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放：种群涨落背后的“为什么”，也关系着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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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我们常常说要“以邻为友”，而所谓“友邻”，也意味着彼此之间并非是对立的，既不是将野生动物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也不应是为保护野生动物而全然不顾人的利益。

今天的分享来自王放老师，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实现能够让人和动物能够同时受益，从而和谐共存的未来。

王放：

野生动物种群涨落背后的“为什么”
当我们想到“野生动物研究学家”，也许首先进入我们脑海中的，是长期深入自然、与野生动物日夜相处的模糊形象。以六个故事互相串联，王放老师带我们寻访了与野生动物打交道之人的真实生活。这些纯真而质朴的片段背后却蕴含着心系苍生的悲悯，原来这些拥抱山林、拥抱溪流的“隐士”，日益追求的是维护世界之本质的梦想，思考着如何保护万物，保护世界的生物多样性。

他曾研究过熊猫的粪便，从中洞察一只熊猫的生命轨迹；曾目睹顽皮浣熊因报复而死的情景，终于领悟了对待野生动物的正确态度；也曾悄悄观察城市中动物居民的生活图景，为真正实现人与动物的和谐共存而“勤拍脑袋”。

他致力于研究生物种群涨落的脉络，为那些珍贵的、身处弱势的动物们寻求最安适的生活环境。同时他并不将此视为使命或目标，他坚信世界的本质便是如此，人类与动物互相支持，这个世界理应是万物共存的世界。

他去过世界上最险峻的地方，也品尝过各色酸苦艰辛，却从未有过怨言。在王放老师眼中，这份工作是独一无二的，他已看过最漂亮的风光，望进过最天真的眼睛，而为保存这些纯净的瞬间而义不容辞，为继续见证世界的千变万化而无怨无尤地效力，这便是一位野生动物研究学家应有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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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王放，我是一个研究野生动物的人。

我一直觉得这个工作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做的，我一直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虽然我没干过别的。但是我一直觉得早上刷牙的时候，头顶刷的一下一只朱鹮从你眼前飞过去；然后你一天疲惫的时候，那眼前突然出现一只眼睛在盯着你看，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难以想象的一个炯炯有神的眼睛，是一只蜡蝉的尾羽；或者我们在青海的三江源开车的时候，把手从这个车窗户上伸过去，是一只过路的赤狐。或者在四川唐家河的山脊线上，你上厕所的时候，围观你的是一些清澈的又充满好奇心的眼睛。所以我想别人问我做什么，我会说我工作在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每天呢，看的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而今天，我想所有这些故事都起源于14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开始我博士生涯的两个小故事。第一个小故事，是我第一次进入到大熊猫的栖息地做工作，那是一片非常壮美的森林。我们在冬天即将过去的时候进去，然后我见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金丝猴，也见到了非常新鲜的大熊猫的粪便。不知道这样的图片会不会冒犯到大家，但是新鲜的大熊猫粪便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时见到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几乎还冒着热气的熊猫粪便，就在身边的一个草丛里边，就在竹林下边，就这个样子。

我看见熊猫粪便，我很兴奋，拿起我的相机要拍照。我的导师过来说这是熊猫粪便，我说是是，熊猫粪便。她说：“你看出什么了？”“熊猫粪便有一股茶叶的清香，很显然它是吃竹子的。”我的导师很吃惊地看着我，我也很吃惊地看着她。她说这是一只岁数比较大，但是身体状况还不错的熊猫，正从河谷往山坡上面移动。

我像看神一样看着我的导师，我在努力搞清楚她是在现场教学，还是在跟我开玩笑。她也很吃惊于我对这件事情吃惊，她跟我解释说：“你看，熊猫粪便比较大，比较粗，比较长，老年的熊猫肠道的功能是比较弱的，所以简单通俗的说,它夹不动，夹不动之后就比较粗，然后很长的一段它再夹一下。然后你看里边，仔细看里边的竹子的边缘一点，切割的都不清晰，说明它的牙齿已经有很大的磨损。你再仔细看竹子长短不一，而且竹子很宽，这是河谷里边低海拔的木竹，但是它出现在这个海拔，说明它正在进行从低海拔向高海拔的迁移。这跟现在的季节从寒冷到温暖是吻合的，说明它虽然老，虽然咬不动竹子，但它还在非常正常的进行这样的迁移。”她还给我讲了粪便的形状，摆的方向，包括雪地上面若隐若现的大熊猫的脚印。

那时候我真的是像看神一样看着我的导师，我心想，经过20多年的系统研究，我们对于一个物种的了解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好像动物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作为年轻的学生，你在这个行业里边施展的空间会小，好像我一时有点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把我当时这种又豪迈又有一点焦虑的情绪搅动的更加强烈。

我们受邀参加一个重大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所谓环境影响评价，指的就是这样大的工程。我们在做之前要评价它对于这个地方的动物山水会有什么样的，多大的危害，会不会到不能做的程度。

在进入会场的第一个场景是我们被人开玩笑的问，熊猫记仇不记仇？会不会我们把山炸了之后，它害怕再也不回到这个山了？我们当时哈哈的笑了几声，觉得可能吧，可能吧。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可能”这两个字就像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云一样，在往后几天的评审会上一直缠绕着我们。所以一方面项目的施工方会用非常准确的数字告诉我们，产生多少渣土，多少噪音，多少污染。项目的推动者会告诉我们会带来多少GDP。地方的政府会告诉我们会给这个地方带来多少游客。而我们深深的陷在这个“可能”的泥潭里。我们发现我们不仅不能够回答大熊猫记不记仇，我们也不知道多少米以外就可以修，多少米以内就不能修，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我们不知道它对噪音的反应，我们不知道跟大熊猫一起生活的其他物种怎么样。

所以很遗憾的是，最后我们给出的报告是下面大家看到的，我想给大家念一下，“工程建设可能对熊猫种群有直接的干扰，可能导致局部种群灭绝，可能对栖息地带来直接破坏。”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给不出来任何实际的数字或者预测。由于缺乏了解，我们建议严格合理的安排施工时间，我们建议对这个地方进行补充调查，我们建议实施一些保护探索。所以我想那个时候我自己的内心实际上是焦虑，又缺乏明确的希望和指示的。

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在今天的世界，我们已经不能够像30年前抢救大熊猫那样，把它们关在一个保护区里边，把人请出去，让它们与世无争的生活。即使是熊猫这样的珍稀的物种，它们也裹挟在今天的经济发展，裹挟在今天的万千变化之中。所以保护生物学是不是科学？如果是科学，它应该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动物跟环境的关系。就像在座的大家，实际上每一种物种都会对环境变化有反应。比如多大的噪音，我们会起身逃离这个会场，或者主讲人讲得有多么无聊的时候，我们会拿出来手机玩手机。我讲更好的科学是可以预测这些变化的。所以当我们再次深入到熊猫森林的时候，我们想，动物的种群涨落实际上跟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相关，我们不能够把它们关在一个保护区里边，高枕无忧的生活。我们要弄明白，用定量的方法去研究现在，去预测未来。

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做得很辛苦，因为正常的研究是什么地方动物多你就去哪儿，当时我们的研究是什么地方？是在熊猫分布区的最边上，什么地方熊猫刚跑，什么地方它们正在遭受困难我们就去哪儿。所以同伴们跟我说，你这么做很难毕业。我说没问题，结果我真的延期了。

但是我们用很多方法，我们循环往复的调查，用到红外相机，用到植物的调查，社会经济的调查，各种各样的遥感和空间分析。我们专门去那些看起来熊猫已经不确定或者种群稀少的地方，然后我们得到了几根曲线。这几根曲线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这几根曲线让我们在之后的环境之中，不再出现那种陷入到“可能”的泥潭里边。比如说左上角的海拔，通过这根曲线，我们知道熊猫不是只喜欢高山，它们其实非常喜欢这些低海拔的，平坦肥沃的河谷。但是它们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河谷里呢？只是因为河谷里边有居民点，有农田，有连绵的人类生活的痕迹。

通过这个曲线，我们知道原来居民点是可以定量的，同样可以定量的有旅游开发和工程建设。在两公里以内不会有熊猫的分布，在2到6公里之内，是一个缓冲的区间。而如果一个地方我们需要建设大的工程，需要建设大的水库、电站、铁路的时候，最好施工期间，我们希望施工的选址是在核心栖息地6公里以外。我们也知道公路对于野生熊猫的影响。我们也知道了，如果把正常的盘山公路改成隧道，这些动物会过得更舒坦，过得更舒适。所以我们想一个动物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可以去测量的。通过大量的野外工作，通过更好的数学方法，我们可以定量的去判断什么样的环境变化之下，这个动物会怎么样。

而后边我们发现了更多问题，比如说在每年的3月份，如果我们进到秦岭或者岷山的山川里边，我们会听到非常美妙的声音，那是熊猫求偶的叫声。在求偶期间，它们会越过河谷，跑到更遥远的地方，寻找自己的伴侣和配偶，完成种群最重要的基因交流。而在今天这样的山谷之中，布满了农田、居民点、村庄，再开着旅游、电站，还有各种人类活动。这是秦岭西部一个非常显著的大熊猫的阻隔。熊猫种群分别在山谷的两边，但是20年的时间里没有人在山谷里边见过熊猫，很可能一边的熊猫小种群已经面临到了近亲结合，基因衰退的风险。

怎么办？每个人都可以拍脑袋，所以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我们把村子里边的人，保护区里边的人，政府的人都请过来，大家一块拍脑袋。有的人拍拍脑袋说我们要种树，有的人拍脑袋说，我们要把巴山木竹种在山谷的每一个角落，有的人觉得我们要搬走居民点，还有人觉得我们要把公路变成隧道，让它穿过山谷。所以我们找到了做数学的朋友，做物理的朋友，我们想也许有更好的办法来模拟这个世界的变化。比如说给荒野写小说，用科学和数学的方式，我们把大熊猫想象成是一个跨过山谷移动的电子，两边的电压就是它繁殖期间对于异性，对于种群扩散的渴望。而山谷里边的农田、居民点、村庄，就是它在迁移过程中遇到的电阻，每一种变化都会改变这些大地的电阻，都会改变大熊猫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在这个世界之中遇到的困难。

所以现在在不同的决策方案之下，或者植被恢复或者单纯的搬迁居民点恢复，可能都不能够帮助到熊猫。而只有右下角的改建公路，让公路以隧道的形式穿过最重要的大熊猫迁移的山谷，很有可能能够帮助两边的熊猫种群，这些电子重新自由的连接起两边的种群。我们讲如果有更好的办法，尽管今天这些模型看起来还很粗糙幼稚，但是也许未来有一天，每一个保护方案不再需要拍脑袋，而是可以进行定量的预测的。

在山谷里边发生很多变化，我们很快意识到熊猫并不是唯一珍贵的物种。我们也意识到，我们一边在说熊猫的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一边大家忽视了一些正在消失的物种，比如说画面之中的林麝，亚洲黑熊、鬣羚。所以我们用空间遥感的方法，回溯过去十年二十年的大地变化，我们发现真的是这样，大熊猫的栖息地在变好，但是我们的鬣羚，我们的林麝，我们的亚洲黑熊，它们并不喜欢竹林，它们并不喜欢那些成熟的原始森林。它们需要的是低海拔，或者需要的是更旺盛的灌丛植被。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地方真正好，也许除了大熊猫，我们要把视线投到更多的，那些被我们忽视了的，以前我们认为它们是低端物种，是不需要保护，是可以自己去正常的繁殖的动物上。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保护区并不足够有效，我们可能会规划更好的保护区，来适应这样的动物变化的环境。

如果可以简单的总结大熊猫的这几个小故事的话，我想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努力前进的一个方向是，我们仍然有很多激情，我们仍然希望这个世界更好，带着这样的理想。我们用大数据和跨学科的方法，结合数学、物理学、社会经济学，我们计算动物对复杂世界的响应，用更定量的可以重复的方法，来规划未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之前没有意识到，我们一直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是在七年前，我在美国做博士后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在一个弗吉尼亚的夜晚意识到的。大家可能知道美国的环境，尤其是对美国治安有了解。如果在美国的一个房子里边，半夜有人敲你的门，基本上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有严重的安全事件，第二可能打劫。所以在11月的一个夜晚，11点多，我跟北京大学的王大军老师一起在屋子里面谈心，听到有节奏的，大门的撞击声。我们赶紧冲过去，看门口在发生什么。

而发生的，我们当时看到的场景，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自动开合的推拉门，这只浣熊使劲地把门拉开之后，努力把脑袋伸进来，伸进来之后它想往屋里走，把手一放下，大脑袋就会被门夹住，被门夹住之后，它想努力的向后退，把脑袋拔出来，然后我们的门就会咣当的一声撞上。我们就在这看着这只浣熊，这只浣熊就在我们的脚底下，把脑袋伸进来，被夹住退出去，把脑袋伸进来，夹住退出去。

重复了十几次之后，它终于放弃了努力进屋的举动，然后就蹲在门前的草地上面看着我们，它甚至会主动地走到我们跟前来，用它的小爪子扒我的腿。所以我也好，王大军老师也好，我们其实都是研究动物很多年的研究人员。所以我们都知道绝对不能够去投喂野生动物，但是当浣熊扒我们腿的时候，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件事儿，他拿了水，我拿了猫粮给这只浣熊。因为在这个场景下，可能不会有人能够真的拒绝浣熊。

但是很快我们知道，浣熊就是靠这样的，这个可爱或者这样的勇敢和鲁莽，在美国的家庭之中，造成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问题。所以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在我们的研究所里边，在我们的住宅旁边也有一只这样的浣熊，它非常喜欢挨个检查每一个车门是不是锁好，如果没有锁好，它就会进去，在汽车里边偷食物。这是一个美国人在自己的家里边，这是一个供猫进出的门。但是这只浣熊就把自己肥大的脑袋挤进来，然后偷走了家里面的地垫。

而我们这只浣熊也很厉害。在几天之后，我们其实都意识到喂浣熊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于是当浣熊再次走到我们门口的时候，我们看着浣熊可爱的脸，刚才我们看到的图片里边的脸，我们拿起自己的扫地的笤帚，怼在了浣熊的脸上，我们希望它意识到人类的房间或者人类的食物，并不是这样敲门就可以得到的。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几天之后，这只浣熊顺着高压线爬到我们的实验室里边，毁坏了实验室的冰箱，咬断了实验室的电线，造成了空间遥感实验室和生态实验室持续两天的停电，并且自己被电死在了地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意识到，也许我们不应该这么样的去带着好奇心和带着纵容对待野生动物。

而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在美国做的几件事情，是我帮助美国政府制定白尾鹿的狩猎。因为白尾鹿的种群大量繁殖之后，因为缺乏食肉动物，它们在毁掉美国东海岸的森林。所以每年我们需要经过层层的计算，计算出来指标，每年要杀死几万只十几万只白尾鹿。我们帮助那边的美洲河狸重新找到栖息地，它们啃坏了过多的居民房屋，它们破坏了过多小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我们希望把它们抓住，挪到更自然的，更好的栖息地让它们生活。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心目之中，一直有缺失的一环。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地认为动物跟人是在这个世界的两个对立面，我们要规范人的行为，我们要保护动物，我们要重新让铁路改道，村庄改道，让农田换一个方向。所以也许只有更好的让人和动物能够同时受益，那样的方案才是更加持久的。

在2015年到2017年，我们用三年的时间走访了4800个家庭，这4800个家庭有2300个在熊猫栖息地，还有2500个在其他的区域。我们问到了家庭的婚丧嫁娶，子女的上学，家庭的医疗，他们受到的补助，甚至于他们参加过几次婚礼，随了多少份子钱。我们希望搞清楚，在这样的区域，熊猫需要什么？而人需要什么？他们之间的需求是不是有一天可能能够找到共通的地方？

一开始的结果是很显然的，熊猫需要更好的森林，人需要打工，人需要更好的公路交通。如果有打工的机会，他们的收入会增加30%，如果有更好公路的地方，他们的收入增加9%。大熊猫也一样，更好的森林的地方，熊猫生活得更好。而我们也发现，的确人跟熊猫有矛盾，更好公路的地方交通随着交通网变密，熊猫的分布概率降低了20%多。

但同时我们发现人跟熊猫，有共同的影响大家生存的负面的因素，比如传统的农耕和传统的畜牧业，小规模的家族式的畜牧业，实际上已经在制约当地人的收入，并没有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真正的提升，甚至影响了他们外出务工，影响了他们进行家族新产业替代升级的可能。而这些对熊猫也没有好处。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酌情的去减少呢？

我们也发现如果给当地的人提供更多外出务工的机会，随之减少的是当地的交通，当地的农业和畜牧业，而随之增加的是当地熊猫的数量。我们更发现保护补偿，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政策，直接提升了当地人的生活，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同时给每一户人家庭，周边增加了更多的森林，让熊猫受益。所以这个网络实际上在我们的研究之下会变得非常密。退耕还林当地的各种新的能源政策，政府的支持力度，当地保护区的升级，当地的水资源，当地的农田新的政策。

而我们发现很多关键的指标需要外界的帮助，如果政府、非政府组织或者科研团队能够更及时的找到这个复杂网络之中的切入点，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让人的收入增加，也让大熊猫还有其他的野生动物在这片土地上更好地生存下去。

所以今天我们在上海做一些新的尝试，这尝试是我们第一次在除了荒野的地方做工作。我们发现在上海的每一个夜晚我们都会见到黄鼠狼，它们会在城市小区，城市的花园里面自由的追逐，在十点之后是它们非常活跃，非常旺盛的时间。我们发现在上海的西南、南部、东南，整个区域都会见到这样的场景。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鼎鼎大名的一种动物，但我又不确定大家能够马上认出来它们叫什么，这就是“一丘之貉”的“貉”。它们就生活在城市废旧的下水道里边，生活在小区里面，楼下边的通风口里面。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它们就会出来在城市里边继续生活。所以我们想只有找到办法，让人开心，让动物也开心，可能我们才真的找到了可持续的，科学地帮助我们这个世界，帮助生物多样性的方案。

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城市动物，比如我们刚才看提到的貉，比如这个城市里边每一个夜晚都会大量出现的刺猬，还有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黄鼠狼。这实际上不是一个科研团队的职责，但是是我们自己非常有兴趣在投入干的一件事儿。我们在城市里边布设了大量的红外相机，进行了很多调查，我们正在组织起超过100个家庭超过200个孩子，我们在跟学校合作开设课程，我们在城市里边找到合作伙伴，一起在恢复城市的野地。我们希望在城市里边，大家有更好的草地，更好的流水，可以休息，可以放松自己。而这个过程之中也能够让野生动物更好地生活，在上海，在长三角，在中国的各个主要的城市。

如果可以总结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几个故事的话，我想自然保护是一门科学，它并不是生物学，也并不仅仅是物理化学，这些理科学科可能需要决策者的加入，可能需要当地居民跟我们一起拍脑袋，可能需要我们用社会经济模型，用更多的方法来研究这个世界的万千变化。而我想在这个过程之中，实际上每一个感兴趣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我从来不觉得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世界的多样性。因为我们觉得多样性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谢谢大家。

文案：陈薏晴

排版：曹梦琪

讲者简介:

王放是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学士、博士，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sion博士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后，王放一路走来，不忘初心。2018年11月，王放入职复旦大学生科院，供职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IBSFU），主要工作是野生动物种群和群落生态学、保护生物学。他是一位严谨的生态研究人员，也是一位幽默的博主，敏锐的野生动物摄影师，深受粉丝们的热爱。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TEDX杭州”，原标题《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未来?I王放:种群涨落背后的“为什么” TEDx杭州沙龙演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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