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楼乘震：在巴老身边的日子 ——两位新华社记者对巴老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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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老身边的日子

——两位新华社记者对巴老的回忆

　　中国当代文学巨匠、“20世纪中国的良心”“人民作家”巴金于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1岁。巴金曾经在20世纪历史的关键时期感动过中国，这种感动已经铭记在历史之中。新华社著名记者郭玲春和赵兰英回忆起她们采访巴金老人的点点滴滴。

第一次见巴老

　　郭玲春：我第一次见到巴老，是在他的家里。这次难忘的采访是我一生中珍贵的记忆。那是1970年代末春天的一个下午，江南的细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叩开了武康路113号的大门，走过十几米长的小径来到客厅，巴老坐在一把高背的木扶手的沙发椅上，他站起来迎接我。我面前的巴老个子不高，一头银色的灰发，眼睛里闪着智慧的光。巴老一口四川乡音，讲话的节奏有些快，面对我这个不擅提问的记者似乎也不擅言辞，但他思路清晰，更有他这个年龄少有的敏捷。

　　采访开始，巴老回答我第一个问题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懂文学，我没有任何的写作诀窍。”这也是他经常在文章里所表白的，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并非故作谦虚，而是出自巴老的内心，但作为崇敬他的读者，我很难接受这样的回答。或许是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补充说：“我只是把这颗心交给了读者。”

　　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那年巴老75岁，他希望再有5年的工作时间，补偿损失的光阴。他告诉我，他还想做三件事，第一，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第二，写《随想录》；第三，完成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构思已就，题目是《一双美丽的眼睛》。这部长篇小说以知识分子为主角，通过一个女性的目光，从一个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遭遇剖析当今社会，而主题，仍然定格在反对封建礼教。他感慨地说，那个年代被高老太爷打了板子要叩头谢恩，“文化大革命”中挨了批判也要感谢对自己的挽救，朝代几经更迭，思路却一脉相承。巴老又提到了农村依旧风行的买卖婚姻，提到长盛不衰的长官意志，他认为，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对国家、民族的残害应当引起高度的警觉，他想在有生之年以长篇小说作为“投枪”，向尚未清除的封建主义再一次宣战。

　　听巴老讲话，你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感受到他身上依然跃动的一种激情，磨难和屈辱没有销蚀他的善良和意志，他还是1930年代那个《家》的作者巴金。

　　采访告一段落，我起身道别，巴老让我留步。他上楼取回一本书，说：“你来之前就准备了，今天是‘三八’妇女节，你的节日。”翻开书的扉页，上面写有赠给我的题字和巴老的签名，我记得那个日子：“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

　　回到分社，我翻阅《随想录》，我边哭边读着用血泪写成的文字。那天是周末，接到一个电话，说巴老即将出访法国，问我还有什么问题，他愿意再给我留出一些时间。我回答说不用了，因为材料足够，懵懂的我，竟然错失了再一次倾听巴老讲话的大好机会。之后，我写的通讯标题借用了巴老自己的话：《一颗燃烧的心》。这是我，一个读者、一个年轻记者有幸坐在巴老的身边，面对这位抚摸着自己的伤痛而期望国家强盛，为此捧出真诚的心的作家，所真正体味到的。

　　赵兰英：巴老确实是一个燃烧自己点亮别人的人。1979年秋天的时候，我也到了巴老的家，这个时候我当记者时间不长。这年11月要开全国第三代文代会，我去的时候抱了一个任务，就是想听听巴老对一次文代会的要求。这次采访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有两点，第一点巴老没讲自己在“文革”中怎样受迫害，而是说现在的形势非常好。因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文化界的平反冤假错案轰轰烈烈开始了，所以一大批的文化界人士过去被打成“右派”的，“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有的被赶到农村的，有的被赶到乡下的，都出来了，都获得了一些平反，而且1979年这个时候一大批作品也出来了，包括大家知道的《伤痕》《班主任》。所以，巴老第一句话就说，现在形势很好，一定要保持住，要抓住这个好的时期，不要把它错过了，错过了以后就很可惜，而且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但是据他所知，这次开会的形式还是不好，先是周扬一个很长的报告，然后就是请文化界的人士再来座谈。他说，这样给大家一个感觉，上面已经定了框框了，已经定调调了，那我们在下面再怎么讲也没意思了。这样的形式就不能让代表们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周扬的这个报告也写得不好。有些要讲清楚，要说的话没有讲清楚没有说明白，比如讲过去有些作品为什么是“毒草”，那么现在又为什么成为“香花”了，这到底是个什么原因，他没讲。开这个会你讲一些空头的话或一些号召没啥意思，就是要解决一件两件实质性的事。

与沈从文的友情

　　赵兰英：我曾经看到萧珊写给沈从文的信，这封信是萧珊1972年6月8日写的，那个时候萧珊已经病了，病得很重很重，巴金一家收到一封沈从文先生的信。从文先生的这封信有长长的5页纸，信里面讲了他所知道的北京的一些朋友的情况，然后讲北京的这些朋友都在想念你们，请告诉你们的一些情况。当时，因为巴老没有通信的自由，所以由萧珊给沈从文夫妇写了一封回信。这封回信比较短，也就是介绍了一下他们家现在的一些情况。从文先生收到萧珊写的这封信一直把它珍藏着，并在1984年复印给巴老。

　　从文先生和巴老，他们是1932年在上海认识的。他们的友情可以说是现在很多人无法理解，无法做到的。

　　大概1974年，萧珊写这封信的两年以后，沈从文先生有机会到上海来，去看望巴老。萧珊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巴老的家冷冷清清的。他们两个老朋友各自搬了一张凳子，坐在屋檐下聊天。我想，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伟人，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在巴老家四面墙上的那些大字报、那些标语还没有撕掉，两个人心灵上又有那么多创伤的时候，坐在一起交谈，那时的他们交谈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无法知道。我觉得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非常的遗憾。巴老一直在讲，友情和亲情是生命当中的一盏长明灯，一个人的生命如果说没有亲情、没有友情是没有意义的。

　　郭玲春：提到巴老与沈从文的友谊，想起了与我有关的一则故事。《再思录》有一篇《怀念从文》的文章，其中提到了我。从文先生去世的消息，最早是由海外媒体播发的，直到一周以后的追悼会，新华社才见报道。巴老在文章里写道：“一连几天我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我很想直到一点从文最后的情况。可是日报上我找不到这个敬爱的名字。后来才读到新华社郭玲春同志简短的报道，提到女儿小林代我献的花篮，我认识郭玲春，却不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吝惜自己的笔墨，难道不知道这位热爱人民的善良作家的最后牵动着全世界多少读者的心？！”之后巴老笔锋一转，自问自答，说后来有人告诉他，此事与记者无关，而是另有内情。意思是，郭玲春只是遵照上面的旨意而已。关于迟发消息，作为当事记者，我负有绝对的责任，但并不知情的巴老，是从哪个方面获得信息从而作出结论？

　　不久，我到上海采访，去华东医院看望巴老。刚看到我，巴老有些迟疑。我说：“巴老，你不认识我啦？”他立即敏捷地反应：“噢！郭玲春，那说明你很久没来看我了。”巴老靠在椅子上，我在他身边坐下问：“巴老，你在《怀念从文》的文章里说有人告诉你，迟发消息的事不怪郭玲春，这个人，是谁啊？”巴老突然咧着嘴像孩子那样嘿嘿一笑，说：“这，这个人就是我自己啊！”他边说边拍拍我的手：“就是我自己。”我们都笑了，为他的“狡黠”和如今 的“坦白”。我知道，巴老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一篇新闻报道，他是为朋友，为一代文人曾经和现在还面临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沈从文，这位中国优秀的作家，他的贡献、业绩长期以来被遗忘、被抹杀，在中国文学史上，只在“其他”这一章节上轻描淡写地扫过一笔。我读《怀念从文》，能感受到巴老的不平和愤怒，是为了他的挚友，也为许许多多有着共同遭遇的作家、文人乃至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

巴金在杭州西湖畔的鲁迅铜像前

他晚年一直生活在痛苦当中

　　赵兰英：他对感情、亲情、友情看得特别特别得重。有一件事情我很感动，大概是1993年的夏天吧，本来曹禺跟巴老约好一块儿到杭州见面，但是曹禺病了一生不让他来，曹禺失约了。巴老一直想念他，很快中秋节到了，巴老拿起电话给曹禺打电话，他就说了一句非常让人感动也非常智慧的话，巴老对曹禺讲：“我们共有一个月亮。”曹禺也非常的机敏，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60多年前曹禺的作品多是在巴老参与编辑的《文学季刊》和出版社发表的，那个时候曹禺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曹禺曾经给巴老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希望死在你前面，把痛苦留给你。”

　　曹禺比巴老年轻6岁，他走在了巴老的前面。所以巴老其实在晚年，一直生活在痛苦当中。他这个痛苦，一方面是来自他的病情，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心灵的痛苦。这个痛苦，一是朋友们一个一个地离开了他。比如去世比较早的郑振铎先生，他对郑振铎先生的感情非常深厚。巴老写怀念郑振铎的文章，但是一直因为身体的原因没写完。所以他觉得朋友们一个一个地离开了他，他很痛苦。另外，他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在于奉献，但是他现在老了病了，不能够奉献了，是向社会索取了，所以他感觉很痛苦。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说：“我老了，我是大家的包袱，我是大家的累赘，我再也不能够为大家做什么了。”他也多次的跟医护人员说：“你们不要抢救我了，不要用好药了，我已经96岁了，我已经不能为社会做事了。”他还说：“人家说我长寿，长寿其实是很痛苦的，长寿并不是一件好事，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现在很悲哀，什么也不能够做了，等死。”还有一个痛苦，他觉得一个作家靠写作生活，靠读者养活。所以他一直讲，他愿意像士兵一样拿着枪战死在战场，他要拿着笔去死。这也是他一生的一个信念。但是，他后来因为帕金森症等各种毛病，不能拿笔了，再也不能够写了。他就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对不起读者，很痛苦。他就是一个希望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社会、奉献给读者的这么一个很慈祥的老人。

　　记者们向巴老贺寿（前排左起：郑丽娟、巴金、姜小玲、褚珏泉；后排左起：徐福生、项玮、林伟平、赵兰英。）

好记者应该看到文字背后的东西

　　郭玲春：离杭州灵隐寺不远，有一所青砖白瓦的小院，这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创作之家”，也是巴老晚年每到杭州休息、工作的地方。1991年，我应邀前往，和巴老及他的家人一起度过了难忘的7天。

　　1987年，巴老完成了《随想录》的写作。我与巴老曾经有约，当《随想录》完稿后再作一次深入的采访，把他最真实的想法和文章背后的故事告诉我，巴老当时作了认真的许诺：“好！好！可以，可以。”但是，那一年中国文坛遭遇了“清楚精神污染”的“运动”。在中国，历来有“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的提法，以我的短视，心想很难落笔了，即便写，也很难发表，采访的念头也因此而搁浅。过了不久，陈丹晨给我捎来一句话：“巴老说，郭玲春讲过，《随想录》写完以后她要来采访我，但是她没有来。”这句看似随意却是认真的提醒触动了我，于是，便有了1991年春天的杭州之行，那次，我的先生也一同前往。

　　一早，我便到巴老的住屋向他问候，巴老问：“你怎么来啦？”我很吃惊，想，你安排的事转眼忘了？他慢悠悠地说：“我以为你又不来了呢！”说完便轻轻地笑了。哦，原来巴老是以他的幽默对我1987年的爽约表示“不满”。

　　“创作之家”小院里的大樟树下，放着石桌和石凳，巴老则常坐在一把藤椅上。从那天开始，每天早上将近有2个小时，我们坐在院子里，我问，巴老回答。巴老说：“你要是1987年采访我，我会比较有条理地回答一些问题，现在因为病，也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有些想过的却不能表达了。”我随口说：“巴老，我们不用太严肃，随意点吧。”巴老朝我望了一眼，很正式地回答：“这不是严肃不严肃的问题，我是认真的！”

　　面对巴老，我感到惭愧，以后，每天认真地做着笔记，巴老坦诚地谈对于文学的主张，对文坛现状的看法以及对故友，包括对鲁迅先生的怀念。巴老提到鲁迅时，我插话：“你当时见到鲁迅，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鲁迅，高大伟岸，对他既敬畏又感到神秘，巴老说：“你们有点把鲁迅神化了，我们与他接触，觉得他就一个普通的老头，他是很爱护年轻人的。”巴老还说，鲁迅先生写作，是想好了才落笔，他自己却是边想边写的。巴老对我，也是对所有的新闻从业者留下这样一句话：“一个好的记者应该看到文字背后的东西。”他是告诉我们，《随想录》和他过去作品中的内涵，需要记者自己去发掘和理解。

　　傍晚，我们常沿着灵隐寺小路散步，巴老的轮椅停在树阴下，我们远远地站着，望着他的背影，谁也不愿打扰他的沉思。他说过，在这个美丽的小城有着太多的记忆，他是在回味曾经的岁月，怀念故去的朋友，还是在思考新的课题？我没有问，我想，答案或许就在他的笔迹和谈话之中，任我们细细地去寻找。

是文坛的巨星，也是一个慈祥的老人

　　郭玲春：那些天，我们也去游园，常有些不相识的读者请求与他合影。有一次，我问：“巴老，你不是不喜欢照相吗？”巴老说：“是啊，可是我怕得罪人呐！”他说：“其实我的一生中有很多矛盾，比如，我和我大哥之间的矛盾，以后，我和我工作部门的矛盾，我和我的朋友之间甚至也有矛盾。比如与沈从文，就曾经有过一次笔战。”他说：“我发现，人的一生就是要在矛盾中度过的。”

　　我们谈喝酒、谈戒烟、谈钓鱼、谈电影、谈长寿……坐在巴老身边，离他越近，你越会感觉他的亲近、随和，如同你的父辈，你的朋友，他是文坛的巨星，也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一个宽厚的长者。分别的那天，我们与巴老道别，我先生说：“巴老，祝你长寿！”巴老的回答出乎意料，他说：“我已经很长寿了。”巴老又对我说：“现在，我不欠你的了（指答应采访的事），你也不欠我的，你不必为写而写，但是，我死了之后你要为我写一篇。”

　　今天，当我重读这7天采访的笔记时，突然发现，离巴老越近，我这支拙笔越无法表述他至高的精神境界。

　　赵兰英：我在这里想起几件小事。有一次，有一位医生为了检验一下巴老的视力怎么样了，就竖起一个手指，问：“这是几啊？”巴老说：“三！”大家都愣了，怎么会是三呢？巴老很理直气壮地说：“他竖一个手指，肯定是问我这个手指有几节骨头，不然的话他竖一个手指有什么好问的啊？”大家都笑了，巴老非常的幽默，而且反应也很机敏。当年美籍作家聂华苓到上海来，住在国际饭店，巴老去看她。她第一次看见巴老，所以很激动，走上前握住巴老的手说：“巴老，能和你握手，我非常的荣幸，你这只手是写过无数部伟大作品的手。”巴老把手抽回来，挥了挥，大声说：“这是一只吃饭的手。”大家先愣了一下，后来都笑了。这就是巴老的幽默。其实巴老讲了一个大实话，他一直觉得这是一只吃饭的手，作家是靠作品生存的，如果读者不买你的书，不买作家的书，那么作家就无法生存，所以他一直讲作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我们平时看到他的时候都觉得他一个人很沉默，不善言语，但是你要跟他熟了以后他就是非常的幽默，反应也是非常的快的。

　　冰心评价过巴老，说他是一个热水瓶，外面是冷的，里面是热的。我觉得冰心老人真的是很了解熟悉巴老，她这个评价真是太准确了，非常的形象。

对名利看得非常之淡的人

　　郭玲春：在杭州的时候我的先生送给巴老一张名片，巴老看了看我先生说：“我没有名片。”

　　赵兰英：讲到名片，我很有感受。大概是在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有一天也是在巴老的家里面，大家谈到一些社会现象，当时名片很时兴，连小学生也印名片，还印什么小队长副队长什么的。巴老在旁边听着，我转身问巴老：“巴老你有名片吗？”巴老说：“我没有名片。”他说：“名片是做生意交际用的，对于我没有用，我没有。”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用过一次名片。”我就说：“你什么时候用的名片？”他说他到日本去参加国际笔会。我问：“你名片还在吗？我想看看。”他说：“不在了，没有了，用过了就丢掉了。”我就继续问，你这个名片上面印的是什么呀？写了什么？他说就一个头衔，就是国际笔会会长，其他什么也没有。他连“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都没有印。我觉得这个老人对名誉非常淡薄，他根本就不想出名，但是他偏偏出名了，他不想张扬，偏偏非常的张扬。

　　社会上后来也出现一些对巴老不公正的议论，我觉得他们不了解巴老。他们说巴老你年轻很大了，怎么还当全国政协副主席，怎么还当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其实他们不知道，巴老根本不愿意当。他觉得当这种东西没有意思的。我记得1992年时候我去采访他，那个时候我们北京总社传下来一个消息，说巴老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去采访的时候就说：“巴老提前向你祝贺了。”他就非常地不高兴，说：“有什么好祝贺的，你不知道这是一个空位置，是个挂名的，我自己管自己都管不住，自己的事情还没做好，怎么去领导别人，怎么去管国家的事情，一个人还是多做一点实事比较好。”我记得那时他还说了他过去写过一个大镜子的文章，书房里有一个大镜子，他每天可以盯着它照一照，大镜子里面的他不是很神气，又老又憔悴，没什么好张扬的，没什么好神气的。但是，每天照照呢又提醒他，你啊，你老了，你的时间不多了，你快走向死亡了，你还是把多余的时间去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多做一些实事。他说他不是什么名人，也不是一个什么要去抢救的材料，他就是一个想拿着笔去死的作家。

我们从巴老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赵兰英：我有个想法，就是我们这些在巴老身边采访过的人，是幸运的，很多人没有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从巴老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不可能像巴老那样伟大，境界也不可能像他那么高，但是最起码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对社会对大家有用的人，这就是我的一点想法。

　　郭玲春：巴老曾经对我说过：“一个人要被人理解是很难的。”我问巴老：“那么，你觉得寂寞吗？”他想了一想说：“不，我不孤独，我的很多想法，对如何使国家、民族兴旺的种种思考，很多读者都和我有同感，虽然我们这个民族很衰老，很善良。”他略作停顿，又加上一句：“很老实！”“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说，“我对前途是乐观的，但是我们面前的路，很长很长。”

　　巴老已离我们而去，在夜空下抬头远望，我会寻找：哪一颗是“巴金星”啊？我想，巴老也在凝望着我们，为他的亲人、友人祝福，更期望这古老的民族走向真正的强盛！

（2010年10月）

左：赵兰英与巴老合影　　右：郭玲春与巴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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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忻世超

录入：饶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