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哈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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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何江吗？出生于湖南农村的他，在经历了贫困和劳作的童年后，在2016年，作为哈佛大学优秀毕业生登上毕业典礼演讲台，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大陆学生。
这位年仅29岁的哈佛博士，最近成功入围2017年福布斯医疗健康领域30位30岁以下领军人物名单，如今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
一个上大学前没用过电脑的农村孩子，考上中科大，又到哈佛求学，其间写了一本英文书，再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
这本书，就是《走出自己的天空》，其中讲述着“最平常不过，但又最不平常的乡下人家的简单生活”。它记录的是正在发生快速更迭的乡村旧生活，思考的是中国乡村的未来，专家评论说，他的作品“文字散淡、克制，像极了吴冠中的画，描绘出了富有诗意、饱含情感的乡土中国，勾起了很多人的乡愁。”
这里分享的是其中一个章节。
01、
一九八八年的大年初一，我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停钟村。我爷爷觉得龙年正月初一出生是个好兆头，预示着我今后将像龙一样飞跃。
在当时的乡村，人们普遍认为，名字将会左右一个人的命运。为了让我一生都有好运，爷爷决定给他的大孙子取个大气的名字。
我们何家到我这辈，五行都缺水，因此孩子取名或多或少和水相关。比我大几岁的两个堂哥分别取名为“海”、“勇”（取‘涌’音），我的堂弟取名为“水”，爷爷给我取名为“江”。
在我出生年份左右，附近的村子才开始通电，所有和电相关的物件都是奢侈品。尽管家里条件艰苦，但给我做满月酒的时候，爷爷还是请了皮影戏艺人，让他们在一排白炽灯下，演了一出大戏《杨家将》。
那算是我们何家做得非常热闹的一次酒席，直到现在，当年参加满月酒席的亲戚仍然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
父亲出生在停钟村，母亲则出生在与停钟村北面相邻的兴无村。两村之间隔着一条叫乌江的河，作为两个村子的分界线。
父亲虽是农民，年轻时却曾在县城饭店当过厨师。不过，在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辞工了，一心待在村里侍弄家中的几亩田地。
他上过学，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读了多少年。他自己说他读完了高中，但乡亲们说他吹牛，因为村庄里他那一辈的人，没几个读过高中的。
父亲的脑瓜特别灵活，脑筋转得很快，尤其是在和钱相关的事情上。尽管几十年来，他一直没赚到大钱。
和父亲不同，我的母亲没有多少机会上学。她在读四年级的时候，便在外公外婆的要求下退学了。
那个年代，乡下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作为长女，母亲自小便要帮忙打理家务，好让她的哥哥——我的舅舅能够安心上学。她爱读书，四年的学习生涯中，她的成绩一直很好，这更让她觉得遗憾，到现在，她还会念叨，如果不辍学的话，没准她会嫁到一户富贵人家。
世事难测，母亲倒也没过多抱怨。退学后，她从外婆那里学会了织渔网，并成了村里织网的能手。她的这项手艺，在往后的日子里，将给家里带来不少收入。
何江的父母
我的弟弟也是在正月里出生的——正月初二，比我小了两岁。弟弟的小名叫“沟伢子”，因为他出生时，老家旁边有一条水沟。
我们兄弟俩出生的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得非常严格，我们家因为违反政策被重罚了，这让本就贫困的家庭更是艰难。
弟弟出生那年，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冰天雪地里，长辈们在村里四处求人借钱。这个艰难的开头，让迷信的爷爷觉得小孙子的命数需要贵人扶持，于是他找村里的算命先生卜了一卦。
算命先生说，这个小孩，会从他哥哥那里得到扶助，并劝我爷爷给小孙子取名的时候，把这个命理考虑进去。
因此爷爷给弟弟取名“蛟龙”，蛟龙生长于江河，也算是依了算命先生的建议吧。
弟弟在何家年幼一辈的男丁里排行老五，我是老三。和我乖巧的性格不同，弟弟自小便很淘气。他常常倒腾家里的锅碗瓢盆，玩坏了便会招来父亲的一顿训斥或是责打。打疼了，哭几句，但就是长不了记性。
记得有一次，弟弟不知从哪里抓来了几条鱼，但又舍不得吃，他便偷偷将鱼扔进了家中的水井里。水井氧气含量少，没过几天鱼便死了。鱼腥味和死鱼尸体腐烂的味道，从水井里扩散出来，闻起来恶心极了。
父亲很快发现了井水异常，便开始审问我们兄弟俩。 弟弟坚持不认错，尽管父亲知道是他做的。
看到弟弟错不悔改，父亲怒上心头。为了让弟弟明白事态的严重性，父亲提着他把他悬在井口，狠狠地警告他，要是再不承认错误，就松开手，让他和那些死鱼一起待在井底。弟弟被吓傻了，不得不坦白了所有事情。
父亲常说，小孩子只有被打了几顿后，才会知道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打得越多，记得越牢。
那一年，因为弟弟的无心之举，我们家的那口老井需要消毒清理。父亲花了好大力气，用轱辘一桶一桶把井底的脏水提上来，清空后，他再在井里撒上石灰粉，等着地下水慢慢渗透，把细菌和腐烂的味道驱除。
整个过程花了将近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父亲每天都要来来回回走好几里路，到村里其他人家的井去挑水。每次挑水的时候，父亲都会恶狠狠地盯几眼弟弟，而弟弟则会内疚地躲在母亲身后，看着一桶桶水在缸里泛起涟漪。
多年后，我们兄弟俩闲聊，我还会拿这件事调侃弟弟。
我和弟弟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干农活了。父母当时并不能预见他们的儿子将来是否有出息，他们有点隐隐担心，要是将来两个儿子找不到工作，要怎么过日子。
乡里人常说，学会了种田，就一辈子不愁自己的饭碗。因为这个缘由，父母对教我们种水稻这件事，很是上心。
我们四五岁的时候，就被带到田里跟着大人干农活，这在当时的村里很常见，我们这一代农村长大的孩子都经历过。不过比我们晚出生几年的小孩，因为条件好了，不一定会被要求下地干活。
我们一家四口人，将近分了八亩水田。八亩水田约莫能产五六千斤稻谷，上缴农业税后，剩下的便是我们家一年的收成。进入新千年，国家决定给农民减免农业税，缴粮自此成了历史，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生产的谷子大部分是给人和牲畜吃的，偶尔有剩下，父亲便会把谷子卖掉，好换点钱补贴家用。再加上养猪挣上的一两千块钱，便是我们家在九十年代主要的年收入。
何江的故乡湖南省宁乡县停钟村
那个时候，父亲最大的梦想是成为村里的“万元户”。那时银行还未在乡村流行，父亲说，如果他有一万块钱，他会把钱一张张地藏在箱子的夹层里。
父亲这么一说，让我和弟弟对家里所有的木箱产生了兴趣。我们常幻想，趁父母不在家时，从木箱里偷点钱买糖吃——不过，幻想终归只是幻想。直到2000年之后，父亲才实现“万元户”的梦想。
湖南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多是双季种植。我出生的年代，水稻种植全靠人工，因为没有机械进得了满是淤泥的水田。我们用水牛犁田，锄头除草，镰刀收割水稻，扮桶给稻穗脱粒。这些都是最为传统的农作方式，效率低下，也很耗精力。随着乡村的变革，它们都将被现代化的农业耕作方式取代。
传统农业效率低下，农民买不起化肥农药增进产量等问题，因此水田产出的每一粒稻谷便显得尤为珍贵。九十年代初，村庄里有时仍会有一些人家因稻谷产量过少而揭不开锅，他们会面带难色地请求其他人家，匀一点粮食出来，接济一下，好让他们过渡到下一个收获季节。
父亲借此教育我和弟弟，既要体谅人家的难处，更要珍惜碗里的白饭。
吃饭的时候，要是我们在饭桌上掉了饭粒，父亲便用筷子打我们的手，让我们捡起来吃掉。我自此对粮食有了敬畏之心，直到现在，尽管在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月，我对浪费粮食仍然有种近乎本能的内疚。
02、
我五岁时，父亲在母亲的鼓励下成了渔民。
每年冬天，他会跟随村里其他渔民到湖北或是江西，开始长达三个月的捕鱼生活。那是父亲少有的出省工作机会，也是他经常向人吹嘘的打工经历。
打鱼生活让父亲开阔了眼界，也让他从停钟这个小山村走了出去，头一回领略到国家的广大。
每年年关将至的时候，他就会背着一袋子充满鱼腥味的衣服、棉被和一些淡水湖鱼，出现在村口。他也会给我们带一些小礼物回来，好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
我六岁那年，父亲带回了一口高压锅，它在当时的村里是个稀罕物件。父亲回来的那天，好多人来我家，围看父亲组装高压锅：锅身、锅盖、密封胶圈……组装完后，乡亲们要求父亲用高压锅煮一锅水。父亲开心地应允。
父亲把水倒进高压锅，然后，把高压锅放在柴火灶上。烟火烘烤不锈钢锅底，很快就把锅底烧黑了，看得我很是心疼。水很快烧开了，排气口喷着粗气，好像快要爆炸的样子，一些邻居吓得直往后退。
这口高压锅我们家用了十年，直到它的塑料手柄几乎融化了才被扔掉——这大概是我童年里头一回接触的“高科技”物件。
大概在父亲带回高压锅的那年，我们家老房子的厨房和猪圈，在一场大雪中倒塌了。我当时并不懂事，只觉得砸死的那几头猪，在雪地上鲜血淋淋的场景，很是恶心。
出事那天，我站在曾经的猪圈口，抓起地上的碎土块，朝附近想舔猪血的野狗掷了出去。野狗被打退，我便“咯咯咯”地笑，好像家中的变故，与我没有多少关系。
父母站在毁坏的房子前，忧心忡忡。房子倒塌后，他们在雪地里埋头苦干，把厨房里的东西挖出来，一点点挪到还未倒的另一半房间。然后他们在附近的山里砍一些树，用来支撑住未倒的那面摇摇欲坠的土墙。
何江家的老房子
那年的冬天在我印象中显得格外的冷，也格外的长。夜里，冷风吹进破墙，我便会问父亲，天气什么时候回暖，我的手脚什么时候不再冰凉。
开春后，父亲决定建新房。因为家里没多少积蓄，所以建房子的材料大都需要自己亲手准备。
父亲先在附近的山头挖红泥，和上水，放在木质模具里做成一块块泥砖。泥砖晾干了，父亲把它们一层层叠起来，放进临时搭建的砖窑。他在泥砖缝隙里填满碎煤，糊上泥巴，用炭火烧烤泥砖，足足花了二十天，泥砖才变成红砖。
红砖出窑后，父亲到附近山头，买回来好几车石灰。石灰并不能直接作为涂料，需要纯化后才可以用。所幸父亲对这个工艺也很是熟悉。
他先给石灰浇水，使它们受热膨胀炸开，作为“发石”。石头碎了后，他再把它们抛入挂在水池上的过滤铁丝网上，进行“滤石”。过滤后的粉末和水充分发生化学反应，才能成为用做涂料的氢氧化钙，是为“沉石”。
当然，我对这些化学反应不熟悉，只觉得往石头上浇水，石头就发热膨胀，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一点一点，修建新家的材料逐渐准备齐全了，然后是盖房子，搬新家。在孩子的世界里，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简单自然，就好像睡了一个长觉，睡觉之前，我们还住在冰冷的土砖房里，睡醒后，便搬进了宽敞的红砖屋。
新房子刚盖好的那段日子，父母脸上总是堆满了笑容。
家里新房盖好后，父亲的弟弟、我的叔叔，也开始翻修他家的房子。叔叔自小体弱，一直干不了太重的体力活，成年后便从事泥瓦匠这种相对轻松的职业。他的泥瓦活很好，在村子里帮很多人家盖过房子。
不过，那个年代盖房子不挣钱，叔叔家也没有多少积蓄。看着父亲盖了房子，叔叔有点耐不住，也想一个人盖一栋楼房。他很卖力，除了上梁请人帮忙，两层的楼房几乎都是由他一人一砖一瓦砌好的。
可惜的是，叔叔没来得及好好享用他亲手盖好的楼房。在房子将近完工的时候，他被诊断出癌症。不到半年，他便离世，只留下一栋还未封顶的房子，给我婶婶和他们不到五岁的儿子。
那一年是我童年记忆里灰暗的一年。当叔叔被诊断出癌症时，我的父亲仍在江西打鱼。因为没有电话，信件也不通畅，父亲对于叔叔的病毫不知情。
爷爷带着一家人，在村里四处筹钱。由于治疗癌症的费用太贵，乡里人家也没有多少积蓄，很快，叔叔便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离开了医院。
我们只能用一些土方子减轻叔叔的病痛，但叔叔的病情越来越重，直到父亲年底从江西回来，我们才有钱再次把叔叔送进了医院。
癌症在那个年代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父亲打鱼的所有积蓄都花掉了，但叔叔的病还是没有任何好转。很快，医院那边便传来了叔叔的死讯，得知消息的家里人无不撕心裂肺地痛哭。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父亲掉眼泪。悲剧还在持续，丝毫没给我们家喘息的机会。
03、
叔叔去世后的第二年，一场洪水席卷了中国的南方。乌江河水在连续几周大雨后，村里不少靠近河堤的人家都进了齐腰的水。好在我们家靠近山脚，地势较高，水漫不过来。
不过，因为村里水田大都靠近乌江，所以，家里的水稻田没逃过洪灾。几周后，洪水退去，秧苗几乎全被毁掉，家里上半年的收成便没了着落，父亲期望通过田地收成偿还叔叔治病所欠债务的想法，就此泡汤。
那一年，我恰好十岁，还从未看过洪水的我觉得好玩，经常一个人偷偷跑出去，站在村子高处看洪水，或是在浅水滩里捕鱼。一场洪水，在大人眼里是悲剧，在小孩眼里，却充满了乐子，多年以后，再想到这件事，我心里五味杂陈。
洪水退后，爷爷便一直咳嗽，体力也日渐虚弱。他一直是个健硕的老人，便不觉得自己患了什么大病，总是安慰家里人说，咳一阵子就好了。因此，他拒绝花钱看医生。
或许是爷爷知道家里没什么钱给他看病吧，又或许他觉得，死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一件事，生死在天，富贵由命。
不到半年，爷爷的病加重到只能躺在床上。很快，爷爷离世了，离世之前，他没来得及和儿女们，说几句最后他想说的话。
乡下的成长经历让我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而这好奇心在我成长的不同阶段，帮助我克服了很多困难，也让我在一个新环境里迅速成长。
爷爷去世那一年，我刚好小学六年级毕业。
我四岁起，便进了村里的小学——倒不是因为我天赋异禀，而是四岁那年，父亲觉得我妨碍他们做农活，便说服老师让我进了学前班。
村里规定入学的年龄是六岁或七岁，我年龄太小，老师担心我跟不上班级进度，而拒绝了我的入学请求。可父亲觉得只要我能在班里坐得住就行，并不要求我在课堂上学到什么东西。
我倒也听父亲的话，进了学校，一直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坐着。这一坐，让老师觉得我比那些大孩子容易教，我于是也就成了村里入学最早的学生。
我在村里小学读书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年。一年后的暑假，一场大雨淋垮了好几间教室，学校从此就解散了。我于是不得不在升入一年级的时候，转学到邻村的学校——竹山小学。学校离家有好几里路，要穿过长长的田埂和好几个小山头。
孩子们无论年纪大小，都是自己走路上学，我每天要走近一个小时的路，才到得了学校，要是碰到雨雪天气，花的时间便更多。冬天里天黑得早，亮得晚。有时候早晨我还要摸黑上学，被山林里的虫鸟声吓坏，再联想一些听到的鬼怪故事，好几次，在上学路上，我被吓得大哭。
上学路上发生的也不一定都是心酸事，有些经历还挺好玩。
山涧里，经常有一些小朋友抓鱼或抓螃蟹。或者，在水稻田里，有些小孩因为在学校里踩了其他学生一脚，而在路上约架。又或者，几个要好的伙伴，跑到山里抓鸟雀。
那个时候生态没被破坏，村子附近有许多野生动物，比如兔子、麻雀、黄鼠狼和鼹鼠等等。手快的孩子经常能在上学路上抓到一两只，带到学校里炫耀，弄得其他同学的心里直痒痒。
我弟弟那个时候痴迷养蚕，多的时候养过几千条，养肥了，他便把蚕带到学校，兜卖给那些不会养蚕但又想养小宠物的同学。直到现在，我仍记得弟弟养在卧室的那些白蚕啃食桑叶的“窸窣”声。
农村小学的课程设置并不丰富，无非是语文、数学、自然和思想品德之类，语文、数学是重中之重。大家一般都讲方言，语文老师也是用方言教学，只有在朗诵课文时，才会偶尔秀几句湖南地区独有的“塑料普通话”。
小学时，我有过好几个数学老师，但印象最深的一位，在邻村还做着屠夫。
他家里经营一家杂货店，他每天早晨要早起到养猪人家杀一头猪，然后再把那些切碎的肉送回杂货店卖。
他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学校，自行车的后座沾满了猪油和猪血，有时候早上没来得及回家，便把杀猪的屠刀也带到学校。我们由此很怕这位数学老师，老觉得那些被他叫进办公室的学生会被屠刀千刀万剐。
进学校的头几年，我的成绩并不算太好，可能是因为我年龄太小，跟不上进度。不过，我那时也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因为村里没多少人念过高中，很少有人能用切身经历告诉我们，读书如何改变命运。
村里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有个高中文凭便显得高人一等，我那时的梦想就是拿一个高中文凭。
因为乡村教育资源有限，我那时能读到的课外书有限。除了学校发的课本，我几乎没有其他课外书可读。家里经济困难，父母有时都舍不得给我买文具，课外读物对我而言就更是奢望了。
父母对我和弟弟的教育虽然支持，可他们也并不确定，我们兄弟俩能否通过读书翻身。放学或者放假在家，他们仍会要求我们干好农活，以防在将来找不到出路时能把家里的田地耕种好。我们会跟随父母在田里干点碎活，或是到野外去放牛，或是切猪草。
要是哪天我们干的家务活多，父亲便会带着我们到附近的水田抓黄鳝或是青蛙。我提着手电筒走在田埂上，弟弟背着竹篓跟在最后面，一晚上，我们很容易便能抓到几十条黄鳝或一袋子青蛙。
04、
小学毕业后，我们又要转学到另一个村子去读初中，当然离家也更远了，有十几里的路程，走路要花两三个小时。为了缩短上学时间，我不得不学会骑自行车。
家里那时没有钱给我买合适我骑的自行车，我只能骑父亲当年结婚时买的二八式自行车。我个头小，站着才比自行车高一个脑袋，于是只能用脚跨进自行车的三角区域侧着骑，行的又是崎岖的山路，其难度可想而知。
要是冬天路被冻住了，一不小心，我便会滑倒在路上。我曾无数次咒骂这该死的天气，该死的学校，该死的路，可就是舍不得咒骂我那不合适的自行车。
不过，山里骑自行车也会有好玩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个清晨，骑过某个山头的时候，一只野兔从路边的草丛窜了出来，正好冲到了自行车的轮子下，被撞晕了。我却乐了，因为家里的餐桌上又会出现一道美妙的野味了。
以后的日子里，在同一个山头，我常会有意识地放慢自行车的速度，盼着另一只兔子撞到轮子上。可我至今也没能再次碰到那天的好运气。
读初中的时候，家里的一个亲人出了点事故：我的舅舅被一条毒蛇咬伤，不得不放弃做了多年的捕蛇业务。
舅舅是个职业捕蛇人，曾受过村里一个老中医训练。老中医教他捕蛇，本是想教他捕蛇，用来制中药的，可不曾想到，学成之后，城里愿意吃蛇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舅舅便专门捕蛇卖给城里的餐馆。
他是我们那一带小有名气的捕蛇者，连我母亲也曾从他那儿学过捕蛇的技巧。不过，捕蛇风险很大，在我读初二的时候，舅舅在捕一条银环蛇的时候被蛇咬伤，差点丧命。他也因此转行，与父亲一起做了好些年的打井工。
父亲和舅舅在往后的好几年里经常一起共事。要是没有人家需要打井，他们便会在家喂养猪、鸡等家畜。可惜，这些农活都赚不了多少钱，鸡瘟猪瘟还经常来袭，最后舅舅被逼无奈，决定外出打工。
父亲在几年后也加入了农民工的队伍。他们去过广东、宁夏、江西、湖北、浙江等等地方，在很多城市建起了高楼大厦，只可惜他们自己一直都没能在这些建起的房子里住过。
初三结束，我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学校离家将近有四十里路，我不得不寄宿在学校。
我也是第一次走出乡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城乡的差距。
县城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是新奇的，水泥路、红绿灯、小轿车、自来水、霓虹灯……我若是在县城看到新奇东西，都会跑到电话亭打电话回家，与母亲分享。
母亲在电话那头，每次都会勉励我，好好读书，将来才能住在城里——我才真正意识到“城里人”这个词，在乡里人眼里，代表着一种向往。
何江的初中毕业照
对类似我这种背景的农村学生来说，进城读高中开始最大的问题不是学习，而是生活上的不适应，因为我们对城镇生活没什么具体概念。简单说，冲水厕所该怎么用，一开始很多农村学生就不清楚。
农家子弟想要融入城市子弟的圈子，也比较困难，因为大家的成长环境相差太大。举个例子，乡下孩子不太会追星，大家听过的歌星磁带，看过的电视剧也少，更别说电影了。
还有个人的打扮——乡下孩子的衣服破了，补一补还可以穿，也没觉得有什么；但到县城里，城里的同学穿着各种时髦衣服，农村的同学很容易产生自卑感。
语言也能分隔乡下和城里的学生。虽说宁乡地区的方言大体一致，但口音仍有差别，乡里人说话似乎是带了一层土气，要是不小心说了几句乡下的脏话，更会被人笑掉大牙。
我那时在同学中间，总表现得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了什么话，或是做错了什么事，被人暗地里嘲笑。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适应期，我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的习惯，我观察同学们怎么穿戴，怎么讲话，我努力学习标准普通话的发音，好改掉自己土气的口音。所幸，一切都在慢慢改观。
或许是因为我在乡下读书少的原因，到了县城，我对所有和文字相关的东西都很敏感，一有时间我便会钻进书堆里。
高一的时候，为了提高英语成绩，我买了一本《乱世佳人》的英文版。我懂的单词并不太多，但这并不妨碍我读英文原著的决心。碰到不懂的词，我会查词典注音释义，写在书的边角。到最后，整本书的空白页几乎写满了标注。
老师经常会以我为例，跟其他同学讲“笨鸟先飞”的道理。要是有同学问我英语怎么学的，我也会告诉他，我是只笨鸟，花了些笨办法学会飞罢了。
我的高中成绩一直很好，我经常考到全年级第一名，让很多和我背景不同的人很是惊讶。
我在二零零五年参加高考，那一年，湖南有好几十万考生，我考到全省三百名左右，然后顺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
高考前的日子，老师常会向我们说，高考是我们人生的分水岭，要想有个好前程，我们必须奋斗冲刺。我们也给自己定了目标，铆足了劲儿要为自己的未来努力。
我记得高考那两天，我睡得不是很好，迷迷糊糊地到凌晨才入睡。我平常不会这样，想来也是因为高考带来的压力吧。
高考后，同学们便各奔东西，很多人至今都未再相见。我们读高中的那个年代，通信工具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很多人的联系方式一旦更改，便很难再找回，于是，大家都在自己的世界里，为前途奋斗着。
我偶尔记起他们，也只能是惦记。
05、
二零零五年秋天，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生活在一个省会城市。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没有直达的火车。我从江西鹰潭转车，乘坐一辆绿皮火车花了十几个小时才到合肥。
火车经过长江的时候，我激动不已。十几年来，我只在书上见识过长江的浩荡，第一次目睹长江的时候，我真正被那股奔流不尽的气势所震撼。
我想，人或许只有走出了原有的视野空间，才会真正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广大，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东西我们未曾见过，未曾听过。我十分庆幸，我走出了我的小世界。
在大学里，我读的是生物。生物专业在当时非常热门，每个学校都宣传生物相关的行业是“二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非常值得攻读。我高中时分在理科班，文科也一直挺好，我当时想着生物介于文理之间，没准适合我，便在报考志愿时填了生物。
学生物还有个好处，要是我父母在乡下病了，我的一些生物医学知识没准可以帮助他们。
乡村医疗条件虽说比我出生那会儿改善了很多，可很多农民还是看不起病，用乡村土办法治病的事情仍多有发生，比如，用蜘蛛来吮吸蜈蚣毒，用火疗治理蜘蛛咬伤……这些在生物专业的人看来，显得格外的落后。
我也是进了大学后，才逐渐地了解很多西方医学知识。我有机会在显微镜下观察一个细胞怎么分裂，也学习了生物分子在细胞、机体内的相互作用，免疫系统如何对抗病原体入侵，不同的疾病如何在人体内发生发展……
我一直觉得，乡下的成长经历让我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而这好奇心在我成长的不同阶段，帮助我克服了很多困难，也让我在一个新环境里迅速成长。
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我需要学习一门C++的计算机编程语言，而在那时，我对电脑不了解，连“电脑界面”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都听不明白，学习的难度可想而知。为此，我从补习使用键盘开始攻克。
大一的寒假，我从同学那儿借来了键盘，通过玩打字游戏来学习如何打字。
大学四年里，我有了蜕变式的成长，变得比以前更有自信了，对未来也有了更多憧憬。
小时候，我的梦想只是走出乡村，进入城市。我对城市没有一个具象的概念，也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进城”对我而言，只是一个空泛的梦想。这个梦想猛然实现了，我却显得那样的彷徨。也恰好是这份彷徨，在大学里给了我机会探索，寻找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庆幸自己曾在成长阶段满怀好奇地学我想学的东西，为自己的兴趣播下了种子。
二零零九年，我大学毕业，并拿到了学校本科生最高的荣誉——郭沫若奖学金。同时，我也收到了哈佛大学生物系的录取通知书。不出意外，我成了村里知识水平最高的，也是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小孩。
乡下人对国外的印象并不明晰，哈佛是个什么学校也不一定弄得清楚。不过，大家听到何家有小孩要出国留学后，都感到特别新奇。
出国前的那一夜，父亲邀请了村里的皮影戏艺人又演了一出《杨家将》，那是我印象中我们何家又一个热闹的夜晚。
何江在美国实验室
我这二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从湖南的一个小山村，到县城，到省城，再到美国波士顿，涵盖了社会发展的不同层面。这短短的经历，要以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来，或许可算作是前工业时代到现代社会的大踏步。
我童年时代的生活场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泥路铺开了，摩托车、小汽车进村了，家家户户装电视、冰箱了，村里的老人也开始学用手机了。这些事情，在我小时候是想都不敢想的，现在一一都变成了现实。
物质条件的改善对于乡村是件好事，可我回过头来想想，总觉得生活好像丢掉了一些什么。
乡下的村民仍像我小时候一样，觉得进城是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可真正在城里购置房产了，却又住不习惯，老是想着回乡下的老家住住。就这样，我们这一代处在城市和农村中间的一群人，慢慢地忘记了过去的生活，却又未曾真正融入当下。
我的父亲常会叹着气告诉我说，我和弟弟这一辈，可能是村里最后一代经历过传统农业生活的人了，现在村里的小孩连秧苗是怎么插的都已经忘了。
我笑着反问父亲：“您难道还希望我们的后代继续过那种穷苦生活吗？”
在这传统的乡村生活即将消失的时代，我常会不知所措，心里想把它留住，可一细想，又会告诉自己它是该消逝的。我唯一能做的，便是用文字把曾经的那些记忆记录下来。
本文选自何江作品《走出自己的天空》。更多写作指导、热门时文、写作素材、读书方法、学生佳作……尽在《新读写》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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