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京东CEO刘强东案件已经过去近一年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风波已经平息的时候,美国当地时间9月11日早上8点多(国内12日凌晨),刘静尧起诉刘强东性侵的民事诉讼进行了第一次听证。
自今年初以来,京东进行了一系列的“变动”,似乎走进了“自暗时刻”,管理层变动、裁员风波、取消快递员底薪等等,然而,随着变动的尘埃落定,京东前进步伐也变得越来越清晰明了。
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调整期后,8月13日晚间,京东终于迎来了一份让人满意的财报。2019年第二季度,在收入、利润、现金流以及活跃用户数四大核心指标上,数据都有很不错的增长,Q2单季度营收1503亿元,超出预期。
而在此之前,6月份,在竞争激烈程度前所未有的618战局中,京东平台累计下单金额达到201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6.6%。
7月份,在《财富》杂志发布的2019年世界500强榜单中,京东集团以698.5亿美元收入位于第139名,较去年排名提升42位,同时继续位列中国互联网企业第一。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京东的转变显得困难许多。自2018年8月末事件曝出,京东股价至今再难回到高位。
2018年9月24日,京东最低股价跌破25美元,市值蒸发600亿人民币。
美国时间2018年12月21日,因性侵案件存在严重的证据不足,美国检方宣布不会以性侵罪起诉刘强东,随后京东股价上涨超10%……
刘强东的犯错让大家再次注意到京东特殊的股权架构,董事会规定称只要刘强东作为董事会一员,只要没有他董事会就不能算达到“法定人数”(quorum),而达不到法定人数,往往意味着难以召开董事会,形成董事会决议。然而即使如此,在最新SEC披露的年报中,刘强东依然拥有京东79%的投票权。
而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与常见的双重股权制度(京东采取的制度)的操作方式不同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双重股权制度直接赋予了股东以不同投票权的股份,将控制权集中于少部分人甚至是个别人身上,同时能够获取相对一票一权模式更多的融资,然而无论是合伙人制度还是双重股权制度都是在保证部分人享有对公司的控制权。
企业文化与实控人之间的紧密联系浑然天成,性丑闻对于公司的打击血淋淋,怎么实控人们享受起了钱权荣耀,就忘记了这份责任?
2019年7月4日,新城控股向上交所提交了《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长变更的公告》,新城控股董事长兼实际控制人王振华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免去董事长职务,但仍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前一日,媒体报道称新城控股实控人王振华因猥亵9岁女童,在7月1日被上海普陀区公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新闻曝出当日,新城控股收跌24.24%,市值蒸发约150亿港元。
7月7日,有律师向证监会举报新城控股及实控人、其他董监高违法行为,认为其他董监高在知道王振华被刑事立案之后进行内幕交易。2019年8月14日新闻报道,南京中院已经受理新城控股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同时本团队也在征集推定亏损投资者中,针对投资者在7月4日持有新城控股股票的投资者,可以对新城控股提起诉讼。
2019年8月10日,Jeffrey
Epstein死于曼哈顿监狱。其桃色绯闻范围之广涉及前总统、现总统以及维秘母公司L Brands的首席执行官Leslie Wexner。L
Brands旗下拥有Victoria's Secret(维秘)、Bath&Body
Works和Pink等品牌线,其中维秘通过时尚秀、雇佣年轻貌美的模特的方式打开了世界市场。而Epstein则是纽约上东区的一位金融家,被指控与未成年人进行性交易(特朗普曾坐过其私人波音727飞机——被称为“萝莉航班”,并拥有小圣詹姆斯岛专门用来接待“客户”),还被指控利用自己与维密的关系,用模特界的黄金职业——维密的合约来引诱年轻女性。
事件爆出后维秘母公司L Brands股价持续下滑,一年下跌42%至17.61美元,触及股价十年最低点。
去年,超模 Kate Upton 在Instagram和Twitter上称Guess高管Paul Marciano对其性骚扰,Guess股价暴跌17.75%至每股15.11美元,市值蒸发2.5亿美元。
上市公司内部的风险隔离变得愈发重要起来。现阶段高管个人行为并非全部都为法律依据,道德风险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如何在治理层面控制高管对上市公司股价带来的影响成为对上市公司新的考验。绝对的控制权意味着“绝对的自律”,这样的股权架构无疑放大了个人风险,公司信誉又岂能与个人脱钩?
创业者往往会模糊经营与创业之间的区别,光芒万丈与默默无闻有不同的犯错成本,企业不再是原先的“组合”,创始人身上承担的是企业和众多的员工,而不是“独行侠”。
而上市公司所承担的市值的重量还有声誉问题——这意味着四面八方的道德谴责都有待公司去解决,将问题诉诸法律的方式将很好地延后或者止损。
除性丑闻风险之外,公司创始人、高管的婚姻问题也将直接影响公司发展。有些公司在设立之初或者引入管理者、股东时便会签署相关协议。在某些特殊行业例如影视公司,若夫妻皆为明星且都为股东,为防止影响上市,会要求在上市之前双方不得对外披露离婚信息,且不得与第三方产生绯闻。
就高管个人而言,则还有遭遇刑事处罚的风险,包括因税收、汽车肇事、赌博、自杀等等,马斯克的“出言不逊”曾让特斯拉股价大幅下滑,而一句道歉就让股价暴涨16.19%。
不可否认的是,如今的中国上市公司对于风险防范意识依然不够,内部的“事后监管”不受重视,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公司损失。正面例子是当年恒大地产遭遇做空后的反击,组织专业机构进行多重应对,并在稳定局势后对做空机构“咬住不放”进行了报案。(文/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
董毅智是互联网(EC/TMT)、投资金融(PE/VC)律师,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浦东国际金融学会理事、法律自媒体人。著作有《互联网+产业风口》、《Uber 开启“共享经济”时代》。另外,担任腾讯、新浪、金融时报、财经国家周刊等多家机构特约撰稿人、专栏作者、创业导师。(邮箱:109215871@qq.com 手机:(+86) 139-1655-8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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