前夜，“山诺会”会员和“自然之友”的一些成员在营地前座谈，像一家人一样促膝谈心。谈环保，谈人生。那位翻译也来参加，感慨地说，“我觉得自己自从上了大学就‘堕落’了，看到周围许多同学也在堕落。可今天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一种新型的大学生，这是我们社会新的希望”。
中学生程慰回忆这次沙漠之旅时写出了大家的心情：“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沙漠。满眼都是黄沙，没有边际。光脚踩在沙上，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们在沙上写下了‘自然之友’四个大字。是的!我们是大自然的朋友，我们都热爱大自然。中午过后，大家踏上了归途。就要离开这片美丽的工地了，每人都有一份不舍。再见了，恩格贝，再见!”
“火车一声汽笛，宣告了这次活动的结束。然而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忘记这次沙漠之行，不会忘记我们亲手在这里种下的树。相信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看望它们的”。
1997年9月
文章原载于《自然之友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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