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赋“红码”的背后，如何处理好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6月13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反馈称，多名前往郑州沟通村镇银行“取款难”的储户被赋“红码”，还有多位未前往郑州的储户在填报信息后被赋“红码”。

维护正当权益的储户“精准”被赋“红码”，此事一出迅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健康码的设计初衷是为疫情防控提供精密智控的手段，但当它与我们日常生活“绑定”得更加紧密，使用也要更有边界感。

任何技术都具有两面性，如何让科技真正为人所用？这是在科技时代必须回应的课题。本期学习有理集纳了相关专家的观点，聊聊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守好伦理底线

从历史来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可能伴随着一定的伦理风险。1920年，小艾伯特的心理学实验就引发了舆论风暴；前几年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更令科学界、社会舆论感到震惊……

作为工具的科学技术，是善还是恶取决于使用者本身，这就要求发明者、使用者都需向善而行，守好伦理底线。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也是我国国家层面科技伦理治理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从顶层设计上规划蓝图。

《意见》明确了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五项基本原则，“伦理先行”是首要原则，即要推动科技伦理要求贯穿科技活动的全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姚新中认为，科技伦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伦理与科技的对立，要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治理观，将科技发展与伦理置于传统和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中。简言之，提倡科技伦理治理不仅是对科技进步的要求，也是对伦理道德创新性发展的期望。

那么，守好伦理底线对于科技事业的发展有怎样的作用？在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看来，科技伦理对科技事业的作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导向作用。设置价值目标，激励科技进步，将科技进步引导到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正确方向和道路上；其次是规约作用。设置行为规范，规范科研行为，将科技活动规范在科学合理规范健康的善治轨道上和区间里；再有就是惩戒作用。设置道德底线，对于利用科技活动及其成果谋求私利危害人类的行为加以预警、批判和惩戒，防范和化解可能风险。

发展与治理并行

守好伦理底线是实现科技向善的基本准则，但这并不意味着科技创新要让步于伦理治理，当代的科技活动要实现科技创新与科技伦理的共同进化。

中国社科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段伟文指出，随着基因、纳米材料、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神经科技等新兴科技的出现，科技人员、科技管理者、社会公众逐渐形成一个共识，要将科技创新与科技伦理的关系重置为“并行”关系，不仅在科技创新之初就要对其价值伦理问题有所考量，而且要使科技伦理成为贯穿于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的反馈与调节机制。

面对新兴科技的价值伦理挑战，单靠科技共同体的科研伦理和专业伦理难以应对科技创新的伦理风险，构建健全的科技伦理准则体系，开展更具有预见性、动态性和广泛参与性的科技伦理评估。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等人建议，科技伦理治理要防止将伦理问题泛化、政治化，避免以抽象教条的伦理和规范来限制科技发展，要合理适度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长远来看，凡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益的，其发展趋势终究是不可阻挡的，科技伦理也是不断演进的。所以，需防止将伦理问题泛化，以科技伦理的旗号或幌子妨碍或限制前沿科技活动，致使科研人员畏手畏脚、科技创新止步不前。

（本文综合于人民日报、学习时报、浙江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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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章忻｜ 监制：吴晔

编辑：章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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