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傅光明：老舍：“人民艺术家”与自由作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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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人民艺术家”与自由作家（上）

傅光明

　　近年来，研究现代文学，特别是研究现代作家，已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显露出来，即随着新史料的发掘，会发现，以往对作家和文学史的书写，已成定论的许多研究成果，受到挑战与颠覆。事实上，我们在对一个作家进行文学史书写的时候，对把他同时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书写，显得并不充分。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只关注在文学史里给作家一个“文学”的定位，而忽略了躲藏在文学深处的“历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关于这个“历史”所需要的相关资料，相对艺术文本来说十分匮乏，甚至根本就消失在了历史的真空里，连踪迹都难以寻找、捕捉。尽管作家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自叙传的性质，但它并非自传。即便自传，也非绝对可信。因此，无论是研究者写作家论，还是从作品人物、结构、主题、思想、艺术等层面进行剖析，时常与那个“历史”分割开来，也是自然的。这很像考古发掘，在没有史料印证的情形下对历史做出难免主观的推论常常带有冒险性，因为一旦有新的文物出土，以前的推论就有可能化为云烟，连沦为笑柄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以“历史”之眼关注“文学”，或可带来新的学术可能性。

一

一份新史料

　　《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北京市文联这个裴多菲俱乐部——北京市文联1949——1966.5.大事记》（以下称《大事记》），标明“初稿”，16开，54页，铅印，封皮已退成浅蓝色，下方注明“北京市文联《向太阳》革命造反兵团编”，时间1967年8月。这是一份难得的新史料。

《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北京市文联这个裴多菲俱乐部——北京市文联1949——1966.5.大事记》

　　开篇首页红字印刷着两段“最高指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员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出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翻过页，是落款为“北京市文联《向太阳》革命造反兵团总部”的“几点说明”，明确说明“这个《大事记》，选择了北京文联十几年来的重大事件，包括以前在文联工作过现已因各种原因调离的一些人的部分言行，和现在文联编制之内的人在未调进文联以前的某些重要言行。这个《大事记》，侧重选择了文联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部分事例，因为篇幅所限，而对广大工农兵群众及文联广大干部和群众跟黑线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则描述不多”，还强调指出“这个《大事记》，只是个初稿，一定会有重要的疏漏，甚至错误”。今天看来，只涉及老舍的内容，就真的存在“重要的疏漏”。也正是这个“疏漏”，使我们有可能反向推论老舍对“自由”有着一份执著的精神坚守。

　　从这份以编年形式编写的《大事记》本身看，锁定的“批判斗争对象”主要是三部分人，即“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因此，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非主要“斗争对象”的老舍，里边提及的文字并不多，全部摘录，也只有以下15条：

1

　　1950年，“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舍在美国出卖他的《骆驼祥子》，混到1950年回国。彭真、周扬、李伯钊等人视为珍宝，安排在北京市。老舍也抓‘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他大写太平歌词‘文章会’。他的口号是：‘再没有比成功再成功的了。’就是说只要成了名成了家，就是好样的。十足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哲学。同时，他在逎兹府买下房子，招兵买马，大肆拉拢。三教九流，无所不致其极。后来把一些人安插在文联及所属团体中。”（第2页）

2

　　“3月间，卖国主义电影《清官秘史》出笼。……后来，廖沫沙又示意老舍写‘戊戌政变’，屡经翻改最后以反动剧本《茶馆》出笼，为封建主义唱挽歌，为旧社会招魂。”（第2～3页）

3

 　　1950年9月，“由彭真授意，李伯钊出题，老舍欣然领命而创作的话剧大毒草《龙须沟》在《北京文艺》创刊号上出笼。……由本年国庆节开始，逢年过节均由老舍开一个穷困画家名单，由文联赠给十几元，二、三十元。后来成立了‘国画研究会’，也是由老舍及右派徐燕荪、王雪涛等把持。”（第3页）

4

　　1951年，“12月，由于《龙须沟》给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树碑立传有功，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把反共老手老舍封为‘人民艺术家’，并举行授奖仪式。当时北京市新闻处叫嚷说：老舍‘提供了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光荣范例，’‘是文艺工作者一面光荣的旗帜，’公开树起这面黑旗，对抗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第4页）

5

　　1955年5月，“《北京文艺》创刊（十六开本，这个刊物一直到66年5月被迫停刊）。由老舍署名的发刊词中，鼓吹反映旧市委把持的这个北京独立王国，为首要任务。”（第8页）

6

　　1956年，“本年。反动臭‘权威’老舍炮制出大毒草《西望长安》。第二年一月，乘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疯狂进攻之际，又抛出大毒草《茶馆》。”（第12页）

7

　　1959年3月，“市文联与文化宫、首都图书馆、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业余文学创作讲座’，老舍作了污蔑工农群众创作、反对党的领导、胡说：‘百花齐放就是政治挂帅’的黑报告。”（第19页）

8

 　　1959年，“本年。老右派老舍在一年里连续抛出三株毒草《女店员》、《红大院》、《全家福》。”（第20页）

9

　　1960年3月，“旧市委集中市属文艺单位及大专院校文科师生约百余人至工人体育场，开展对文艺上修正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的学习运动。巴人，李何林，白刃列为批判重点。（原来老舍也是批判重点，材料都已印出，但因旧市委包庇，又把老舍勾掉了。）”（第21页）

10

　　1961年3月，“反党老手分别于《人民文学》《剧本》月刊抛出大毒草《宝船》和《义和团》（即《神拳》）。”（第24页）

11

　　1962年，“3日至26日。广州会议。北京市文联有老舍、刘厚明参加。这是一次替资产阶级分子‘脱帽’，让反动‘权威’出气的黑会。老舍在会上大放厥词，还胡说什么‘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如改一字，男盗女娼’。”（第30～31页）

12

　　1962年5月，“又召开林斤澜创作座谈会。反动权威老舍、谢冰心等在会上大发厥词。”（第31页）

13

　　1963年，“2月22日到27日北京市第三次文代会。林默涵、邓拓都到会作黑报告。并由老舍在会上作《更好地发挥文学艺术的战斗作用》的黑报告。”（第34页）

14

　　1964年2月，“反党分子邓拓指示《北京文艺》发表臭权威老舍改编的大毒草戏曲《王宝钏》。”（第39页）

15

　　1966年5月9日，“赵鼎新、田兰决定安排反动权威老舍下乡。名为搜集创作素材，实为逃避文化大革命保护臭权威。往返二十几天，仍用高级阶层特殊待遇，打电话给溪翁庄四清分团团长张国础说：‘老舍下乡与一般人不一样，要找个好点。并规定不吃派饭、单独住一间房等……。去时指派两名干部护送，并责成另一干部随同，用小卧车接送。’”（第51页）

　　《大事记》的内容至少可以显示出两点，第一，反向透露出当时的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情况，如1950年的编年记载：“年初，建立了所谓的‘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把汉奸文人、鸳鸯蝴蝶派、武侠剑仙的作家、牛鬼蛇神等不加审查，全部包容下来，如敌伪时专写黄色小说的‘女作家’梅娘，写鸡鸣狗盗的杨六郎，写才子佳人的张恨水等等。他们定期集会，高谈阔论，却名之曰‘研究大众文艺’。赵树理、王亚平、连阔如、辛大明、苗培时都成了该会的领导人物。”（第1-2页）

　　第二，“革命群众”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凡在册批判对象身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都逃不过斗争者的法眼。举两个例子：

　　1.1964年编年纪录中与老舍相关的一条纪录即可看出——“本年。三十年代黑线人物草明调来市文联。她的长篇小说《原动力》于1949年出笼，《火车头》于1950年出笼。后《原动力》译成波兰文。1951年草明出席在波兰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她和波兰出版商谈稿费时，竟然提出要美金。当时，和大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而作为中国人民出席和大的代表，却向波兰出版商要美金，其用心何在，昭然若揭；其影响之坏，波及国内外。但是，由于当时东北局宣传部包庇，并未做任何处理。”（第42～43页）关于草明“向波兰出版商要美金”是她于1966年8月23日在市文联批斗老舍，当场揭露他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拿美元版税之后，被其他“革命群众”揭发出来的。也就是说，上边第一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舍在美国出卖他的《骆驼祥子》”，以及关于草明要美金这一条，都是造反兵团的历史书写者，在1967年的大历史背景之下写成的事后证明并非编造的“当代史”。

　　2.1965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谈话中，彭真问邓拓，‘吴晗怎么样？’邓答：‘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只问真理如何，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第44页）这样的细节，或许正是能够拣拾起来的历史的一个碎片。

　　《大事记》中类似这样的碎片还有很多，它们看似分散，但对于多元地呈现以及研究那个历史时段的人与事，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仅罗列一些其中涉及到的政治及文化界的人物，除了老舍，还有彭真、周扬、胡乔木、邓拓、吴晗、廖沫沙、夏衍、端木蕻良、赵鼎新（原北京市文化局长、文联党组书记）、王亚平（市文联第一任秘书长）、李伯钊、曾平、田家（市文联第二任秘书长）、张梦庚（市文联副秘书长）、张季纯、陈克寒、白刃、田兰、杨沫、雷加、古立高、草明、刘绍棠等，即可见一斑。尽管这份《大事记》为“文革”时期北京市文联《向太阳》革命造反兵团“革命群众和革命领导干部共同编撰的”，但时隔40年之后回眸，若把它与其他或文献或口述进行交互考证，或可以发现有的历史碎片发出了亮色，变得清晰起来。诚如翦伯赞所说：“保存在所谓正史上的史料，也不是完全可以从正面看得出来的；但在它们的反面或侧面，却往往暗示出一种重要的历史内容。我们若是把这种有暗示性的史料放弃了，那便是重大的损失。”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2008 (2) :165-175

注：本篇为《老舍：“人民艺术家”与自由作家》上篇，请点击“阅读原文”阅读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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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