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广角】城市设计的“基础设施主义” ——一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趋势和空间生产模式

导语

作者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杨超在《规划师》2020年第19期撰文，城市设计是资本与技术的空间重组。城镇化发展对资本与技术的运用应回归人本导向，建立起与之匹配的空间生产模式。文章“以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出发点，结合国际经验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实践案例，提出了城市设计的“基础设施主义”理论框架，并从价值观和方法论层面予以重点阐释，旨在构建兼具保障性与创造性的“幸福生活”空间体系，以此修正和改良资本导向型空间生产模式的弊端，为“可持续发展”这一国际议题探索一种更具中国特色且可普适、可输出的营城范式。

[关键词]空间的生产；基础设施；生存权与发展权；保障性与创造性；可持续发展；北京城市副中心

[文章编号]1006-0022(2020)19-0058-06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引文格式]杨超．城市设计的“基础设施主义”——一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趋势和空间生产模式[J]．规划师，2020(19)：58-63．

由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在其巨著《空间的生产》中开创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被学界认为是迄今为止最系统且最具现实意义的城市空间理论，尤其对于中国当下的城市状态极具批判性。中国快速城镇化的40年，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积攒和遗留下一些问题，如千城一面、空间分异等，其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空间被资本异化。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控制空间，并不断地生产空间关系来制造利润，才存活到现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空间总是沿着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轨迹被生产出来，即城市空间的构造途径是由进一步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目标所决定的”，空间因而成为资本增殖的必备条件，“城市成为制造利润的引擎” 。在全球化背景下，消费主义更是凭借其强大的可复制逻辑和空前的技术进步在世界范围内大肆贩卖同质化的空间经济——“对于空间的征服与整合，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在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受到普遍压抑时，消费主义开启了‘全球性空间’生产的可能性。最终，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普遍压抑转化成了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消费主义的逻辑不仅成为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而且也成为主导日常生活的文化逻辑”——大城市最为明显，因为资本增殖对规模的量级需求导致其对大城市的空间侵蚀更全面、更严重。列斐伏尔同时指出：“没有异化就没有进化，异化并非总是坏事，它也是创造之源”，人类历史由此成为“异化—扬弃—复归”的循环进程。那么，如何规避或消解过度资本化的弊端和隐患？而作为全球最大的空间生产实践与实验基地，中国的城建模式又当如何超越资本的支配？答案是：从资本到人本。

1 从资本到人本的空间生产

空间资本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实用主义思想和“效率优先”原则下的必然产物。资本如同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资本、把资本用到私属还是公共领域——这就回到了空间生产的起点和目的，即“城市为了谁”这一原初议题。近年来，回归人本已成为城市领域最具共识性的国际议题之一——第三次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的《新城市议程》，将主题确定为“人人共享的城市”，并明确将“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生活服务、确保所有公民机会均等且不受歧视、建设更清洁的城市、加强城市降低灾害风险和影响的能力、加强社会联系及支持绿色创新倡议、增加安全便利环保的公共空间”等事关社会民生与环境安全的内容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空间生产的首要价值导向，即城市空间发展应紧密围绕“以人为本”的内涵核心——“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而展开，并建立起与之匹配的空间生产模式。

城市设计的本质是资本与技术的空间重组。而“基础设施”领域作为支撑城市健康运行的基层骨架系统，是最需要强大甚至强势的资本与技术介入且最能赋予城市以公平、公正的人本精神和民生关怀的空间载体，故国际前沿的城市设计思想已逐渐关注该领域，并以此为核心重新定义城市社会、经济、生态、文化及空间发展的基调和方向，显现出城市设计的基础设施化趋势。

2 城市设计的基础设施化趋势

基础设施，已不再局限于常规的“灰色基础设施”(道路与市政)，而是拓展并强化其基础性社会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职能内涵，如热议已久的绿色基础设施、景观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等。换言之，基础设施本身就是最广域的公共空间。因此，以雷姆·库哈斯、BIG、斯坦·艾伦和詹姆斯·康纳等为代表的设计师、学者及研究机构，都不约而同地尝试以各自的独特视角将公共空间与基础设施相结合，其中既包括局部区段的提质改造(如纽约高线公园、首尔清溪川等)，又包括对城市核心系统的整体重构，并赋予基础设施多样化的空间形态(如环状、鱼骨状、指状等)。综观近十年来国内外的重大设计竞赛便可窥一斑。

(1)Loop City概念设计。

BIG事务所早在2010年就曾为哥本哈根及周边地区构想过一个“环形城市”提案。它依托一条新建的轻轨形成主脉，其上整合了机动交通、能源利用、垃圾处理、水环境治理、雨水调蓄、生物多样性、再工业化、健康慢行、都市农场和移民就业十大系统，并以同样的模式向更大的区域延伸去连接类似的城市组团，从而升级为一个总长为170km的巨型闭合环路。这一举措从根本上改变了哥本哈根自1947年以来一直沿袭的指状结构，使之逐渐演变成一个去中心化的环湖都市链。但由于种种原因，本案未付诸实施。

(2)BIG U国际竞赛方案。

BIG事务所为修复2012年被飓风“桑迪”破坏的滨海社区并抵御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威胁，在曼哈顿下城构建起了绵延10英里的“U”形保护与再生系统，并获得政府资助用于灾后重建。这一系统不仅是“连接性的护坡道”或一系列可移动的防洪闸门，更是融合了休闲公园与社区服务设施的综合性环境改善工程。它为各个相对独立的社区提供可灵活选择的功能模块并建立起相互之间的景观联系，既增加了就业机会又能分期实施，在保护城市安全的同时极大提升了公共领域的社会与环境效益，增强了纽约市民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3) 前海水城国际竞赛方案。

深圳前海地区概念规划中标方案中的核心要素——5条线性水空间走廊在拓展与修复5条污染严重的现状河流和排水渠的基础上，将水利设施、过滤水体的生态净化技术、湿地公园、雨洪管理系统和公共休闲空间等内容整合于一体，形成指状的生态基础设施，以彻底整治人工海湾的整体水环境，重塑地区更新与发展的本底格局，同时也有力践行了FO事务所秉承的“景观都市主义”理论 。

综上所述，笔者将该趋势称为城市设计的“基础设施主义”，并尝试从价值观与方法论层面建立其理论框架，旨在修正和改良资本导向型空间生产的模式弊端、构建兼具保障性与创造性的“幸福生活”空间体系。

3 城市设计的“基础设施主义”及其方法论

3.1 空间化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城市设计的“基础设施主义”所涉及的公共空间并非所有类型，而是围绕“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整合、配置和管理相关的空间资源(尤其是安全与健康、文化与教育这两大最关乎“幸福生活”的关键领域) 以实现全民共享，使空间价值从资本时代的趋利性转变为人本时代的保障性与创造性。

3.1.1 安全与健康：保障性的生存权空间

安全与健康是生存之本，涵盖出行、防灾、环保、绿色、康体和医护等多个民生领域，日用性最高、覆盖面最广。因此，“保障性的生存权空间”是基础设施体系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并根据各系统自身的特性和规模建立耦合共生系统，实现地上地下一体联动。地下部分包括轨道交通系统、综合管廊系统、地埋式市政设施系统、管道物流系统、地下应急避难与人防安全系统、雨水收集与调蓄回用系统、垃圾自动收运与资源转化系统、能源储配与调峰系统、精明深隧系统等；地上部分则包括公园城市系统、医养护一体化的健康医疗系统、人才安居系统、引导小成本轻创业和细分领域创业等新兴自主就业模式的微创服务系统，以及维护传统手工艺店铺、平价超市、直销菜场等日趋弱势但极具民生价值的社区微商系统。

3.1.2 文化与教育：创造性的发展权空间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基于人的可持续发展。在新时代，唯有创造才能发展。创造，亦是通达终极人本精神与幸福生活的存在论法门——哲学大家赵汀阳在《论可能生活》一书中深刻阐释了生活、价值与道德等哲学命题，并将“幸福”最终归结为“创造”：“人在目的论意义上的本质是创造性。于是有意义的生活也就必须是创造性的，否则人的存在目的不可能被实现，所以幸福只能来自创造性的生活，那种重复性的活动只是生存、只是一个自然过程，无所谓幸福还是不幸……没有创造性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所以人们首先需要一个能够容纳创造性的生活方式的社会” ——文化、教育本是一体，目的都是为了创造。因此，所谓“发展权空间”，指的是能为公众开启“创造性”的文化与教育空间资源；这也是在解决生存权的基础上，使人民真正产生内在获得感的精华所在。其中，文化创新系统依托各类文化遗存，构建地域“生活资产”智库、创新转化平台和文创产业体系；结合空间分享等新模式增强实体书店、社区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弱势业态场所的吸引力，培育公共空间中的创新环境并充实其文化内涵。全龄教育系统则连接起包括社区学校、老年大学等各类大学和科教机构，推动终身学习与万众创新。二者整合，共同为自由学习、交流和创造提供多样的空间载体。

3.2 作为城市空间发展的战略框架

从城市物态要素更替的历史周期来看，基础设施部分及其确立的格局、脉络相较于街巷系统和建筑系统，是最持久、最稳定的，即“千年城市留根基”，如考古出土的城基路基、水道地宫等，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新时代的基础设施将上述安全与健康、文化与教育的空间资源进行体系化的整合重组，并高度集成全球前沿的城建科技，凭借现代工程技术能力提升城市的承载水平、服务效率和发展韧性，在支撑起城市高效能运转的同时又成为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结构中枢。因此，“基础设施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格局，无论旧城更新或新城拓展，都将依托此“框架”展开(而非因循既有模式被动地查漏补缺、亦步亦趋) 且向社区内部网络化延伸；在推动优质资源分配更趋理性化与人性化的同时，担负起从根本上保护和扩展公共权益(立底线) 及指引城市未来转型(定方向) 的历史使命。

3.3 “基础设施主义”的基本特征

(1) 集约性。

由于基础设施体系的构成要素复杂多样，其空间利用就要求更加集约紧凑而不能任由各子系统散漫排布。通常采取地上地下一体化的立体开发模式，以大幅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为居民置换出更多的开敞空间。地上部分串联起大学、历史城区、双创社区、医疗中心和文化中心等生活性与创造性的特色“热点空间”，形成主脉线位；地下各系统的主干线位则尽可能与地上相匹配，实现高集成度的对接联动。

(2) 公正性。

首先，在基础设施主脉上划定不可商业化的城市优质空间(如滨水空间) 的边界，并严格控制和规范其中的资本行为以保护“公共性”底线。其次，各类“热点空间”皆为重要的公共活动中心，具有较强的辐射范围和服务效率；即使距离较远的边缘区域，亦可经由主脉外延的枝干系统便捷通达，使各组团得以均好共享。

(3) 整体性(协同性)。

基础设施体系虽由多专业的子系统构成，但彼此之间紧密关联、协同运行而非各自为政的简单拼凑。因此，无论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上将承载多少功能，它都能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长久而稳定地支持城市的进化与演替。

(4) 可生长性。

基础设施体系中的各民生系统都是保障人与城市健康发展的关键命脉，庞大而复杂，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些系统是任何城市在任何时期都必不可少的，有些则需根据所处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产业构成及发展趋势、城市治理水平乃至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等综合因素斟酌选择、分期建设并弹性预留，等待时机成熟再有序增补与完善。因此，可采取“菜单化定制”的运作模式，为不同城市制定适宜的空间规划和实施计划；同时，存储地下、地面和空中的发展备用地，需要时可整体植入新兴功能，以应对未来变化的不确定性。

4 中国特色的“基础设施主义”空间生产模式

基础设施体系的营建无疑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和成本、触及最多的社会利益，因此必须有正确的价值指引、先进的发展理念、成熟的生产力水平和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予以支撑，实现“大”而优且公平、公正。

4.1 当代中国特色的三大根基

首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思想和价值指引。国家近年来对民生工作的高度重视及大力执行的棚户区改造、精准扶贫、自住房建设等举措，都彰显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初心，成为推动城乡建设的基本价值观和体制创新的精神本源。其次，经过几十年的不懈积累，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具备坚实的生产力基础，能够担当起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的纵深转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营城智慧——从与自然的格局关系到街巷系统所承载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再到单元化的民居形制和构造逻辑，以及基于乡约民规的自建自治模式等，对于调和阶层矛盾、形成微循环的社区网络、探索城市治理的自组织机制和激发民间的创新活力，都潜藏着极强的优势。此三大根基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空间生产新模式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些因素对接上当代中国空前的管控能力，即在优化市场经济行为的同时在涉及基础民生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么从技术理想走向社会实践的时代机遇，就非中国莫属！“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国际征集)”是一次对中国特色“基础设施主义”的完整展现。

4.2 在地实践：“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国际征集)”

北京城市副中心位于通州区，用地约155km²。“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国际征集)”规划上限人口为130万，是一次增量、存量、减量并存且高度复杂的规划实践。以六环为界，西侧建成区可看作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集中缩影，囊括了城市建设40年来几乎所有的典型问题：交通混乱、水体污染、空间景观多样性缺失、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足、私属化现象严重……简言之，通州不“通”。而东侧备用地从北向南依次为宋庄艺术区、北京市政府新址与人大校区、东方化工厂工业遗址、张家湾历史遗址区及产业区，再加之邻近的环球影城，无论从本底条件还是未来职能上都更具吸引力。本案在“基础设施主义”设计思想的指引下，提出了复合型“环形人民基础设施”的整体构想与实体框架 (图1)，作为统摄全局的第一核心要素串联各空间资源点并引领城市格局的战略转型，以摆脱长期以来根源于“星形”过境交通模式所导致的无序扩张及城市病；此后集合规划、景观、交通、市政、生态、能源、遗产保护和城市安全等多专业团队通力协作，完成了从概念到结构的空间转化。“环形人民基础设施”全长30km，聚合了通州历史、现在和未来的重要功能核心与创新资源，是生活环、交通环、安全环和智慧环等16 个前沿城建科技系统的空间集大成者(图2)，也是地上地下一体化建设运营的超级工程(图3)；它既作为服务城区内部、保障安全生活与健康发展的坚实根基和主脉，又承担着副中心连接世界的枢纽重任。其中，地下设施具体包含：

图1 “环形人民基础设施”引领下的功能与空间结构图

图2 “环形人民基础设施”的技术系统集成组图

资料来源：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和重点地区详细城市设计( 国际征集)”项目[Z]． 2016．

图3 “环形人民基础设施”的地上地下一体化设计剖透视图

资料来源：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和重点地区详细城市设计(国际征集)”项目[Z]．2016．

(1) 轨道交通系统。

通过阳光天井、光导纤维和新风系统等环保节能的新技术，将光和空气引入地下，改善地下空间品质。交通接驳上采用地铁、公交、高铁之间的零换乘设计和无障碍自动输送技术，在提倡公交优先的同时也减轻了噪音与空气污染及不安全的出行隐患。

(2) 市政综合管廊系统。

该系统由主环廊、支廊和街区环廊3个层次构成，分别对应全域输送、分区输送与终端供给等不同职能，是一个“主支结合、末端成环、全域覆盖”的复合型系统。在该系统中，重力流、非重力流、超高压电力输送管线均实现入仓；同时，管廊内还将预留管线备用仓、车检仓及储备仓，为后续拓展留有余地。

(3) 隐形基础设施系统。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对污水处理厂、区域供冷供热站、垃圾转运处理站和变电站等市政设施全部采用地埋式建设，主体埋深为地下5～20m，并兼顾地面景观、资源回用和水循环利用等功能，形成地上地下一体化的设施组群，为城市有效释放地面空间。

(4) 物流仓储配送系统。

管道物流是一种全新的运输概念，可采用自动导向车AGV系统，通过直径2m的地下管道对城市货物实时输送，具有速度快、准确性高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地面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5) 公共安全系统。

“人民基础设施”也是一项地下应急避难与人防战略的超级工程，要求具备抵御超高烈度(10度) 地震、核武器5级抗力和生化武器的能力，并承担战时防空、灾时庇护的人员掩蔽功能，是人民生命安全的超级堡垒。地下急救通道可以避开拥堵，无障碍地输送伤员以获得最快救治。多处地下应急水源能保证避难人口的安全饮用水和食品物资储备，还将设置多处石油储备库以保证一定时期内的原油供应和最低限度的电力维持。

(6) 雨水收集与回用系统。

由绿色屋顶、地表绿色基础设施、地下浅层雨水收集设施和地下深层调蓄隧道等多级设施组成，对不同程度的降水进行收集再利用；同时，抵御百年一遇的暴雨等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洪涝积水问题，保障城市安全。

(7) 垃圾自动收运系统。

由真空密闭的垃圾投放口、气力运输管道、地下垃圾收集站、自动化垃圾轨道运输设施组成，对生活垃圾进行自动化的收集转运。根据规模需要确定地下垃圾收集转运站的数量、服务半径和单站处理能力，达到较高的垃圾集中回收率和资源转化率。

(8) 能源储备与调峰系统。

利用储水存蓄能源，实现能量的昼夜调峰和季节调峰，即冬季蓄热、夏季蓄冷；夜间谷电蓄能、昼间释能，错时调配。储水断面和总容积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以满足周边建筑的空调制冷和采暖需求。

(9) 精明深隧系统。

这是一个深隧排水与应急通道相结合的多用途立体系统。整个隧道位于地下30m处，直径8m的隧道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应急通道，具有快速通畅、不受地面交通影响的优势，可用于急危重症患者快速转运等用途；下层为深隧排水系统，将连接多个地下蓄水池，以增加城市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深隧系统根据洪水流量大小，可采用两种模式运行 ：当洪水流量低于150立方米/秒时，仅开启下层通道泄洪；而当洪水流量高于150立方米/秒时，双层通道均可用于泄洪。

(10) 预留迭代升级空间。

为确保城市能够从容面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适应人类科技的快速迭代，“环形人民基础设施”在地下还分层设置了多处备用空间，为新兴功能的整体植入提供可能性。因此，“环形人民基础设施”本身将成为一个不断完善的可生长体系，使人们可以随时分享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便利。

同时，“环形人民基础设施”的位置和尺度正好与北京二环老城的边界匹配对标，不同的是，后者曾经是明清北京的城墙，代表着防御和封闭，而前者则高度开放、全民共享；其简洁图式延承了中国传统的方城基因且被赋予丰富、崭新的时代内涵，建立起副中心与北京老城的意象性文脉关联。

4.3 执经达变、知白守黑的营城范式

如前所述，以“人民基础设施”的体系化架构为核心的营城模式，其潜在的未来贡献在于凭借各类“保障性与创造性”基础设施技术系统的明晰性、可标准化和经济成本的可控性，只要能够打破制度壁垒，便可作为成熟的城建产品对外输出(可借鉴我国已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高铁、核能、经济开发区模式等)，以帮助“一带一路”及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共享幸福公正的城市生活。它不仅是新型城镇化经验的技术输出，更是中国文化的价值输出。

5 结语

回顾全球城市化的轨迹和样态可知，西方的城市化道路并非唯一的“城市化样本”——在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演进中，虽然始终不乏从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中吸取有益成分(如芒福德、欧文、列斐伏尔、哈贝马斯及其他新马克思主义者)，以适当加强对资本的制衡，从而通过缓解一时的社会矛盾来延迟资本主义旧有体制的衰败趋势，但这样的改良由于其制度根基的先天局限，最终往往只有思想的火花和局部的成效而没能大规模地变成现实(如Loop City等规划畅想的夭折)，因此治标不治本——对城市及城市规划学科在新时代的发展逻辑必须重回城镇化模式的多元本性，并深度剖析“资本—技术—空间”三元关系中分合重构的诸般可能性。城市设计的“基础设施主义”理论与实践，正是立足于“人”的城镇化、再造和还原城市空间应有的公共性与多样性以终结资本宰制，实现人与城市的协同进化。

新媒体编辑：苏子语

审读：王青

终审：杨一虹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20年19期

《城市设计的“基础设施主义” ——一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趋势和空间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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