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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认识太外公:一位初中生眼中的家族史 | 征文一等奖

蒋骐妃 新读写 20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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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分享的上海市江宁学校李瑞妍的奶奶的爷爷叫陈独秀》,是获得“让青少年读懂中国”系列活动征文二等奖的作品,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一等奖——


《记忆里的老人》
蒋骐妃
上海市梅陇中学七(2)班 

      那一天,替爸爸整理电脑里的文档。我一遍遍地核对,一篇篇地删除。当看到一篇名为《外公印象》的文章时,爸爸让我把它留存着,说这是我们家的一份记忆。

      按我家的叫法,爸爸的外公我该叫一声太外公。我从没见过太外公,对他的印象停留在幼儿时期。那时只要我吃完饭碗里有残留,爸爸总会作出痛心疾首的样子,反反复复对着我唠叨:“你这个小孩!要是太外公看到肯定要说:‘浪费粮食,雷公公要劈的’!’’从此以后,我就知道天上有个雷公公,我有一个惜粮如金的太外公。可爸爸为什么要留着那篇文章呢?我有些疑惑。

      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想不想知道太外公的事?”爸爸平静地问我,“那可说来话长了!”爸爸低下头抿了一口茶,慢慢开始了叙述。



      公元1900年 ,农历庚子年,太外公出生在江苏无锡县玉祁乡。那一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中国北方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中。处在长江流域的江苏,借助“东南互保”尚能苟且偷安。不过,由于西方列强的染指和民族资本的崛起,昔日的鱼米之乡已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无可阻挡地走向衰落。

      身为大清子民,太外公也拖着辫子奔跑在田间地头,日子虽然过得清苦,童年也算得上无忧无虑。

      不知不觉之间,宣统皇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太外公剪去头顶的辫子,进入了乡间的私塾。农村里的私塾传授的无非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

      但好景不长,仅仅两年之后,家中就再也拿不出念书的费用了。

      辍学之后的太外公安心在家务农,只是全家人的勤勉仍旧挡不住生活的日益窘迫。终于,在同乡的提携下,一家老小整理行装,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小火轮。太外公大概不会想到,这一走,再次踏上故土居然会等上半个多世纪。

      在十六铺上岸后,太外公经同乡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作为当时远东最大的出版集团,商务印书馆业务繁忙。太外公为人本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很快掌握了印刷基本技能。

      学徒期满,太外公顺利成为一名印刷工人,从此以后默默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一起来上海的家人里 ,母亲没过几年就去世了,妹妹也嫁回了无锡,只剩下太外公和父亲相依为命。据说我家的这位祖上一辈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年轻时靠长辈,年老时靠儿子,整日抽烟喝酒,无所事事。尤其是脾气特别暴躁,一言不合便大声训斥别人。他和太外公虽然是父子,其实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一战过后的欧洲各国忙于重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趁隙快速发展。上海经济基础雄厚,工商业发展迅速。太外公每天踏踏实实地在商务印书馆上班下班,生活日渐趋于稳定。


      日本人来了!1932年刚过,上海局势骤然紧张。刚在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军队把下一个目标指向了上海。一月二十八日,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事态迅速升级,日本侵略军在闸北一带大举向中国军队进攻。

      位于闸北的商务印书馆未能幸免。工厂被炸毁,设备几乎全部损失殆尽,办公楼大半被焚毁,死伤员工无数。商务印书馆无奈停业,职工尽数失业。太外公侥幸躲过劫难,又身陷坐吃山空的窘境。

      两个月后,中日停战,商务印书馆也即行复业。经此一劫,商务印书馆元气大伤,经营难见起色,印刷业务大大缩减。勉强维持了两年,终于难以为继,大量工人被解雇了,太外公也身在其中。

      正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天无绝人之路,新成立的中央信托局接纳了大批商务印书馆的熟练工人。

      中央信托局是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统一全国货币发行而筹建的国家印钞厂前身。一个崭新的行业需要大批合格的从业人员,技术娴熟的太外公自然迅速融入了这个新环境。

      认认真真干活、清清白白做人的太外公安安稳稳地工作,尽心尽力地照顾父亲,日子过得四平八稳。其间,还在老家说了门亲事,娶了玉祁的一个姑娘。她就是我的太外婆。

      因为是包办婚姻,太外婆直到成亲当天才见到太外公。据说她对身材矮小,一脸和气的丈夫很是失望。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恋爱都是从结婚开始的。

      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全面抗战一个月后,淞沪会战打响。30万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华界,70万中国军队严阵以待。在血与火的炼狱中,上海陷入一片火海,大量平民沦为难民。

      太外公的第一个孩子在战乱中不幸夭折了。

      随着战事日渐吃紧,中央信托局被迫南迁香港。太外公携妻带父,告别家园漂洋过海到了香港。此时的香港属于英国殖民领地,姑且能偏安一时。

      中央信托局在香港假借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厂印制法币,因为战事不利,法币飞快贬值,国民政府不得不加大发行量。太外公每天起早贪黑,忙碌工作。日子虽然辛苦,但比起国内的连天战火,至少还算生命无虞,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也出生在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太外公无奈拖家带口随厂西迁陪都重庆。一路上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到了重庆,为了躲避日军空袭,只能在山洞里坚持生产,时不时还要冲进防空洞应对日军的无差别轰炸。

      太外婆在家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对气候,饮食的不习惯,外加太外公微薄的工资常常抵不过飞涨的物价,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好在中央信托局有时以实物充薪水,总算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中央信托局先于国民政府回到上海,接收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并成立中央印制厂。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太外公全家风尘仆仆地从大后方回到了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

      在闸北的老宅早已毁于战火,太外公全家搬进了中央印制厂提供的职工宿舍,历经十数年的战祸,每个人都期盼着安居乐业的这一天。

      “太外公从此安居乐业了吗?”我急切地问。爸爸拿起茶杯猛喝了一大口,放下杯子继续缓缓说了下去。

      太平日子没过几个月,内战又开始了。国共双方在东北、中原兵戎相见,长江以南依旧是歌舞升平。家里陆续添了两女一男,生活逐渐变得拮据起来。到了1948年末,形势急转直下。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国统区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中央印制厂加班加点,开足马力印制货币。怎奈当时的金圆券已毫无信用,常常是未及出厂,就已贬值大半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中央印制厂,改名为上海人民印刷厂,开始印制人民币。太外公就此翻身做了主人,工作热情不断高涨。
      紧接着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接踵而至,太外公依然兢兢业业,做好自己每一天的工作。太外婆又产下两子,家中人丁兴旺。生活虽然清苦,倒也其乐融融。


      不知不觉间,太外公临近退休了。可这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全靠他一人养活。真要退休了,那可怎么办呀?经向单位申请,结合员工实际情况,特批准予延期退休。

      同时太外婆经过扫盲班培训,加入里弄生产组,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以此补贴家用。太外公的最后三年是在单位食堂度过的,天天就是淘米洗菜,盛饭洗碗。虽说是些很简单的劳动,太外公依然是一丝不苟,毫不马虎。

      家里的孩子们依次参加工作,自食其力,家中经济状况得到很大改善。

      太外公终于可以退休了。退休后的太外公依旧每天很早起床,自觉打扫弄堂里的公共部位、生炉子煮稀饭,再挨个叫子女起床洗漱,上班上学。然后洗菜做饭,准备全家的晚餐。日子过得平淡又充实。

      转眼到了1970年,太外婆生了一场大病,维持了一年就撒手人间。

      太外婆走后,太外公愈发沉默,常常呆坐一下午,一言不发。儿女们陆续结婚生子,老人承担了照料第三代的任务。

      小孩一天天长大,他却一天天老去。不过,他八十大寿那天可格外风光了一回。全家老小欢聚一堂,硕大的寿桃寿糕穿街而过,前后弄堂每家每户都端去了寿面,左邻右舍无不羡慕夸赞!

      1980年后,子女们或提干、或升迁、家中出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同住的家人们或早或晚地改善了居住条件,搬出了老房子。

      太外公清静了。

      每天,他会按部就班地做着那些事。空闲下来他会仔仔细细地把《新民晚报》看个遍,偶尔会哼唱几句样板戏。

      更多的时候,他会孤独地坐着。他变得爱忘事,尤其是近在眼前的事。这不是病,却是比疾病更可怕的衰老。

      1990年 ,历经三种社会制度,勤劳善良,坚韧隐忍,含辛茹苦,与世无争的太外公走了。他走得很安详。

      不善言辞的太外公没有留下特别的话语,但他半世漂泊,勤俭持家,操劳一生的人生旅程却是近百年中国普通人命运的真实写照!给后人带去了数不清的感悟!

      爸爸又喝了一口茶,“我说完了”。我轻声问:“你见过太外公吗?长什么样?”

      “当然见过,不过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又矮又瘦,头发稀疏,小眼睛,小鼻子,天天驼着背,总是穿件涤卡中山装,衣服感觉永远大了一号。”

      原来,太外公是这个样子的!我回味着爸爸的话语,脑海里不断闪过家族成员的身影。突然、我发现,其实、我认识太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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