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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滑板30年:摸索、沉浮、蓄势待发

郭福瑞 体育大生意 2019-10-30


体育大生意第1870期,欢迎关注领先的体育产业信息平台



|郭福瑞

体育大生意记者


6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北京数百名滑板运动爱好者以及职业滑手涌进了位于朝阳区的万东文创园,身着酷炫服装、脚踩各具独特风格滑板的他们手举着旗帜,大有刷街之势。滑手们的目的地是园区内的“原力街头时尚运动能量馆”,一家以滑板碗池场地为主的板场,在世界滑板日当天,这家场馆正式投入运营。数百人齐聚一池的画面让这个开业仪式分外热闹,而这一隅景色似乎也足以窥见如今国内滑板运动的火热。

 


《危险之至》与秦皇岛——中国滑板起步

 

上世纪50年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滑板运动从冲浪运动孵化而来,正式起航。经过过去数十年累积后,这里已经拥有深厚的滑板历史和文化。而中国的滑板史要从何时算起?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末,但这是个相对模糊的时间概念。据维基百科《Skateboarding in China》词条显示,1986年时,有位美国滑手来到中国学习汉语,是他将滑板带到了中国,当时国内甚至还没有“滑板”这个名词。


《Love Letter China》

 

在今年Vans职业公园滑板赛上海站比赛前夕,Vans与滑板界传奇人物Jeff Grosso联手打造了一部中国滑板历史纪录片——《Love Letter China》,片中,中国最早的滑手之一,如今已是Vans品牌极限部经理的袁飞回忆道,中国的滑板是在1989年正式起步,如今滑板已经在华发展了30年。

 

在国内早期滑手的记忆中有两个特别的记忆点,其一是电影《危险之至》(Gleaming the cube),这部1989年在美国上映的影片,在90年代出也登陆到中国内地,尽管影片本身的艺术成就并不算高,但其中大量融入的滑板动作点燃了众多年轻人对于这项酷炫运动的喜爱之情,不少人由此入了滑板的“坑”,最终他们中一些人成为了中国最早期的那一代滑手,“尽管现在看来有些幼稚,但它确实对我们这一代人拥有特别的意义。”国内早期滑板人马琰告诉体育大生意,如今他已经是原力街头场馆运营方蹦酷体育的合伙人。


《危险之至》海报

 

而第二个记忆点则是秦皇岛,在滑板人看来,秦皇岛可以算是中国滑板的发祥地,尽管在此之前,北京等地都已经出现滑板的身影,但在中国滑板的早期岁月里,似乎没有哪能比得上秦皇岛的地位。这其实与一个国外滑板品牌进驻中国有着重要关联,当时,Powell Peralta(中文译名为魄翱)品牌来到了中国,落脚在秦皇岛,包括一些滑手在内的诸多人都认为这只是一个代理机构,但魄翱当时在秦皇岛设立的是独资子公司。实际上,滑板是一项高度商业化的运动,品牌对于滑板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助推作用,魄翱是中国滑板起步阶段的重要幕后推手。“在中国滑板最初10年,只有一个滑板品牌——Powell Peralta。”袁飞表示。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Powell Peralta品牌在美国办得风风火火,旗下的白骨滑板队(Bones Brigade)风靡全球,滑板热从美国涌向了欧洲、南美等地,魄翱品牌创始人乔治•鲍威尔(George Powell)看准了未经开发的中国市场,寻求品牌进一步扩张。彼时,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高才生、秦皇岛人高原毛遂自荐,帮助乔治开拓中国滑板市场。


乔治•鲍威尔

 

“(我们)90年开始在秦皇岛谋划设厂之际,美国经济出现周期性衰退(老布什时期),乔治的公司因为扩张太快受到了很大冲击,不得不破产重组。因此,那时节乔治的支持除了口头鼓励以外,也就只有发来两个20尺集装箱的过期存货了。不过这两箱旧板子使我们得以生存发展10年。”高原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高原(截图自《Love Letter China》)

 

不过秦皇岛还是成为当时滑手聚集的大本营,从1994年开始,“魄翱杯”全国滑板公开赛在这里落地举行,对于中国滑板而言,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赛事,因为这是国内首个全国性的滑板大赛,吸引了那时中国最好的滑板选手参加。据袁飞回忆,当时有200-3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滑手齐聚于此。魄翱彼时请来了白骨队成员Steve Caballero,他也是第一位到访中国的顶级职业滑手,当时国内的滑手们在这里大开眼界,感受到了正宗的滑板文化。

 

从1994年开始,到1999年这项赛事终结,一批又一批滑板少年乘着绿皮火车来到这个海港城市,他见识了中国滑板比赛最初的模样,也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中的不少人对于滑板的热爱从一而终,即便如今已经到了接近不惑的年纪,他们中大都仍然活跃在滑板圈内。可以说,秦皇岛这座城市承载了他们年少时深邃的记忆,而这也是属于中国滑板的宝贵历史。

 


经济压力、家庭阻力…滑板人最初的“艰难”

 

滑板最初在华初期的发展夹杂着一些争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滑板都被外界贴上了 “懒散”、“不务正业”,甚至是“小混混”等负面标签,以车霖、田军、赖科为代表的国内最初的滑板人们都经历过这种负面因素所带来的制约,来自家庭的限制首当其冲。

 

“我父母那时候对我玩滑板非常反感,在他们眼里这只是个玩具。”田军在《Love Letter China》里介绍着自己的滑板故事,“当你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没问题,你当然可以玩滑板,但是你现在要去读军校了,你以后将要做一名军官,你要参加工作,你居然还和小朋友一起玩这个东西?不,你不能滑板,并且它还很危险。”2006年时,当时在军队服役的田军还是没能放下心中热爱的滑板从而选择退伍,并在广州开启了自己滑板店HERO。


田军

 

乔治在纪录片中不无遗憾地讲述道,魄翱进军中国时,他并没有想到家庭对于孩子滑板的阻力会如此之大。“家长并不想让他们的独生子女成为一名滑手,他们希望孩子们去学习数学、英语,上小提琴课,这些通常是在课余时间,所以孩子们的时间都被占用了,没有小孩子去当一名滑手,我们尽力了。”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滑板所带来的的精神文化属性与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几乎背道而驰,这种以“追求自由”、“追寻自我”为核心的文化在家长眼中可能意味着叛逆、意味着“离经叛道”,久而久之这成为外界对于滑板运动难以消除的刻板成见,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阻碍滑板在华发展的一大因素。

 

当然,这其中也有“幸运儿”存在,马琰是其中一个。据他回忆,在他的滑板生涯中,父母并未过于干涉。反而是经济问题是那个年代滑手们普遍需要面对的压力。马琰告诉体育大生意,他的第一块滑板是在1996年花费了350块钱购买的国产玩具板,这相当于他母亲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但玩具板并不结实,滑了3天就断了。

 

彼时,一块进口的滑板要高达2000多元,这对于滑手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马琰为了得到梦寐以求的滑板选择在家里打工,从而从父亲手中换取购板资金。最终他如愿以偿,不过由于过于昂贵,他没敢选最好的配件,最终花费1680元,组装了一套更具性价比的进口滑板,这是他的第二块滑板。

 

类似的经历在诸多老滑手身上都曾经历过,例如被称为中国滑板第一人的车霖就曾为了一块进口滑板去刷盘子、卖报纸。北京滑板圈元老滑手肖遥在接受采访时告诉体育大生意,最开始接触滑板时,他甚至还捡过邻居小伙伴玩剩下的桥(滑板部件)。此外,90年代购买滑板的渠道并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国内销售滑板的机构并不多,秦皇岛的魄翱是一家,但购板还需要等上很长的时间邮寄。


车霖

 

车霖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回忆起了那个年代滑板的“艰苦”。1997年,年仅16岁的他在秦皇岛魄翱杯滑板公开赛上获得了最高Ollie(带板起跳)的亚军,不过去秦皇岛的“路途”并不容易,受限于经济条件,那时他们只能选择乘坐绿皮火车,买硬座车票。据他回忆,当时几个朋友外出吃饭都只能拿炒饼当菜,就着米饭一并吃下。

 

那个年代,国内缺乏滑板推广人,几乎没有什么可供滑手们查询的教学资料。魄翱滑板当时成立的会员刊物《翶骊通讯》几乎是那个年代滑手们了解滑板资讯的唯一渠道。滑手大多数时间只能通过自己摸索来练习相关动作。车霖曾表示,他最初学习滑板完全是凭借对于《危险之至》影片内容的记忆。


《翶骊通讯》

 

尽管那个时期滑板人过得有些“苦”,但如今回忆起来,他们都对当初那份因为热爱而迸发出的单纯的快乐心驰神往、意犹未尽。好在,如今国内滑板发展形势愈发向好,随着一些中产家庭的崛起,很多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到这项很酷的运动中来,曾经的那些“困难”几乎不复存在。“现在的家长甚至比我们这些玩滑板的人还支持孩子玩滑板。”如今从事教练工作的肖遥表示。

 


品牌开始多元化 国内滑板职业化开始

 

据袁飞回忆道,在新旧千年交替之时,随着更多新鲜事物进入国内,有几年间,中国滑板圈的滑手数量有所缩减,“2000年左右时,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都出现了,年轻人的注意力被分散了。我当时在青岛滑板,身边有很多朋友有去玩小轮车,有去玩轮滑了。”袁飞告诉我们,“印象中那个低潮期是1998年到2000年左右。不仅是我有这种感触,其他很多地方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感受。”

 

在这个起伏期后,随着各种渠道的畅通,除了魄翱外,像Element等多个滑板品牌涌入中国,但与魄翱品牌在中国专门设立公司不同的是,此时的品牌大多是由滑手们自发带进中国,他们相当于起到了代理的作用,但实际上他们并未得到品牌的官方授权,只是自发行为。


袁飞

 

“90年代末,滑板在中国差不多走了10年,有一些人也开始想要做这个生意,我记得当时是一些上海的滑手出国,回来带回来一些别的品牌的产品销售。这不是得到品牌授权,只是个人行为,但是这种方式让中国的滑板品牌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袁飞表示,这个时期大概从2001年开始,此后那几年间,国内的商业赛事开始兴起,包括安踏、特步等在内的大品牌以冠名的形式做了很多大型比赛。

 

2005年是中国滑板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车霖在泰国曼谷首届亚洲室内运动会夺得滑板项目冠军,这个冠军意义非凡,不仅是因为车霖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夺冠,更因为他战胜的大多数来自滑板文化更为发达国家的选手。车霖的成绩至今难有后来者企及,而他也因此被外界认定为“中国滑板第一人”,此后他成为了Nike SB品牌签约滑手。不过袁飞透露,这并不中国滑板职业化的起步。

 

“真正开启国内职业化的并不是国外品牌,而是当时国内的一个制鞋企业,叫RAYSYS(日射),他们在创立这个品牌之前找我和车霖等都谈过很多次,我们像顾问一样给他们出了很多建议,最终他们赞助了车霖、付令超等滑手。”袁飞介绍道,日射品牌迈出了中国滑板职业化的第一步,不仅是给车霖提供鞋子等实物,而且他们为车霖开出了工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赞助,中国出现职业滑手是从这个品牌开始的。”据了解,日射品牌当时一度在各大滑板店销量可观,后期还为车霖出过签名款鞋子,其对于中国滑板的推动作用尤为明显。


中国滑板第一人车霖

 

不过好景不长,日射品牌只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便淡出人们视线。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甚至资料都少之又少,大部分只留存在了老滑手们的记忆中。日射的退出十分可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经营问题,另一面是国外大品牌进军中国,在签约滑手方面竞争直接且激烈,日射没能挨过竞争,最终暗淡退场。

 

在日射品牌之后,Nike SB、匡威、Vans等大品牌相继进驻中国。“2007-2008年左右,中国的一些滑手逐渐成长起来了,国外品牌拥有签约滑手的需求,这些品牌基本就把滑手们‘瓜分’了。”袁飞表示。

 

但由于其中一些大品牌并非以滑板为主要业务,不少滑手表示,他们在国内对于滑板的支持力度偶有波动。包括像赖科、袁飞在内的滑手都对我们表示,其中最为稳定的品牌就是Vans。

 

Vans素来以滑板鞋著称,从创立之初至今,其就与滑板运动、滑板文化深度绑定,自2008年进入中国以来,Vans不遗余力地支持着国内滑板运动、文化的发展。比如,过去三年,Vans都将自家创办的职业公园滑板赛VPS落地在中国,诸多世界顶级滑手在上海、苏州等地上演了巅峰对决。比如,Vans开设了免费的滑板学校,今年还创办了深入校园的“范大滑”Vans 大学生滑板巡回赛。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8年,Vans在华发展十年,中国已经成为Vans全球第二大市场。


VPS现场

 

当然,Vans在华推广的重要一步是签约或赞助滑手,目前Vans中国区签约了6位滑手,其中5名为国内选手,另外一位是在华多年的外籍选手。Vans品牌不仅是为滑手提供资金、产品方面的帮助,更为他们提供职业生涯规划建议。“我们会想很多途径去帮助滑手,我们提供他们曝光的机会,或者去国外交流等等。”袁飞介绍道,“目前我们签约的是国家级选手,如果他们滑的非常好,有这个潜力,我们会把他们升级成为亚太级别的签约滑手,甚至是向美国总部推荐,让他们成为全球滑手。”

 

而究竟何为职业选手?据体育大生意了解,滑手的职业生涯的上升通道大概分为三个级别,首先是FLOW级别滑手,这是对于一些天赋初现的滑手,品牌会不定期给予他们一些产品类赞助;往上一级是Amateur,这是对于一些已经小有名气的滑手,品牌会定期给予赞助产品,但滑手还不能从品牌拿到工资;再往上就是Pro级别滑手,品牌方会与这类人气、影响力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滑手签约,并为其提供工资、曝光机会、签名款产品、资源支持等等。当然,根据个人竞技水平影响力不同,职业滑手同样分为三六九等。

 

袁飞坦言,目前中国滑手的生存状况其实要比国外好很多,由于“僧多粥少”,在国外成为签约滑手的条件较为严苛。而国内则是恰恰相反,粥多僧少,也就说顶级滑手的数量较少,但品牌投入较大,这也就造成一种现象,国内滑手拿到赞助较为容易,“滑手滑得稍微有点样儿就能得到,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这对于一项运动的发展并不好。”

 


商业力量助力滑板运动发展

 

实际上,由于滑板的商业化特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滑板人才都来自于民间市场化、商业化的培养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品牌,更多来自社会的商业机构、商业力量对于国内滑板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便是滑板店。

 

“在一座城市里,有一家滑板店很重要,滑板店可以组织滑板比赛,传授给人滑板技巧,同时也是滑板人交流的地方,能够推动滑板文化的发展。”车霖在《Love Letter China》里的一番描述道出滑板店对于国内滑板产业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滑板店同样提供赞助机会,这是一些滑板玩家在成为Flow级别滑手前可能经历的过程。


Fly Streetwear 滑板店

 

国内的滑板店大致是在上世纪末时出现,大多是老一代滑板人开设,例如1997 年,袁飞开了青岛第一家滑板店鸟窝 OLDSCHOOL,1999 年,韩敏捷辞掉了上海牛奶厂的工作,创立了 Fly Streetwear 滑板店,2001年时,肖遥也在北京开起了滑板店Name,据他透露,那时候开店主要经营模式是靠滑板衍生品售卖来“养”滑板硬件生意,“那个年代基本是硬件销售为辅,服装鞋帽为主。喜欢滑板风格的人会来买一些衣服,但是硬件几乎赚不到钱。我们就是用买衣服的钱来赞助一些玩滑板的人。”

 

随着淘宝出现,滑板店生意一度受到较大冲击。如今,大多数滑板店都是采取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模式。有意思的是,随着滑板运动在国内不断的发展,滑板店的利润来源也发生变化,滑板硬件销售、培训教学反而是成为主要来源,服装销售比例在降低。而随着渠道丰富,如今滑板的价格已经不再高不可攀,从几百到上千,在各个价格区间消费者都能获得不错的滑板。

 

滑板店主大多怀揣对于滑板的热爱而从事这项工作,因此他们大多都会从赚取的利润中抽取一部分来回馈滑板,例如赞助选手、组织赛事等等,为滑手提供交流沟通的平台。

 

近几年,一些公司也进入到极限运动、滑板运动领域,其中一大代表便是北京的蹦酷体育,这家公司主要是从事滑板场地设计建造、极限运动场馆运营、赛事IP组织策划等业务。蹦酷体育最为熟知的是去年举办秦皇岛原力街头Street force 赛事。当时大赛的主题设定为“秦皇岛中国滑板回归25周年”,目的就是在中国滑板发祥地来致敬历史,致敬1994年中国滑板史上首次也是极为成功的一次滑板选手大集结。有意思的是,蹦酷体育董事长赵学俭本人也是秦皇岛人。据他当时向体育大生意介绍,当时赛事投入近300万元。


原力街头赛事

 

凭借那次赛事“原力街头”的品牌在滑板圈一炮走红,但并未停下脚步,他们又在场馆建设上费了一番苦功夫。前不久,蹦酷体育打造的“原力街头时尚运动能量馆”在北京朝阳万东文创园落地,滑板是其中重要的主题,这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专业滑板碗池场地,为滑手们提供了全新的消遣和练习之地。

 

赵学俭透露,该场馆斥资600余万元。目前场馆经营业态包括培训、场地消费、滑板店、潮牌店等衍生品销售。其中培训是蹦酷体育核心业务之一,他们组建了SFC滑板学校,得益于公司拥有的老滑手、国内顶级从业人员资源,目前SFC滑板学校已经累积了一定的人气和口碑。据介绍,蹦酷的教学理念还是遵从孩子的兴趣,从孩子本身出发,来完成滑板教学工作。按照蹦酷体育与资本方微影资本的计划,他们未来两年希望将此场馆复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10余家类似的场馆。


原力街头时尚运动能量馆

 

蹦酷体育还计划在秦皇岛落成“极限之眼”专业极限运动场地,未来原力街头赛事也将继续推进,此外,他们还希望将打造极限运动的营地教育等等。蹦酷体育对于滑板运动持续的投入也是看到了滑板运动以及极限运动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他们认为以滑板为代表的极限运动商业化潜力值得期待。

 

近一段时间,一部以滑板为主题的综艺节目《极限青春》在腾讯视频热播,除了最近更新的一期视频流量较低外,其余几期节目都拥有接近6000万次的播放量,而在微博上,截止截稿时,#极限青春#话题阅读量达到了6.6亿,谈论数为626.1万。该节目邀请了王一博、王珞丹和程潇三位人气明星,他们自带流量的属性让这项运动的推广工作迎来了崭新契机,动辄上万的评论数将滑板热带到了更广泛的圈层。


《极限青春》

 

节目中云集了数十位国内顶尖的滑板选手,例如“小鸡”王国华、JohnnyTang等等,对于这些滑手而言,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让他们的商业价值得到再度拓展,不在局限于传统的,依靠广告、商演、赛事奖金、赞助的生存模式。尽管在三位明星的高流量、高人气面前,这些选手的微博有些相形见绌,但明星与滑手之间在微博频繁互动仍然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曝光。

 

滑板圈内一些人士认为《极限青春》并未将真正的滑板呈现到观众面前。诚然,由于该节目的制作人是并非滑板业内人士,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不过就节目本身而言,以综艺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现运动,这其实是一件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的事情,如同《这!就是灌篮》带火篮球及节目中运动员那样,《极限青春》也有可能将滑手带到全新的高度。而最终这档真人秀节目能够为滑板带来多久的影响力,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



滑板入奥 官方力量入局

 

关于滑板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便是奥运,2016年8月3日,国际奥委会决定为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增添5个新的项目——滑板、冲浪、攀岩、棒垒球和空手道。很明显,这是国际奥委会在看到奥运会收视率下跌,申办热情下降后的调整之举。奥运会想要吸引年轻受众。而滑板代表着年轻,并且其商业价值也在不断攀升,这些因素推动国际奥委会做出此决定。不过,滑板人对入奥这件事态度褒贬不一。


 

支持者认为,入奥能够让滑板这样运动在国内得到官方层面的支持,正如其他入奥项目的发展轨迹,这意味着滑板运动参与者将有机会获得更好的训练参与的环境,比如资金、场地、赛事等等。而反对者则是对于滑板在奥运会的发展途径感到担忧,核心问题在于滑板精神与奥运竞技成绩二者之间的直接对碰。滑板人给外界留下的画像是追求自由独立,不喜欢被约束的,创造力和风格是滑板比赛必不可少的因素,而无论是奥运会还是国家培养的体制都会讲究规矩和纪律的重要性,这与滑手的天性有些相反,因此,很多滑板人担心这种情况下的滑板会丢失滑板精神,变得了无生趣。

 

社会滑手与奥运的对碰已经发生,随着东京奥运临近,像潘佳杰、刘佳明等知名的社会滑手已经走进国家集训队伍中。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管理问题。曾有新闻报道也提到,社会滑手对于国家集训队条条框框的管理模式水土不服。此外,2017年5月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出台了《滑板国家集训队组建管理办法(暂行)》,其中第五项第四条明确表示,国家队运动员的商务开发权归中国轮滑协会,而这一度也是摆在职业滑手面前的选择难题。

 

不过,一位接近滑板国家集训队的人士告诉体育大生意,如今集训队对于社会滑手的管理已经不那么“严苛”。社会滑手与跨界选材参加滑板集训的运动员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队伍对于前者的商业活动限制不多,并且他们也能够从队伍中得到一定的工资。


 

由于滑板过去多年来一直是民间主导,并且滑板具备一定的门槛,跨界选材的人员短期内也很难速成,取得好的成绩,因此,社会滑手目前仍是国家队的主力人选。但由于中国滑板运动发展较晚,基础薄弱,在成绩方面,中国选手们还难以追上世界滑板强国的滑手们,无论是街式还是碗池都是如此。“目前(东京奥运会)没有明确的目标,只能冲击奖牌,男子与国外差距太大,女子可能还有点戏。” 接近滑板国家集训队的人士表示。

 

无论因为滑板运动自身累积,到达了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还是因为滑板入奥带来的强大助推力,可以明显感知的是,滑板越来越火了。肖遥在接受我们采访时透露道,有数据表明,国内如今的滑板人数已经达到一千万,赵学俭也认为,今年滑板热度更胜以往。

 

如果将滑板在华过去30年的历史划分的话,从最初10年的摸索起步,到中期的起起伏伏,如今国内的滑板运动已经到了快速增长,或者说即将爆发的阶段。未来,随着官方因素和社会力量的双重驱动,滑板运动无论是在竞技还是产业方面都将得到更好的发展。谁也无法下一个30年会发生什么,但我们希望,国内的滑板运动能够始终带着它固有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而前行。



注: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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