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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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杨绛先生逝世已经两周年了。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只求相聚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碰到困难，我们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我们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情，都能变得甜润。”
这段话摘自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寥寥几笔勾画了一个简单温馨的学者家庭。杨绛先生本人是书香门第，她的家教家风也常为今人津津乐道。
杨绛： 好的教育
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动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最开心，爱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一般总是父母的主张，说“这孩子该上学了”。孩子第一天上学，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书包，欣欣喜喜地“上学了！”但是上学回来，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师哄得好。
我体会，“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
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
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
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入迷。
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我进振华，已渐长大。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太老师毁家办学，王季玉校长继承母志，为办好学校“嫁给振华”贡献一生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动。她们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
他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
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位军阀到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爸爸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假人”，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
上海沦陷时期，爸爸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视而不见，于是有人谣传杨某瞎了眼了。
我们对女儿钱瑗，也从不训示。她见我和钟书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她学外文，有个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词典也未查着，跑来问爸爸，钟书不告诉，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
我对现代教育知道得不多。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林作了一幅画，送给两三岁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问他签名干什么，小孩说：“您签了名，这画才值钱！”
可惜呀，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
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
一九二0年，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她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在上海租赁两上两下一处弄堂房子。在上海期间，杨绛的母亲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杨必。
我十岁，自以为是大人了。其实，我实足年龄是八岁半。那是一九二○年的二月间。我大姐姐打算等到春季开学，带我三姐到上海启明去上学。大姐姐也愿意带我。那时候我家在无锡，爸爸重病刚脱险，还在病中。
我爸爸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所以我的二姑妈、堂姐、大姐、二姐都是爸爸送往启明上学的。
一九二0年二月间，还在寒假期内，我大姐早已毕业，在教书了。我大姐大我十二岁，三姐大我五岁。（大我八岁的二姐是三年前在启明上学时期得病去世的。）妈妈心上放不下我，我却又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所以妈妈让我自己做主。
妈妈特地为我找出一只小箱子。晚饭后，妈妈说：“阿季，你的箱子有了，来拿。”无锡人家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灯，都点洋油灯。妈妈叫我去领箱子的房间里，连洋油灯也没有，只有旁边屋间透过来的一星光亮。
妈妈再次问我：“你打定主意了？”
我说：“打定了。”
“你是愿意去？”
“嗯，我愿意去。”我嘴里说，眼泪簌簌地直流，流得满面是泪。幸好在那间昏暗的屋里，我没让妈妈看见。我以前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地哭。这回到上海去上学，就得离开妈妈了。而且这一去，要到暑假才能回家。
我自己整理了小箱子。临走，妈妈给我一枚崭新的银元。我从未有过属于我个人的钱，平时只问妈妈要几个铜板买东西。这枚银元是临走妈妈给的，带着妈妈的心意呢。我把银元藏在贴身衬衣的左边口袋里。大姐给我一块细麻纱手绢儿，上面有一圈红花，很美。我舍不得用，叠成一小方，和银元藏在一起做伴儿。这个左口袋是我的宝库，右口袋随便使用。每次换衬衣，我总留心把这两件宝贝带在贴身。直到天气转暖穿单衣的时候，才把那枚银元交大姐收藏，已被我捂得又暖又亮了。花手绢曾应急擦过眼泪，成了家常用品。
启明女校原先称“女塾”，是有名的洋学堂。我一到启明，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呀，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习外语学生的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可是不久我便融入我的新世界，把大王庙抛在九霄云外了。
以上内容是杨绛先生《我在启明上学》一文中的片断。杨绛出自书香门第，其父亲杨荫杭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学者、法学家。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杨绛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杨绛传》中，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杨绛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如教育子女要“自立”“有志气”“淡泊名利”，杨绛的性格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熏陶并形成的。
杨绛抱着女儿
父爱：教育子女要有志气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当时重操律师旧业。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他不能做医生，只好当律师。
但是，律师职业的风险远比医生厉害，面对黑暗的社会，律师要依法伸张正义，谈何容易。杨荫杭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到苏州定居。
由于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而执行律师业务则需要有个事务所，所以杨家急需房子，此时有一所名为“安徐堂”的大房子待出售，于是便买下了。
这一建筑还是明朝的房子，都快倒塌了，里面有一间很高大的厅已经破落不堪，当地人称之“一文厅”。
这“一文厅”颇有来历：据说明代大阉魏忠贤当道横行，有人奏称“五城造反”，苏州城是其中之一。有个“徐大老爷”把“五城”改为“五人”，保护了苏州的平民百姓。
“一文厅”便是苏州人为感谢这位“徐大老爷”而建造的，一人一文钱，顷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称为“一文厅”。
杨荫杭以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这座没人要的破宅院，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破的小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木，修建的费用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
其实，杨荫杭是反对置买家产的，买“安徐堂”的房子，实在出于无奈。他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
所以杨荫杭对杨绛等人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杨荫杭还教育他的子女要“有志气”，树立大志，杨绛在中学的时候，还听她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据杨绛后来回忆，这两人就是陆定一兄弟）。
杨荫杭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
宽和待人，性格随母亲
杨绛家搬入“安徐堂”后，修葺了一套较好的房子，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掀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鼻涕虫（软体动物，像没壳的蜗牛而较肥大）和蜘蛛。
杨荫杭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在杨绛看来，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而不是教育“劳动光荣”。
杨绛上学周末回家，发现她的弟弟妹妹和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唐须嫈对她的丈夫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图了。”
可是这种“物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唐须嫈对这帮“唯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他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因为孩子们不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自己的母亲要钱。
不过，杨绛对这种“赚钱”方法并不感兴趣，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漠。
杨绛很明白：“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她的淡泊名利的性格，就是这样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在一般世俗之人看来，杨绛无疑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有佣人奴婢使唤，但她从不指手画脚，盛气凌人，对谁都客客气气。从这点又可看出她秉承了她母亲的性格。
家里孩子多，她的母亲唐须嫈整天忙里忙外，好像从没有空暇的时候，而两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务事她们从不过问”，对此，唐须嫈从不计较。遇到好东西吃，也尽人家先吃，自己只象征性吃一点。
比如有一次，他们买了一大包烫手的糖炒栗子，她母亲吃什么都不热心，好的要留给别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贪吃，可是对这东西却还爱吃。
小孩们剥到软而润的，就偷偷儿揣在衣袋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打偏手”，一会儿把一大包栗子吃完。二姑母并没在意，三姑母却精细，她说：“这么大一包呢，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
对做家务，杨绛的三姑母更有一套道理。她说，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她们（指女佣）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因此家里的佣人总因为“姑太太难伺候”而辞去，所以杨家经常换人。这又给杨绛的母亲制造了麻烦。
和睦，是其乐融融
杨绛对母爱的体验特别深：有一年冬天，“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即杨绛）的新棉衣还没拿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我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所有孩子，她都很疼爱，和颜悦色，从不横言厉色。
终日忙忙碌碌的唐须嫈毕竟也是一位很有知识素养的女性，她难得有闲静静地坐在屋里，做一回针线，然后从搁针线活儿的藤匾里拿一卷《缀白裘》，边看边笑，得以消遣一会儿。
她每晚临睡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志异》之类的小说，她也看好些新小说。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女士写的《绿天》，说道：“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
杨绛告诉母亲：“她就是苏梅呀。”她很佩服母亲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出“苏梅的调儿”。
杨绛上小学回家后，做完功课，就依偎在父母的身边，她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父亲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充稿纸用，杨绛则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
每天清晨早饭后，杨绛给父亲泡上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她专司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她专司剥壳。中午饭后，吃点儿点心，完毕，孩子们“作鸟兽散”，让父亲歇午。
杨荫杭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所以，她常陪在父亲旁边看书。冬天时只有她父亲屋里生个火炉，孩子们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
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杨绛到时候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她加煤不出声……一幅其乐融融的和睦景象。 （以上文字摘自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杨绛传》）
编辑：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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